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解放军和民族工作队进山找苦聪人，送给他们火柴和生活用品，苦聪人十分感动。
以前苦聪人需要外面的旧衣服、火枪、盐巴、铁器，往往碍于没有衣服遮羞，交换时只好拿着松鼠干巴、兽皮、药材、篾器等，放在外族村寨边的路旁，自己则躲进附近草丛里监视。
外族寨子的人一看就知道是苦聪人来交易了，便拿旧衣服、盐巴等物品放在旁边，拿走苦聪人的东西。苦聪人则等别人走远后再出来拿走换回的东西。
因为这种交易方式，会出现别人多拿少给或白拿的情况，苦聪人便以射箭，或掷石块表示异议。如果别人强行拿走，苦聪人就要抬着弓弩追击。如果苦聪人不放箭，就是表示同意。这种“默商”交易方式，大约在50年代后期苦聪人基本定居后才告消失。
然而即使搬出了丛林，他们还是离不开林子。政府救济的粮食吃完了，他们又开始进到树林里去挖野苕、摘野菜。
见到苦聪人完全不适应新生活，金平县委指示，“苦聪人访问团”就地改为民族工作队 ,继续带领和帮助苦聪人搞好定居定耕工作。
支边干部马应才回忆说，看到苦聪人出了林子后什么也不会做，只会蹲在墙根下晒太阳，金平县委政府的领导十分着急。
在全面调查研究后，金平县委决定对普角、翁当、新寨、茨通坝4个乡中社会经济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62个苦聪村寨实施“直接过渡”（注：直接过渡就是直接从原始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要把帮助苦聪人过上新生活当成新的战役来打！这场战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刚任金平县长的龚则盛是个山西汉子，1958年5月他从部队上转业到金平县后，很快就对如何帮助苦聪人适应新生活下了新的命令。
“那时的工作队员太能干了，白天帮助苦聪人开田挖地，晚上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把党和苦聪人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苦聪人记不住干部们的姓名，都亲切地称他们为‘解放’、‘访问’和‘工作队’。他们说共产党的干部比亲人还要亲。”
时间已经跨过七十多年，当年苦聪人觉得比亲人还要亲的“解放”“访问”和“工作队”如今现在何处呢？我们还有幸采访到他们吗？即便在世，他们也已经到了八九十岁的耄耋之年，而且很多人也已离开了金平，要寻找到他们实在不容易。也许是金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多方寻访，金平县委的退休干部普秀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普秀英这个名字，我们最早是在彭荆风的一篇散文《攀上哀牢山》见到的，在散文里，普秀英带着彭荆风爬上了哀牢山苦聪山寨金竹寨。我们顺着他描写的脉络梳理下来，确定他爬上的是属于哀牢山脉的西隆山。
县委这个退休的普秀英会不会就是彭荆风笔下的普秀英呢？如果是，那么她将会为我们揭开当年访问团和工作队在苦聪山寨开展工作时的神秘面纱。在苦聪老干部黄志春的帮助下，我们终于确定，她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当年一只美丽的白鹇鸟，苦聪山寨最喜爱的哈尼姑娘。
普秀英（左）向作者讲述历史（钱聪 摄）
走向苦聪山寨的白鹇鸟
1955年12月隆冬，一轮朝阳很自信地跃出云海，非常大方地把万道霞光投在了一个名叫干塘的哈尼族寨子。比杜鹃花起得还早的哈尼寨子，用白云洗了脸，蘑菇房里就升起了炊烟。那干净轻曼的炊烟，与阳光交谈着，袅袅爬向天空……
白鹇起飞
这是一个难得的晴天！
寨子头一幅油画般的蘑菇房“咕”地开了门，17岁的哈尼姑娘普秀英，肩上挎了一个自己织绣的挎包，包两面飞来了一只站在杜鹃花枝上唱歌的白鹇鸟。白鹇鸟是哈尼族的吉祥鸟，是哈尼族的象征。
