1976年我中学毕业，被分配去奉贤燎原农场下属的农业连，一个在芦苇滩圈地，待开发的新连队。
新连队白手起家，日子过得比老连队还清苦，也因此人更容易满足，吃点好的就灿烂。
阶段性开荤，吃红烧肉的日子，有过节的气氛。早上下地干活开始倒计时，看着太阳底下自己影子的缓慢变化，有些煎熬。午休收工三步并两步，回宿舍拿起搪瓷碗，去食堂等开饭。第一个从厨房端肉出来的人，脸上有中奖后的喜悦和得意，后面排着队的人，个个把眼睛和鼻子凑到了他的碗里，他索性夹起碗里的肉，大大咧咧地边吃边走，走出食堂没几步就光盘了，他感觉只是打了个牙祭，拿着带汤汁的碗，折回食堂。第二碗三口两口，刚吃出点感觉又见底了，他再去食堂打第三碗。大伙儿也都是这种吃相，在色泽光亮，入口即化，油而不腻，咸中带甜的红烧肉面前，丢失了矜持，沉浸在买买买、吃吃吃的狂欢中。女生吃到第三碗开始回归理性，想到了克制和自律，男生则一而再，再而三，直到食堂售罄关窗为止。
总是在任性后才发现，厚厚一沓饭菜票，缩水成了薄薄的几片。我们第一年月工资18元，第二年涨到24元、27元不等。一顿红烧肉，消费掉了五天至一周的菜金。吃肉时有多爽，往后的日子就有多难。
穷则思变又有女朋友的男生，路过池塘，摸点鱼虾，途经犄角旮旯的菜地，摘点瓜果蔬菜，回来开小灶，小日子也滋润。盐碱地里有宝藏，男生用铁锹往地下挖，运气好时，潮湿的土壤里有多个小孔，用手或工具往洞里掏，飙出水来的，大多是蛏子，一掏一个，攒满一盆，回去洗净清炒，味道鲜得掉眉毛。
另一个救济办法是回上海探亲，返回连队时多带些菜，诸如炒酱、干煎咸带鱼、油氽豆瓣之类，还有充饥解馋的饼干，猪油炒面粉，糖果等。去一趟上海回连队，人气变旺，嘘寒问暖来的人，笑中不怀好意，当事人拎得清，这是来求“开衩”的。“开衩”是连队约定俗成语，分发食物的意思。
不得不提，人人必带的猪油炒面粉，相貌平平，接地气但很讨喜，干吃时，面粉喷得嘴里嘴外，吃相难看却欲罢不能，用开水冲泡吃时，香味飘溢让旁人流口水。前几天我在一家港式糖水铺，点了款店里的招牌甜点，翡翠开心果糊，味道和炒面粉惊人相似，琢磨了半天，醍醐灌顶，自认为其中的重要食材，如出一辙的源自熬出来的猪油。
还有一次，排里一女生从上海带回两大盒巧克力，她并没有躲在蚊帐里独乐乐，而是拆封分发。上世纪七十年代我的认知，还局限于凭外汇券去友谊商店买回砖头般的纯巧克力。而她分发的是弹性巧克力，饼干大小，入口后在舌尖和天花板之间Q弹几下，再被上下牙齿轻压几下，等融化后再咽下。我惊讶于她的大手笔，她悄悄地对我说，她爸在食品进出口公司任职，那批巧克力是进口检测中的等外品，内部以白菜价处理了。可我们哪里品得出等内等外？改革开放后，我去境外出差和旅行，见有巧克力专卖店，总会进去寻觅记忆中的那款，有似曾相识的，但确认后并不是。寻觅的目的已不单为了吃，更是一种怀旧。
我在农场待了三年，1979年高考后回到上海。论吃，农场里的苦和甜，治愈了我挑食的毛病。吃的种类拓宽后，身体变得圆润，既喜也忧。只是当年农场没有羊肉、驴肉、兔肉，不然现在大概率不会还忌吃这类东西。（瑞 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