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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不同于东南部或加勒比地区，西南部的原住民群体幸存下来，并且仍旧构成当地生物和文化景观的重要元素。生存模式是零散的。
例如，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南部印第安村庄的人口在不晚于1680年抵抗西班牙统治的普韦布洛起义（Pueblo Revolt）期间消失。阿尔伯克基北部，12个1680年前建立的东部的印第安人村庄仍旧兴盛。
我们如何解释这种不同的生存模式？为什么西南部的部落比东南部的人生活得更好？外来传染性疾病在这个干燥的、人口非常分散的地区致命性更弱且更少流行吗？【注1】
西班牙人与西南部的接触开始于1540年的科罗纳多远征（Coronado Expedition）。科罗纳多从新西班牙向北行进，搜寻传说中充斥黄金的西波拉七城（Seven Cities of Cibola）。
当发现除了密集排布的祖尼人（Zuñi）村庄别无他物时，西班牙征服者深深地失望了。他们空着手返回墨西哥城，徘徊在西南部的很多地区以及外部更远的大平原。
接下来的140年，相比于外国人，更多的传染性疾病在这个地域传播，大批毁掉了拥挤的印第安人村庄。
灾难性的疾病暴发自18世纪以来才被很好地记录下来。但是介于西班牙入境和普韦布洛起义之间长达140年的关键时期呢？
有趣的是，这些年间，仅有两处提及新墨西哥殖民地疾病的直接材料，一处与南部邻近地区的疾病爆发有重叠，另一处与长达四年的严重饥荒同时发生。然而，很少有历史学家特别注意到疾病和人口统计学，因此这个记录可能是不完整的。
世界上很多最致命的人类感染在热带环境里变异和暴发。因此，科学家相信气候和海拔在人口衰减中起到重要作用。
例如在墨西哥，库克和博拉计算出1532年至1608年间的海岸地区有26:1的人口下降，这与高地原住民人口中13:1的比例形成对照。沿岸地带的秘鲁见证了26:1的人口衰减比例，但是在海拔13 000英尺（4 000米）以上地区这个比例仅有4:1。海岸地带虽然不总是潮湿的，也比更隔绝的高地经历着更加持续的与西班牙人的接触。
在新墨西哥，一个非常不同的环境里，拉梅诺夫斯基对超过5000尺（1 524米）的高地和更低海拔的地区做出区分。
几乎所有同时代的印第安人村庄位于高地。从1540年到1680年之间，高地和低地的人口都有所下降，但是下降比率在更高的地带相对更低（68%对86%）。
造成人口下降的各种因素多个因素可能造成人口下降，其中一个因素是低地村庄离墨西哥的疾病中心更近。这些同类型的村庄通常与西班牙人的主要道路“现是大道”（the Camino Real）距离很近。拉梅诺夫斯基追踪了1778年至1780年天花从墨西哥谷沿着现实大道进入新墨西哥严重肆虐的情形
疾病从那里传播，横穿大平原北部并进入密苏里中部。高地更高的海拔可能起到了一些抵抗天花的防护作用，但是很多西班牙人生活在像圣菲这样与原住民群落毗邻的镇子里。与此同时，新的西班牙农业技术及其水库可能为携带疟疾的蚊子提供了繁殖之所。
厄瓜多尔的人口减少【注2】伦敦大学的琳达·纽森（Linda Newson）研究了16世纪厄瓜多尔基多（Quito）“检审庭”（Audencia［行政区］）的人口统计史。她的研究领域包含三个地区，并且尝试分析不同的可能对各个生态和文化区内美洲原住民人口生存率造成影响的因素。
低洼的、生态上各异的海岸地带是大约50万人口在欧洲人接触前的家园。多达838 600人居住在安第斯山脉起伏的山脊地区，其中很多人生活在由重要部落领袖统治的王国中。一个富饶多样的高海拔环境为相对稠密的人口提供丰富的食物资源。扩张的印加帝国大约在西班牙人到来的70年前征服了这个地区。
奥连特（Oriente）包含安第斯山脉东翼及东边森林稠密的低地，即世界上一部分最丰富的热带雨林。约有23万人在“入境”前生活在奥连特，主要生活在小型、分散的部落中。纽森认为约有160万人在与欧洲人接触前生活在厄瓜多尔全境。
在对历史上的课税和贡赋记录进行广泛研究后，纽森估计出山脊人口数从838 600减少至164 529，人口减少比率大约为80.4%，可与舍伯恩·库克为邻近的安第斯山脉高地计算的数据对照。
在当地的人口减少率中有相当程度的差异，这取决于地理条件、征服的严重程度和对原住民人口的剥削。海岸地区承受了最严重的人口衰减，平均人口减少比例为21.1:1（95.3%），接近墨西哥海岸人口衰减的数值。
最大的损失出现在南部海岸的瓜亚基尔（Guayaquil）地区，以令人震惊的104.9:1（95.3%）的比例*。
瓜亚基尔是有到访舰船不断涌入的港口，这带来了很多到访者和船只装载的劳动力，同样也有新的感染病。矿物的匮乏和分散的农村人口在16世纪保护了很多海岸人口，但是与黑白混血儿（mulattos）的持续接触在后期带来人口下降。
