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1918年这场残酷世界大战的尾声，与一场比战争本身还要致命的流感大流行交织在一起。但是，1919年饱受创伤的世界无论有什么不足，至少有一个可以弥补之处。人们经常预言的战后萧条并未成为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商业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这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反常现象。历史告诉我们，和平之后即萧条。这是美国1812年战争和南北战争之后的经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波及全球的战争。许多人推论说，毫无疑问，一场全球性经济调整将会出现，它比以往局部冲突后的衰退更具有破坏性。
当时，政府抵制萧条的行动还没有范本可循。长期确立的经济学说倒是十分倾向于自由放任。随着自然季节的移转，经济季节也在变化：从暑至寒，由盛而衰。个人可能会为一朝陷入不利的环境做准备：工人可能会储蓄，农民可能会因预测价格下跌而出售农产品，银行家可能会收回贷款以应对存款人的挤兑。但对于政府来说，除了平衡预算，维持稳健货币，以及让商业顺其自然、逐步改善之外，外界对它并没有太高的奢望。1887年，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否决了向饱受旱灾之苦的得克萨斯州农民发放谷物种子的1万美元拨款案。他表示：“尽管民众供养着政府，但政府不该供养民众。”[1]
克利夫兰的教义仅存其文字躯壳，不再是盛行于某些政策制定圈子的精神实质。这个时代，要求政府介入的呼声此起彼伏。演讲者称自己是“进步主义的”，尽管他们志在追求的进步与商业周期的管理无关，而与纠正收入分配中所谓的“不公平”有关。到了1892年，平民党[2]要求超发货币，征收累进所得税，严格限制公司土地所有权，并将铁路、电话电报公司国有化。[3]到了1908年，尤金·德布兹[4]不懈要求建立一个工人阶级掌权而富豪阶层俯就（而非倒过来）的共和国。到了1910年，虽然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没有公开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但他要求将“人类福利”凌驾于“财产权”之上。[5]
平民党人宣称：“在政府不公正的同一个多产子宫里，我们孕育了两个主要阶级，即流浪汉和百万富翁。”当然，电气照明、内燃机及相关的奇迹减轻了劳动负担，把许多人从脏活、累活和极度贫困中解救了出来。但根据进步主义综合起来的控诉，富人的富裕前所未有，贫富差距之大也前所未有。[6]
在1912年的总统选举中，德布兹以社会党人身份参选，赢得了6%的普选票，这是左翼候选人在之前或之后所有总统选举中的最佳表现。[7]当时，德布兹的得票数排在第四位。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是一位体重达300磅的共和党总统，在竞选中遵循“（一家）国民政府不能创造好时光”（但可以通过不明智的政策来创造坏时光）的教义，仅赢得犹他州和佛蒙特州两个州的支持。[8]当时，塔夫脱的得票数排在第三位。
西奥多·罗斯福之前脱离了共和党，鼓吹政府实际上可以有效实现塔夫脱所抗拒的那种改良，他承诺要“动用政府的全部力量”来抵制“一种不受管制的、纯粹个人主义的工业主义”。[9]当时，罗斯福的得票数排在第二位。
候选人伍德罗·威尔逊誓要驯服“托拉斯”，约束华尔街大银行，降低关税，并向富人征税，以弥补因进口关税减少而造成的收入损失。在击败意见分歧的共和党之后，威尔逊总统证明了自己会信守诺言。在任期第一年结束时，这位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给国民带来了所得税和（一家名义上去中心化的）中央银行。联邦政府再也不缺乏筹集资金的手段了。
1916年，在第一个任期结束时，威尔逊谋求连任。民主党政纲宣称，光从财政理由来讲，他就应该当选：“我们陈旧过时的银行和货币体系在共和党政府统治下充满了恐慌和灾难，这个体系长久以来一直是货币托拉斯[10]的庇护所，它已经被《联邦储备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取代，后者是一种处于政府控制下的真正信贷民主制，已被证明是屹立于世界危机中的坚固堡垒；我们...
