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记者张典标、蒋成)2月25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摆脱“贫困陷阱”，只因“穷在深山有远亲”》的报道。
住在县城新房里，回忆起两年前的一段往事，高玉珍一脸惭愧：“我险些把上门的亲戚赶走了！”
高玉珍的旧家，在贵州毕节市纳雍县董地乡联和村。精准扶贫前，毕节是典型的深贫地区，董地乡更是贵州20个极贫乡之一。
高玉珍说的“亲戚”，是驻村扶贫干部。那时，他们一遍一遍地动员高玉珍搬迁到县里的安置点，不厌其烦地向她描绘新房子新生活。然而，高玉珍和丈夫杨文国信不过这些外来面孔。虽然夫妻俩也知道，守在穷山恶水的联和村，永远也过不上好日子，但穷怕了的人，对搬离故乡也天然有一种恐惧，“去了城里，水泥地上怎么讨生活？”
如今，不仅“讨”到了生活，而且过上了以前连做梦都不敢想的生活，高玉珍发自内心的感谢那些动员、帮助她家搬迁到县城安置点的“亲戚”们。“过年前，我想给这些远方的‘亲戚’快递点土年货，可他们说啥也不让！”
广州天河区组织纳雍劳动力到天河区务工。受访者供图
“远亲花名册”
搬下山之前，高玉珍和乡亲们喝的是望天水，走的毛狗路，住的是茅草房，种的是偏坡地，吃的是苞谷饭。望天水就是雨水，毛狗路是崎岖不平、窄得只容得下毛狗（狐狸）走的山路，偏坡地是挂在喀斯特石山上的薄地。
高玉珍说，住在山沟沟里，怎么折腾日子都不见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有山里的回音。靠亲戚朋友？他们自己都顾不过来。
这正像《贫穷的本质》一书中所说的那样：贫穷就像一个陷阱，让深陷其中的人无法逃离。此书作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他们指出，身处“贫困的陷阱”，如果没有外力帮助，很难摆脱困境。
“穷在深山无人问”，在中国曾经是无人不晓的俗语，也是千百年来穷苦百姓得不到外力帮助，在“贫困陷阱”中自生自灭的宿命。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进入新时代，“贫困陷阱”注定不再是高玉珍们的宿命。
随着山沟沟里迎来一波波的“远亲”，摆脱“贫困陷阱”的时候到了。
在纳雍厍东关乡李子村，扶贫特岗金丽把这些“远亲”都记在了“村级远亲花名册”上：村里的扶贫车间是民革中央援建的，通村通组路是省里出钱修的，危房改造用的是广州天河区的资金，观光旅游有广州企业的功劳……金丽掰着手指一个个数，从中央到省市，从县到乡镇，从东西部扶贫协作到社会企业帮扶，一下列出20个“远亲”。
金丽说，其实各个“远亲”*事并不能区分得一清二楚，更多的时候是共同出力干好一件事。比如搞养牛，牛圈是广州天河的企业建的，养殖技术和管理是民革中央支持的，产业资金是市县里出的，土地是驻村干部协调的。
搬迁户在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内的扶贫车间里工作（3月9日摄）。新华社记者骆飞摄
纳雍县副县长宋邦达手里还有一本“县级远亲花名册”。宋邦达说：“在脱贫攻坚的路上，纳雍并不是孤军奋战。纳雍县有四方面‘远亲’：第一是民革中央，发挥的是民主党派联系广泛和智力优势；第二是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深圳和广州，发挥的是前沿城市先进的发展理念和经验优势；第三是中央和省市相关定点单位、企业，不仅提供人力物力，还一起推动落地；第四是社会企业，共同形成协同一心的亲戚网络。”
宋邦达介绍，近年来，这些“亲戚”总共向纳雍县派出600多人帮扶队伍，共计投入、引来帮扶资金超过10亿元，涉及产业、教育、基础设施、劳务输出等多个方面。
“多亏了这帮‘远亲’，一个时代结束了。”在纳雍猪场乡硐口村，曾经的贫困户王云飞感叹，“过去小伙子唱的是，小妹我想你在心头，家穷无法把你勾，说的不是害羞话，我家锅瓢碗盏在外头；而现在他们唱的是，走路不湿鞋（方言发‘孩’音），吃水不用抬，烧火不用柴。”
有些扶贫干部结束帮扶离开后，村民还一直惦记着。他们被纳雍人亲切地称为“大姐”“金花”“校长妈妈”。