“阿妈，我去了。你不要牵挂。”
她身后的阿妈红着眼眶，抽了一下鼻翼，嗯了一声，将一坨用芭蕉叶包好，用蒙蜜花（染饭花）浸染得像太阳一样金黄的糯米饭塞到女儿手上。转过身，大颗的泪滴又从眼眶里掉下。此时阿妈的大眼睛实在太小，盛不住又一滴分别的热泪！
要知道，自从丈夫普三牺牲在剿匪的战场上，这位坚韧、刚强的哈尼农家女，把烈士才三个月的遗孤孕满生下，把六个子女抚养长大。渐次长大的子女离开了她，加入了新中国新政权百废待兴的建设行列。有人说今天的暂时送别，是为了明天的永久团聚。这是写诗，不是说话。
今天，烈士遗孀要送别的是她最疼的二姑娘普秀英。在她看来，这个二姑娘福大命大！早在十年前，白匪进村来找参加游击队的普三，把她的大女儿活活刺死，才8岁的二姑娘也被白匪在腰上、右大腿上凶残地刺了三刺刀。悲痛的她顾不上埋怨参加革命招来横祸的丈夫，抱着血淋淋的二姑娘躲进了深山老林，用祖传的草药硬是将她奄奄一息的小生命存续了下来。
1950年金平县解放后，党和政府没有忘记先烈，为先烈子女提供了必要的帮助。在白匪刺刀下大难不死的普秀英，沐浴在党的阳光下，变身为一名朝气蓬勃，勤学能*哈尼姑娘。1955年底，刚吃17岁的饭的普秀英，接到中共金平县委的通知，叫她到县委报到，参加全县土地改革培训班学习。
“阿妈，您瞧，太阳出，云雾散了，看得见金平县城啦！”
“是啊姑娘，我们见太阳啦。你去了要好好干嘎。”
干塘村，是金平县金河镇的一个传统哈尼寨子。位于金平县城的正北方，金河源头的右岸。这里海拔1620米，金平县城是1260米。
站在寨子里，放目远瞰，整个金平县城就一览无余，尽收眼底了。干塘寨子背靠分水岭，前执金平河（金河），左边青龙山，右边白虎山。按照地理学的说法就是青龙抱白虎，代代出文武。这正是一块风水宝地，也是一块革命圣地！
1948年，中共金平地下党组织在此创建了革命根据地，18岁就被土匪残忍*害的女地下党员刘境萍，就曾在游击队员普三家的掩护下，勠力开展工作。
1950年3月，数万土匪和国民党残余武装围困刚解放的金平县城一月余。金平“县城保卫战”进行到最艰难、最关键的时刻，受组织派遣的游击队员普三，于深夜秘密出城。
在行至大保寨脚金河边时，因叛徒出卖，普三被捕。土匪们使尽了各种刑具和手段，折磨了三天三夜，没有从普三嘴里掏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第四天，我解放军和游击队总反攻之时，土匪在溃逃中将普三*害于冬瓜林脚的金河岸边。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失去了大女儿的母亲，再次痛失家庭支柱。5年过去了，她心中的悲痛仍然难以平复。
今天清晨的干塘村，又走出了她刚长大成人的二女儿普秀英。她看到她挎包上的白鹇鸟与她一起飞翔起来，飞出了世世代代，祖祖辈辈居住的蘑菇房。
初进西隆山
哈尼姑娘普秀英背着她的白鹇挎包，于1956年1月参加了金平土改工作培训，培训结束后，先参加土改工作。12月份，金平县委在结束和平协商土改，“直接过渡”地区工作的基础上，组成18人的苦聪访问团，由副县长刘天德带领深入山林，寻访和动员苦聪人出林定居。
苦聪人绝大部分听不懂汉话，但哈尼族的话他们大部分能听得懂，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普秀英毅然决然地参加了苦聪访问团，成为普通的一名成员，进入了西隆山茫茫原始森林，开启了她人生中最艰苦、最恐惧、最难忘的帮助苦聪人出林定居定耕之路。
当时除部队组建的民族工作队外，金平的访问团分3个组：第一组负责南科乡，第二组负责翁当乡, 第三组负责者米乡。普秀英在第二组，分在翁当乡，属于半高山区，由三区管辖，区政府设在勐拉坝，也称“勐拉区”。
当时的勐拉坝瘴疠肆虐，由于医疗条件差，高山人去到勐拉回来后，大部分人要染病而亡，故有“十个去勐拉, 九个不回家”、“要去勐拉坝，先把老婆嫁”的说法。但普秀英并不怕。
“我说的不怕，并不是说命不重要。而是说不怕‘打摆子’。我们在培训的时候医生老师就讲过啦，摆子病就是疟疾，是可以治疗的。以前我们寨子也有人着过，到政府打一针就好啦！有政府在，我怕根哪样？”
