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周南约在深圳华强北某商场的一家饮品店见面。奶茶送到，她猛吸一口，目光投向窗外：“不做骑手以后，就发现这地方还是没那么讨厌的。”
五米外的电动扶梯数次见证她争分夺秒的奔跑。“柜台上那些‘屌毛’速度太慢，有天下午磨磨蹭蹭做不出来，被我们几个等餐的骑手轮番‘屌’。”周南即兴回忆着，叙述偶有卡顿时，一些华南男性劳动者中通用的词汇就会跳出来填补真空。
周南是香港一所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候选人。2020年初，受疫情及陆港边境管制影响，周南滞留深圳，无法返校继续学业。“为生计考虑”，她曾在撰写博士论文之余加入深圳华强路一个外卖配送站。4个多月骑手体验在她行为方式中留下的痕迹至今仍清晰可见。
譬如，离职后，她再没选择过非实体店提供的外卖服务，“心理阴影”来源于经常取餐的一处外卖“黑作坊”：污水横流的地面堆满蔬菜与餐盒，雇工叼着烟赤膊作业，与墙上贴着的某网红轻食LOGO形成对照。穿过人行道时，她会本能地靠里行走，“让小哥们的电动车快点过”。
但周南的目标并不止于“体验”。她展示了一个自己拍摄的同事——满大街随处可见的工作服下，是“牌牌琦”式的紧身裤和裸露脚踝。她试着观察算法、“劳动的游戏规则”与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张力，并以女性的特殊视角，为奔忙在系统中的“工蜂”画像。
以下是周南的自述。
文 / 卢楠
我的外卖骑手生涯开始于2020年4月，先是做专送，即接受平台派单的正式员工。适应期期间，系统会以一个商圈的四边为界，非常智能地向我派发各个方向的订单，以此锻炼我的能力。
等到不同区域都熟悉得差不多了，我的工作也随之步入正轨：菜鸟们一般被安排跑正班，每天早上9点半，我喊着“XX外卖，送啥都快”“XX外卖，越吃越帅”在配送站前开晨会，常引得周围晨练的老头老太太举着手机上来拍照。
随着午高峰（大约以10点半作为起点）临近，我和同事们开始接单、跑单，脑子里的发条逐渐拧紧：去厕所的间隙基本被排除掉，当然，重体力劳动之下，我喝掉的大部分水其实是转化成汗液蒸发了；生理期期间，经常是连坐垫都湿透了也觉察不到，这种情况理论上可以请假，但如果恰逢运力考核，对出勤人数有要求，我也不好意思让站长难做，只能硬着头皮上。
图 | 6月6日，华强北十字路口，步履匆忙，各自奔赴目的地的人，两位外卖小哥穿梭其中。
好不容易能喘口气，吃个饭了，常常已经是3至4个小时后。在此之前，没有人舍得下线。骑手圈的玄学说法是，下线可能会中断好运，导致订单流一去不返。毕竟我们每天必须跑够低效（员工日均单数的一半），才算完成了一个有效的出勤天数，出勤天数又算是衡量KPI、发放工资的重要标准。所以系统不给派单的时候会特别难熬。
但是，上述过程只能称为理想状态。举个例子，我入行的时候正值疫情，理论上是骑手的事业黄金期，去任何地方送外卖，只要扔在门口就行，操作非常简便。但华强南两个聚集着大量供餐商户的城中村后来实施了出入证通行，我和同事们立马傻了，只能通过隔着围墙喊话与商户交流。
后来倒有顾客颇为体贴地在备注里写道：“没有出入证的骑手不要接单，否则差评。”可问题在于，订单是由系统强行派到我手中的，我并没有回旋的余地。付费货柜最终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当然，得由骑手自掏腰包。
图 | 华强北某商场楼下，姜文巨幅海报与奔驰的骑手，“色彩唤醒感动”与“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图 | 华强北，骑手和行人正在通过斑马线，正前方是货拉拉的巨幅广告。
