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贯史说大庸——中华文化源头猜想

余自幼年上学，即从老师和长辈口中得知“盘古开天”、“三皇五帝”的传说。及长，初涉历史教科书，又知唐尧虞舜、禹夏商周、春秋战国、秦皇汉武、三国两晋、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辽金元明、康乾盛世、晚清民国等中国历史的基本概念。履职后，有幸长期从事本土历史文化研究。随着资料的积累和研究的深入，发现不少似曾相识的历史事件原来就发生在自己脚下这片土地之上，自己仿佛离历史越来越近，深埋历史底层的灿烂文化仿佛在以各种方式向我们传递来自远古的信息。从文字到文物、从风俗到风情无不成为文化基因熔铸在我们的血液里。近段时间，承蒙张家界市政协张启尧副主席惠荐，得读当代历史文化大师张良皋教授宏著《巴史别观》，可谓开启愚智，茅塞顿开，受益无穷。在此特向两位师尊致谢。然而掩卷而寐，总觉言犹未尽，义犹未穷。以张教授海纳百川的渊博学识、泰山北斗的崇高学望，本应站在更高的起点来研究“大庸文化”，惜其一念之仁，将“庸国”古史锁定在他家乡湖北“上庸”，而将巴楚文化与大庸文化相提并论，甚至将其置于大庸文化之上，结果使他只能窥视“大庸文化”的冰山一角。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遗憾。我丝毫没有拿“权威之疵”自高标示的妄念，对张先生我是高山仰止，行止景行。他的学术思想高屋建瓴，高瞻远瞩。他永远是我的导师。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见面，未能一睹宗师慈颜，但我希望他能收下我这个还未入门的学生。让他这位学界巨擘用其厚实的肩膀托起我稚嫩的身躯，一览学术前沿，最终叩开古庸国灿烂文化的大门。

笔者认为，“大庸城”三字不是一个普通的概念，它是“东方古罗马”，可与“大秦”齐名，号称“大庸”的中华南国古都所在地。“大庸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终极源头。大庸、桑植、慈姑、历山、澧水、崇山、汤谷、阳和（火）、溇水（卤水）、盐垭、子午台、阳湖（父）坪等地名都是古庸国留下的“地名化石”；大庸硬气功、桑植民歌、澧水花灯、澧源傩戏等艺术都是古庸国留下的“文化化石”；吊楼、蓑衣、盐罐、便壶、石臼、磨碾、背篓等用品都是古大庸留下的“实物化石”；跳丧、祭祖、上梁、结草、号树、拜天、请神、求雨等活动都是古庸国留下的“习俗化石”。笔者认为，历朝历代很多人研究历史都没有从文化本源上去着眼和入手，以致自觉或不自觉地抬高或矮化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大庸文化”由于它处于历史的本源地位，早已被后起的多层文化所掩盖，自古至今还没有人悟透她的真象，破解她的密码，以致其历史文脉被阻隔，历史地位被矮化。笔者发现大庸文化，绝没有带着地域观念去有意抬高她的私心，而只是还历史以本来面貌。

生命从海洋走向陆地，人类从高山走向平原。北纬35?与南纬35?之间，是生命繁衍最活跃的地带。元谋猿人和巫山猿人就诞生在今云贵武陵一带，都是早被人类和考古学界证实的定论。古国大庸将其都城选定在云贵高原与湖广平原结合部的今张家界地区符合历史和科学发展规律。最早的图腾产生在这里，最早的文化发源于这里，最早的文字创造于这里，传播南方文化的火炬最早从这里起步，火神祝（大）融（庸）部落就是传播南方文化最早的旗手。

在此，我十分坦率地告诉读者诸君，尽管我将自己的观点确定为猜想，但我的这些猜想都源于古籍、文物、民俗和现实生活，源于历史信息的交汇和对撞，源于对自己祖先观察力、思辨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无比崇拜，源于对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热爱和痴迷，源于对中华民族文明走向的深刻思考，源于对人类发展美好前景的展望，源于对人类最终将走向大同的充分自信。拙文之所以冠以“以文贯史”，实际也是“以字贯史”。愚以为，对古人来说，一个字就是一篇文章，就是一个故事，就是一次发现，就是一个创造，就是一段历史，创造一个字就是一大进步、一次飞跃、一座丰碑、一笔财富、一份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遗产。研究古字、搜阅古籍，就是在同古人对话，就是在了解历史真相，就是在探寻文化本源，只要我们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来自远古的信息一定会如期而至。