18岁的哈尼姑娘普秀英对疟疾说不怕。说的时候声音脆，底气足，颇有烈士后代的风范。
他们第二组的组员有：组长许文清(勐拉区区长)、朱成英、胡庆来(县委秘书)、潘世方、李金兴和普秀英6名队员。
在西隆山茫茫原始森中，湿地铺满枯枝败叶，一脚踩下去，像踩在棉花上，扒噜噜的。你脚一提走，便冒出一层黄褐色的臭水。走不了多远，鞋袜都湿透了。进入这样的区域，你别看四周静悄悄的，什么动静也没有。
但是，你才进入了危险的境地。那些林下的统治者——干蚂蟥，平时沾歇在树叶的背面睡大觉，走路的只轻轻一碰，它就立即醒来，悄无声息地粘在人的脚上，有的顺着人体往上爬，钻进大腿，有的甚至钻进裤裆！用吸盘吸附在人身上吸血，吸饱了才脱落。
因为干蚂蝗在吸血时会分泌出麻醉和一种凝血抗体，因此就算它吸饱脱落了，人们也发觉不了，被它咬开的伤口会不停地往外冒血，如果没有及时止血，有的人直到裤管湿了，才发现自己被蚂蝗咬了。
普秀英老家干塘，寨子背后就是分水岭，也是一望无际的茫茫原始森林。从小她就跟随父母在森林里采野果，讨猪食。
对于如何应对干蚂蟥的攻击，她很小就从父母那里传承了过来。访问团工作组进山的时候，在上级配发的物资中，有民间人常吸的刀烟丝。普秀英找到组长、勐拉区区长许文清说：
“组长，给能给我一小点刀烟？”
组长许文清是个清瘦精*领导，组织观念牢固。普秀英说话时语气很小，但他听得很清楚。他看了一眼也是清瘦苗条的普秀英，和蔼地说：
“哟，我们的小白鹇鸟，你要刀烟丝干什么？莫不是你也要当女烟鬼？”
“区长，不开玩笑。也不是我自己想要，给大家分一点，进老林收拾蚂蟥很有用。”
“姑娘，你不要这样拿眼睛讨好我。我严正地告诉你，这些刀烟丝是上级发给苦聪同胞的，我们队员任何人都没有拿来自己用的权利，一丝也不能拿。”
“对不起区长，我错了。不该开这个口。”
普秀英在区长许文清面前说完道歉话，转身，才走出两步，就被区长叫住了。
“哎哎小普姑娘，你等等。你刚才说拿烟丝收拾蚂蟥？”
普秀英转过身来，双手理了一下头后两只乌黑的辫子，这才把头斗近了许文清，说了几句。许区长立即召开了小组会议，所有组员全部到齐。许文清说：
“同志们，现在突然把大家召集起来，只有一个议题，那就是请我们队里的哈尼姑娘普秀英，来给我们讲对付干蚂蟥的新招。大家欢迎！”
身穿不戴领章的军服，腰扎武装带的普秀英倏地从座位上站起，右手从左手掌心里三个指头撮起一小坨黄色刀烟丝，对着大家说：
“大家注意啦，刀烟丝对付蚂蟥很有用。我们小时候就用过，灵得很！进老林里，你被蚂蟥叮上了，你不要一来就用手指去抓，蚂蟥没有吸饱你很难抓得下来。就算你想办法抓下来了，蚂蟥留在它叮咬处的口水就会让你的创口发炎，痒得给你抓烂肉皮。发现被蚂蟥叮上了，你先拿一小撮烟丝放进嘴里，拌上点你自己的口水，然后拿出来敷在蚂蟥上，蚂蟥立马就脱落了。你再拿有口水的烟坨擦伤口，好好揉几下，蚂蟥叮过的地方就不会痒了。大家给听清楚啦？”
“听清了——普姑娘！”
“还有，老林中有一种牛马牲口都叮得死的大黄蚊, 一旦被它叮咬到, 伤口就奇痒溃烂。用烟丝的办法也有特效！我说完了，谢谢大家！”
大伙的掌声刚停，许区长又说：
“同志们注意了。我已向上级请示了，上级同意给我们队员每人配一点刀烟丝，作为防治蚂蟥用。等会散会了找小普领。明天我们就进老林。”
第二天，队伍从勐拉出发，赶了一个“两头黑”（天不亮就出发，天黑了才到目的地，叫“两头黑”），第一站就到金竹寨。
金竹寨是一个苦聪山村，也就是后来诞生了彭荆风的《鹿衔草》和陈见尧《遥远的金竹寨》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地方。这一片区域除了金竹寨外，其他还有7个苦聪寨子。
金竹寨的苦聪人从意识观念到社会交往，相比之下算得上较先进的村寨，居住相对稳定和集中。但由于受粗放的刀耕火种生产习惯影响，加之土司、头人的剥削，他们仍然处于半耕半猎半居半游的生产生活状态。
住的是风雨飘揺低矮的篱笆墙竹叶顶房，一旦漏雨就用木棍在屋里搊一搊，戳一戳，以理顺竹叶，让雨水漏得小一些。寨子人普遍吃不饱腹，衣不裹身。
