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斗并不是用来解决纠纷的唯一一种形式，恰恰相反，就如拉德福特所指出的，几乎所有与决斗有关的纠纷事实上都可以通过其他类型的法律手段来解决，但相比其他类型的解决方式而言，决斗具有一种显著的表演性质，并且在基于荣誉观念的社会背景下具有独特的优势。
现在的研究一般都能够同意，荣誉在家族萨迦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荣誉被视作是萨迦伦理当中主要的驱动因素，但其意义却并未在学者之间达成一致：萨迦自身并不提供道德上的框架，也并不通过任何方式去对伦理上的行为或者规范进行直接的反思，只是通过描述人类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反应来描述一种伦理，描述其中蕴含的价值观、美德、规范和义务。
而更重要的一点在于，萨迦通过对过去的描述来展现荣誉的这一事实，反映出了中世纪的北欧人对这一观念的关注，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认为他们在试图通过过去的事件，来构建起与作为观念指导的文化记忆、以及自身所处的当下之间的关系。
荣誉作为一种社会属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并且与记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之中既有着文化记忆所指导的观念下形成的、作为伦理的个人荣誉，也有着同样按照文化记忆的指导对个体的行为做出评价的外界环境所形成的社会荣誉，而这种个人的荣誉受到文化记忆和个体差异的影响，社会荣誉更是取决于个体通过大众的行为和评论所展现出的形象。
另一方面，家族荣誉同样也是个人荣誉的基础，个人因而也就产生了铭记先祖过去光荣业绩（或者只是铭记过去的事实）的必要和义务，以求维持当下的荣誉，并且尽可能地对其进行积极的争取。
在这一基础上，个体同样也会按照文化记忆的指导记忆对个人或者群体荣誉的冒犯，而就像前文业已展示过的，由此而来的报复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权利。
萨迦的伦理：荣誉与记忆就像前文业已指出的，与决斗作为一种法律的性质相似地，荣誉在决斗当中也同样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吉斯利萨迦》中描述了一个叫做阿利的农夫，在被狂战士布约恩提出如果不交出他的妻子就与他决斗的要求时，明确地表示“宁可战斗也不愿让他和妻子蒙羞”，并在决斗中被狂战士所*，这种意在掠夺的决斗，对被挑战的一方而言，似乎总是没有任何益处：但就像萨迦经常涉及的主题所暗示的那样，荣誉地死去总是胜过在耻辱中苟活。
伦理不可能脱离社会角色存在，因为个人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与个人的义务是同等的：威尔夏姆尔·奥尔纳松指出，个体之间的纽带暗示着伦理上的责任。
而就像前文业已指出的，在冰岛这样一个缺乏大部分现代社会用以维持法律和秩序的机构的社会里，这种义务则隐藏与个体密不可分的家族、朋友以及联盟社会关系之内。
这种关系并不仅仅只在社会伦理的角度上具有意义——当个体的利益乃至于生命受到威胁时，这些关系是他们仅有的能够依赖的对象。
但奥尔纳松本人也同样指出，这种社会结构上的认识也并不是完美的，并且难以回避将萨迦的伦理简单化为一种单纯的社会过程的倾向。
奥尔纳松的观点代表了近期对荣誉的研究当中的一个主要途径：与他的结论相类似地，普雷本·穆伦格拉赫特·索伦森将荣誉视作一种社会规范，一种依靠一系列不成文的规则约束社会冲突，并且通过与其对立的耻辱（skammen）来惩罚反社会的行为。
荣誉并不是像浪漫主义学者的认识当中那样以激进的报复所展现出的专横姿态为特点的、“日耳曼式”的原则，而是一种用来稳定社会的力量。
就像人类学者朱利安·皮特-利弗斯在他对地中海社会的研究中所总结的，荣誉尤其有效地作用于缺乏稳定权力的社会，乃至于具有更加复杂的社会-政治系统的社会。
荣誉的另一种特点是其需要通过竞争来获取的稀缺资源的属性，威廉·伊安·米勒将荣誉称作“一种供应短缺的珍贵商品”，而法尔克则如出一辙地将其称为“比生命更稀缺的商品”，并且总是处在一种竞争的状态下。
