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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死率60%的耳念珠菌是什么？继它在美国爆发病被列入美国“紧急威胁”名单后，中国也发现了18例。不过好消息是，国家卫健委和北京市疾控中心已对此分别发声，指出对于免疫力正常的普通人群而言感染耳念珠菌并致病的可能性不高，且“有药可治”。广大社会公众无需惊慌。暂时的担心缓解了，但人类和致病菌的上万年争斗仍将长期持续。一方面人类在进行抗菌药物研发，一方面致病菌也在自然选择原理下迅速发生适应性进化，目前看这场生命赛跑中人类并不占优势。因此，敬畏进化论的基本原理，控制抗菌药物滥用，应当成为社会共识。
“超级真菌” 耳念珠菌 （图源：美国疾控中心官网）
近日来，“中国有18人感染高致死率的‘超级真菌’耳念珠菌”的消息在公众中引起了不安。国家卫健委和北京市疾控中心对此分别发声辟谣，指出对于免疫力正常的普通人群而言感染耳念珠菌并致病的可能性不高，而且中国发生的感染病例中的致病菌均非具有多重抗药性，还是“有药可治”的，广大社会公众无需惊慌，也不必采取特殊防范措施。
幸而是虚惊一场。不过，“油盐不进”“百毒不侵”的“超级菌”古已有之，但是滥用抗菌药物造成的定向选择导致“超级菌”大行其道的隐忧，却是近几十年来才出现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抗生素固然拯救过无数的生命，又何尝不会反过来成为“细菌战士”的演武场？
人类和致病菌的上万年争斗仍将长期持续，一方面人类在进行抗菌药物研发，一方面致病菌也在自然选择原理下迅速发生适应性进化，目前看这场生命赛跑中人类并不占优势。因此，敬畏进化论的基本原理，控制抗菌药物滥用，应当成为社会共识。
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谁是真正的主宰？也许是人类，莎士比亚笔下的“智慧的精灵、万物的灵长”；但是从数量上来看，却是那些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小小微生物，如细菌、真菌。根据科学家的估计，海洋中的微生物的细胞数量大约是10的30次方个，其重量相当于2400亿头非洲象。
这些看不见的小生命不仅存活于幽暗的海底、丰饶的土壤、寒冷的冰川，也和谐地栖居在我们的体内。据估算，我们自己的身体大约由30亿个细胞组成，但是寄居在我们体内的细菌和真菌细胞却超过了100亿。无论皮肤还是脏腑、鼻咽还是胃肠，处处有它们的身影。
应当指出，绝大多数依偎在我们体内的小生灵不但对我们没有害处，而且十分有益。譬如我们所需要的维生素K主要就不是由食物摄取或自身细胞合成，而是借助于体内微生物的供应。但是还是有一些害群之马，使人类饱受病痛折磨。譬如中世纪让欧洲人谈虎色变的“黑死病”，就是由鼠疫杆菌造成的。
历史上，面对所谓的“大瘟疫”，人们只能求助于祈祷神明。直到1928年的一个意外发现，才开始让天平向有利人类的一方倾斜。
苏格兰医生弗莱明培养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培养皿时意外受到青霉菌的污染，结果青霉菌近旁没有葡萄球菌存活。后来证明，是青霉菌分泌的一种化学物质——“青霉素”——抑制了球菌生长。
青霉素在二战中大放异彩，在伤寒、肺炎等战场疾病肆虐之际，人们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个菜市场上找到了一个发霉的甜瓜，并在这个“拯救世纪的甜瓜”上找到一个可以产生每毫升250单位青霉素的青霉菌株。到1944年诺曼底登陆时，青霉素的产量已经高达每月上千亿单位。直到今天，世界上所有用于生产青霉素的菌株都来自这个甜瓜。
青霉素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抗生素，此后人类又先后研发了链霉素、四环素、红霉素的一系列抗生素，大大提高了多种疾病的治愈率，使得人们的平均寿命空前延长。
然而，微生物是一个数量极其庞大、繁殖极其迅速的军团，一个细菌也许24小时内就能繁殖出数以万计的后代，产生大量基因突变。在大量的后代中，就产生了一批令人头痛的超级战士，对抗菌药物见招拆招，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使人类的重重围剿化为徒劳。
这样“硬核”的微生物究竟是何方神圣？为什么让人类一度如获至宝的灵丹妙药，也对它们束手无策呢？毕竟姜还是老的辣，对于已经在这个星球上存活了几十亿年的各种细菌、真菌而言，人类还“太年轻太单纯”。
仅以真菌为例，它所可能采用的让药物失效的方式就包括而不限于：（1）改变药物靶向蛋白的结构，直接使得药物无法与酶结合而失灵；（2）在细胞膜上设立“外排泵”，直接把药物从自己细胞里排出去，降低药物浓度；（3）在细胞外面建立一层多糖蛋白质的膜，彻底“御敌于国门之外”。总之，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们做不到。