一、春蚕的一生及融虫图腾。长期以来，我们低估了古人的科学素养，低估了他们对生命现象的认识能力。古人对生命现象充满了好奇，具有极强的观察力、思辨力和表达力。大家知道，虫是典型的象形字，活象刚丛蛋卵中浮化出壳的那个小小的生命，乍一看上去仿佛正在爬动。笔者认为“蠻”（蛮）是蚕（蠶）的初文，会意理解为吐丝的虫。“蚕”这只天降神虫，每到日神（炎帝上古虚化人物，代表南国共主）远归、天气转暖的春季，它就破卵而出，不停地采食桑叶让自己一天天长大，直到能为人类吐出备冬御寒的丝来，以至最后作茧自缚，成为一只蚕“融”（疑为“蛹”的初文）。为人类献出它宝贵的一生，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然而，这么一只无私奉献、福佑人类的神虫怎么会死呢？天遂人愿，它没有死。它不会死。它终于羽化成蛾听从日神召唤飞回了天空。这一神奇的生命现象，让古人感到十分好奇，小小春蚕——这只神虫让他们产生发自内心的崇拜。他们十分虔诚而又隆重地筑下神坛，请来部落最高首领主祀，向这只“大融”（融，亦为蛹，初文应为裹在丝中的“蠻虫”。“蠻”一字二指，既代表蚕也代表蛹），尸而祝之，期望这只神虫来年春天再回人间，为他的子民再赐生命之丝，古人最早的图腾就这样诞生了。著名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先生在他的千古绝唱《离*》中，开言即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古字为‘ 庸’或‘庸 ’）”。意思是说，我是古帝高阳族三苗部落的后裔，我的高祖叫做伯庸。也就是说，他是祝融的后裔，“伯”、“祝”训诂皆为“大”。伯为长，长为大，兄为长，长兄为大。跟进推论，屈原也承认自己是以“大融”为图腾的祝融后裔。

二、“大融”部落的强大及庸国城邦的形成。对生命充满好奇，对春蚕充满崇敬，对“大融”尸而祝之的大庸人，已不满足于他们祖先在云贵高原元谋、巫山一带的原始采集生活，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古人的崇东天性）一路探寻，来到被后人称作云贵高原与湖广盆地交界之地，即高山与平原结合部的今天门山（古称“嵩梁山”）下、澧水河滨定居下来。他们筚路蓝缕，沿着溪岸河堤搭起亮脚悬棚（吊脚楼的雏形）定居下来。天然食物已无法满足族人的生活，他们广植桑林，养蚕制丝（桑植县名即源于此，该县朱家台古文化遗址出土的两页陶片上恰有蚕形图案），学会了织丝制衣，人人以丝蔽身，以丝御寒。“以丝裹身”的大庸原始部落成了有夷（衣）穿的“夷”（疑为“衣”的初文）人一族（“大”是“人”的象形初文，“弓”疑为“丝”的初文，象形字）。过去他们以神奇的蚕虫“蠻”为图腾，现在，他们以成为用蚕丝裹身的“夷”人而自豪。“蠻（蛮）夷”二字成了他们庸国人的象征和骄傲。同屈原一样以祝融后裔为荣的楚国（后来并庸而承庸）国君熊渠曾十分自豪地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而谥”（《史记?楚世家》）。这支“蛮夷”（并非后来含有贬意），仿蚕制丝，仿蛛结网，仿虎守猎，仿鼠藏粮，仿鸟饲雏，仿燕筑巢，仿蜂酿蜜，仿鱼制舟，仿鸦造字（据《通鉴外记》载：“沮诵?仓颉造文字，有史学家分析‘沮诵’为‘祝庸’同音字，也就是‘祝融氏仓颉’”。笔者认为“仓颉”为苍颉——天上飞来的鸟。这只“神鸟”落在枯水沼泽地留下痕迹，被祝融<大庸>人发现，得到启示，仿鸟迹创造了文字<今用爪子的“爪”就是一个鸟的脚印。以至今日人们讽刺写字不认真叫做“涂鸦”，涂者，泥也，鸦，鸟迹也>），在雄伟的崇山（《国语?周语》载：“融降于崇山”）下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人类文明的一线曙光从这里冉冉升起，中华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国家意义的城邦终于形成。位于今澧水河滨的“大庸古人堤”至今遗迹犹在，与天门山（古称嵩梁山、崇山的一部分）遥相辉映，古韵悠荡。