就在普秀英她们到来之前的1956年，3828部队已开始在做苦聪人工作，帮助苦聪人挖通了从金竹寨到国境线的山路。第二组到后与部队一起工作。他们和部队既有明确的分工，又有密切的合作。
他们以群众基础比较扎实的金竹寨为据点，展开了寻找丫口寨、老马寨、老白寨、老杨寨、李家寨、河边寨、荞菜坪河头寨7个寨子苦聪人的工作。
计划在找到苦聪人时大力宣传民主改革运动、党的政策和*对边疆各民族人民的关怀，动员这7个寨子的苦聪人出林，组建苦聪新寨，实行定居定耕。
按照工作要求，他们在当地村民的配合下，进山对7个寨子展开了逐村逐户寻找、走访。在石头脚下，在岩洞中，在杂草遮天的深山上，在树木闭日的森林里，都有苦聪人的“家”。
村与村之间要步行五、六个小时以上，户与户之间步行一、两个小时以上，东一户，西一家，一个寨子少的有3户，最多的也只有5户，一户在一个山头上，事实上这些寨子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村寨，只能称为“临时游猎游耕点”。
所有的人除了包谷以外，都没有大米吃。也没有衣服穿，除大人在腰间系一些烂布之类的东西遮羞外，十几岁以下的孩子都是裸体。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找到王二家的时候，他家住一间竹叶盖的烂棚子里，一家5口，即王二、他妻子和3个女儿，其中大女儿已有十三、四岁，但全家5人身上一丝不挂；屋内根本没有床，不论白天黑夜都是烧一堆火，夜晚全家5口人就围在地上的火笼边睡。
在寻找苦聪人的过程中，只见茫然的大山和森林，一山比一山高，一林比一林密，杂草、树木遮天蔽日，有的地方有毛路，有的地方毛路也没有，要重新砍路，才能勉强前行。”
普秀英她们和部队在深山老林里面经过一个多月的寻找, 宣传党的政策, 发给他们衣物、布匹，动员他们集中定居。与他们面对面交流，沟通了情感，基本消除了苦聪人的思想顾虑，还帮他们携老背幼走出森林。
1957年3月，第一个苦聪寨子新安寨(又名“苦聪新寨”)组建之后，有30余户。政府给他们大量的粮食扶持，访问团帮他们买耕牛配农具，正如马应才回忆的那样“帮助他们从哪些方面开始呢？是先从洗脸刷牙洗衣开始的。”
普秀英和工作队员们就住在寨子里，教苦聪人生产生活，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由于当时条件非常艰苦，与普秀英一起的队员后来有的因工作需要被召回区上、县上，有的吃不了苦不辞而别。
西隆山的苦聪寨子里，渐渐只剩下她一个小姑娘在坚守！
苦聪人开荒种地（南马 供图）
定居苦聪寨
自1957年1月至8月，金平县委派出的“苦聪访问团”三个组18名成员，与驻金部队的民族工作组一道，翻山越岭，涉水越河，足迹遍布了西隆山原始森林的每个角落。
在长达八个月的艰苦努力下，基本完成了对苦聪人的访问工作。9月，金平县委将访问团改建为“苦聪工作队”，开始了帮助苦聪人定居的工作。
19岁的哈尼姑娘普秀英转为苦聪工作队员，仍然留在了金竹寨工作。
“1958年，组织上又把我调到翁当乡的苦聪大旗，要求把苦聪大旗和几个零散寨子的苦聪人动员出林定居定耕，走集体化道路。后来组织上又分来一个姓熊的苗族小伙子，但不久也跑回了老家，我一个人在苦聪大旗片区定居工作了三年。”
苦聪大旗生产生活条件并不比金竹寨好。面对东一户，西一户的篱笆墙竹叶顶，低矮透风漏雨的房子，面对一个个光着膀子的苦聪人，她体验到了工作的艰难和身上担子的沉重。
为早日把零散居住的苦聪人动员集中起来走集体化道路，普秀英又开始逐个居住点，逐家逐户做寻访动员工作。为了工作方便，当时工作队入村后，都会选定一家农户作为“工作点”立足。
平时在工作点上，普秀英每月把国家核定供给的口粮拿出来“打平伙”。一个人的口粮拿出来一家人吃——而且是平时吃不饱肚子的苦聪人家，那点粮食也只能算是在饥饿的大河上打水漂了。普秀英的口粮吃完，她就与工作点的农户一道做包谷饭吃。
“嗨，你也不要小瞧苦聪人做的包谷饭哦。他们会拿树杆抠做成的碓窝，把晒*包谷籽放进去舂啊舂，舂到包谷籽三瓣两块的时候舀出来，放在藤蔑做成的簸箕里，用手一次一次的把包谷皮分开——他们不会用簸箕‘簸’，我就手把手的教她们如何使用簸箕。”
