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关于绿皮火车的回忆，它也隐藏了和绿皮火车有关的时代符码和情感记忆。在绿皮火车上，你能看到一个更粗糙而普遍的「下沉中国」，也能在与陌生人的交谈中，感受到时代变迁投射给个人身上的暗影。
01
我是在中国边地长大的孩子，高铁没有开通前，我通过绿皮火车去往中国内陆。回忆绿皮火车，其实是在回忆自己走出去的过程，一个从小生活在小城市的人，渴望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怀着原始的冲动，踏进绿皮火车的车厢，汽笛长鸣，送往辽阔未知的远方。
我对绿皮火车的最初印象来源于铁凝的《哦，香雪》，那是中学时期读到的一篇小说，原载《青年文学》1982年第 5 期，全国 1982 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之一。这是一个关于女孩子和火车的故事，小说的开头写道：“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如果不是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你怎么也不会发现台儿沟这个小村。”
如今回看这篇小说，它对绿皮火车的叙述是有些浪漫化了，但可以理解，因为它是山沟里女孩儿的视角，对于 1980 年代初生活在贫瘠大地的农村女孩来说，绿皮火车的车灯象征着走出去的希望。
作者铁凝就曾自述，1980 年代初，她是一家文学杂志的小说编辑，工作之余在《哦，香雪》那样的山区农村有过短暂的生活。有一个晚秋，她从京原线（北京—太原）出发，乘火车在北京与河北省交界处的一个小村下了车。“站在高高的路基向下望去，就看见了村口那个破败的小学校：没有玻璃、没有窗纸的教室门窗大敞着，一群衣衫褴褛的小学生正在黄土院子里做着手势含混、动作随意的课间操，几只黑猪白猪就在学生的队伍里穿行……”
1980 年代，绿皮火车相当于今天的飞机，别看现在很多城市白领已经因为它速度慢、环境逼仄而舍弃它，转而去坐高铁和航班。但在那个年代，乘坐绿皮火车是时髦的象征，你会在火车上遇到作家、音乐人、背包客、城市白领，也能在那里谈论中外议题，小小的车厢成为一个流动的沙龙，一个八十年代中国的公共议题广场。
海子、窦唯、北岛、崔健这些当年时代的风云人物，都坐过绿皮火车。
1986 年，美国作家保罗·索鲁探访中国大陆，乘坐的也是绿皮火车。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民主浪潮翻滚，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区别却分外巨大。当北京城的青年忙着搞先锋文学、民主集会，上海的人们已经接受西方新潮艺术的时候，广阔中国乡村和小镇的人们还在为温饱的生活忙碌，小孩子能上到一所不错的学校家长就心满意足，那还不是安妮·宝贝、郭敬明、韩寒风靡小镇青年的岁月。
尽管农村已经在施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但城镇的流动性还很有限，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进城资格放开，广大农村人才有了到城里做生意的机会。
诗人于坚的回忆能为那个年代提供一个注脚。1970 年，16 岁的他被分配到昆明煤机厂做铆工，一做就是十年。十二年后，他写出诗歌《罗家生》：“烟囱冒烟了/工人们站在车间门口/罗家生/没有来上班。”“在他的箱子里，搜出一条领带。”粉尘，碎屑、油污、刺耳的机器轰鸣声，浪漫的幻象在这里消散，血染的灰烬扑鼻而来，于坚在昆明目睹的是慌乱与流动并存的氛围，既有新的东西滋滋冒出，也有城乡结构、区域与阶层之间巨大的不平等。
所以，绿皮火车在 1980，乃至 1990 年代都是时髦。1986 年，索鲁乘绿皮火车一路经过北京、上海，去到内蒙古、桂林、昆明，他把见闻写进了《在中国的大地上》。他发现火车上的中国人都很好客，喜欢聚众聊天。开往桂林的列车上，一对青年男女牵手走进了车厢隔间，索鲁说，这在当年的中国很不常见。与此同时，“中国的妇女穿衣极少露腿，如果有的话，可以说是十足的新鲜事”。
坐绿皮火车穿行于东北草原 ©宗城
索鲁有着照相机一般的记忆力，他能把火车上的痰盂、烟灰缸、女人的袜子颜色，乃至人们交谈的细节记录下来。他对细节充满好奇，如果有人掏出钱包，他会试着去数数那里有多少钱；如果出租车司机把他和爱人的合影别在了仪表盘上，他会细细端详；如果看见有人在读什么书或杂志，他会记下名字。