三、慈姑、嫘祖及中国最早的丝绸之路。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创造了文明。随着农耕文化的不断进步，随着桑蚕技术的不断成熟，崇山（祖山）脚下的“大融”人成为一方霸主，他们当中一些人或者不满足眼前生活，或者由于人口骤增带来新的生存危机，不得不离开故土，四面探寻，开拓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既开疆拓土，又传播文明。首先是向着南方温暖的东南方向（古人崇东，日升之处）大踏步推进（以后成为“东夷”），在到达海边只能望洋兴叹时，庸国人的东南疆域已无法拓展。一批精英只好改投西、北，向后人称为巴蜀和中原的相对易行和温暖的地域迈进。留守故土的大庸女人们凭着勤劳的双手、聪慧的巧智在家乡播谷植桑，在屋角设案养蚕，在吊楼绣织望归（夫、儿）。最早的织锦刺绣在这里诞生（西兰卡普、賨布之类），最早的民谣（桑植民歌[今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诗歌（《诗经》中的《庸风》、《桑中》之类）在这里孕育。中华文明的开启由“蠻夷”之祖的大庸女人们的一双双巧手拉开了序幕。这里产生了中华最慈祥的母亲“慈姑”，涌现了中华文明史上最聪慧的姑娘“嫘祖”。笔者断言，这位伟大的母亲慈姑就是嫘祖的最亲近的人，是母亲？是姐妹？或许她本来就是一个人。司马迁在其宏著《史记》中这样写道：“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嫘祖是我国丝绸的伟大发明者，她只可能产生在创世之初就以蚕为图腾的祝融部落，只可能产生在因养蚕而孕育文明的大庸古国。也就是说嫘祖毫无疑问地属于古国大庸人。而且她极有可能就是庸国公主。谁都熟记，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是炎黄子孙。与黄帝并驾齐驱，门当户对的只有炎帝，而且炎帝就其资格来说不知要早于黄帝多少“辈岁”（今天无法用确切的数字来记述），他是日神，代表南方炎热地带，只能是一个虚化的代称。而落在实处的庸国大帝则只能是祝融族的一位伟人。祝融国的公主出嫁黄帝（应是庸国最早迁入中原开疆立国的首领。从其图腾物龙来看，也未脱离笔者文首论述的那条从天而降的神虫，龙就是蛇，蛇就是虫，一条很长很长的“长虫”。而且“龙”、“融”音近，一声流转。可见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同宗共祖，都是从南方高山走出的古人后裔。）是我国南北联姻、交汇融合的标志性事件。嫘祖是为中华文化作出开天辟地的贡献、千古不朽的伟大女性。作为养蚕治丝的创造者，她传播的是当时最具时代意义的先进文化，一条自南至北的“丝绸之路”、“文化之路”由她和以她为代表的大庸人一手铺就。后世效法嫘祖的王嫱、李雁儿等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美名，成为千古传颂的伟大女性。但历史上因为南北和亲不成功引发战争的事也不少见。著名的阪泉（今说法不一，一说在山西阳曲县，一说在河北涿鹿，一说在山西运城。河北说居多）之战就是因为禹夏部落与神农部落（实为祝融部落）联姻失败而引发的。“相传双方在涿鹿议定，各嫁10男10女，禹夏部落陪嫁各类皮张和玉石、神农部落陪嫁各类丝品和种子。但神农部落首领蚩尤不同意，抢走了所有的女人和财物，战争不可逆转地爆发了。”来自河北的这条传说不一定准确，但仍然传递了较为可信的历史信息，“丝绸外交”和“种子政治”的失败，表明南方祝庸部落（大庸国）开始分化，不断开疆拓土的“大庸帝国”已开始走向衰退。