类似的状况在我们的工作中比比皆是：保安和骑手之间的“世仇”自不必说，因为华强北一度禁止电动车经过人行道，有保安试图用脚绊倒骑行的骑手，引起轩然大波，我本人也曾经“中招”，上厕所回来被锁了车，只好打的送完餐；作为菜鸟，我经常“踩坑”——送到目的地，才发现是某些政府、事业单位大院，不能随便进，或者路被挖得一塌糊涂，需要绕好大的圈子才能和顾客接上头。
许多摩天大楼则堪称“地狱难度”。像华强路商圈最高的赛格数码广场，我接到过那里66楼的订单，因为电梯数量有限，没有半小时根本上不去，由此养活了许多“代送”阿姨。她们候在入口，通常没等我们的电动车停稳，就抢过十几二十袋外卖爬楼梯向高层冲去。我每单外卖拿7元，得分出至少一半来回报阿姨们的辛勤。
图 | 华强北，赛格广场附近，有不少这样的“混搭型”骑手。
然而问题在于，阿姨们并不专业，洒餐、送错的事情时有发生。于是某次求助“代送”之后，我很快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告知我被他打了差评，并义正词严地谴责我不应该“不尊重自己的职业”：“连自己的分内事都不认真做，还能干什么？”这算是我以200元罚款为代价交的智商税吧。
我由此意识到送餐路上的种种不确定因素，最终都是要由骑手买单的。这使得我一到雨天就焦虑——手上攥着十多个单，点完一个送达，啪啪啪又进来两三个，众包（任务安排更自由的兼职外送服务）骑手下线之后，许多原本属于他们的“黑作坊”订单不受控制地涌过来。我从来没去过那些“黑作坊”，也不知道要耗费多少时间,才能从城中村的犄角旮旯里把它们找出来,焦虑的来源正是未知性。
图 | 从华强北天桥上远眺。骑手可能是最了解深圳城市层次的人——从商场、到居民楼、再到摩天大楼。
所以在我看来,骑手工作之所以难做，是因为他们必须穿行于城市治理的毛细血管中,与林林总总的微观权力单元对话,与各自为政,却又犬牙交错的“条款”“规定”角力，甚至承担各种运作瑕疵、痛点带来的消极影响。这种复杂性在中国社会里明明比比皆是，却在系统规定的送餐路线中几乎没有显示。
前段时间，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的一个副处长去跑了一天外卖，12小时5单，挣了41元钱。后来有外卖骑手在社交媒体上提到，那41元钱他并没有拿到手。因为他的号是借别人的，又恰好赶上了“微笑行动”（穿工服、佩戴工牌头盔拍照的抽查行动），人脸识别不匹配自然就过不了，号后来也被拉黑了。
无论事实是否如此，这个例子展现出，系统的无差别性和随机性正在颠覆现实生活中个体生存所依赖的许多条件：经验、资历、道德品质、名声、社交网络……我的直观感受是，中国人信奉的那套“先苦后甜”“天道酬勤”“助人自助”式劳动逻辑在系统面前似乎越来越不起作用了。
比如，许多报道都提到了外卖平台内部的骑手等级，但它遵循的逻辑其实是“能力越强，责任越大”。等级往上走，意味着送餐难度也在增加，因为系统会把那些路程远，路况复杂的订单优先派给你。
与之相对应的是，你也别寄希望于“混脸熟”，以为经常光顾的商家能够优先给你备餐。因为骑手与外卖在系统中的流动真的瞬息万变，到了午高峰、晚高峰还会加速。忙到飞起时，没人会有闲暇抬起头看彼此的脸，更别说记住那张脸。
图 | 华强北，两个外卖小哥擦肩而过。
在这里我尤其想提一提我的正班组长老张，他真的是那种特别典型的，老黄牛般的中国好农民，从来不偷懒，无论远近都老老实实地跑。与此同时，二十多年来在华强北拉货的经验，使他成为了站里的“人肉活地图”，基本上可以在不开导航的情况下迅速，准确地抵达商圈的各个角落。但也许是运气不好，也许是年纪大了，研究不透系统里的套路，他永远挤不进业务排行榜前三。同事们每每提及老张，都会感叹系统挺不地道的，喜欢欺负老实人。
其实，老张完全用不着那么老实，至少在我和同事之间，“钓鱼”是非常流行的。要知道，当专送骑手的任务栏里有一个订单时，系统大概率会根据这个订单再派一个顺路单，顺路单又会继续吸引新订单，以此类推。所谓“钓鱼”，即指专送骑手可以把这个顺路单转给手头没活的同事，帮他们开张。这种基于合作的“内部调控”，确保大家人人都有钱赚，人人都不闲着。