他在书中写道：“我还喜欢到处比价。我会抄下墙上的涂鸦和标语。我会找人翻译墙上的告示，尤其是那些讲述罪犯生平龌龊细节的布告（在罪犯被枪决前，这些细节都会被逐条列举和公布出来）。我会记住别人冰箱里放了什么，旅行者的行李箱里装了什么，我还记得他们衣服上的标签内容（‘白象牌’工具、‘三环牌’男士内裤和‘标准牌’缝纫机之类的东西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我翻遍了各种宣传册来挑语法错误，还收集不同旅店的‘入住须知’（比如有的会写‘不得在浴缸内小便’）。因为恨不得把所有东西都记录下来，我会不停地缠着别人问来问去。”
索鲁明知绿皮火车臭气熏天，夜晚仍睡在火车的卧铺。在他笔下，“绿皮火车到处都破破烂烂，风扇一直不转，门锁被扯掉了，座位扶手早已变形脱落，行李架是坏的，车窗也无法推动——最后这个问题最严重，因为隔间里又热又呛人”。为了通风，他趁乘务人员熟睡，“掏出瑞士军刀旋开了窗锁，拆下了窗户边框，把玻璃往上推了 6 英寸（15厘米），然后又把五金件安装回去”。
1986 年，保罗·索鲁初到中国时，1 美元可兑换约 3 元人民币，但后来在旅途中涨到了 4 元。在这趟绿皮火车之旅中，他对于金钱尤其敏锐：在上海担任纺织厂工程师的“勒罗伊”，每月收入 80 元，如果去喜来登酒店，工资能涨到250 元；在北京市场的小商贩，一个月足可以挣 500—700 元，而在国家另一边，超生罚款的 1000 元是很多工人一年的收入。北上的自由市场是挣钱的热土，但在云贵边陲，很多贫民挣扎在生存线边缘。索罗对此感慨道：“这些人真是穷得难以想象，他们满脸皱纹，衣衫褴褛，手上的皮肤都已开裂，头上的帽子皱皱巴巴，脚上的拖鞋破烂不堪。”
九十年代，社会改制浮出地表。上海和广东风风火火地进行经济建设，东北青年们在钢铁厂挥汗如雨，夜晚舞池里扭动胯胯轴，而整个华北平原则依旧笼罩在一层迷惘不定的雾色之中。
到了 1995 年后，国营企业的私有化浪潮开启，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尤其受到影响，许多工人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被迫下岗，有的人留在故乡托关系找活路，有的人坐上绿皮火车，去南方寻找机会。如果你去广东、海南走一走，哪怕在北京和江南问一问，那些经历过世纪末的北方人，也许都有一段共同的绿皮火车南下经历。
这时候，坐绿皮火车对他们来说不只意味着时髦、希望了，而是生存，是要到南方去，找一条活路。时过境迁，如今从内陆去海南也要坐绿皮火车，车厢里也洋溢着东北方言，但此时的他们大多是来旅游、投奔亲戚或者共同创业的。东北如今时髦的是在秋冬季去海南岛过冬，甚至在三亚你会怀疑自己究竟在南方还是东北，物质条件上来了，车厢里的氛围轻松一些，但那道世纪末刮痕留下的缺口，如果跟他们交谈，还是会留在许多人的心里。
02
而我出生在 1997 年 7 月，正是社会上国营企业私有化发生的时候，也是香港回归之际，因此我对那一年印象深刻。小时候，绿皮火车是从故乡湛江到北方的代名词，否则我就要坐上颠簸在坑坑洼洼公路的大巴上，那种看起来很容易出事的大巴，空调开得极冷，从南方小城市晃晃荡荡六七个小时，才到广州的羊城大道。
时间的快慢有了比较后才出现。如果一个地方只有绿皮火车，人们不会觉得它慢。只不过有了高铁、飞机，从湛江去广州的时间最快变成两个半小时，绿皮火车的快也就成了慢。但在小时候，我的父母希望我坐上绿皮火车，通往他们想去又不能去的城市。
父母是经历过 1966—1976 的人。文革让他们错失了上大学的机会。母亲小时候喜欢去上学，她曾对我说：“那时候女的很穷，一个村有三个女的上学就不错了。”她读小学时，一个学期的学费是几毛钱，六十年代，一分钱可以买两个糖果，五分钱可以买一斤菜，一毛钱有四块豆腐乳。在母亲读书的时候，去上学只能走那些颠颠簸簸的小径。她和同学早上去读书，中午回农村干活，下午再去读书，晚上就在煤油灯下做作业。到了初中，普通的义务教育变成半工半读，老师要求他们读书、干活轮着来，干什么活？种禾苗、种甘蔗、插秧、收稻谷、挑粪、砍柴、喂牛、喂猪。
母亲年轻时没能上大学，生产大队看她成绩好，选她当老师。第一年没去成，家里人把她留在农村，她被抽去兵团，参与水利工程建设，干了一年才被生产大队调回学校，担任农村里的民办教师。
父亲也在生产大队。他是农民出身，成分良好，但是家里穷，是他们村最穷的，好在父亲是个活雷锋，在学校里人缘好，小学、中学都是班长，上了高中还是班里的团支书。他本来有希望上大学。高考恢复前，上大学采取的是推荐制：一级一级推荐，审核，领导审批，学校录取。父亲的成绩、阶级成分和口碑都没问题，唯独少了一个很关键的要素，那就是党员身份。
父亲和母亲都没能上成大学，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我的家境并不殷实，多了我之后，他们经济上的担子更重，但在学业上，我的父母从不吝啬分文，教育我多读书、多学习，学习才是头等大事。纵然一段时间内经济状况不好，我过问，他们也只是笑着对我说：“你好好念书就行了，别想太多。”