四、巴、楚强帮的兴起及大庸帝国的衰落。笔者以为，巴、楚原来都是大庸的族属（“附庸”），“巴虫”“楚林”都保留了蚕虫和桑叶的基因。古代巴域只是大庸持节使者统治的地方。巴字既是“虫”的变形，也是“节”的简化（见《巴史别观》）。上古大庸帝国疆域辽阔，也许包括今两广、越南（甚至整个中南半岛）及湘、鄂、渝、滇、黔、川等广袤无垠的地域，开疆后根本无法管理，只能任其自生自灭。就连“天子”（那时还没有天子这个概念，借而用之）脚下的“巴民”、“楚族”也只能派自己的持节使臣去统治。熟知地理历史的人士都十分清楚，巴域是古代重要的产盐地区，而荆楚（这里所说的楚还不是后来强大的楚国，只代表江汉平原及周边地区，用这个概念仅图方便）则是典型的粮仓，而粮食和食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两大支柱。年长日久，持节使者很少有不乘势坐大、要挟“母国”（宗主国）的。巴国的兴起正是由于它控制了大庸国的经济“命脉”食盐——即历史上有名的“巴盐”、“盐巴”。“盐巴古道”曾经为大庸领土扩张和文化传播发挥了巨大作用。东进庸人则凭着沿途富饶的土地和丰富的物产，高歌猛进，创造了比肩甚至超过祖国“大庸”的经济和文化。笔者推断那支曾经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大和”民族也可能是古庸国移民。从大和的“和”来看，让人似曾相识，仿佛就是崇山北麓秋禾林下的那只“神虫”“融”的后裔（“和”字正是“融”的本意，“庸”的内涵。据罗泌《路史?前纪》卷八记载：“祝诵氏，一曰祝和，是为祝融氏……以火施化，号赤帝”）。庸国子民走出“大庸”一个一个都出息了，但他们没有衣锦还乡，报效“祖国”，固守祖业的“庸人”们一天天落后于那些后起之秀。“大庸帝国”已进入“后庸国”时代。末代“庸主”不得不考虑迁都。经与先期到达荆楚地带开荒斩草的庸国精英们的反复堪舆踏测，选择今湖北省竹山县境之田家坝作为新的庸国都城所在地。出于不忘故都的感情，隧将新城定名为“上庸”，故都大庸称为“下庸”。北迁偏安的古庸国与昔日“附庸”、今日强邻巴国和楚国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有过一段中兴复苏的辉煌历史，一度成为助周伐纣的巴师“八国之首”。

五、楚巴灭庸，楚承庸风，大庸文化在楚国时期再次勃兴。楚国本是“附庸”小国，也是蛮族后裔，应是庸国和巴国的血亲。但在群雄逐鹿的开疆年代，弱肉强食、兄弟相残的事并不少见。为求自保，只有使自己强大起来才是根本保障，更何况在那迁徙游牧的洪荒年代，人们早已弄不清谁是自己的亲戚。凭着“大庸人”创造文字，农桑娴熟的遗传基因，他们在比故国都城附近更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创造了更多财富，也累积更多经验。一些周边“附楚”的更小的国家先后被兼并。尤其是后来随着周王朝国力的减弱，南方山林中的一些小部落根本就不在他们的视线内，更为楚国扩张提供了机会和胆量。到周夷王时，楚国更加强大，楚君熊渠接连册封三个儿子为王，根本无视周天子的存在。就在楚国蒸蒸日上的时候，偏安竹山的“后庸国”部落，虽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毕竟今不如昔。尤其是它追随周武王攻打商纣，不惜让精锐部队倾巢出征。虽然获得了国名融入周鼎的殊荣，但国家实力却因此大大减弱。加之那些“附庸”小国翅膀渐硬，早就不安于现状了。公元前611年，当庸楚两国于方城交战时，巴、秦等国临阵倒戈，前后夹击。昔日的“宗主国”被三大强邻一举打败，庸国自此退出历史舞台，被淹埋在历史的烟尘深处。庸国遗民成了楚国属民，一些不甘当亡国奴的皇族携眷带族回到大庸故都（亦或是被楚王发配回老家），过上了普通人的平民生活（元明时期在天子山、茅岗一带起义称王的“向王天子”和“覃垕王”也算是“大庸国”后裔，在时隔3000多年以后兴起“复国”梦想）。部分强者则凭着同巴国的亲缘关系，在毕方鸟（见《山海径》）栖棲的今鄂西长阳、鹤峰（凤）一带留下，过着小国寡民的隐居生活，发展成明清时代比较强大的一个封建土司政权。直至清雍正十三年容（庸）美（芈）土司最后一个土司王自缢身亡，容美土司改土归流，大庸古国贵族余脉才终告结束，彻底融入由其祖先奠基而又早已海纳百川的中华大国。

楚国吞并庸国后，并没有全盘否定庸国文化（想否定也否定不了，因为楚国文化的血管里本身流动的就是母国大庸文化的血液），而是将其发扬光大，创造了更加灿烂的文化。老子受大庸人发明养蚕技术的启发，受蚕卵变凤凰奇思妙想的启示，提出了道非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哲学思想（见老子《道德经》）。认为大庸部落族人们观察并发现春蚕一生生命循环的奥妙，是发现了“玄之又玄”的宇宙“众妙之门”。笔者认为，老子在他动笔撰写《道德经》之前，一定非常熟悉“古庸人”的桑蚕生活，一定对庸人们顶礼膜拜的那只“蠻”（蚕）虫进行过认真观察。不然，他怎么能悟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哲学道理。悟透本源方能触类旁通，方能打开人们认识自然、认识世界、认识宇宙的“众妙之门”。老子门生庄子，继承其师衣钵，由凤鸟想到了哪只“其背不知几千里”，“其翼若垂天之云”的鹏鸟。这只鹏鸟“徙于南冥”，“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这不正是追随日神在南方炎热地带开创“大庸帝国”的火神祝庸（融）吗？祝融（庸）部落（亦即原始人类）开疆拓土（并非后世所称之霸权扩张，而是一种天然的觅食迁徙和人口繁衍），“其远而无所至极邪”。这正是对伟大“祝融民族”亦即“大庸先民”的讴歌和礼赞。想想人类初创时期，“大庸人”是何等逍遥自由。想想后世战争，庄子对原始时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是何等心驰神往。他凭着祝融人天然的遗传基因，突发奇想，写下了千古名篇《逍遥游》。他认为宇宙万物都有平等的性质，人类只有融入万物之中才能与宇宙相始终。