1917年4月6日，这位总统在把美国带入战争之际，也给联邦政府的积极行动主义开辟了新的前景。华盛顿一面征兵一面敛税。1913年，在众议院就所得税提案进行辩论时，一位看起来极端狂热的进步主义者呼吁制定税率表，对100万美元以上收入设定最高68%的税率。《纽约时报》报道：“这项修正案当然被否决了。”《纽约时报》似乎对“边际税率”这种充满没收色彩的观念不屑一顾。[11]可到了1918年，美国财政部对100万美元以上收入适用的税率达到了77%。[12]威尔逊政府控制了商船、铁路、电话电报公司。它对原材料实行定量配给供应，并设定了价格和工资上限。它介入了劳资纠纷。它分配、征购和强制征收私有财产。它放宽了银行业规则，从而鼓励了信贷扩张：1917年6月以后，一家纽约银行每持有1美元准备金，就可以比变革施行前多发放38.8%的贷款。[13]威尔逊催生了美国民粹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积极行动主义政府。[14]
因此，1919年1月，美国劳工联合会秘书长弗兰克·莫里森（Frank Morrison）警告称，政府是战后拯救经济的唯一工具，如果没有联邦政府干预，那么“5月1日之前每个工业中心都会排起领面包的长队”。这时，他所传递的信息就不像战前那么令人震惊了。[15]人们平常更熟悉的是巴布森经济预测机构的宿命式论调，它预测“将有一段困难和萧条的时期”。“没法绕开它的，”该机构创始人罗杰·W. 巴布森（Roger W. Babson）说，“我们可以做好应对（战争）后果的准备，防止其化为灾难，但要阻止它是不可能的。”
起初，空头来袭似乎是千真万确的。在1918年11月11日停战后4周内，美国陆军部取消了当时60亿美元制造业合同中的25亿美元；[16]比较起来，25亿美元占到1918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3%。[17]1919年1月，美国商品价格*。以前生产供应难以跟上战争需求的钢铁厂，现在的开工率仅剩60%至65%。从停战协定到1919年5月，美国钢铁公司的订单减少了42%。自1907年恐慌以来，这家钢铁巨头还从未见过类似的景象。[18]
但无论是莫里森还是巴布森，都没有考虑长期受到压抑的美国消费者。在美国参战的一年半时间里，出于爱国主义而被延缓的购买活动，现在又活跃了起来。不管是否身处战争，美国人都一直开着他们的福特、雪佛兰和别克汽车（在这场表面上无趣的战争期间，汽油销量从未起伏过）。现在，和平降临，人们要求穿丝绸衬衫、开新汽车和找一点乐子。
欧洲消费者也在购买美国的产品，因为美国财政部由欧洲各国政府提供贷款，其消费能力得到了增强。在1914年欧洲爆发战争之前的5年里，美国平均每年的出口额达21亿美元。美国出口额在战争期间加速，在和平时期又再次飙升。到了1919年，这一数字接近80亿美元。[19]
厄运预言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当然，他们推断，战后繁荣是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我们所需要的（正常来讲，也是不可避免的）是一场萧条。价格也和万事万物一样，有盛必有衰。消费价格在1916年上涨了11%，在1917年上涨了17%，在1918年上涨了18.6%，在1919年上涨了13.8%。[20]
物价飞涨是战时金融混乱的症状。巨额的公共借款以及为其提供便利的“放松银根”政策，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必要的恶，但停战协定现在使之再也不必要了。当政府不再以摧残生命和破坏财产为目的印刷钞票时，当生产和传统银行业重新受人欢迎地出现时，快乐日子到来了，专家们承诺，物价肯定会掉头向下。
但当专家们重新考虑他们的预测时，物价恢复了上涨。1919年5月初，《商业和金融纪事报》向华尔街读者承认：“商人不再怯于购买。”不久，商人们开始放心大胆地购买。到1919年秋天，工厂已经满负荷运转，不出高价就难以获得原材料，交货日期也被延迟了一年之久。[21]到了圣诞节，《商业和金融纪事报》的专栏报道：“消费明显超过了生产；美国部分地区所谓‘农神节’[22]购物的风气盛行；零售业的假期业务据说是有记载以来最多的。”[23]
就算这是纵情狂欢的农神节，1919年的通胀繁荣也是痛苦的，而不是幸福的。工资似乎跟不上物价的步伐，物价也跟不上成本的步伐。一双穿起来舒适的鞋，战前花3美元就能买到，现在却售价10美元或12美元。银行家们轻蔑地谈论缩水到“只剩一半价值的美元”。[24]养老金领取者、法官、教授（任何固定收入者）的生活水平都严重倒退。阶级和阶级对立，利益集团和利益集团对立。
