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日]江藤阳子著，章霖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
2016年的初秋，曾去了一次长崎，自然也去了长崎原爆纪念馆。纪念馆不远处就是所谓“原爆点遗址”，北面则是纪念公园。在公园时，被不远处棒球场传来的欢呼声所吸引，走近才发现原来是在举行高中棒球赛。坐在观众席上望着热血少年在投球击打，而自己的思绪则还停在纪念馆中的历史。这些“球儿”的祖父辈、曾祖父辈或许都在那场战争中*人或被*。如今的他们又将如何面对那些战争记忆呢？前后两个场景的反差如此大，印象深刻难忘。
然而，战争记忆其实是很难传承的。这种本已艰难的传承还依赖于一套复杂的社会机制。在历史修正主义兴起的二三十年间，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历史记忆范式也开始受到动摇。日本历史学家山田朗曾经将各种“历史修正主义”总结为九类：一、“日本并不是唯一实施过殖民统治和侵略的国家”；二、“战争与殖民统治也有好的一面”；三、“所谓‘大东亚战争’为亚洲国家独立解放发挥了作用”；四、“日本对英美开战是迫不得已”；五、“日本虽发动战争但并无领土野心”；六、“若承认是侵略战争，那么阵亡者岂非犬死”；七、“昭和时代的战争或许是非正义的，但明治时代战争则值得称颂”；八、“不应该现在的价值观去评判当时的作为；九、“战前和战时的事情与战后出生者无关”。面对前述这些论调，山田朗认为大部分其实都是“伪问题”，在学术研究领域便能轻松予以辩驳。其中，最棘手的论调乃是第九类即“战前和战时的事情与战后出生者无关”的论调。山田朗教授也承认：让现在日本的年轻人来为他们出生之前的战争负责，似乎确实有不近情理的地方。不过，他进一步指出“对没有经过战争的一代”来说，他们承担战争责任的方式便是去了解战争的历史，清楚地明白先人所犯下的“错误”和“罪行”。
自上世纪末以来，确实有不少日本学者在努力地向年轻一代日本人传递正确的战争记忆。在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者中，东京大学京大学的日本近现代史专家加藤阳子教授必居其一。她不仅在学术领域建树颇多，更努力将专家学者们积累的知识与成果转换为日本社会所能理解并接受的普遍共识，尤其是在培养年轻人历史认识方面不遗余力。2009年加藤教授以年轻人为受众目标，出版了专著《日本为何选择了战争》（それでも、日本人は「戦争」を選んだ）。这本书的基础来自于2007年末至2008年元旦期间，她在神奈川一所高中连续五天所做的历史讲座，为高中生梳理日本自甲午战争以来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导致最大灾难的太平洋战争。
尽管加藤教授的这本书发端于面向高中生的历史讲座，但如她所言“相信这种尽可能让人身临其境的讲述方式，不仅会得到年轻读者的喜欢，也不会辜负更高年龄层读者们对本书的期待”。实际上，即便从专业研究的学术角度来阅读，也能获得很多启发。有别于传统的国别史研究，加藤教授始终是从国际的角度来观察近现代的日本军国主义化的过程，将日本史纳入世界史的范畴，以长时段的视角来一道进行分析，并尝试让读者在方法论上也收获新知。例如在谈及日本政治体制与军政体制时，会将其与美国、俄国进行比较；又或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形成的“总体战理论”来论述当时日本各界对战争形态的想象以及这种想象又如何加速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化的步伐。用作者的自己话来说，就是“本书不会像地心说一般，只把日本作为中心，我也会从中国和西方列强的视角出发来审视问题，并尽量融入最新的研究成果”。
1935年6月27日，胡适在日记中写下了这么两句话：“日本武士自*的方法是‘切腹’，而误事切腹时需要一名介错人。日本今日已走上了全民族切腹的路。上文所述的策略只是八个字：日本切腹，中国介错。”胡适所谓“策略”是指他对中日可能发生冲突的预测即日本侵华战争将会是“太平洋世界战争”的前奏。或许是因为这个比喻过于生动，以至于战后的中日历史学家都喜欢引用。加藤阳子教授在《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中也引用了胡适的这个比喻，甚至还放入了第四章的标题之中。“胡大使”见识之广阔、预测之准确，自不必多言。不过，“日本切腹”的说法却并非是胡适所独创。另一位他的美国同行跟他所见略同，甚至更早提出了类似的比喻。
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在1934年12月27日的日记中，有这么一句话：“在目前情况下，这个国家的军人是完全可以冲破政府的约束，抱着错误的爱国观念，进而干出近乎‘民族切腹’（National Hara-kiri）这样的事。”七年后，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一个月前，格鲁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书中再次使用了“民族切腹”这个说法。他这样写道：“谋求和解的努力如果归于失败，日本的钟摆就可能再次摆回以前的立场，甚至可能走得更远。这又会导致他们所谓的全力以赴的殊死斗争，以顶住外面的经济封锁，宁冒民族切腹的危险，也不向外国压力屈服。”加藤教授的这本书其实就是在描述近代日本走向“民族切腹”的过程。较之纳粹德国，日本的这个过程似乎更像是一种“集体无意识”选择的结果。战后日本最有影响力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将之称为“日本法西斯的矮小性”：“诚然，日本帝国主义走向末日在宏观上有其一以贯之的历史必然性，但越从微观的角度来观察就越会发现这其实是一大推不合理决断累积而成的结果。”
