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古代封建社会中，节令习俗发展的顶峰，季节性的体育活动也随之蓬勃发展。宋朝季节风俗中的体育活动继承了唐代的风格，创造和发展起来，在中国体育史上独树一帜。
一、民间体育场所的普及民间文化从中唐发展到北宋，商业市场的规模远远超过唐代。为了满足城市人的娱乐需求，在一些繁华的大都市里，出现了一个综合性的娱乐场所——瓦舍。瓦舍又称“瓦子”、“瓦司”，其起源尚不清楚，但它作为城市繁荣的产物，到了北宋，一直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文化体育表演场所，吸引着京城文人阶层进行趣味消费、自由旅游。
北宋京都的瓦舍集中在皇城的东南角，作为各种戏曲的聚集地，每一个瓦舍都被分成若干圈进行表演，称为“勾兰”。一般来说，演出时间、场地和艺术家都是提前安排好的。还有一些移动屏障，称为“挂钩”、“游客棚”等，分布在城市的每个角落，以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
《宋史》记载：“左军球头苏述长脚幞头红锦袄，余皆卷脚幞头，亦红锦袄十余人，右军球头孟宣并十余人。”
武术作为传统体育项目，在瓦舍表演中增添了娱乐功能，有“掉刀”、“蛮牌”、“牌棒”等表演。蹴鞠运动上，宫廷蹴鞠在瓦舍的流行，也丰富了民间体育的发展。出现了当时有名的球头苏述、孟宣，相扑运动更是如此，民间的相扑高手一般聚集在瓦舍中。
民间瓦舍中的相扑，沿袭了宫廷开场的规矩，并加以改变，更迎合市民阶层的需要。大概是要先由女艺人出来“打套子”，演绎花拳绣腿，再由相扑手出场，全力相争，胜者可得赏金。
瓦舍里的演出和观赏不会受到风雨寒暑的限制，每日看客如云，盛况空前，观众中不仅有市井细民，还有皇室贵族、文士书生、官僚幕客等上流阶层参与其中，可谓是士庶咸集，老少毕至。瓦舍作为北宋民间体育的竞技场所，为宫廷体育文化在民间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丰富了市民的娱乐生活，也使民间体育的职业化、规范化、社团化发展。
清明前后，春暖花开，气候宜人，是人们从事各种体育活动的好时机。此时，体育活动丰富多彩。蹴鞠，又称踢足球，在宋代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活动:一种是有目标的比赛，另一种是无目标的比赛。这两种类型的比赛存在于两种不同的娱乐活动中，第一种是在帝王和贵族的宫廷宴会上举行的，后者是在清明节期间由群众举行的。
《事林广记》记载：“如打三间镰，丝围子各阔三尺四间阔四尺以，至八间阔八尺。如九间至十三间，止得阔八尺，不许加增。每间阔四小步。”
不用球门的踢法，是以踢出花样动作为输赢，叫做白打，白打场地用丝围子围起来。在十二小步平方的圈子中，三个人轮流踢球，以动作失误和不够规范计输赢筹数。如踢给对方的球不到位，输一小筹，踢出了围子则输一大筹，踢出的球不够高，太毒、太重，不该转身的转身了，都有输筹。最后以得筹多者为赢。
白色玩法可以由两名玩家、三名玩家甚至十名玩家玩。二人叫二三人叫花枝，又称小官场四人叫流星，又称四人，五人下火，又称破皮六人，七人落水八人隔海，又称凉伞九人踢十人心。有一条固定的路线。然而，根据古籍和文物图像，人数最多的是三个人。
白打踢法是宋代社会群众性极广的自娱性活动，上自皇帝下至庶民，都喜欢以此作为娱乐。现存上海博物馆，有元代画家钱选摹仿北宋宫廷画家苏汉臣的一幅《宋太祖毗鞠图》，图中画的是宋太祖赵匡清、宋太宗赵匡义，与大臣赵普、郑恩、楚昭辅、石守信六人踢球。
在广大民众中，踢球则是清明节到郊外活动的一项内容。南宋诗人陆游在《剑南诗稿》中多次写过杭州、梁州一带民间的踢球活动，“减鞠墙东一市，秋千楼外两旗斜。”在全国各地也都有在清明节踢球的习惯。《事林广记》是南宋人陈元靓编的一部家庭百科全书，把踢球方法收人在家庭娱乐类的“戊集”之中，可见踢球活动在宋代民众娱乐中的重要地位。
端午节龙舟竞赛在我国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它的起源与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是分不开的，经过几百年的流传，唐、宋两朝官府的提倡和人民的推崇，使这项具有纪念意义的民问活动更具有体育竞技的色彩。
宋代的龙舟竞赛分为龙舟竞渡以夺标为主，和龙舟花样表演二项，北宋的龙舟花样表演主要分为“旋罗”、“海眼”、“交头”等花样，龙舟竟渡比赛一般安排在龙舟花样表演结束后。龙舟竞渡由裁判员用小旗把所有船只招回，南宋的龙舟竞渡也是由执彩旗的裁判人员以旗招之。
北宋体育活动的频繁开展和民间体育组织的出现，虽有利于体育文化的传播，但也给社会带来了一些潜在的安全问题。
北宋是军事体育形成的重要时期，不仅在宫廷中流行，在民间发展也普及开来，出现了弓箭社、忠义社等具有一定战斗力的军事武艺团体。武艺精熟者为“教头”领导着社团迅速发展，但也存在着私藏兵器、扰乱社会秩序的隐患。对于当时民间的习武结社活动，统治阶级内部态度不尽一致，因此政府采取不同程度的压制。
《宋史》记载：“兵器并拘入官，弓箭社人依已降指挥放散。”
北宋初期，政府基于形势的需要，认为民间习武结社组织可以作为抗御外患的武装力量，采取宽松的限制。起初统治者规定，将兵器收归入库，以限制民间体育社团的发展，统治阶级严禁民间社团私藏兵器，仅准许拳术练习，这样既可减轻社会隐患，又能使人民习武自卫。
后期由于民族矛盾尖锐，加上军事体育社团的不断壮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同时在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下，北宋统治者对民间体育发展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严禁民间武装发展。对于民间武艺结社组织，采取严格的限制，凡是领导者便*头处置，以起*鸡儆猴之效。到了徽宗时期，更是下令禁止民间的武艺社团的发展，“敢为首者，加以重刑”。
除了对民间军事体育发展限制，对待风靡的赛舟竞渡运动，北宋政府也施加阻力，进行遏制。北宋竞渡规模很大，有千余艘船参与竞赛，引得众多游人观赏，但观看人数众多，加上观看竞赛时热情高涨的兴奋状态极易引发踩踏事件。
竞渡比赛中还出现为争夺冠军还经常发生殴斗事件，引起混乱、*伤，扰乱社会秩序。因此，为了杜绝在争标、赛舟时发生踩踏、斗殴等事件，政府对龙舟争标特加禁焉。太祖时便于乾德元年，“禁湖南竞渡”，同时在龙舟争标的发展中，官府为了维持秩序，会将龙舟时打架斗殴的人抓捕入狱，以儆效尤。
北宋对于民间的体育的限制是比较严格的，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对于具有社会隐患的体育活动，朝廷给予否定，束缚它们的发展。但这些禁令仍然不能阻止北宋人民对体育运动的喜爱，促使体育运动在宫廷与民间不断融合。
参考文献：[1]《宋史》
[2]《事林广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