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新都桥的第一晚，在客栈住下。客栈老板娘为我们煮茶，打酒，跟我们聊天。
她说，她是本地藏族，以前这里生活很苦，一个汉人小伙子在这里做工，他们家觉得那小伙子不错，就招他上门，作了她的女婿。那时她才十六岁。后来这里搞旅游了，他们一点一点，修房子，搞旅游，现在这几大排房子，都是他们一点点修起来的。
后来，她老公的哥哥也来了，开了餐馆，就是我们晚上吃饭的那家餐馆。
刚才的那个少年，就是她的大儿子。她正讲话的时候，来了一个孩子，看起来约么四、五岁。她过去，抱起小孩，跟他用藏语亲密地讲了几句。然后向我们介绍，这是她的小儿子，才三岁。
同行的阿多，开了一天的车，强烈要求喝一点酒。虽然开始在餐馆里，老板跟我们讲，才来高原，最好不要喝酒，不要洗澡，很容易有高原反应。但阿多从来都是好酒之人，好不容易晚上不用开车了，怎么都想喝上一点。
大家劝阻无效，阿文也就决定陪他喝上一点。
他们向老板娘各要了二两青稞酒。
聊了一会儿，我的困意上来。坐了一天的车，从海拔500米的成都，上到4000多米的折多山，又到了3300米的新都桥，实在让人疲累。
我们先回房睡了。阿多、燕明、阿文还喝了一会儿酒，后来听说，阿多后来读了他以前写的“青藏组诗”，逗得老板娘哈哈直乐，又送了一些酒给他喝。
半夜忽然醒来，隔着窗帘看出去，走廊上的灯已经灭了，以为天要亮了。人似乎清醒了，又似乎极倦。磨蹭了半天，才看了看时间，原来刚刚两点。怎么也不能入睡，便玩了好一阵电子游戏，一个小时后，才再次入眠。
第二天早上才知道，每位朋友夜里都醒过一次，都是两点左右。原来这不是普通的失眠，而是高原反应的一个表现。
早上还在房间里，就听到朋友们已经起来了。我听到他们在商量，要不要敲门叫我们，说，九点就要出发。
我赶紧出了房门。他们叫我赶紧去跟老板娘说，再加两碗面。
我去到厨房，老板正在忙碌，灶上一个高压锅，正“噗噗噗”地喷着气。老板听我说要加两碗面，愣了一下，说，那得等一下，等下一锅了。
我这才明白，原来，高压锅里煮的是面。
我们站在院子里，等老板煮面。
太阳已经升得比较高了，天空没什么云。这透明的阳光，不知有多强烈的紫外线。我担心起来，回房间又多擦了一些防晒霜。这次出门太没准备，忘记带高倍数的防晒霜了。带的是平常日用的“SPF 25PA ”的。我有些担心。这么强烈的阳光，还不把皮晒掉啊？马上联想到以前旅游暴晒脱皮的那些悲惨故事，便举着防晒霜来到院子里，命令朋友们都擦上防晒霜。我这些老友，平时一个比一个粗糙，哪里用过防晒霜。我命令他们伸出手来，把防晒霜挤到他们手心。他们有的还要愣一下，我示意他们抹到脸上。
并威胁他们：“这太阳要把人晒坏的！”
其他人都乖乖服从了。只有燕明，坚决不肯。估计觉得这行为太有辱男子气慨了。他指着老板的小儿子，说：“你看，人家小朋友，都这样晒着，气色多好！”
那小男孩果然不算太黑，脸上两团红云，挺可爱的。
“人家从小就锻炼着！”我反驳他。
“那现在更要锻炼了！”他继续嘴硬。
说服无效，威胁无效，我看看他本来就黑的皮肤，只能放弃了。想着，他们平时都挺粗糙的，可能的确晒不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