“你晓得，在我们哈尼山寨，哈尼女人第一要掌握的就是用簸箕‘簸’，筛子‘筛’。老百姓说的‘筛子筛来簸箕簸，一夜不会就恼火’，说的就是你这个姑娘笨得屙牛屎，学个筛子簸箕一夜都学不会啊！苦聪人把分出皮的包谷籽再倒在木碓里舂啊舂，舂到米粒一样大小，用手摸去滑溜溜的。”
“我又教他们拿来政府发给的罗锅，加上适量的山泉水，吊起煮。先是猛火煮，水开了后改用小火煨。这样煮出来的罗锅包谷饭，黄生生亮晶晶的，不扒不硬，嚼一口就香到肚子里啦！我在工作点可以吃到包谷饭，但是在寻找苦聪人的路上就没有包谷饭可吃了。每到了一家，饿了就在火笼堆边炸包谷花，吃一粒包谷花，喝一口水充饥。有时包谷花也吃不上，在山上掰一些竹笋烧吃就是一餐饭。若能吃上一餐包谷饭那是一件既开心更开胃的事啊！”
普秀英历尽艰辛，终于把苦聪大旗和几个散居点的苦聪人动员出林。为使苦聪人有更多机会与其他民族交流，学习其他民族的先进生产技术，更好地融入社会主义社会，于是在接近哈尼族和其他民族寨子的山丫口上，组建了一个新寨子，取名丫口寨。
县委、政府给他们下拨经费、生产生活物品，购买了耕牛、农具等等。当时在土改工作中，其他民族寨子留有部分机动田，政府将这些机动田调给苦聪人耕种。由于苦聪人没有使用过牛，更没有犁田耙田的任何常识，一般情况下其他民族犁田耙田只需要一个男人，就完全可以犁田或耙田了，而苦聪人却必须4个男人才能犁田或耙田。
他们犁田耙田的方式为: 一人拉牛，一人犁或耙，牛的两边还要两个人护犁或护耙。即使是这样的人力投入，还是不能把田犁耙好。为了让苦聪群众尽快掌握种田技术，普秀英又与附近的哈尼族寨子联系，带苦聪人去向哈尼族学犁耙田。关于苦聪人与牛，普秀英还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她说：
“苦聪大寨有40多户人家，为发展生产，我们访同团帮他们组成3个换工互助小组。顶青的傣族群众向他们捐送了40多亩水田，国家送了3头水牛。当访问团成员黄正忠将牛赶进寨子来的时候，全寨男女老少都来围观。黄正忠说这是政府送给他们耕田耙田用的，是党对苦聪人的关怀，希望他们好好喂养和使用。但苦聪人显得很怯怕，不敢去牵牛。黄正忠贴近水牛的身子，用手抚摩着水牛解释说，这是很温顺的牲畜，不是会伤人的野兽，不用害怕，但他们还是踟蹰不前。黄正忠只好找来一根长长的绳子把牛拴好，苦聪他们才敢上前牵牛。”
苦聪人在农业生产上，向来以种包谷和少量旱稻（地谷）为主，未曾涉及水稻。普秀英就教他们撒种、晒水、拔秧、栽秧。1959年的春天，她召集了丫口寨的苦聪同胞来到田中，教他们栽秧。她用哈尼语说：
“大家瞧好啦，我边栽边给你们讲。你们瞧我的屁股后面——我的屁股后面是耙好的田坵。现在我走进泥水里了。我的左手拿把秧苗，秧根朝下。大拇指和食指捻着最多三棵秧，送到右手这边。右手大拇指和食指夹住左手递来的秧，五个指头抻直，插入稀泥水里。注意，右手的指头一定要抻直。弯起来的话，栽下去的秧叫‘蜷头秧’。这种秧不会活。哪个人会不会栽秧，我不用眼睛看，单听声音就晓得啦。栽的时候，拇指抻直的是‘嚓’，拇指蜷着的是‘嘙’。有‘嘙’声音的叫是栽蜷头秧。还有，秧苗栽稀、栽密一定要合理，宽仄要一样的。”
普秀英手把手教苦聪女人栽完了一坵秧。趁田间休息的时候，她用一半汉语一半哈尼语唱起了哈尼族的《栽秧歌》：
晨鸡报晓吃早饭
天还没亮出早工
勤劳农妇栽秧忙
勤劳农妇忙秧活
……
农妇理顺解开的背绳
系日绳将挂在东方
农妇准备作栽秧仪式
农妇作栽秧仪式时
右手拿着祭礼糯米饭
农妇开始栽秧
上午从东边开始栽秧
左手来分秧
右手来插秧
……
插一秧已能发十根
插一苗已能发十芽
农妇又要重挂系日绳
将早上挂的系日绳解开
意在将天上的太阳再系牢
将天上的阳光系紧
……
学栽秧的苦聪妇女们，不但学会了栽秧，还学会了用苦聪话唱哈尼歌。
然而，天不遂人愿。
普秀英在苦聪寨子定居下来，历尽艰辛组建的丫口寨，只住了一年多，房子建在小山包上的几户农户就遭雷击。幸好当天村民都出工，只有一人在家。所以雷击击死了一个人， 一窝猪， 一只白狗，大、小鸡无数只，地上击出一个大洞。