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作为大庸人的后裔，具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天性，他继承大庸文化的精髓，展开多彩的幻想翅膀，采用大量夸张的浪漫笔调描写事物，塑造形象，创造了千古不朽的诗篇《离*》（屈原在其《离*》第6节尾句写道：“揽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茹”就是今市城区之“茹水”，澧水在城区的一段。“蕙”，茹水边的一种香草，疑为“澧兰”，也可能是艾蒿。可见，屈原在他被流放后曾来故国大庸祭祖，向祖先倾诉他一腔委曲和怒火。告诉祖先说，今日之楚国就象当年之庸国就要被强邻吞并了。在那国破家亡的日子就要到来之际，他决心追随先辈到天国去聚会——后至汩罗投江而去……”）。就象大庸先民发现蚕虫，观察蚕变，创造图腾，发明文字，创造文明一样，具有划时代的奠基地位。

六、文化不灭，百流归源说图腾。前文述及，大庸帝国古人的共同图腾是“蚕”。随着庸国人口的不断繁衍增多，各处强宗大族的形成，随着文化派生力的不断增强，随着“附庸”们的强盛自立，各个部落确立了自己独有的图腾，或自己的国号国徽。武陵巴人部落确定了自己的虎图腾，荆楚部落确定了自己的凤图腾，中原黄帝部落确定了自己的龙图腾。龙图腾的本源前文已经述及，兹不赘言。这里仅补充一点，那就是中原人对黄河的依赖和崇拜。在中原人的心目中，黄河不仅形态像长蛇（龙），而且名副其实的是一条生命之河，是全体国民的母亲河，是上天赐予人类的一条泽润万物的神龙，真龙，黄帝就是龙的化身，“真龙天子”。武陵巴人的虎图腾和荆楚汉人的凤图腾则完全脱胎于祝融族的“蚕（蠻）”图腾。武陵巴人在深山密林中经常与恶虎猛兽搏斗，养成了勇猛顽强的民族习性，百兽之王老虎的威仪备受山民们的崇拜，在他们心目中虎的地位已不亚于他们最初崇拜的那条从天而降的大蚕虫。他们毫不犹豫地直呼老虎为“大虫”。试看“蠻夷”二字，拆开来看“夷”字拆开为大弓，“蠻”字拆开为丝虫，不正是他们出门看天（言字中的三横乃八卦中的乾卦，代表天）、卜卦问吉、挽弓拉弦射大虫（虎）的生活写照吗？有人会迫不急待地问，射虎怎么是崇虎呢？别忘了人类生活中强敌成为至交的事例不胜枚举。在与虎搏斗中人们对虎的威猛产生崇拜是很自然的事。而且在那弱肉强食的洪荒年代，人们需要一种象征强大的力量来鼓舞士气、振奋民族精神。再说楚国人的凤图腾，其实就是那只蚕虫的化身。试看鳯凰的“鳯”，就是将“風驰电掣”的“風”字中的“虫”字换成了“鸟”字，凡虫变鳯鸟，是超越生死的涅槃。是继承，也是升华。前面叙述春蚕的一生，大家已有初步认识。请看凡、風、鳯三字的外壳，都是一个“几”字，“几”为何意？几者，长凳也。指长形案板之类的工具。承放桑叶之案板也。凡者，何也？案板上的一粒蚕卵，它是很平常很平常的。但孵化出幼虫就开始不平凡了，幼虫蚕食桑叶一天天长大，直到吐丝化蛹（融）羽化，这只平凡的蚕虫变成蚕蛾（产卵而终）飞上天，就再也不是凡虫了。而成了楚人心目中的神鸟，也就是火神祝融。再看东夷首领伯益之名。伯益又叫伯翳、柏翳、伯翳，又名大费（传为古代东夷族首领少吴之后，始祖为帝族颛顼之孙，系嬴姓诸国的受姓始祖，虞夏之际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伯益与大禹同朝为官，佐舜调驯鸟兽，功绩卓著，又始食于嬴，赐姓羸姓。大禹继承王位后又辅佐大禹治水、垦荒、挖井、植稻。伯益虑事周到，治国颇俱前瞻。舜时三苗不服，派大禹武力征服，伯提议施以恩德，实施感化，三苗服化，大禹撤军。伯益随军时广游三苗辖地，熟谙各地风土、物产、民情、趣事，同大禹一道记录整理成一个小册子，名为《山海径》。该书主要记录大庸古国风土民情。