童年的我对大学的概念是模糊的。那时候，北大清华只是名字上的差距，我只知道它们是这个国家最好的大学，却并不清楚要上这两所国家最好的大学难度几何，小时候，我甚至妄自尊大地吹嘘：“北大清华是现实目标，我的理想是出国，考上剑桥，将来成为一名科学家，为国家争光！”
那时候，世界很小，可能只是一间教室、一所学校。现在想来，自然是感慨年少想法的天真，但在那时，确实是这个狂妄的想法支撑着我不断向前，怀着对学习的热爱，对未来的憧憬，看书听课，努力奔跑，只为实现对父母许下的诺言。
只可惜，我没能上顶级大学，高考结果不算很坏，只是不如平时发挥。我记得人生中第一次坐绿皮火车，是在高二夏令营的时候，参加天津南开大学的历史夏令营，当时暗暗有去南开大学的想法。巧合的是，我的确在天津度过了自己的大学岁月，只不过并非南开，而是天津师范大学——民国女侠施剑翘的母校。父母对我想去北方，不留在广东的决定有些反对，而我的念头很简单——去一个离北京近一点、离家远一些的地方。重新开始，独立生活。
就像许多年少时的叛逆儿一样，我在十八岁那年有一股强烈的渴望离开家的冲动。离开是为了逃离太熟悉的环境，家庭的爱，有时会让人感到压迫，你知道他们是在乎你的，你没办法指责那种在乎，只是横亘在观念中的高墙太坚固，所以只能暂时离开。
父母刀子嘴豆腐心，随我一同坐绿皮火车上天津，那一年，我坐上了开往北方的火车。南方的一切在橱窗中迅速后退。我看见郁郁葱葱的草木，苍茫的黄土，还有大桥下滚滚东流的大河，阳光洒水犹如星星闪烁。到了深夜，一盏孤灯从眼前划过，隔着灰雾，依稀能看到平坦的荒原上破败的村舍。
我去天津念书，父母送我去学校，我们提前三天在学校南门外下榻。那几天雾雨迷蒙、灰气沉沉，偶有阳光也畏畏缩缩。晚上，爸妈睡意昏沉时，我还在床上不停滚来滚去，时而用被子掩面，总之睡不着。睡不着的人容易想事情，我就在想当几天后与爸妈告别、独自上路的日子里，我怕是会止不住地想念他们吧，许是要日日夜夜短信或者电话。可一个月下来，我发现我并没有那么想家，对家人的牵挂甚至比一些本地人还轻。
惭愧的是，原本约定好的一周至少一次电话，到了周末，还是母亲打过来我才记起。她会问为什么这周都没打电话给她，我只能支支吾吾地说没有时间。其实打个电话能花多少时间。
还记得大一国庆节的一个中午，我从图书馆返回宿舍，把手机留在宿舍充电，自己则回到图书馆，一看就看到晚上七点多钟。吃完饭，我优哉游哉地慢步回到宿舍，重新打开手机。十几通未接电话，清一色的联系人，只有两通不是，一通是大哥的，另一通是负责学生工作的一位老师。
一问同学方知，母亲打电话给我迟迟无人接，半天我没个音信，把她给急的，先打了通电话给大哥，大哥电话微信双管齐下也没人回，电话就打到了老师那去了。家长来电，老师当然重视，于是，一打开QQ、微信，联络群、男生群还有几个同学群都在问：“谁知道宗城去哪了？”
在北方，我总是被一些重复的情绪缠绕，周而复始。我对家情感复杂，离别的时候，我会不舍，可在外地通电话，又总是自己先挂。我不在家的日子里，家里就只剩母亲和父亲了，甚至有时父亲也会离开，他有段时间去云南打工。这样的话，母亲就成了所谓的空巢老人，也难怪她会想回农村，那里至少还有一些熟人。
后来，我习惯了一年回一两次家的生活。而在生命前十七年，我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他们。
03
我在大学本科期间投入到一种新鲜感之中。全新的生活、开阔的体验，我暂时将对故乡的回忆抛在脑后，全情投入充满变化的生活之中。大学四年，我往返于天津和北京的站台，在天津读大学，在北京实习，在城市巨兽的体内随同奔涌的人潮荡发荡发。
我第一次到达北京南站时慌乱极了。看到山呼海啸的人流，自己有些不知所措。我对这个城市的内部一片茫然，坐哪站地铁，起初也不确定。我看到一个蓬头垢面的流浪汉坐在轮椅上，断手断脚似的，乞求路过的人给他钱财，也看到一个瘦得像根火柴的中年人在发放地图，他看到我，也随手发给我一份。地图上，四通八达的线路像蜘蛛网一样缠绕，整个北京就这么被画在纸上，通过一个个站点的联系，向世人彰显它的规整与庞大。
坐地铁是一件新奇的事情。老家没有地铁，出行都靠自行车、摩托和公交，到达城市坐地铁，对我来说是个考验。真的要买票了，我找了几十秒，都不确定投入口的具体位置、投入钞票的准确面向，后面排着长队，加剧我的紧张，我怕耽误别人的时间，也怕别人发觉自己不会用，所以走开，假装自己在找合适纸钞。
当时，我常去的火车站是北京南站和北京西站。南站通高铁，西站通绿皮，往返京津，主要是天津南到北京南的线路，但有时要省钱，我就去天津站坐近两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绿皮火车充满了嗑瓜子和方便面的味道，环境肯定比不上高铁，但它更能体现出社会的不同阶层，尤其是工人、农民还有小镇青年。