“那些被雷击中死去的猪和狗，就像睡着一样的。”普秀英向我们形容道。
那个击出的大洞，他们用3根竹竿绑接起来，顺着洞口插下去量。三根竹竿（约12米）插完了还不见底。至此，村民想法不一，议论纷纷，趁普秀英回区里汇报工作的时机，全村人又跑回了原来的老寨子——苦聪大旗。
在苦聪人的传统认知中，只要有人死于非命，就认为是鬼落地来害的，就要搬家。刚在了一年多丫口寨的苦聪人搬离，按区里要求普秀英只有跟着他们又回到了苦聪大旗 。
西隆山顶（张天祥 摄）
跟着老虎的脚印走
区里时常通知普秀英去参加相关会议。
从她的工作地苦聪大旗到勐拉区政府，只有一条人迹罕至的山间小路。其他地方不是遮天的杂草，就是黑咕隆咚的树林。去开会全靠两条腿，一天两头黑，一路上的寨子离路很远，走一天很难遇见一个人。
有一次，普秀英一个人从苦聪大旗到勐拉区开会。当走到大旗与小白河村(苗族寨子)之间的路上时，发现烂泥塘路上有老虎脚印，脚印顺着小路往前去。
顿时，“前面有老虎”的警示令她心里立即紧张起来，非常害怕——一个才20岁不到的哈尼小姑娘，尽管无数次出入过茫茫原始森林，但还没有遭遇到过真老虎！
在渺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说不害怕，那是假的！怎么办？返路回去，路又太远，附近又没有寨子，更不能耽误开会时间。
只能往前走! 普秀英拿了一根镰刀把粗的木棒在手上，一路跟着老虎的脚印走，一路心砰砰跳。在快要到老刘乡火炭洞村(瑶族寨)背后的茅坡路上，老虎拉的屎还在冒着烟子(热气)。
此刻，她极度恐惧，心都快跳出嗓门了！但别无选择。她镇定下来后，小心翼翼地沿着老虎刚走过的小路继续前行，一直走到勐拉普洱上寨(温泉)背后，那里有条大沟，老虎的脚印跳过了那条大沟后， 路上再没有老虎脚印了。她终于安全到达了勐拉区政府。
又有一次，普秀英在勐拉区政府开会结束，在返回工作地丫口寨的路上，她走到小旗寨后山的山坡上。那里有一片旱谷地，当时正是谷熟时节。
喔——唊唊唊！
喔——唊唊——唊唊唊！！
正在行走的普秀英，突然听到一阵阵极为怪异、响彻山谷、撕心裂肺的嚎叫声。她当时已有20岁，但从未听到过那种声音！
恐惧感顿然而生。经历过了跟老虎脚印走的事，她一下子回过神来，想想不是人的声音，心中就稳定了许多。她回到丫口寨一讲，村民都说那片区域有一群50多只的猴子，还会欺负人，特别是女人。它们没有发现普秀英，真是她的万幸。
1959年夏，搬回到大旗后，发生了一起要命的大事件。
老刘乡火炭洞村是当时土改的试点村, 土改中地主盘大(瑶族)逃往越南，不久又潜回火炭洞，纠集小白河村的王二(苗族)等人，向群众大肆宣扬“工作队不是好人，部队也不是好人”——当时小白河村住有一个班的部队。
盘大等人游说各村村民联合起来，要把我们的工作队和驻军全部*掉。按照这个计划，小白河的马老幺(苗族)邀约苦聪大旗的黄三(苦聪人)一起干。这天傍晚，黄三几次想要与普秀英讲点什么，但又紧张得说不出来。普秀英把黄三叫到她的房里，对黄三说：
“黄哥，我从来这里工作就住在你家啦。我们都是一家人了嘎。”
黄三头像鸡啄米一样点着，连连低声说：
“是是是。阿妹普政府。”
“阿哥，到底是哪样事？勐拉河水长牙齿啦？”
“阿妹啊，出大、大事啦！火炭洞的盘大，还有小白河的王二来找我，叫大家一起来*掉你们嗦！”
普秀英得到情报后感到问题相当严重。她叫黄三不要再对别人说出去。叫上娜炳、杨妹两位苦聪姑娘陪伴，谎称说老家妈妈病重，提上一盏马灯，连夜赶到勐拉区政府，向上级作了汇报。
上级立即派驻守在金水河的3828部队赶来，把盘大和王二两个主谋抓起来，及时制止了这起即将发生的反革命暴乱。
1959年11月1日，21岁的哈尼姑娘普秀英，在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下，庄严地举起了右拳宣誓，成了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普秀英的奖章
苦聪寨子的“六大员”