“结亲戚”方法论
主动“攀”高玉珍这个“穷亲”的人有十来个。有省里市里的，也有县里乡里的，还有从北京、广东、浙江、江苏等地大老远跑来的。
罗珍玉是董地乡党委*，也是高玉珍的帮扶干部。
“攀亲戚并不是通水管，一通百通。更像是解乱线团，一个结接着一个结，每个结都很重要。”罗珍玉总结说，上门一次，贫困户的顾虑就消除一点；帮扶一次，贫困户的信任就多一分。
纳雍玉龙坝镇岩脚村的老黄，脱贫攻坚开始时家里还没通电。驻村干部伴着狗吠，上门给老黄立电线杆，接线通电，老黄像和自己没关系一样，都懒得搭把手；工作队帮他修了牛圈，他还是不搭理人；最后帮扶干部手把手教他打扫庭院，他才喝止住了狗吠，拿袖子擦了擦板凳，招呼帮扶干部坐下，说了一阵掏心窝的话。
民革中央派驻岩脚村的第一*艾岩说，光“攀”老黄这么一个亲戚，驻村干部就前前后后去了几十次。
当岩脚村的驻村干部们把“毛狗路”一段段变成水泥路的时候，原本观望的村民，争着投工投劳，生怕自家赶不上；那些质疑的人，到了最后甚至穿着解放鞋就冲进工地里，抢着干。驻村工作队员李健成记得，路修好之后，老年人吧嗒着烟斗，一副满足喜悦。小媳妇们赶紧去买新鞋，赶场串门都穿着，小伙子比着买摩托车，中年人则纷纷买了农用三轮车。
有一回，李健成听到乡亲们在新修的路边闲聊，“老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这些和咱不沾亲不带故的干部，可比亲闺女还好”。听到这句话，李健成一阵温暖流过心头。
一家一户磨嘴皮，一桩一件抓落实，外来的“远亲们”逐渐打开局面。
“贫困户其实很怕被瞧不起。想和贫困户攀亲戚，就别高高在上嫌弃他。多到贫困户家里串串门，别怕椅子脏，也别嫌递过来的碗破旧。”在金丽看来，攀亲戚的第一步是理解和尊重这些“穷亲戚”。
广州市天河区驻纳雍扶贫协作工作队通过直播带货打开了“滚山鸡”在广州的市场。受访者供图
“远亲”帮“滚山鸡”变成了“脱贫战斗机”
结成了“亲戚”，也有摩擦、红脸的时候。
去年4月，受疫情影响，纳雍几十万只“滚山鸡”遭遇滞销难题。广州市天河区驻纳雍扶贫协作工作队通过直播带货打开了“滚山鸡”在广州的市场，解了纳雍县“滚山鸡”产业的燃眉之急。
“滚山鸡”在纳雍的山林间摸爬滚打，吃起来肉质清香鲜甜，过了老广的“舌头关”。可发货却出现发错单、没卖相、新鲜度不够、大小不一等问题。这些影响销售的问题，本地人觉得无所谓，认为外来的帮扶干部小题大做了。
“第一步没迈好，‘滚山鸡’的牌子就砸了。”广州市天河区驻纳雍扶贫协作工作队队长邹学飘有点恨铁不成钢。直到被严厉提醒之后，“滚山鸡”产业带头人刘健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开始规范屠宰和发货流程。
“摩擦、红脸，都是为了在走之前多教我们一些带不走的本事。”刘健说，“直播带货之后，天河区派驻纳雍的工作队继续倒逼‘滚山鸡’产业升级，不但引进广东企业帮助延伸产业链，开发出鲜鸡之外的深加工产品，还帮助‘滚山鸡’进入大湾区菜篮子。”
原来养鸡只为盐巴钱。现在纳雍每天供应一万只“滚山鸡”给大湾区，每年销售额1.2亿元，成了“脱贫战斗机”。
在邹学飘看来，帮扶并非完全是“远亲”单方面付出，而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广州市天河区驻纳雍扶贫协作工作队队长邹学飘与纳雍县茶农交流。受访者供图
以广州天河和纳雍为例，一方面，纳雍脱贫摘帽，学到了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理念；另一方面，纳雍的优质特色产品也源源不断供应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干部更对三农有更真切的认识，知道怎么和农民打交道，学到了贫困地区干部毫无怨言的奉献精神。而广东的企业进入纳雍投资，既推动了纳雍经济发展，也为粤企提供了商机。
在自身的努力和“远亲”的帮扶下，去年11月23日，包含纳雍在内的贵州最后9个未摘帽贫困县脱贫，意味着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清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