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晨曦微露。朝阳公园东二门和东三门之间，步履匆匆的游行队伍正陆续赶往安检区域，通过安检的人群准确地按照随处可见的指示标志，找好自己所在的车辆，登车出发。在这片不大的空间里，近6000人、8个批次、不同方阵的游行队伍忙而不乱，他们将在短时间内被送抵各自的候场区域。
与此同时，全市31处群众游行远端集结点展现出同样的繁忙和秩序，车流、人潮如同依次输入计算机主机的数据，整合完毕后，再有序输出。游行群众、70组彩车准时到位，人车汇合分秒不差，在电视屏幕看不到的地方，无数人为了这一天的精彩呈现，奉献出难以计数的汗水。
也许再过10年、20年，集结交通部的工作人员李新莲也还能记得6月中旬那个炎热的下午，她第一次和群众游行指挥部集散交通部线路处、交通保障处及安保部、特勤局工作人员，前往农展馆、先农坛体育场实地踏勘的种种细节。场地总面积、停车场容量、能够供游行群众等候的空间、厕所设置的位置、必须的疏散通道、对周围市民正常生活是否会造成影响……桩桩件件的难题扑面而来。
“交通集结和疏散，就如同一个用来整合的机器：从各个方向聚集过来的人群，犹如一个纠缠在一起、杂乱无章的线团，经过了这个机器的整合，他们成为一条条清晰的毛线，等候着在长安街上织出焕彩华章。”李新莲说。
在31个远端集结区里，朝阳公园显然是最令人关注的地方：人数最多、目的地最多、整合难度最大、对游行团队抵达的时间要求最严，有的团队要在崇文门的近端集结点下车，有的则要在金宝街、金鱼胡同等位于长安街以北的区域下车……任何一个细节想不好，都有可能导致游行队伍尚未集结，就已耗费大量精力，从而影响几个小时之后的行进。
在第一次预演的时候，各种前期已经预料到的问题果然悄悄浮出了水面。一辆车来早了，结果却在交通要道上堵住了后面按时抵达的车子，应该按照顺序在预定下车地点进入近端集结区的队伍，被迫在老远的地方陷入漫长的等待；厕所不够用，部分临时厕所用了一段时间后出现故障，陷入内急的参演人员只好在剩余厕所门口排成长龙；集结区进口容量饱和，后续队伍排到路面上挡住了其他方向的输送车……
此次发现的问题，成了后期工作中，必须要尽快完善的地方。李新莲记不太清楚整个9月，自己究竟睡过几个囫囵觉了。哪怕躺在床上，脑子里也还是“9分钟内，长安街南北两侧候场群众需要登上长安街，找准方阵位置，靠拢彩车……9分钟……”
除了经由公交运送之外，相当部分的游行群众需要由地铁送达。但是，能够成为远端集结点的地铁，对环境的要求就更苛刻了：首先要离游行群众集中区域更近，比如某方阵由大学生组成，那么就要选择靠近大学的地铁站；其次要在地面上有足够的停留集合空间；第三是不能明显影响周围北京市民的正常生活，且地铁站周围最好有足够的空间用作缓冲区域……几经思量，集散交通部最终因“过于影响市民交通”的理由，放弃了其实非常合适的地铁西直门站，而改用其他条件相对更合适的天通苑北站、宋家庄、雍和宫等车站。
“为了怎么让游行群众安全、快速、省力地抵达，我们做过无数的方案，改过无数的方案，整个方案里可能涉及几百个地点，上万个数据，只要有一个动了，就会牵扯到一大堆的改动，有的时候，甚至干脆完全推翻，重打锣鼓另开张！”李新莲说。
能安全地来，还得平安地走。在游行结束后，另一个重大的工作是要尽快将群众从天安门西侧疏散开。
从“十一”群众游行启动的一刻，集散交通部的工作人员们就守候在西华表外到石碑胡同以及更远的六部口、西单，当游行队伍相继跨过疏散线和人车分离线的一刻，马上开始动员：“跑跑跑，大家加油快点跑，早点疏散休息好, 冲冲冲，向前冲，回家举杯庆成功！”, “群众游行真厉害，庆祝表演真精彩，舞动快乐的节拍，欢声笑语跑起来，跑跑跑，奔向前方乐开怀！”工作人员自创了疏散加油诗，鼓励群游人员加快速度，及时疏散。
“这次的群游方队，距离都很近，而且这次的游行是‘自由欢呼’，群众队伍并没有一个清晰队形，一旦前方的队伍速度突然慢下来，就会挡住后面的方阵，但若是走得太快太猛，万一有人，特别是孩子、年长者摔倒，就又可能引发踩踏，我们就得在这个‘既能让大家快速疏散，又绝对不能出现任何事故’的绝对命令中，找到一个合适的点，引领大家安全快速地离开。”李新莲说，“集结是按部就班、耐心等待，疏散是紧锣密鼓、快马加鞭。前提是，不出乱子。”
“十一”下午三点多，最后的群众游行队伍平安疏散到位。集散交通部的同事们聚到一起，互相安慰着，在别人疲惫的表情中，也清晰地看到了自己。此时此刻，他们已经没有力气为自己长达几个月的工作欢呼一下了。
编 辑 | 刘 青 校 审 | 张姮姮 校 对 | 白琼瑜
来 源 | 北京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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