我对一个“八胞胎”订单印象非常深刻，取餐地址与送餐地址完全一样，估计是顾客为了享受优惠拆分了订单。头两单进到组里一个大神手上之后，他马上照顾了我一单，经过数轮操作之后，我们各自揣着四单，心情无比愉悦地上路了。可惜出于未知的原因，老张从未参加过“钓鱼”，他的数据自然就不好看了。
图 | 华强北，马路边的骑手们。 图 | 华强北，马路边的骑手们。
类似地，站长也是骑手工作中非常重要的环节，虽然从理论上而言，他们的责任仅仅是确保运力，处理异常订单而已，甚至，如果顾客在取消订单时填写了与骑手有关的原因，他们的绩效也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站点每个月的办公消耗，比如房租、水电那些，基本出自罚款，如果这些支出有了着落，一些罚款案例就有可能被豁免。而站长恰恰可以决定罚与不罚。于是，有的骑手就去和站长搞好关系，他们的异常单后来大多被剔除了。
我自创了一个叫“弹性算法”的概念来总结上述情况。具体来说，虽然骑手几乎完全处于系统的宰制之下，除了遵照其制定的游戏规则，没有其他选择，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被完全扼*。他们很难驯服系统，却可以揣摩系统，摸索相应的生存方式，至少避免被平台套路。
就像有经验的骑手都不再会去理睬某些订单后面跟着的2至3元快送奖，知道那只是平台变相压缩送餐时间的手段，而且最终大概率会落空。与此同时，以“人情”为代表的诸多变量仍在算法的裂隙中发挥作用。换言之，外卖骑手并不一定彻底困在了系统里，但他们与系统的博弈，无疑更加艰苦了。
我曾经把骑手之间的交流戏称为“日言日语”，因为“日”这个以男性作为主体，又带着些许“以下克上”色彩的汉语粗口在同事们的对话中出镜率极高。比如，他们把跑单称作“日单”；为某个平台工作，叫做“日XX”。
我们的工作群更是个集中展示男性气质的平台，一言不合就开车。开车对象千奇百怪，可能是给差评的顾客，可能是街上路过的大长腿靓女，也可能是“黑作坊”里的暴躁老板娘——因为经常举着菜刀威胁要和老公同归于尽，骑手们很喜欢看她的热闹。其中承载的情绪也难以总结，未必都是诅咒，我甚至觉得那些那些夹带生殖器官的表达扮演着桥梁般的作用，将骑手和他们眼中光怪陆离的城市连结起来。
图 | 华强北，“女人世界”与正在跟顾客联系的女骑手。
与他们相处得久了，我也开始本能地将“日”挂在嘴上。有男同事就私下提醒我：“女孩子不能这样说话噢！”那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女骑手的微妙位置——既是劳动者，又是被凝视、评价的对象。
首先我不可否认的是，女性身份能为工作带来很多便利。一个女骑手向我展示过她的打赏记录页面，亮眼的数据下，是满坑满谷的“小姐姐辛苦了”“小姐姐真漂亮”。一些保安看见我是女的，也会表现出惊奇：“你怎么干上外卖了？”然后饶有兴致地和我唠上几句。有对话就有沟通和交流嘛，果然过不了多久，他们会悄咪咪地给我把院子的后门打开，或者给我指出公寓楼的方向。而男骑手就很可能会被“公事公办”。
图 | 华强北，在路上奔驰的女骑手。
所以，某次和同事们在华发路地铁站那里偷懒，一个资历较高的山东籍骑手就教育我要“运用好性别优势”：“比如说接到顾客投诉的时候，可以把声音放嗲一点，卖个萌什么的，事情就会好办很多。”我想根本原因在于，在以男性为主体的劳动大军中，女性会成为一种别样的风景，与此同时，附加在女性身上的那种“风景属性”也会被无限放大。
在骑手圈子里，年轻，单身的女性同样会受到特别关注。算我在内，我们站的100多号人里女骑手总共只有四个。其中两个已经结了婚，是和老公一起来深圳打拼的，行事方式非常豪迈，彪悍。在同事们眼中，他们几乎与男性无异，除了工作，没有任何“沟通价值”。