奥连特被安第斯山脉隔离在海岸西侧。低人口密度和分散的人口可能在疫情中保护了很多地区。很多疾病未成为地方性疾病并且消亡，但是与成人高死亡率相关的流行病的非直接性影响可能加剧了部落间的冲突，破坏了脆弱的生存系统，并且减少人口数直至低于临界值。
除了主要的区域差异，奥连特较高海拔地区人口在16世纪以3.7:1（73.3%）的比率下降，一个世纪后在较低海拔地区又下降了72%。
总之，到1600年，基多的检审庭经历了85%的人口衰减。衰减的不均匀不仅是因为同秘鲁案例中相似的海拔因素，还有西班牙人定居的强度变化、金银贮藏总体上的不足和在很多地区广泛分布的人口。
人口衰减和“民族志现在时”关于人口缺失的案例研究正在激增，但正如罗伯特·邓内尔（Robert Dunnell）指出的，基础的方法论问题正等待解决。
最早的记载，例如埃尔南·科尔特斯或英格兰探险者詹姆斯·库克船长对阿兹特克或塔希提社会的记录，仅仅是短暂的、不完整的并且时常是对更复杂且仍所知甚少的人类社会的偏颇映射。
常见的情况是，我们对全世界接触前时期的社会的知识并非来自探险者的最初印象，而是考古学研究，它衡量了数世纪甚至千纪间的文化变迁。而且不论是早于或跟随欧洲人接触的灾难性人口下降都不仅涉及人口缺失，还有对社会的持续重新定义。
因此，一个民族志“现在时”的概念，即需要我们去描述的一个前欧洲时期（pre-uropean）社会保持着的瞬间，是一个错觉，尤其是在美洲，传染性疾病甚至常在欧洲人和印第安人发生实际的物理接触前就已大量毁灭了美洲原住民。
例如，埃尔南多·德·索托及其征服者们发现密西西比河谷在16世纪中期充满密集的人口。100年后，法国远征者发现河谷已几乎荒芜，这里并没有长期的欧洲人接触。此类人口衰减使晚期美洲原住民文化是早期原住民文化之确切反映的假设成为徒劳。
只有少部分文化知识和传说幸存于遭受了流行病攻击的年轻人和老人——早期世代之代表，丰富的文化信息之智囊和命定领受它之人。
传统上，考古学家依赖早期旅行者的记录和同时期的人类学观察，来解释同一地域中早期文化的考古记录里所留存的事物。【注3】
这种方法论依靠所谓的“直接历史方法”（Direct Historical Method），20世纪早年间人们在西南地区率先采用了这种方法。考古学家从历史上的已知向回推导古代的未知。同时，他们使用民族志的推理，即与现存文化的比较，作为解释早期社会物质遗存的方法。
至少推理在总体上受良好控制的使用有时是可行的，但是人口衰减的影响将彻底降低美洲原住民社会里的生物和文化多样性。今日印第安人口的祖先是一小部分16世纪活着的印第安人，他们因随机的人口学事件——传染性疾病的传入而大量毁灭。
除了陈词滥调，这些现实使关于前哥伦布时期和晚近美洲原住民社会间连续性的概念变得高度可疑。幸存者们生活在接触后沿着不同文化轨道进化的社会，他们变得日益欧化。在过去，学者们臆断这种连续性，并且在进化论条件下考虑欧洲人接触期间的转变。
今天，他们开始单纯地以考古证据评估人口衰减的影响，因为考古学提供了关于接触前时期繁盛的文化的唯一直接信息。因此，对此类问题的研究，就为什么一些地区相比另一些地区被流行病攻击得更严重而论，仅仅处在假设阶段。
例如，广泛分散、复杂程度较低的狩猎-采集者社会和村庄的农业社会，相较人口更稠密的纽约州北部圣劳伦斯谷的易洛魁城镇，或者城市人口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被大量毁灭的特诺奇蒂特兰等阿兹特克城市，是否较不易受到流行病攻击？同时以考古学和人口学为基础的新一代研究将会提供决定性的答案。
我们才刚开始正确评估，流行性疾病对美洲原住民人口灾难性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但我们现在已从足够多的信息了解到，考古学和人种历史学呈现的前哥伦布时期社会的信息反映出美洲原住民社会令人震惊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它们是在短短几代人的时间里被灾难性、戏剧性地毁灭的。
美洲原住民内部生物，和文化多样性的毁灭，是文化的冲突最残酷的遗产之一。
【注1】：——丹·汉纳（Dan Hanna）作，哈瓦苏派（Havasupai）离别曲，引自布赖恩·斯旺（Brian Swann）编，《重见天日》（Comingto Light, 1994）
【注2】：《早期殖民地厄瓜多尔的生与死》（Life and Death in Early Colonial Ecuador,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5）——琳达·A.纽森（Linda A. Newson）
【注3】：《死亡的向量》（Vectors of Death,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Press, 1989）——安·拉梅诺夫斯基（Ann Ramenovsk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