这些巧妙的防御手段有着很古老的历史，科学家们在有三万年历史的北极冻土中曾分离出具有耐药性的古老DNA。而且它们还随着微生物的大量繁殖和大量基因突变而不断产生、不断翻新。最令人头痛的是，微生物对于这些写在DNA分子上的花招，还可以通过基因的横向传递机制订立“攻守同盟”，互相交流信息、勾结起来。
什么是基因的横向传递机制呢？人类的基因是通过繁衍而纵向代代相传，微生物却不限于此，它们可以从环境中获取游离的DNA分子，或者从其他生命中获取DNA分子，而使得自己得到某种之前不具有的基因。
譬如，细菌中往往具有称为“质粒”的小型环状DNA分子，有的细菌的质粒上可能有耐药性基因，结果通过质粒的接合、转导等作用，一个细菌中的耐药基因迅速一传十十传百，培养出一大批“超级细菌战士”。
不过，在抗生素被人类发现和广泛使用之前，这些“战士”并没有什么用武之地。因为根据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生物的任何一种特性，如果能够使它更好地适应环境并产生后代，这种特性就更有可能传递下去。在前抗生素时代，具有耐药性并不会使得某个细菌比同类的其他细菌生活得更好，所以耐药性基因算不上优势基因，很多细菌也并没有耐药性。
但是抗生素时代带来了巨大的选择压力。没有耐药性的微生物被迅速*灭，但是具有耐药性的微生物总是客观存在的，同类的减少使它们有条件获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和营养来源，迅速大量繁殖，填满了原来由同类所占据的生态位。
还是以最近新闻的主角耳念珠菌为例，对于这类真菌人们常用的药物包括唑类、多烯类、棘白霉素类等，如果是对其中某一类药物产生耐药性的菌株，我们可以用其他药物*灭，但是倘若对上述药物都产生耐药性，我们就束手无策了。根据自然选择原理，倘若在多种药物共同筛选下，这种可怕的超级真菌的诞生在逻辑上是可能的。
所以说，抗生素的发明和广泛应用，应当辩证地看待，它无疑是“弗莱明福音”，是人类取得的重大科学成就，但也未必不会造成“达尔文诅咒”，给我们带来更可怕的敌人。
念珠菌 （图源：美国疾控中心官网）
“核武器的威力恰恰是它在架子上时”抗生素的研发使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和大自然之间的一场惊心动魄的赛跑。一方面，人类可以不断研发新的特效药物对付致病菌，但另一方面，致病菌也经受药物的一次又一次选择，留下最顽强的后代并不断生存下去。
然而，我们可能并没能在这次战斗中占有有利的地位。新药物的研发只能靠大量的投入和科研工作者的辛勤工作，但是微生物可以迅速产生大量后代来接受选择，它们对于外来物质的敏感程度和适应速度有时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有时一种新药刚刚投入临床应用，马上就要面对产生了耐药性的“超级菌”。
从这个意义上讲，类比一句军事上的名言，“核武器的威力恰恰是它在架子上时”。具有某种特定效果的抗菌药物如果没有出现在环境中时，它才是最有效果的，因为它一使用就可以*灭大量病菌。但等它业已投入使用，就马上会培养训练出一大批自己的对手，而迅速失去价值。
如今，抗菌药物滥用的风险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11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呼吁“控制抗菌素耐药性，今天不采取行动, 明天就无药可用”；2016年9月21日, 联合国大会召开会议讨论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 并将其视为“最大和最紧迫的全球风险”。
图源：美国疾控中心官网
2018年11月12日, WHO公布了基于65个国家调研情况的《抗生素消耗监测报告》, 报告指出，如果任由耐药性泛滥的趋势持续下去, 世界很快便会耗尽有效抗生素。一旦失去有效抗生素和其他抗菌药物, 便意味着人类在防治传染病和延长生命方面取得的许多进展就此丧失。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耐药性危机不是一个单纯的医疗问题，生产生活污水特别是养殖业排污也有可能造就“超级菌”。从1950年美国食药监局（FDA）批准将抗生素用于动物饲料以来，抗菌药物在全球多国的养殖业中都被广泛使用。而养殖业的环境管理相对粗放，很可能一个排废水的池塘就容纳了含多种抗生素的废水，在这种环境下一旦产生具有多重抗药性的超级菌，后果不堪设想。
正因如此，为了人类未来的健康生活，抗菌药物滥用问题就不仅需要政府和医疗业界采取举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
如WHO副总干事福田敬二所说：“在后抗生素时代, 一次普通的感染或是小小的损伤就会致命, 这不是圣经里的灾难故事, 而是一个真正有可能发生在21世纪的悲剧”。
虽然说这次在我国发现的耳念珠菌并非具有多重抗药性，称之为“超级真菌”言过其实，但是抗菌药物滥用的风险还是应当引起人们的深思。
作者 | 谷宝骅
排版 | 执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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