就像米勒指出的，荣誉意味着社会地位，但却不能简单地通过“做有荣誉的事情”和“不做没有荣誉的事情”来获得，而是需要对这种社会地位进行谨慎的维持，或者积极地获取——也即是对这种能力的证明和展示——并且在几乎任何社交活动中都面临着与之相应的挑战。
一方面，所有人都会尽可能地避免表现出自己缺乏相应的能力（即“被认识为懦夫”），从而避免荣誉的损失，因而任何对这种能力的冒犯——哪怕只是最小的怠慢——都会成为对荣誉的挑战，而另一方面，为了更高的社会地位以及由此而来的利益，所有人也都会尽己所能地追求更多的荣誉。
这一点，就像尼尔·普莱斯所指出的，对力量的展示始终都是古代北欧社会意识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侧面进一步地强调了荣誉作为一种社会属性所具有的表演性。
就像大众对两人之间冲突的评论所展示的，两人的交互——与决斗相类似地——是一种在公共见证下的社会行为，因而也就意味着会受到外界的观察、评论、传播和记忆。
萨迦往往以“大众的意见”这一形式来表达一种价值判断，呈现某一事件是否荣誉，而大众用来评断的标准则是文化记忆对他们进行的观念指导。在这一过程中，“大众的意见”表达的不但是一种评价，更是这种评价在大众当中形成的记忆本身——因而也就意味着会决定个体被认知的身份。
荣誉与记忆之间的关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建立起来的：就像前文业已提及的，记忆只能被社会性地形成，而个体的荣誉则取决于外部对他们的评价社会性地形成的记忆。
而相对地，有关先祖的那些荣誉的行为、关于他们光荣业绩的记忆，则是家族荣誉的基础。从这一角度出发，记忆与身份就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因而，萨迦总是从先祖开始叙述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两部同样以决斗作为其重要主题的萨迦中，《寇茂克萨迦》从寇茂克的祖父，与他同名的寇茂克开始介绍，而他的儿子，主人公寇茂克的父亲，欧格蒙德，与他的父亲同样是卓越的战士，并且同样也由于婚姻而牵扯到了与一个名叫奥斯蒙德的维京人的决斗当中。
相类似地，《贡恩劳格萨迦》甚至并未过多地提及作为主人公的贡恩劳格的祖辈，而是从他的未婚妻海尔伽的先祖，前文业已提及的埃吉尔开始叙述：埃吉尔被称为经由“博识者们（fróðirmenn）”之口将埃吉尔称为“冰岛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勇士和决斗者、所有农场主最好的儿子、伟大的学者、最有智慧的人”。
他的儿子索尔斯坦恩则是一位“强大、智慧、宽容并且公正”的酋长，萨迦的目的之一即是保留那些有关他们先祖的光荣记忆，但对作为基督徒的萨迦的作者们来说，对这些生活在异教时代的先祖的赞颂在某种程度上也面临着一种困境。
因而，许多人物都会被展现为“高贵的异教徒”，或者至少像上文所举出的例子那样，试图将他们展现成有荣誉的人，因为这些有关先祖的记忆意味着他们自身的身份：就像扬·阿斯曼所指出的，记忆事实上就是对归属，甚至是对社会义务的一种具体实现。
综上所述，荣誉总体来说是一种社会属性，是社会尊重的体现，并且决定了个人和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
而在这一基础上，荣誉又同样地体现为两个维度：一方面，荣誉在个体的维度体现为个人对文化记忆所指导的理想人格的接受程度，也即是个体如何记忆他们所遭受的不公，另一方面，社会荣誉则体现为外部对个体行为与这种理想人格的接近程度的评价，也即是社会对个人的记忆。
除去与荣誉的关联之外，决斗同样也是一种有着强烈性别特征的行为，在现存的古代北欧语文本当中更是如此：我们没有任何由女性作为这一实践主体的例子。尽管我们不能忽略经常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有关女性战士的叙事，以及古代北欧语文本以男性为中心的事实，但与战斗相关的社会实践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依旧被视作是男性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