1960年，苦聪大旗成立了农业合作社。普秀英还是一个人继续带领大旗的苦聪人开沟、挖田、种田。政府又买耕牛、药品、盐、农具、布匹分发给他们。通过党和政府的关怀，苦聪人的努力，终于学会了开沟、挖田、种田，吃上了大米饭，穿上了衣裤！
1959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来了6个人，通过组织，叫普秀英参加拍摄“苦聪人在党的领导下走出深山建设新生活”的纪录片。他们拍的这部纪录片，叫做《苦聪人》，后面我们将专门书写。拍摄过程中部队来了一个记者，专题采访了普秀英。对她的评价是：
“既是演员，又是工作人员；既是炊事员，又是医务人员；既是生产人员，又是售货人员。”
这“六大员”的评价，对于普秀英来说，是比较中肯的。
在《苦聪人》片子拍摄过程中，普秀英得到了一个去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观礼的机会。但由于影片拍摄的每一天都离不开她，摄制组说：“你要是走了，我们就拍不成了。”
普秀英一想，她要是离开了，他们饿了吃什么？他们不会讲苦聪话，要如何和群众演员沟通？思来想去，普秀英最终放弃了去天安门观礼。这成了她人生中的一大遗憾，却成就了一部珍贵的纪录片。
1961年，根据中共金平县委的工作安排，工作把各个点的“苦聪访同团”成员全部召回。普秀英这只给苦聪人民带去吉祥的白鹇鸟，也离开了工作和生活过5年的苦聪山寨回到了县上，在县委工作。
此后，县委、县人民政府又重新下派了工作组，正式命名为“苦聪工作队”，继续开展全方位帮助苦聪人的脱贫进步工作。
1986年普秀英退休。在30余年工作中，她先后14次受到国家、省、州、县妇联组织的表彰,多次荣获优秀妇联干部称号；1983年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曾任全国妇联执委委员、省妇联委员、州妇联常委、金平县委常委、县妇联主席等职。她是金平巾帼的杰出代表，为苦聪人走出密林，过上幸福生活作出了积极贡献，用自己的青春与热血谱写了生命的青春之歌。
普秀英（右二）和苦聪人在一起（普秀英供图）
史迹追踪
上世纪五十年代深入苦聪山寨的民族工作队员有不少，普秀英只是他们当中优秀的代表之一。民族工作队做了很多帮助苦聪人的主要工作，被马应才归纳为以下五大方面：
一是定居，建立家园。居住分散，游居游耕，靠刀耕火种、采集和狩猎获取生活资料，是苦聪人贫困落后的根本原因。要带领刚走出老林的苦聪人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首先必须解决好他们出林后的定居、建村问题。
为了帮助苦聪人定居下来，金平县人民政府拨出了救济粮12666公斤，食盐2133公斤，棉絮673床，土布2033个，铁锅400余口，各种农具1601件，耕牛87头。并在发放各种救济物资的同时，向苦聪群众收购了价值16184元的农副产品，增加了苦聪人的收入，解决了部分生活生产困难，使之安心定居下来。
二是定耕，发展生产。固定耕地，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是逐步改变苦聪地区贫困面貌的根本途径。为使苦聪人定居定耕工作持续稳定发展，县委、政府和部队联合组织民族工作队，长期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积极引导他们向半山区、矮山地区发展生活，逐步固定耕地，并组织他们兴修沟渠，开垦稻田，扩大地谷种植面种。
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工作队手把手教他们使用耕牛，播种栽插，薅锄管理等生产耕作技术。哈尼族、傣族群众帮助他们盖房子，开新田、修沟渠、教技术，并将最好的水田让给他们。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因地制宜，开展多种经营，鼓励苦聪人发展养猪；苦聪人的藤篾编织技术好，手工艺品深受群众喜欢，工作队就组织他们进行编织。以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