珍珠港事件
例如卢沟桥事变之初，日本陆军参谋总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最初下达的命令是所谓“不扩大主义”，但结果却因为杉山元、武藤章等“强硬派”军官的要挟，又改为了同意“增兵”。另一方面，时任首相近卫文磨为了通过表现强硬立场来稳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不仅放任军部暴走， 甚至还制定更为激进的侵华政策。日后代表日本在二战投降书上签字的外务大臣重光葵曾如此评论过：“政府一面号称坚持不扩大方针，一面又在事实上将事态扩大。结果变成政府与军部一道都叫嚷着要进行‘惩戒中国的圣战’。”
而在偷袭珍珠港前，类似的一幕也一再重演过。时任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曾对部下如此阐述他的想法：“失去战机的日本，可能会在一个不利的时期下迎来战争。既然早晚都要发动的战争，那还不如在稍有胜算的时候进行。”这种近乎鲁莽的决策逻辑近乎赌博，而在实际备战过程却又极不充分。在海军省负责后勤保障工作的保科善四朗中将就曾对当时草率情况感到震惊：“开战准备实在是太随便了，如同是痴人说梦。作战计划就是纸上谈兵，甚至把一些根本无法使用的武器装备都写在上面。”2019年8月，NHK披露了一份有关昭和天皇的新史料即战后第一人宫内厅长官田岛道治的《拜谒记》，合计有18本之多。其中，记录了田岛与昭和天皇多达613次、超过330小时的交谈，而这些谈话记录大多没有被之前编辑出版的《昭和天皇实录》所收录。根据《拜谒记》的记载，昭和天皇在太平洋战争前之所以同意东条英机组阁是因为“认为东条是唯一能够管住陆军的人”。这就如同是选择“纵火犯”来“灭火”一样，结局可想而知。
加藤教授将这类言行乃至决策揶揄为“闹别扭”式的赌气之举，并进一步指出当时日本决策层又或是社会各界的精英们往往都未意识到导致日本陷入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是近代以来的扩张主义、冒险主义以及毫无预见性的国际观。亦如她在书中所引用水野广德的评论那样：“日本根本就是无法进行战争的国家”、“这种国家并没有独自进行战争的资格，无论在和平时期如何扩张陆海军的军备，也不过是毫无基础的空中楼阁罢了”。上述言论在当时的日本看似“异类”，但其实不少日本军政高层却都暗自抱持同感，而又选择随波逐流，无人愿意挺身负责。丸山真男将其比喻为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一边怀着对失败的恐惧浑身发抖，同时又闭上双眼直冲上去。若说他们渴望战争，此言不假；若说他们想要避免战争，却又不由自主般选择了战争的道路，这或许才是事实的真相。”
政治学者南原繁在得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当天吟诵了一首短歌：“超乎人之常识，亦超乎学问，日本起而与世界为敌。”在南原繁这类知识分子看来，日本开战的行为令人震惊，因为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差距太大，几无胜算。但诡异的是，当时的日本当局非但没有“隐瞒”这种差距，反而希望借此来激发国民的斗志，“煽动民众的危机感”反倒成了一条笼络人心的捷径。知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竹内好甚至一厢情愿地认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反倒赋予了侵华战争的“合法性”。在日美开战一周后，他发表了《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议》一文，写道：“我们一直在怀疑，我们日本是否是在东亚建设的美名之下而欺凌弱小呢？！在东亚建立新秩序、民族解放的真正意义，在今天已经转换成为我们刻骨铭心的决意。这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的决意……这样看来，在这一变革世界史的壮举之前，‘支那事变’作为一个牺牲不再是无法忍受的事情。”
尽管是几无胜算的战争、尽管是毫无道义的侵略，但当时的日本依旧选择了战争，选择了一条“民族切腹”之路。重读《日本为何选择了战争》，又想起了约瑟夫·格鲁的一段评论。1933年3月当他得知日本正式推出国际联盟时，曾如此评论：“绝大多数日本人都有真正的自欺欺人的惊人本事。他们打心底里相信，他们做的每件事都是对的……这种心理状态，比那些厚颜无耻但自知理亏者还要难对付的得多。绝大多数日本人，哪怕又才智者也在其中，都不知道是自己错了，所以抵抗外国干涉的决心反而愈加强烈。”
实际上，加藤阳子教授的论说便是在解释这种让格鲁大使当年倍感困惑的现象，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而其背后的形成机制与日本近代化的道路又是如何纠缠双生的。从此意义来说，对上述两方面问题的探究远未过时，甚至在今日显得更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