一位女骑手将货物用胶带捆在外卖盒上，一辆货拉拉从她身后疾驶而过，“系统”符号在生活中已无处不在。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我曾经见证过我的男同事“发际线”对一个刚入职的小师妹展开疯狂攻势。小师妹身材瘦弱，没法推着电动车上天桥。“发际线”就赶到天桥的另一头，让小师妹拎着外卖过来，再搭他的电动车去送餐，几乎每次都随叫随到，耽误了自己的事也不在乎。
而说到我自己，虽然我戴口罩，穿雨衣出去跑单的时候经常会被叫“师傅”，但做骑手的几个月里还是数次收到来自男同事的交往请求。离职后被男同事删除或拉黑，也基本上是因为我拒绝了他们的交往请求。某次外出聚餐，我甚至还被男同事借着酒劲摸了屁股，那种时时刻刻被“觊觎”的感觉，让我很困扰。
值得注意的是，我发现他们并不是逢场作戏，而是有认真在脑海中“配置”身边的“异性资源”，希望能在繁重的工作之余顺便解决掉婚姻问题。置身常年流动下，传统社会中作为人生尘埃落定标志的“成家”一再推迟，成为他们脑海中绷紧的那根弦。
图 | 华强北，一位女骑手，她的货物捆得有些不牢靠。
就像去年母亲节，我在群里询问同事们都给妈妈买了什么礼物，“发际线”就公开艾特我，说：“买礼物有什么用，你这么大了还不结婚，*该给你气死了。”无论是那些多少带着点厌女色彩的开车行为，还是对于当“接盘老实男”的担忧（这也是男同事们常在群里发表的抱怨），我觉得都是对不安全、不稳定现状的本能反应。
做骑手期间，我的工作效率大致稳定在每天跑10小时，完成30单，并不算是好成绩。我们每天都会公布前一天的个人数据，榜上排位依次为绿区（优秀）、白区（达到平均水平）、红区（增加工作量提醒），我基本上徘徊在白区与红区。于是有同事就会说：“嗨，你是来体验生活的嘛！”
我挺不赞同这种说法的。因为疫情，我滞留在深圳无法返回香港，送餐多少解决了我的生计问题。与我交谈过的几位骑手都出于类似的原因入行，即希望迅速赚钱应对人生中的突发状况。
图 | 华强北商场楼下，一位女骑手快速驶过。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河南籍同事“眼镜”就挺典型的。他很瘦弱，戴着一副眼镜，说话像蚊子哼那样轻声，显得很斯文。某天下午一块儿在茂业天地吹空调时，他给我看儿子过生日的视频。我想和他套近乎，随口问道：“您儿子几岁啦？”他愣了好久，硬是没答上来。
“眼镜”的反常激发了我对他的兴趣。逐渐熟络之后，他才告诉我自己曾是个老板，卷入P2P项目跑路风波后，欠下几十万债务。为了迅速还债，他兼送早餐，清晨5、6点就开始“全速运转”，忙得昏天黑地，全神贯注。只是生日那天，他简短地抱怨了一下老婆正变得越来越冷漠，连祝福都没有发送。
“可能我只是一个赚钱工具吧。”他感叹着，话题就此打住。这句感叹背后的情感色彩，听不出是过于麻木，还是过于敏感。
图 | 华强北， 快速行进的骑手。
像“眼镜”那样“负债上岗”的骑手，我们站占到三分之一，平时会公开在群里交流剩余债务的数额，以及预计“上岸”的时间。运营网络赌博公司遭遇政策打击；玩比特币失败；在老家斥巨资修建豪宅；因为赌博而将开淘宝店赚的钱挥霍一空……他们入行之前的经历中，能看到清晰的起伏趋势。
换言之，英国学者盖伊·斯坦丁提出的概念“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未必能精准描摹骑手们的状况。因为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虽然嘴上总嚷嚷着“要喝西北风了”，但在位于三线以下城市的老家，都是拥有或曾经拥有一定社会资源（小产业、体制内职位），可以为生活兜底的。经济、社会转型冲击着他们的既有生活方式，更多的人以主动选择流动作为成本追逐这场浪潮带来的机会，也免不了要以有限的能力吸纳、消化由此产生的风险。