后文专述。“翳”和“鷖”就是同一个字，无疑是天空中的一只神鸟，是凤凰祝融的同宗。这“大费”二字怎么看都象前面蛮夷和大虫。再看大禹，简直就是大虫的变体，只是因为他后来成了治水之神，足下多了一叶小舟而已，而其国名定为“夏”，表明了不忘日神炎帝和火神祝融的情怀。再看唐尧，“唐”字就是庸国的省写。再看虞舜，一看就与虎族巴人很亲近。翻开《史记》就可知舜帝发迹之前曾“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历山即今澧水之源桑植内半县之历山。由此推断舜地曾在故国大庸一带种过田、打过鱼、做过泥瓦匠。正因如此，他晚年十分眷恋祖国“大庸”，下决心回老家走一走，看一看，终因年事已高病故于今湖南宁远县九嶷山，两位妃子为寻他泪洒君山（今岳阳市）。商朝国名就是融的变体，迁都于殷后，其读音仍与融（庸）音近。再看周朝国徽，其外形就是一口象征皇权的大钟（鼎），而这口大钟“周”字则直接包括了“庸国”（用□）二字。试想武王伐纣时何以专调巴师八国，位居八国之首的庸国人何以如此卖力？活象今日之美国攻打伊拉克，英国积极响应一样，自己的“子族”迁徙远征兴邦立国，作为“祖国”自然脸上有光。周朝将自己的国徽直接标明“庸国”二字，也算投桃报李，表明了对“祖国”的一片赤诚。不仅这样，周武王在他灭商后将其小弟封于河南康邑，“康邑”可是“庸水巴国”在中原最直观的文字符号。直到周朝立国下传八代后，周朝国君仍将其皇号定为“周夷王”。直到公元前256年，末代周天子、赧王姬延去世后，还将他的遗骨送回老家大庸枫香岗（疑为“凤降岗”）安葬（遗址今名赧王山，为城区重要文化遗址）也算是魂归故土，叶落归根。可见由大庸人交汇融合而成的中国人是何等爱国尊祖！中华民族已经融合成一条腾飞的巨龙，将永远昂首屹立于世界东方。海峡彼岸的台湾同胞终归有一天要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

楚康王改制

鲁襄公二十六年（前547年）楚国大夫椒举为楚康王猜忌，愤而奔晋，楚国大夫蔡声子返楚，与令尹（宰相）子木会谈，言及晋、楚两国政事，声子指出：“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不可救疗。”这是成语【楚材晋用】的典故。据《南康军图》记载，为秦将王翦所追*，匿於谷中，号康王谷。楚康王十五年（前545年）冬天，康王卒。

公元前560年，东征西讨，南征北战数十年的楚共王去逝，共王长子熊昭在文武百官的拥戴下，于公元前559年正式继任为王。后人称之为楚康王。楚康王在位十五年，面对的政治环境与父王楚共王颇为相似，不仅要北上中原，与晋国争霸，还得花很大气力应对吴国从东面对楚国的不断*挠和侵袭。两面作战，广大将士疲于奔命，苦不堪言。严峻的形势促使楚康王不得不寻找和解之路，以尽快打破这种不利于楚国发展的僵局。此时，晋国更是内外交困，穷于应付，深感征战之累，也想与百年宿敌楚国和解。最后，经过宋国调解，楚晋两国与数个诸侯国在公元前546年订立了罢战息兵，平分霸权的盟约。楚康王不仅成功地解除了北方中原各国对自己的强大军事威胁，而且还凭借自身强大的实力，当仁不让地与晋国国君晋定公一起当坐上了中原的霸主的宝座。春秋时代，楚晋两霸并立，就好比二十世纪冷战时代的美国和苏联同时并霸一样，令世人瞩目。