在出版社实习期间，每周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我要坐上开往朝阳门的地铁。从五道口到朝阳门需换乘，算起来有十站的旅途，如果畅通无阻，半个小时可以到达，但一般来说，算等车、挤车、换乘、下车后走路的时间，大约要一个小时。有时候，我在五道口等二十分钟都无法挤上车厢。
早班车的地铁像一台研磨机，每一个人都被碾压，即便是筷子一样的瘦子，进入车厢后也无法动弹。他会竭力伸长脖子，试图呼吸上层的新鲜空气，但除非他身高一米九以上，否则他能闻到的，还是汗臭味、香水味和烟味。
即便坐上车，乘客也要小心谨慎，坐到西直门的人，在知春路站需尤其留意，那是换乘大站，出来和进来的人都够你呛一壶。上地铁的人总盼望进去，地铁里的人希望进的人越少越好。你总要面对被挤出的难堪，第一次你也许会生气，多遭遇几次，也就习惯了。
相比起来，天津地铁高峰期也挤，但没有北京严重。在北京，被挤成面条是常态。坐地铁，最舒服的时间是晚上十点，李健翻唱过一首歌，就叫《十点半的地铁》：“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地轻轻地轻轻地吹/身边的姑娘 /胖胖的她/重重的靠着我睡/我没有推/我不忍心推/她看起来好累……”
04
本科四年是我坐绿皮火车最多的时候，后来经济情况好了一些，坐高铁的次数开始增加。绿皮火车并不浪漫，文艺青年以为浪漫的是《东方快车谋*案》里陈设精致、车厢里都是有闲阶级的火车，真实的绿皮火车逼仄简陋，大叔翘着二郎腿吃着花生打着牌，大婶对着哭唧唧的孩子像开油门一样张大嗓门喊她不要闹，过道边的汉子叼根烟吞云吐雾，对面搞推销的阿姨见一个人给一张二维码。坐在床上能闻到香烟混合着厕所坑的味道。
绿皮火车的坏处是慢，好处也是慢，慢下来，无聊了，别人才愿意讲点东西。飞机上，众人就盼着平安落地，没有跟陌生人聊天的闲心。比如有一回我去海拉尔，在车上认识了一个满洲里人、一个黑龙江人。满洲里人说现在进不了他的故乡了，那里三年来有九轮疫情，一例病例出现，城市就进去管控状态。很多外乡来满洲里的都离开了。
大哥是从广州北上，估计是在广州打工，对床就是他媳妇。黑龙江人现在住辽宁，做小本生意，他的儿子在海拉尔。他们问我做什么，我说我是记者，因为说自己是记者，做报道的，别人就容易对你敞开心扉。大哥推荐我一定要去恩和看看，说那里很美，有一个俄罗斯民族乡。
还有一回，我回家，睡绿皮火车硬卧上层，听下方男人说，“要得，要得。”女人说，“晓得，晓得。”当晚，我下去找到一个充电口，旁边小女孩和男孩聊天，不是一家的，只是碰巧在车上认识，孩子比成人更容易亲近。
女孩天真地说:“我要挣很多很多钱。”
男孩问:“为什么？”
女孩说:“我要挣很多很多钱，才能给奶奶买新衣服。”
我对满洲里、海拉尔有一种边境上的共鸣，因为我也是在边地长大，从小把这个小地方作为自己认知世界的第一个坐标。而绿皮火车不可避免地成为我记忆的重要组成，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浪漫、美好，而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你只能坐绿皮火车去更远的地方。
如今我客居在大城市，故乡也通了机场和高铁，绿皮火车已经不再是刚需，看到订票网站上从上海到湛江坐绿皮火车还要29个小时，这熟悉的数字令我恍惚，而在十年前，这还是一个我常看到的数字，甚至在当时的自己看来，这是回家需要承受的时长，你会上去，下来的时候觉得骨头散架。那时候，交通费能省则省。
火车常出现于电影里，出现在边疆，承载着乡愁，承载着未竟的心愿。火车临近，巨大的轰鸣声就会盖过天空，火车制造的风声扑向粉团黑面，水平线上的人们，仿佛朝圣般虔诚地静静望着。火车继续开动，一个平凡的夜晚流走。自北向南，绿皮野兽颠沛在山河表里。你在车上独处，不知何时睡去，醒来又是陌生之地。
05
本科某一年寒假，我再次坐绿皮火车回家。父亲和母亲在出站口等待。当我走下车，跟在我父亲身后，我发现原来人老了真的会变矮，几年前我回家，还要仰视父亲，现在我看着他的背影，已经不用抬头了。但我父亲走路还是脚下生风，下车以后，他硬要自己帮我提行李，哪怕穿着拖鞋，也要走在前头。
他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我和母亲跟在他的身后，直到走在家门口，他才放下行李，叉腰喘粗气。
父亲是一个沉默的人，他年轻时候写作，但年纪大了，表达自我的次数愈发的少。他总是把心事藏着，把坚强的一面外露，一个人扛着很多苦很多累，直到有一天扛不动了，还要微笑地对儿子说，没事，我能行。
如今回想起父亲，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一个看电视的背影。我父亲喜欢看建国初的片子，小时候，我不很理解，有一次在酒店，他又一次调到中央一套，看一部讲建国初石油钻井队的片子，当我看到电视里的人物们，如此热情地“为别人好”，真诚地相信他们走在一条理想的路上，言谈举止和生活中的爸爸何其相似时，我想，我似乎有点理解了他，就像我在长大以后，很喜欢回顾童年的片子，写一写走散的伙伴。那是一段不忍苛责的青春。