特别是大通胀使劳方和资方之间、城市居民和农民之间、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美联储和越来越多的财经评论家之间产生了对立。“高昂生活成本”（high cost of living）或者更适合做头条新闻的缩略语“H. C. L.”成了美国的热门话题。徘徊在这些经济冲突背景中的是欧洲革命的爆发和俄国共产主义的胜利。美国会不会是下一个爆发工人起义的国家？1919年9月18日，芝加哥劳工联合会资深会长约翰·菲茨帕特里克（John Fitzpatrick）发誓说：“我们要把美国的基础产业社会化。”[25]
劳方将愤怒发泄到资方身上。作为回应，资方也频频指控工会给暴力左翼分子打掩护。1919年，1/5的美国工人参加了罢工。这在当时是一个前所未闻的数字，此后也从未有工人罢工接近过这个数字。[26]美国最大一家工会——煤矿工人联合会发动罢工。25万钢铁工人对美国钢铁公司发动罢工。波士顿发生了警察罢工。发起罢工的还有机械师、室内装潢工、屠夫、造纸工、制鞋工、雨衣制造工、油田工人、码头工人、搅拌工人、金属抛光师、车务人员、侍应生、服装制造工、制模工、粮食处理员、牲畜驯养员、纺织工、衬裙工、缫丝工、锻造工、画匠、装玻璃工、黄铜匠、工具制造工、雪茄制造工、地铁工作人员、演员、木匠和印刷工。[27]1919年9月，威尔逊总统开始了他运气不佳的全国巡回之旅，直接向民众陈述他支持国际联盟的理由，中途在哥伦布（俄亥俄州首府）发表了他的第一次演讲。令人失望的是，听众稀稀落落，似乎是因为哥伦布的电车司机罢工了。[28]
许多促使劳方和资方中断谈判以及发起（或遭到）罢工的怨恨是局部的、特定的。一个共性问题是工人实际收入因物价飞涨而减少，另一个共性问题是激进主义政治运动。
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胜利让美国左派激动无比。这是他们期盼已久的信号。1919年1月，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总罢工让西雅图瘫痪了5天。是的，赤色分子、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会员（更广为人知的称呼是“摇摆者”）肯定承认，反动派阻止了人民的起义。但这是一场多么鼓舞人心的反抗啊！[29]
一位兴奋不已、备受鼓舞的准社会主义革命先锋，向美国当权派邮寄了30件邮包炸弹，以此来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由于邮资不足，大部分炸弹都没有寄到。革命者们不断受到鼓舞，不断融资，一而再，再而三地尝试。[30]他们的目标包括威尔逊的那位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的司法部部长A.米切尔·帕尔默（A. Mitchell Palmer）。
1919年6月2日深夜，一名袭击者往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帕尔默家前门附近投了一颗炸弹。这个即将行刑的刽子手被自己的爆炸装置炸得粉碎（他似乎在抵达目标之前跌了一跤），帕尔默夫妇毫发无损。“阶级斗争正在进行，不会停止，除非国际无产阶级取得彻底胜利。”此话摘自投弹手还没有机会散发的数十本无政府主义小册子《明白易懂的话语》（Plain Words）。[31]
这样的国内暴力行为无助于改善劳资关系。谈判桌两边愤怒和恐惧的人们瞠目以对。[32]“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可能会把某个人带给行刑队处决。”机车工程师兄弟会总会长沃伦·S. 斯通（Warren S. Stone）于1919年8月在众议院做证说。此时，众议院在审议一项将美国铁路国有化的法案。
1918年11月，40万名加入工会的烟煤矿工蔑视联邦法院禁令，举行了罢工。在战争期间，工会在约翰·L. 刘易斯（John L. Lewis）的领导下做出妥协，接受了经营者同意支付的工资。现在，矿工们要求加薪40%（他们的公开要求是60%，还要求将矿山国有化）。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自1914年以来，印第安纳巴西矿区和伊利诺伊州帕纳矿区的生活成本上涨了近80%。一个典型的采矿家庭要将预算的37%用于购买食品，而食品的价格却在不停地飙升。
通用汽车公司成立于1908年，是美国的蓝筹股企业，其1918年的销售额为2.7亿美元，1919年的销售额为5.1亿美元；[33]1918年的利润为1 500万美元，1919年的利润为6 000万美元；1918年的员工有49 118名，1919年的员工有85 980名。[34]底特律的繁荣是毋庸置疑的。