争斗江淮 力挫东吴

吴国与楚国虽属长江流域，但因地理位置相距较远，一个在湖北西北部，一个在江苏一带，各自独立发展，互不相犯。楚庄王时代，当楚国地跨江淮，傲视群雄时，吴国也已征服了周边众多小国，成了东部的一个势力雄厚的大国。吴楚两国势力开始在中间地带交汇碰撞。公元前601年，吴楚缔结友好盟约，相约和平共处，共谋发展。但历史的意志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两国中间地带的小国或被灭，或臣服后，争城夺地的决定了两国必然由同盟走向对立。而北部的晋国为了从战略上扼制楚国的发展，也在苦觅良策。一个偶然的事情使这两个各怀鬼心的国家走在了一起。

公元前589年，也就是楚共王二年，楚国重臣，申公巫臣为了得到那个拥有绝世之姿，曾与陈国君臣三个私通，后被楚庄王俘获到楚国的夏姬，利用楚共王派其出使齐国之机，偷偷地带着夏姬叛逃到了晋国。为了报答晋国接受自己之恩，更为了报复楚国诛其九族之仇，巫臣向晋国进献了“联吴制楚”的毒计，并于公元前584年亲赴吴国，教之吴国以战车之法，为吴训练军队，鼓动吴国向楚国开展进攻。得到中原先进武器和先进战略战术的支持，野野勃勃的吴国从此开始走上了武装对抗楚国，意欲独霸江淮流域的道路。楚吴之间历时八十余年的区域争霸战拉开序幕。

公元前560年，楚共王去逝，康王新立，吴国认为有机可乘，违背当时各国普遍遵守的“闻丧不伐”的游戏规则，派大军突袭楚国，想抢夺地盘。令尹子庚受命出征，楚国名将----“箭王”养由基用败兵计，将吴兵诱入一个名为庸浦的地方所设立的包围圈，子庚命埋设的三处伏兵倾巢而出，吴兵溃不成军，落荒而逃，此战中，楚国还一举俘获了吴国大将公子党。楚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吴国地处江河湖泊之地，国人多识水性，建有庞大的“水军”（时人称之为“舟师），常以“舟师”为支撑，进攻楚国。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楚康王审时度势，作出了打造战船，组建水军，以“舟师”对抗吴国“舟师”的决定。公元前549年（楚康王十一年）夏天，楚国正式组建到位的“舟师”受楚康王之命，向吴国境内进发，虽因吴设防甚严，所获不多，无功而返，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打出了楚国的威风，展示了楚国的军事实力，从此，吴国水军再也不能像先前一样如出入于无人之境了。楚国水军的建成，不仅让熟习于水战的吴国神经为之紧张，更让还只习贯于兵车之战的中原各国为之提心吊胆，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打击了中原各国特别是晋国的嚣张气嚣。为了争夺中间地带，楚吴两国在楚康王时代发生了数次战争，虽互有胜败，但总体而言，楚康王占有明显上风，其中就为经典的战例是攻灭舒鸠之战。舒鸠(今安徽舒城)是群舒部落之中的一支。群舒部落中的舒庸，舒蓼等部落早为楚国所灭，舒鸠因位于原群舒部落中偏南，与吴较近，故还没有被楚吞并，但却早已臣服楚国。公元前549年冬天，吴国利用晋平公率诸侯联军攻齐，楚国发兵攻打郑，援助齐国的机会，唆使舒鸠背叛楚国。听说舒鸠想背叛自己，康王大怒，为保楚国威风，亲自领军前往讨伐。楚康王屯兵于荒浦，命手下两员大将前去责问舒鸠。舒鸠见楚国大军压境，心胆欲裂，不仅矢口否认，而且表示愿与楚国再订永远称臣纳贡之盟，见其信势旦旦，楚康王最终与其握手言欢，领军而还。但是，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48年，秋天，舒鸠因离吴国太近，实在难以抵挡吴国的攻伐之苦，就乘楚国令尹蒍子冯去逝之机，咬着牙，迫不得已的归服了吴国。闻听舒鸠背信弃义，楚康王怒火中烧，命令新上任的令尹子木率大军前往攻讨。楚军一路势如破竹，轻取舒鸠战略重镇离城（今安徽省舒城县西）。舒鸠难挡楚军铁蹄，求救于新主，吴国为保护新入盟的小兄弟，自然领兵来救。楚国令尹子木冷静地命右师先至舒鸠，左师却作战略后撤，伺机寻找战机。楚吴两军在战场上相持不下，僵持了七天七夜。大将子疆认为久居敌方区域不利，应速战，令尹子木接受其“私卒诱之，精兵会之”的建议，派其带领一队人马向吴国挑战，将吴兵引入伏击圈，将吴军打的鬼哭狼嚎，抱头鼠窜。一举灭掉了叛服无常的舒鸠。灭鸠设县强有力的打击了吴国对楚国的挑战行为，以实际行动证明了楚国在康王之时仍在对吴作战中具有主动地位。楚国在东面与吴国的争霸战，不仅威服了吴国，也为楚国在中原与晋国争霸起了配合作用。为晋楚弭兵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果说胜吴灭鸠之战充分证明了楚国在康王时期在淮河流域中游具有绝对控制权，那么，在争夺战中一箭射死吴王诸樊，则更是打出了楚国的威风和霸气。诸樊是吴王寿梦的长子。公元前561年，寿梦死，诸樊继位为吴王，由此可见，他比楚康王早一年登上王位。为了挽回楚国灭舒鸠一役中的败局，重新找回吴国在江淮地区的控制权，吴王诸樊赌徒似的想做垂死挣扎。公元前549年冬天，他亲自率领吴国军队赴向楚国的巢邑(今安徽瓦埠湖南)，想用武力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弥补失去舒鸠的损失。面对浩浩汤汤的吴国，巢邑守军知道硬拚不行，只能智取。于是，一场比诸葛亮早近600年的空城计就在楚国抵抗吴国进攻的战争中上演了。巢邑守军大开城门，诸樊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早已垂涎三尺的巢邑，正当他得意非凡之时，埋伏在一段短墙后面的巢邑守将，箭法十分高超的牛臣突然出击，只一箭就将诸樊当场射死。诸樊被斩首，吴军大乱，埋伏的巢军发起突击，吴军乱成了一锅粥，落荒而逃。楚国再次捍卫了祖国的尊严。