每当想起父亲，我就会联想到“背”和“扛”这两个动作，他不是背着什么，就是扛着什么，总是给自己找活干，很少给自己轻松的时候。他到六十岁还给人做散工，某年冬天，我回到家时，他已经出去两个月了。他不好好在家待着，跑去云南作甚？母亲说，他去那里的一个小城市里打工。他在那里有朋友。我依然不理解，从湛江到云南路途颠簸，母亲一脸慈笑，“他喜欢去，谁拦得住。”
半个月后，父亲回来了。他本就黝黑的皮肤黑得更深，草绿色的鞋子磨损严重，好在人没有大碍，还是一幅神清气爽的样子。
在云南，他其实没有赚到多少钱，还被工头克扣了工资。在那里，少给临时工几个子儿十分普遍，尤其是像父亲这种“老胳膊老腿”，本身就是临时打工，没签合同，你就算被坑了，也没处说理。
他回家后，母亲给他煲了一碗热热的鱼头汤，笑他不听劝。父亲也不反驳，一副闷闷的样子。待喝完汤，他就下楼散步去了。
父亲和母亲喜欢在站台等我，我珍惜每一次见到他们的机会。
到后来，我在站台看见他们的次数变少了。
在我家的小区，顺着窄窄的小道，旧屋楼下的灯泡孤零零地在黑夜中闪烁。回到家里，母亲依然絮叨。按她的说法，因为关心我，又那么长时间不见，所以要多多过问。每逢吃饭，母亲就喜欢和我说话，她爱问问题。我有时候烦了，她说：“你回湛江也只有吃饭时间在家，我现在不问就没机会了。”
如今再度北上，告别家人，母亲开车送我到车站，挥手告别，平平常常。在绿皮火车里，我把几句话留在了备忘录：
每次回家，都是一条漫长的路，
而我的父母已经没有力气走很长的路。
我跟他们都是平常的交流，为了这平常的交流，我要走很长的路。
也许，我还有几十次走这条路的机会。
也许更少。走一次，少一次。
索鲁有着照相机一般的记忆力，他能把火车上的痰盂、烟灰缸、女人的袜子颜色，乃至人们交谈的细节记录下来。他对细节充满好奇，如果有人掏出钱包，他会试着去数数那里有多少钱；如果出租车司机把他和爱人的合影别在了仪表盘上，他会细细端详；如果看见有人在读什么书或杂志，他会记下名字。
他在书中写道：“我还喜欢到处比价。我会抄下墙上的涂鸦和标语。我会找人翻译墙上的告示，尤其是那些讲述罪犯生平龌龊细节的布告（在罪犯被枪决前，这些细节都会被逐条列举和公布出来）。我会记住别人冰箱里放了什么，旅行者的行李箱里装了什么，我还记得他们衣服上的标签内容（‘白象牌’工具、‘三环牌’男士内裤和‘标准牌’缝纫机之类的东西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我翻遍了各种宣传册来挑语法错误，还收集不同旅店的‘入住须知’（比如有的会写‘不得在浴缸内小便’）。因为恨不得把所有东西都记录下来，我会不停地缠着别人问来问去。”
索鲁明知绿皮火车臭气熏天，夜晚仍睡在火车的卧铺。在他笔下，“绿皮火车到处都破破烂烂，风扇一直不转，门锁被扯掉了，座位扶手早已变形脱落，行李架是坏的，车窗也无法推动——最后这个问题最严重，因为隔间里又热又呛人”。为了通风，他趁乘务人员熟睡，“掏出瑞士军刀旋开了窗锁，拆下了窗户边框，把玻璃往上推了 6 英寸（15厘米），然后又把五金件安装回去”。
1986 年，保罗·索鲁初到中国时，1 美元可兑换约 3 元人民币，但后来在旅途中涨到了 4 元。在这趟绿皮火车之旅中，他对于金钱尤其敏锐：在上海担任纺织厂工程师的“勒罗伊”，每月收入 80 元，如果去喜来登酒店，工资能涨到250 元；在北京市场的小商贩，一个月足可以挣 500—700 元，而在国家另一边，超生罚款的 1000 元是很多工人一年的收入。北上的自由市场是挣钱的热土，但在云贵边陲，很多贫民挣扎在生存线边缘。索罗对此感慨道：“这些人真是穷得难以想象，他们满脸皱纹，衣衫褴褛，手上的皮肤都已开裂，头上的帽子皱皱巴巴，脚上的拖鞋破烂不堪。”
九十年代，社会改制浮出地表。上海和广东风风火火地进行经济建设，东北青年们在钢铁厂挥汗如雨，夜晚舞池里扭动胯胯轴，而整个华北平原则依旧笼罩在一层迷惘不定的雾色之中。
到了 1995 年后，国营企业的私有化浪潮开启，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尤其受到影响，许多工人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被迫下岗，有的人留在故乡托关系找活路，有的人坐上绿皮火车，去南方寻找机会。如果你去广东、海南走一走，哪怕在北京和江南问一问，那些经历过世纪末的北方人，也许都有一段共同的绿皮火车南下经历。