通用汽车公司以迸发的活力迎来了和平时期第一个整年，毕竟价格疾升。它涉足拖拉机行业，又投资冰箱行业，创立了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还收购了费希博德公司（Fisher Body Corporation）。正是在1919年，通用汽车公司执行委员会批准建造了一座具有商业帝国风格的新总部，即杜兰特大楼。这座大楼以公司创始人比利·杜兰特（Billy Durant）的名字命名，它有15层楼、4座翼楼、1 700间办公室和30英亩[35]建筑面积。作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办公大楼，它耗资2 000万美元。
任何人都可以看出，当时的汽车工业领域仍处于“婴儿期”。1919年7月，一支由美国陆军车辆组成的机动车队从华盛顿特区出发，前往旧金山，以证明美国需要更多、更好的高速公路。这支车队由上尉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等人率领，于1919年9月抵达目的地。在路况良好的高速公路上，车队以每小时近10英里[36]的速度前行。[37]
虽然通用汽车公司表面上生意红火，但公司高层承认，原材料确实短缺，而且（与经验、经济理论甚至常识相悖）价格上涨几乎看不到尽头。在这种心态下，公司各运营部门主管纷纷提出投入资金的申请，高级管理层养成了闭着眼睛批准的习惯。在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通用汽车公司主要负责人批准了10 339 554美元未列入预算的支出。参加会议的小阿尔弗雷德·P .斯隆（Alfred P.Sloan, Jr.）说：“这次会议并不特别，资本投资过度已成为常态。”[38]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是一位前陆军炮兵上尉，刚从战场归来，决心做三件事。他放弃了务农，与贝丝·华莱士（Bess Wallace）结婚，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开了一家男装店。他接二连三完成了这些事，并和战时伙伴埃迪·雅各布森（Eddie Jacobson）合伙开店。
杜鲁门与雅各布森商店于1919年11月底在堪萨斯城第12街和巴尔的摩街东北角开业。商店地点极佳（属于黄金地段）。商店就在该市最大、最新的米尔巴赫酒店对面，而且资本似乎很充足。杜鲁门出资大约1.5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他通过出售位于格兰德维尤镇（密苏里州）的杜鲁门家族农场的牲畜和机械筹集的。雅各布森拿出900 ~ 1 000美元。存货资金则由银行贷款来解决。
随着物价上涨，以及美联储以优惠利率向各家会员银行提供信贷，银行家个个急于放贷。银行家不必用花言巧语诱使消费者去借钱或消费，飞涨的物价意味着把钱花掉要比存起来好。此外，节衣缩食的战时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们要求最好的东西，也准备为此付钱。两位合伙人分发吸墨纸，上面附着一行归功于“一扫阴霾先生”[39]的时髦句子：“皱眉需要65块面部肌肉，而微笑只需要12块。为什么还要疲于加班呢？”上面还有这些口号：“以新的价格从我们这里购买男人的服饰，你会因为大幅降价而面带笑容，我们会因为营业额增长而面带笑容。这样我们就都不会劳累过度了。”
杜鲁门和雅各布森在第12街入口处用彩色瓷砖砌出他们的店名。两个人起早贪黑，早上8点开门，晚上9点关门，一周开业6天。他们出售衬衫、帽子、皮手套、皮带、内衣、袜子、领带针、领带和可拆式衣领。如果顾客猜不出这两位店长1918年是在哪里度过的，那么他们的头脑也太迟钝了。最显眼的展品是一座4英尺[40]高的纪念杯，上面刻着“哈里上尉”，这是美国第129*炮兵D连队小伙子们的礼物。
这里就是《第12街拉格》[41]中繁荣的堪萨斯城，年轻的顾客们挤入商店。收银机发出悦耳的声响，这其中也包括杜鲁门和雅各布森的收银机。如果他们的第一个雇员不是小偷的话，那么他们的收银机会有更多进账。埃迪·雅各布森回忆道：“第12街当时正处于鼎盛时期，我们的战友和第12街的年轻男女都是我们的顾客。当时，男士丝绸内衣和丝绸衬衫风靡一时。我们的一件衬衫卖16美元。”根据消费价格指数变化进行调整后，1919年16美元一件的衬衫相当于目前202美元一件的衬衫。的确，节衣缩食的日子结束了。[42]
通货膨胀愚弄了所有人，包括1 100英里以东一度以“保守”著称的国民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也就是花旗银行的前身。安全曾是花旗银行的典型特征，它迎合了那些“谨小慎微”的人士。1891年，一位困惑的联邦政府审计官报告说：“这些人竟然觉得，把他们的钱放在这家银行，要比放在政府债券里还安全一点。”这是詹姆斯·斯蒂尔曼时代的开始。斯蒂尔曼是银行业中一位精通说“不”的艺术大师，他也会审慎地说“是”。到了1905年，花旗银行已成为美国最大的银行，其资产超过3亿美元，比排名第二的国民商业银行要多出27%。此外，花旗银行利润丰厚。