改革内政 巩固王权

鄢陵一役，楚国兵败，中原霸权地位失落，楚共王曾引为终身遗憾。康王登基为王，痛中思痛，认真反思，为了吸取公族势力增大，权力过于集中，导致产生“二卿相恶”，不利于楚的局面，决心大刀阔斧地对行政管理和军事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公元前558年（楚康王二年），他利用令尹子囊病逝于伐吴之途的机会，开始实施改革计划。首先任命楚共王的弟弟，也就是自己的叔父，楚公子午(子庚)为令尹，同时增设右尹一职，任命公子罢戎担任。任用蒍子冯为大司马，又分别增设右司马和左司马两个职务，分别派公子橐师和公子成担任。再令屈到为莫敖，公子追舒(子南)为箴尹，屈荡为养由基为宫厩尹。他不仅对行政管理和军事管理体制进行规范，就连马政管理也是日趋完善配套。由于当时处于冷兵器时代，战马在行军打仗和日常交通中处于重要地位，我们从楚康王时代设立的大厩、中厩、宫厩等管理车马机构和设有“监马尹”主掌马政中可以看出，康王在这方面是下了很大功夫进行整顿治理的。通过改革，重新对权力进行配置和再分配，有利于权力制衡机制的建立。有利于互相监督制约，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为了防止大夫专权，王位弱化，楚康王重拳出击，无情打击。《左传?襄公二十二年》记载了一个康王在朝堂之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斩*贪权者的故事。

公元前552年（楚康王八年），夏天，当了6年令尹的子庚病逝。康王想任命蒍子冯为令尹。但子冯接受了好友申叔豫“国多宠而王弱，国不可为”的建议，以身体有疾推辞。康王便任用子南(公子追舒)为令尹。子南虽有功于楚，但其手下有许多门客，当上令尹后，更是出则前呼后拥，入则高朋满坐。子南有个亲信叫观起，没有得到楚王的赏禄，但却拥有数十匹马和数十乘车。子南的行为举止让康王忧心忡忡，他担心尾大难掉，对自己的王权形成挑战。便找了个借口在公元前552年*子南于朝，车裂观起。此事如同一场政治大地震，在当时楚国的各级官员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掉子南后，康王再次任用蒍子冯为令尹，蒍子冯为了防止自己走子南的老路，一上任，就辞退了自己所宠爱信任的那些如同观起一样，有才华，但却“无禄而多马”的8人。康王见子冯辞退了心腹之人专门辅佐自己，自己心中才感到安心。才觉得他才是自己可以托付国事的人。为了增加国力，发展生产，康王在公元前548年推行了"量入修赋"的经济改革，对楚国的国土状况进行了全面而详细地调查分析，依各地生产力之高下，分清土地的类型和档次，根据收入多少，制定出征收车马、车兵、徒卒、甲木盾之数，公平地征收军赋。这次军赋整顿与改革，无论是对楚国，还是后世中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比影响后世的商秧变法早许多年。

作者 李书泰 责编发布 常小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