这时候，坐绿皮火车对他们来说不只意味着时髦、希望了，而是生存，是要到南方去，找一条活路。时过境迁，如今从内陆去海南也要坐绿皮火车，车厢里也洋溢着东北方言，但此时的他们大多是来旅游、投奔亲戚或者共同创业的。东北如今时髦的是在秋冬季去海南岛过冬，甚至在三亚你会怀疑自己究竟在南方还是东北，物质条件上来了，车厢里的氛围轻松一些，但那道世纪末刮痕留下的缺口，如果跟他们交谈，还是会留在许多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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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出生在 1997 年 7 月，正是社会上国营企业私有化发生的时候，也是香港回归之际，因此我对那一年印象深刻。小时候，绿皮火车是从故乡湛江到北方的代名词，否则我就要坐上颠簸在坑坑洼洼公路的大巴上，那种看起来很容易出事的大巴，空调开得极冷，从南方小城市晃晃荡荡六七个小时，才到广州的羊城大道。
时间的快慢有了比较后才出现。如果一个地方只有绿皮火车，人们不会觉得它慢。只不过有了高铁、飞机，从湛江去广州的时间最快变成两个半小时，绿皮火车的快也就成了慢。但在小时候，我的父母希望我坐上绿皮火车，通往他们想去又不能去的城市。
父母是经历过 1966—1976 的人。文革让他们错失了上大学的机会。母亲小时候喜欢去上学，她曾对我说：“那时候女的很穷，一个村有三个女的上学就不错了。”她读小学时，一个学期的学费是几毛钱，六十年代，一分钱可以买两个糖果，五分钱可以买一斤菜，一毛钱有四块豆腐乳。在母亲读书的时候，去上学只能走那些颠颠簸簸的小径。她和同学早上去读书，中午回农村干活，下午再去读书，晚上就在煤油灯下做作业。到了初中，普通的义务教育变成半工半读，老师要求他们读书、干活轮着来，干什么活？种禾苗、种甘蔗、插秧、收稻谷、挑粪、砍柴、喂牛、喂猪。
母亲年轻时没能上大学，生产大队看她成绩好，选她当老师。第一年没去成，家里人把她留在农村，她被抽去兵团，参与水利工程建设，干了一年才被生产大队调回学校，担任农村里的民办教师。
父亲也在生产大队。他是农民出身，成分良好，但是家里穷，是他们村最穷的，好在父亲是个活雷锋，在学校里人缘好，小学、中学都是班长，上了高中还是班里的团支书。他本来有希望上大学。高考恢复前，上大学采取的是推荐制：一级一级推荐，审核，领导审批，学校录取。父亲的成绩、阶级成分和口碑都没问题，唯独少了一个很关键的要素，那就是党员身份。
父亲和母亲都没能上成大学，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我的家境并不殷实，多了我之后，他们经济上的担子更重，但在学业上，我的父母从不吝啬分文，教育我多读书、多学习，学习才是头等大事。纵然一段时间内经济状况不好，我过问，他们也只是笑着对我说：“你好好念书就行了，别想太多。”
童年的我对大学的概念是模糊的。那时候，北大清华只是名字上的差距，我只知道它们是这个国家最好的大学，却并不清楚要上这两所国家最好的大学难度几何，小时候，我甚至妄自尊大地吹嘘：“北大清华是现实目标，我的理想是出国，考上剑桥，将来成为一名科学家，为国家争光！”
那时候，世界很小，可能只是一间教室、一所学校。现在想来，自然是感慨年少想法的天真，但在那时，确实是这个狂妄的想法支撑着我不断向前，怀着对学习的热爱，对未来的憧憬，看书听课，努力奔跑，只为实现对父母许下的诺言。
只可惜，我没能上顶级大学，高考结果不算很坏，只是不如平时发挥。我记得人生中第一次坐绿皮火车，是在高二夏令营的时候，参加天津南开大学的历史夏令营，当时暗暗有去南开大学的想法。巧合的是，我的确在天津度过了自己的大学岁月，只不过并非南开，而是天津师范大学——民国女侠施剑翘的母校。父母对我想去北方，不留在广东的决定有些反对，而我的念头很简单——去一个离北京近一点、离家远一些的地方。重新开始，独立生活。
就像许多年少时的叛逆儿一样，我在十八岁那年有一股强烈的渴望离开家的冲动。离开是为了逃离太熟悉的环境，家庭的爱，有时会让人感到压迫，你知道他们是在乎你的，你没办法指责那种在乎，只是横亘在观念中的高墙太坚固，所以只能暂时离开。
父母刀子嘴豆腐心，随我一同坐绿皮火车上天津，那一年，我坐上了开往北方的火车。南方的一切在橱窗中迅速后退。我看见郁郁葱葱的草木，苍茫的黄土，还有大桥下滚滚东流的大河，阳光洒水犹如星星闪烁。到了深夜，一盏孤灯从眼前划过，隔着灰雾，依稀能看到平坦的荒原上破败的村舍。
我去天津念书，父母送我去学校，我们提前三天在学校南门外下榻。那几天雾雨迷蒙、灰气沉沉，偶有阳光也畏畏缩缩。晚上，爸妈睡意昏沉时，我还在床上不停滚来滚去，时而用被子掩面，总之睡不着。睡不着的人容易想事情，我就在想当几天后与爸妈告别、独自上路的日子里，我怕是会止不住地想念他们吧，许是要日日夜夜短信或者电话。可一个月下来，我发现我并没有那么想家，对家人的牵挂甚至比一些本地人还轻。