花旗银行并非一贯正确。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夕，它开始创办俄国分支机构，吸纳俄国人的存款，并投资沙皇债券。1916年，斯蒂尔曼的门徒弗兰克·范德利普（Frank Vanderlip）宣称：“在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比俄国的前景更美好。”当胜利的共产主义者给这家银行上了主权政治风险的第一堂课时，花旗银行第二号人物范德利普丢了工作。没有了范德利普（斯蒂尔曼也于1918年去世）[43]，这家银行在失去舵手的情况下进入了1919年的繁荣时期。
疾升的价格让借款人和贷款人都蒙受了欺骗。为了给不断增加的库存提供资金，银行的顾客们争相申请贷款，而花旗银行也在有利可图地放贷。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以4.75%的利率借钱给花旗银行，而花旗银行以5.6%的利率向其客户提供贷款。1919年下半年，花旗银行账面上的商业贷款额扩张了30%。
对于一家把办公室设在华尔街55号的银行来说，古巴似乎是一个业务前景特别看好的舞台。古巴最大宗出口商品粗糖的价格，从1918年秋天每磅4美分涨到了1920年春天每磅22美分。美国家庭主妇、威尔逊政府和花旗银行当时一致认为，糖价快涨到天上去了。
当范德利普尝试投身俄国业务时，花旗银行也毅然进入了古巴。1919年，这家银行组建了22家分行，提供了大量贷款给糖厂、铁路和其他基础设施，以保证更大规模的糖业生产，并最终大幅降低糖价。（这腔热情是富有感染力的：花旗银行的纽约邻居大通国民银行和担保信托公司也在古巴提供贷款。）到1920年6月，对古巴及其单一作物经济的风险敞口达到了7 900万美元，相当于花旗银行股本的80%。引述花旗银行自己编制的企业史：“管理层在这种单一商品上下的赌注不谨慎到了愚蠢的程度。”[44]
华尔街巨人都会被价值的极度扭曲蒙蔽，难怪美国的农业经营者也一样遭到糊弄。他们以往从未流这么少的汗水，也从未赚这么多的钱。在战争期间，他们开垦了一块又一块土地。到了和平时期，他们也一点儿不减少种植面积。1919年的小麦种植面积达到了美国历史最高纪录，这个纪录维持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拖拉机销量和农作物价格同步上涨。“机械力耕作”成为美国农村地区新角色（机械化农业商人）的座右铭。
1919年，美国农业生产收入创下了169亿美元新高，比战前67亿美元的平均水平高出至少152%。这个纪录也一直保持到了20世纪40年代。[45]由于有大把钱可花，农民们购买了种畜和拖拉机。1919年5月，一只名叫“拉格艾普大帝”（Rag Apple the Great）的纯种荷尔斯坦-弗里西亚公牛价格达到史无前例的12.5万美元。[46]
当时，牧养着像“拉格艾普大帝”这样血统高贵、身价非凡之物的土地也处于牛市中。随着农作物价格不断上涨，农业经营者和银行家推断，播撒种子的土地也该相应享有更高的资本化价值。1919年，艾奥瓦州玉米地的价格比战前平均价格涨了40%；到1920年，其比战前平均价格涨了70%。
乐观的农民通过借贷来扩张经营。一位该时期的农业历史学家记录道：“大多数土地购买都至少做了一次抵押，有时甚至进行了第三次抵押，他们指望着在遥远的未来进行偿还。”土地、农作物和种畜价格上涨是这个时代的标志，农业抵押贷款的债务攀升亦然。艾奥瓦州农业委员会主席在1919年12月说：“人们问我，你是否认为这片土地将来会保持现有的价格（每英亩200 ~ 500美元）。我说肯定会。终有一天，价格不会再往上走，但我认为它也跌不回去。”[47]
[1] Robert Higgs, Crisis and Leviathan: Critical Episodes in the Growth of American Gover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84.
[2] 平民党（Populist Party）是美国19世纪晚期的一个左翼农业民粹主义政党，于19世纪90年代初出现，在1896年提名民主党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参加美国总统选举后垮台。——译者注
[3] “Populist Party Platform of 1892,” July 4, 1892, 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 Woolle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 /?pid=29616.