三是组织互助合作，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苦聪地区要持续发展生产，就必须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鉴于苦聪人自古以来养成刀耕火种、游居游耕的生产生活习性。因此，刚出林定居时，政府还是让他们暂伐林地种植包谷，以解决生活问题。
并积极导引他们以定居点为单位，组织起来种团结地、团结田。然后在适应集体生产的基础上，试办互助组，在春耕、秋收、修沟等主要劳动方面实行互助合作。其组织形式，开始时是按血缘姻亲关系的家庭为单位组织建立，每组10多户，通过民主选举组长，民族工作队负责思想教育和生产技术指导。
通过定居定耕，互助合作等工作，使苦聪地区的生生有了较大发展，生活有所提高。出林定居后的第二年（1958年），苦聪地区的粮食总产达105750公斤，比1956年增长44.7%，粮食单产一般都提高到250公斤左右。这对于长期刀耕火种的苦聪人来说，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进步，也说明苦陪地区实行“直接过渡”是成功的。
四是开办学校，提高苦聪人的文化素质。为了尽快改变苦聪人靠刻木结绳记事的原始落后面貌，提高其文化科学水平，1957年10，县政府就派教师石国兴随工作队到苦聪人定居较早的苦聪大寨开办小学，招生45人（其中适龄儿童25人，青壮年20人），用一间简易茅棚于11月开学上课。
开初教材用农民识字课本，后逐步走上正轨，改用小学统编教材。1959年又增派邹延庆、赵吉祥两位老师到校任教。
1964年和1974年两次拨款3万元建盖校舍168平方米，有教室两个，教师宿舍3间。政府对苦聪学生给予特殊照顾，学生入学不限年龄，不收学杂费，课本文具费全免，并发给一定的寒衣补助。
长期以来，邹延庆、赵吉祥两位老师把心献给了苦聪人的教育事业，他们学习苦聪语言，和苦聪人交朋友，用民族语言教学，为群众治病，像父母一样关心爱护学生，和学生同吃同住，看护生病学生。在他们的精心培养教育下，终于培养出苦聪人的第一个大学生李普龙。邹延庆老师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赵吉祥老师被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赵吉祥老师（赵吉祥供图）
五是派驻强有力的民族工作队，踏实认真地做好苦聪工作。1957年，滇南民族工作队与蒙自专区民族工作队合并后抽调150人到金平，与县上抽调的50人共同组成200人的县委民族工作队，分7个组进驻各区，勐拉、老集寨区的两个组便参加苦聪访问团做动员苦聪人出林定居的工作。
1962年撤销民族工作队时专门留下9人的苦聪工人队，继续做勐拉和老集寨苦聪人的稳定发展工作。
1965年再次组建由县委合作部部长普继文担任队长的99人民族工作队，分4个分队，除一个队在大坛子蹲点，一个队跑面外，其他两个队则固定在勐拉和老集寨区直接抓苦聪工作。
“文革”中民族工作队又被撤销，1975年第3次组建后1984年再次被撤销，直到1990年又再次恢复11人的苦聪工作队，驻者米拉祜族乡并兼顾勐拉、金水河两乡的苦聪工作。
从50年代起，党和政府一次又一次派出民族工作队，锲而不舍地加强苦聪地区的工作，并不断拨出专款，帮助苦聪人兴修水利，筑路造田，建立苦聪山寨，为苦聪人开办学校，兴建医疗卫生等设施。苦聪人几经反复，最终全部走出深山老林，过上正常的定居生活，与各族人民一起共同迈向社会主义金光大道。
可以说，那是苦聪人第一次大规模出林定居，当年那一场轰轰烈烈的战役，由于年代久远，进山的工作队员们留下的资料又非常稀少，有的就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文：虹玲、南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