惭愧的是，原本约定好的一周至少一次电话，到了周末，还是母亲打过来我才记起。她会问为什么这周都没打电话给她，我只能支支吾吾地说没有时间。其实打个电话能花多少时间。
还记得大一国庆节的一个中午，我从图书馆返回宿舍，把手机留在宿舍充电，自己则回到图书馆，一看就看到晚上七点多钟。吃完饭，我优哉游哉地慢步回到宿舍，重新打开手机。十几通未接电话，清一色的联系人，只有两通不是，一通是大哥的，另一通是负责学生工作的一位老师。
一问同学方知，母亲打电话给我迟迟无人接，半天我没个音信，把她给急的，先打了通电话给大哥，大哥电话微信双管齐下也没人回，电话就打到了老师那去了。家长来电，老师当然重视，于是，一打开QQ、微信，联络群、男生群还有几个同学群都在问：“谁知道宗城去哪了？”
在北方，我总是被一些重复的情绪缠绕，周而复始。我对家情感复杂，离别的时候，我会不舍，可在外地通电话，又总是自己先挂。我不在家的日子里，家里就只剩母亲和父亲了，甚至有时父亲也会离开，他有段时间去云南打工。这样的话，母亲就成了所谓的空巢老人，也难怪她会想回农村，那里至少还有一些熟人。
后来，我习惯了一年回一两次家的生活。而在生命前十七年，我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他们。
03
我在大学本科期间投入到一种新鲜感之中。全新的生活、开阔的体验，我暂时将对故乡的回忆抛在脑后，全情投入充满变化的生活之中。大学四年，我往返于天津和北京的站台，在天津读大学，在北京实习，在城市巨兽的体内随同奔涌的人潮荡发荡发。
我第一次到达北京南站时慌乱极了。看到山呼海啸的人流，自己有些不知所措。我对这个城市的内部一片茫然，坐哪站地铁，起初也不确定。我看到一个蓬头垢面的流浪汉坐在轮椅上，断手断脚似的，乞求路过的人给他钱财，也看到一个瘦得像根火柴的中年人在发放地图，他看到我，也随手发给我一份。地图上，四通八达的线路像蜘蛛网一样缠绕，整个北京就这么被画在纸上，通过一个个站点的联系，向世人彰显它的规整与庞大。
坐地铁是一件新奇的事情。老家没有地铁，出行都靠自行车、摩托和公交，到达城市坐地铁，对我来说是个考验。真的要买票了，我找了几十秒，都不确定投入口的具体位置、投入钞票的准确面向，后面排着长队，加剧我的紧张，我怕耽误别人的时间，也怕别人发觉自己不会用，所以走开，假装自己在找合适纸钞。
当时，我常去的火车站是北京南站和北京西站。南站通高铁，西站通绿皮，往返京津，主要是天津南到北京南的线路，但有时要省钱，我就去天津站坐近两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绿皮火车充满了嗑瓜子和方便面的味道，环境肯定比不上高铁，但它更能体现出社会的不同阶层，尤其是工人、农民还有小镇青年。
在出版社实习期间，每周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我要坐上开往朝阳门的地铁。从五道口到朝阳门需换乘，算起来有十站的旅途，如果畅通无阻，半个小时可以到达，但一般来说，算等车、挤车、换乘、下车后走路的时间，大约要一个小时。有时候，我在五道口等二十分钟都无法挤上车厢。
早班车的地铁像一台研磨机，每一个人都被碾压，即便是筷子一样的瘦子，进入车厢后也无法动弹。他会竭力伸长脖子，试图呼吸上层的新鲜空气，但除非他身高一米九以上，否则他能闻到的，还是汗臭味、香水味和烟味。
即便坐上车，乘客也要小心谨慎，坐到西直门的人，在知春路站需尤其留意，那是换乘大站，出来和进来的人都够你呛一壶。上地铁的人总盼望进去，地铁里的人希望进的人越少越好。你总要面对被挤出的难堪，第一次你也许会生气，多遭遇几次，也就习惯了。
相比起来，天津地铁高峰期也挤，但没有北京严重。在北京，被挤成面条是常态。坐地铁，最舒服的时间是晚上十点，李健翻唱过一首歌，就叫《十点半的地铁》：“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地轻轻地轻轻地吹/身边的姑娘 /胖胖的她/重重的靠着我睡/我没有推/我不忍心推/她看起来好累……”
04
本科四年是我坐绿皮火车最多的时候，后来经济情况好了一些，坐高铁的次数开始增加。绿皮火车并不浪漫，文艺青年以为浪漫的是《东方快车谋*案》里陈设精致、车厢里都是有闲阶级的火车，真实的绿皮火车逼仄简陋，大叔翘着二郎腿吃着花生打着牌，大婶对着哭唧唧的孩子像开油门一样张大嗓门喊她不要闹，过道边的汉子叼根烟吞云吐雾，对面搞推销的阿姨见一个人给一张二维码。坐在床上能闻到香烟混合着厕所坑的味道。
绿皮火车的坏处是慢，好处也是慢，慢下来，无聊了，别人才愿意讲点东西。飞机上，众人就盼着平安落地，没有跟陌生人聊天的闲心。比如有一回我去海拉尔，在车上认识了一个满洲里人、一个黑龙江人。满洲里人说现在进不了他的故乡了，那里三年来有九轮疫情，一例病例出现，城市就进去管控状态。很多外乡来满洲里的都离开了。