[4] 尤金·德布兹（Eugene Debs，1855—1926）是美国工会领袖，是国际工人联合会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创建者之一，被认为是美国最知名的社会主义者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反战被判刑10年。——译者注
[5] Alphaeus Thomas Mason, ed., Free Government in the Mak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649–50.
[6] John D. Buenker, “Ratification of the Federal Income Tax Amendment,”Cato Journal (Spring 1981), 1161.
[7] John Milton Cooper, Jr., Woodrow Wilson (New York: Random House,Inc., 2009), 167.
[8] Ibid.
[9] Ibid., 165.
[10] 货币托拉斯（money trust）这个概念背后的主要信念是，世界上大多数金融财富和政治权力可能被少数有权有势者控制。1913年，美国的普约委员会（Pujo Committee）在听证会上对此做了如下定义：“我们将货币托拉斯定义为几个金融领袖之间建立的身份和利益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通过持股、连锁董事以及对银行、信托公司、铁路、公共服务和工业公司其他形式的支配，而被创造并结合在一起的，这导致了货币和信贷越来越集中和控制在少数人手中。”该报告总结说，一批有影响力的金融领袖（包括J. P. 摩根、乔治·F. 贝克和詹姆斯·斯蒂尔曼）已经控制了美国主要的制造业、运输业、采矿业、电信和金融市场。——译者注
[11] New York Times, May 7, 1913.
[12] “History of Federal Individual Income Bottom and Top Bracket Rates,”National Taxpayers Union, 2013, http://www.ntu.org/tax-basics/history of-federal-individual-1.html.
[13] New York Times, June 22, 1917.
[14] Higgs, Crisis and Leviathan, 123.
[15] Alexander D. Noyes, The War Period of American Finance: 1908–1925 (New York and London: The Knickerbocker Press, 1926), 285.
[16] Burl Noggle, Into the Twenties: The United States from Armistice to Normalc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4), 68.
[17] Allan H. Meltzer, A History of the Federal Reserve, vol. 1, 1913–1951(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84.
[18] Noyes, The War Period of American Finance, 287.
[19] Adolph C. Miller speech to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the Baking Industry, September 24, 1919, 15; Noyes, War Period, 290.
[20] Meltzer, A History of the Federal Reserve, 91.
[21] Wilson F. Payne, Business Behavior, 1919–1922: An Account of Post war Inflation and Depress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2), 208.
[22] 农神节就是现在的圣诞购物季。——译者注
[23] Noyes, The War Period of American Finance, 293–94.
[24] Mark Sullivan, Our Times: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25, vol. VI, The Twentie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46), 163.
[25] David Brody, Labor in Crisis: The Steel Strike of 1919 (Philadelphia:J.B. Lippincott Company, 1965), 130.
[26] Ibid., 129.
[27] U.S. Department of Labor, Annua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Labor(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0), 113ff.
[28] Gene Smith, When the Cheering Stopped (London: Hutchinson & Co.,1964), 62.
[29] Beverly Gage, The Day Wall Street Exploded: A Story of America in Its First Age of Terro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18.
[30] Ibid., 27.
[31] Stanley Coben, A. Mitchell Palmer: Politici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206.
[32] New York Times, August 7, 1919.
[33] Alfred P. Sloan, Jr., My Years with General Motors (New York:Doubleday, 1963), 29.
[34] Lester V. Chandler, Benjamin Strong: Central Banker (Washington,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58), 466.
[35] 1英亩约等于4 046.86平方米。——译者注
[36] 1英里约等于1.6千米。——译者注
[37] Dwight D. Eisenhower, At Ease: Stories I Tell to My Friends (Garden City: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67), 159–66.
[38] Sloan, My Years with General Motors, 29.
[39] “一扫阴霾先生”是一种名叫Dr. A. Gloom Chaser的鸡尾酒。——译者注
[40] 1英尺等于30.40厘米。——译者注
[41] 《第12街拉格》（Twelfth Street Rag）是尤代·路易斯·鲍曼（Euday Louis Bowman，1887—1949）在1914年创作的著名音乐作品。鲍曼在堪萨斯城红灯区当钢琴家期间，以城内街道为名创作了一系列拉格泰姆舞曲，而只有这首闻名于世，真正流传至今。——译者注
[42] David McCullough, Truma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143ff.
[43] Harold van B. Cleveland and Thomas F. Huertas, Citibank: 1812–1970(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02.
[44] Ibid., 106.
[45] James H. Shideler, Farm Crisis, 1919–192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7), 19.
[46] Ibid., 38.
[47] Ibid.,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