相应地，与2010年代初我在流水线上接触到的那些辛苦劳作，同时又抗拒、恐惧一辈子打工的农民工相比，我的骑手同事们对自己经历的“命运无常”“此一时彼一时”，以及零工经济缺乏保障的本质还是作出了更好的心理建设，也不会因为身处物质、资源匮乏状态下，就主动压抑自己的需求。这或许源于移动互联网时代对观念的重塑，也源于“90后”后一代更为强烈的自我意识。
有不止一个性格内向，社交恐惧（甚至明确自我评价“轻微反社会人格”）的同事就提到，虽然辛苦，弹性工资，送外卖还是比进工厂自由度大，“在工厂里和一个拉长打交道就够伤脑筋的，送外卖可以自己玩自己的，可能和一百个顾客打交道，只会遇到一两个奇葩”。
的确，传媒中的外卖骑手常常会以以下形象示人：自由驰骋在大街小巷，为美好的生活与未来奔波。平台也会锁定自带“反差亮点”的典型进行宣传，以强化这一形象中的传奇色彩，我所见过的，就包括见义勇为、名牌艺术院校钢琴系毕业、日语流利等等，当然，还有常被提及的“月入万元”。
图 | 华强北，在路边停车点短暂等待的骑手们。
然而，正如《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提及的，自由的表象之下，平台的“弱契约”“强监管”属性，低门槛造就的激烈竞争，都在对骑手施加更深层次的控制，“月入万元”“迅速还清债务成功上岸”也是以骑手的健康与情感消耗作为代价的。
而根据我的观察，即使社交平台、短视频网站为骑手提供了某种发声途径，即使有些骑手转变为网红、KOL，通过拍摄、吐槽职业经历实践着自主表达，但归根结底仍是寄希望于流量变现。
比如，介绍新人进站的骑手都能得到至少800元介绍费（最近涨到了3000元）。我知道一位女骑手，几年来通过拍抖音段子吸引了不少粉丝。她将其中的100多人发展成新员工，赚了将近10万元。包括在视频、直播里带货卖电池，都是常规操作。
考虑到这样的现实，我觉得现在去谈论骑手群体的身份认同、团结，或者把他们归纳入 “自为阶级”，都有点早。无论从主观或者客观层面上看，他们的连结都是相对松散的。首先，他们默认做骑手只是人生中的过渡状态，不会持续很久。就像我同事经常讨论名车的型号，以及大城市中那些“并不是没有只是暂时不想动用”的社会资源，那才是他们真正在意的。
图 | 华强北商场楼下，骑手们从停车点出发前往送餐，最前方是一位女骑手。
其次，他们并不一定会共情同行的遭遇。我同事曾把一起导致外卖骑手死亡的交通事故视频、图片发到群里，后附评论：“看，又‘挂逼’一个。”“挂逼”背后透出的冷静、冷漠让我有些震撼——未必是人性、道德层面的缺陷，而极有可能是在“现状仍可忍受”的现实下，对自身处境缺乏反思、关照而导致的。
类似地，当我询问几个骑手，怎样看待网上流行的一段外卖骑手与北京SKP保安冲突的视频，他们给出的评价包括“带节奏”“博眼球”。其中有一个小哥还特别指出，制作视频的骑手、“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陈生删去了激怒保安的桥段，所以只是在制造卖点，更像属于网红的套路。对于陈生前段时间的遭遇，他们一致表示“活该”。
所以，处在一种微观视角之下，我反而会觉得这个群体的面貌更加模糊，更加充满矛盾：与主要依赖公共交通系统出行的市民相比，他们与城市空间，以及背后的权力网络进行着更加深入、贴地的互动，却基本被排除在相关话语体系之外；他们被系统整合成规模巨大，运行精密的劳动力大军，但除了扮演算法在现实世界中的触角，却又处于原子化状态，肉眼可见的连结仍被人情世故裹挟，呈现出中国式的“江湖”色彩……但我对这个群体的兴趣，似乎正来源于此。
（周南、老张、陈生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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