大哥是从广州北上，估计是在广州打工，对床就是他媳妇。黑龙江人现在住辽宁，做小本生意，他的儿子在海拉尔。他们问我做什么，我说我是记者，因为说自己是记者，做报道的，别人就容易对你敞开心扉。大哥推荐我一定要去恩和看看，说那里很美，有一个俄罗斯民族乡。
还有一回，我回家，睡绿皮火车硬卧上层，听下方男人说，“要得，要得。”女人说，“晓得，晓得。”当晚，我下去找到一个充电口，旁边小女孩和男孩聊天，不是一家的，只是碰巧在车上认识，孩子比成人更容易亲近。
女孩天真地说:“我要挣很多很多钱。”
男孩问:“为什么？”
女孩说:“我要挣很多很多钱，才能给奶奶买新衣服。”
我对满洲里、海拉尔有一种边境上的共鸣，因为我也是在边地长大，从小把这个小地方作为自己认知世界的第一个坐标。而绿皮火车不可避免地成为我记忆的重要组成，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浪漫、美好，而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你只能坐绿皮火车去更远的地方。
如今我客居在大城市，故乡也通了机场和高铁，绿皮火车已经不再是刚需，看到订票网站上从上海到湛江坐绿皮火车还要29个小时，这熟悉的数字令我恍惚，而在十年前，这还是一个我常看到的数字，甚至在当时的自己看来，这是回家需要承受的时长，你会上去，下来的时候觉得骨头散架。那时候，交通费能省则省。
火车常出现于电影里，出现在边疆，承载着乡愁，承载着未竟的心愿。火车临近，巨大的轰鸣声就会盖过天空，火车制造的风声扑向粉团黑面，水平线上的人们，仿佛朝圣般虔诚地静静望着。火车继续开动，一个平凡的夜晚流走。自北向南，绿皮野兽颠沛在山河表里。你在车上独处，不知何时睡去，醒来又是陌生之地。
05
本科某一年寒假，我再次坐绿皮火车回家。父亲和母亲在出站口等待。当我走下车，跟在我父亲身后，我发现原来人老了真的会变矮，几年前我回家，还要仰视父亲，现在我看着他的背影，已经不用抬头了。但我父亲走路还是脚下生风，下车以后，他硬要自己帮我提行李，哪怕穿着拖鞋，也要走在前头。
他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我和母亲跟在他的身后，直到走在家门口，他才放下行李，叉腰喘粗气。
父亲是一个沉默的人，他年轻时候写作，但年纪大了，表达自我的次数愈发的少。他总是把心事藏着，把坚强的一面外露，一个人扛着很多苦很多累，直到有一天扛不动了，还要微笑地对儿子说，没事，我能行。
如今回想起父亲，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一个看电视的背影。我父亲喜欢看建国初的片子，小时候，我不很理解，有一次在酒店，他又一次调到中央一套，看一部讲建国初石油钻井队的片子，当我看到电视里的人物们，如此热情地“为别人好”，真诚地相信他们走在一条理想的路上，言谈举止和生活中的爸爸何其相似时，我想，我似乎有点理解了他，就像我在长大以后，很喜欢回顾童年的片子，写一写走散的伙伴。那是一段不忍苛责的青春。
每当想起父亲，我就会联想到“背”和“扛”这两个动作，他不是背着什么，就是扛着什么，总是给自己找活干，很少给自己轻松的时候。他到六十岁还给人做散工，某年冬天，我回到家时，他已经出去两个月了。他不好好在家待着，跑去云南作甚？母亲说，他去那里的一个小城市里打工。他在那里有朋友。我依然不理解，从湛江到云南路途颠簸，母亲一脸慈笑，“他喜欢去，谁拦得住。”
半个月后，父亲回来了。他本就黝黑的皮肤黑得更深，草绿色的鞋子磨损严重，好在人没有大碍，还是一幅神清气爽的样子。
在云南，他其实没有赚到多少钱，还被工头克扣了工资。在那里，少给临时工几个子儿十分普遍，尤其是像父亲这种“老胳膊老腿”，本身就是临时打工，没签合同，你就算被坑了，也没处说理。
他回家后，母亲给他煲了一碗热热的鱼头汤，笑他不听劝。父亲也不反驳，一副闷闷的样子。待喝完汤，他就下楼散步去了。
父亲和母亲喜欢在站台等我，我珍惜每一次见到他们的机会。
到后来，我在站台看见他们的次数变少了。
在我家的小区，顺着窄窄的小道，旧屋楼下的灯泡孤零零地在黑夜中闪烁。回到家里，母亲依然絮叨。按她的说法，因为关心我，又那么长时间不见，所以要多多过问。每逢吃饭，母亲就喜欢和我说话，她爱问问题。我有时候烦了，她说：“你回湛江也只有吃饭时间在家，我现在不问就没机会了。”
如今再度北上，告别家人，母亲开车送我到车站，挥手告别，平平常常。在绿皮火车里，我把几句话留在了备忘录：
每次回家，都是一条漫长的路，
而我的父母已经没有力气走很长的路。
我跟他们都是平常的交流，为了这平常的交流，我要走很长的路。
也许，我还有几十次走这条路的机会。
也许更少。走一次，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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