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冬天，我去太平桥那边，想到报社就在附近，想到迪严先生在报社工作，而我们已是多年未见。于是决定去看看迪严。
我之所以决定去看迪严是来自内心深处的一种驱动，我感觉那是一种必须，一种验证，一种流年似水无痕的需要。
上一次见迪严还是我到大厂工作后的第N个年头。那一次我径直去了他的办公室。他办公室的门开着，却没有人。我坐在靠墙的一张套着乳白色沙发套的单人沙发下坐着等他。当然，之前我已经给他打了电话，他说他在办公楼里，让我在办公室里等他一会儿，他稍后便到。
那个时候我满心装的都是大厂的工作，惦记着业务、任务，看到每个有潜能的人都想和他谈一谈我们的业务。当然，我有时候有点自命清高，我认为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成为我的准客户。迪严很有能力，但他不适合我的客户。我那次之所以去拜访他，完全是“忙里偷闲”，完全是偶然路过时的临时决定。
那时候我对报社大楼没有一点感觉。我甚至把它的颜色也忽视了。只记得再往前数N年，我到报社应聘一个部门的见习记者。迪严满面春风喜气洋洋的走过报社长长的走廊，他谈笑风生，周围的空气也似乎被他的笑声感染了。那快活的场景始终留在我的记忆中。
由于某种原因我到底还是选择放弃了见习记者的工作。转身投入大厂，开始了半生的扭扭捏捏忧喜参半的大厂生涯。
那天迪严很快回到了办公室。他的眼睛肿着，整个脸庞也是肿的。他说“二生，你看我这个模样，真心有点不好意思见你了。我生病了……”
迪严患了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用了激素。激素让他胖了好多。而眼球却也向外突出着。
迪严原本是个乐观的人。之前很多年他总是喜欢给我电影票，他说写文章的人不仅仅要多阅读还要多看电影。艺术缘于生活，生活造就艺术。迪严于我来说亦师亦友。
那次在迪严的办公室和生病的迪严匆匆见了一面后我再次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为每季度的任务拼着人脉，为繁忙的日常业务早出晚归，职位的晋升、外出的培训，PPT上台演示，行业调研分析，每周既定的例会、书面分析报告。凡此种种，我如一只陀螺，旋转的晕头转向，忘却了周遭的一切。包括去看望迪严。
我想，人大概就是如此吧？当你的眼睛被眼前的花团锦簇所迷惑的时候，你的心与往事会走的很远。你会认为一些人无关紧要，会认为他们理所当然会始终在。你觉得他们并没有给你带来太多的生命的火花，你认为某一天你忽然间有闲暇时间了便可以以路过者的身份去看一看他，他会一如既往的告诉你他仍然在，过得或是如意或是不如意。而如意亦或是不如意都是别人的事情，你能做的只是默默的做一会儿倾听者。
2021年冬天的那一天，我再次来到了报业大厦。临近中午下班时间，整个大楼静悄悄的。这一次我没有给迪严打电话。因为我走进大厦后从手机查找迪严的手机号码，竟是不见了。换了几次手机，迪严的电话号码竟是没有保存下来。
问了传达室副刊在几楼，我便以攀登者的形式一步步走上了七楼。整个楼道仍然是出奇的安静。还好有一个办公室半敞着门，我轻轻地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请进”。
我推门走进去，办公室里有三个女人。她们在伏案工作。我告诉她们我要找迪严。她们不约而同的把目光投向我。好像在看一个天外来物。
其中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女人迟疑半晌道：“迪严已经不在了……”
“不在了？什么意思？”我明知故问。那时候父亲刚刚去世两个月，我的神情还恍惚着。整个心还浸泡在悲伤中。生与死的分界线在我眼里并不分明。换言之，我已经体会过了生命的脆弱。而在我的内心深处，再也无法承受任何一个亲切的人悠忽间的离世。
“迪严去世两年多了……”那个女人字正腔圆的为我解释了“不在了”的真正含义。
我浑浑沌沌地下了楼。后首再望报业大厦，感觉整栋楼都笼罩在无边的寂寥与悲凉之中。
我知道迪严生病了，但完全没有想到他会走的那么快。从此，那个曾经谈笑风生的迪严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二生，你要多读书。二生，你的诗歌写的像歌词。二生，写一篇世界杯足球赛观后感吧！……”
我忽然间忆起了迪严对我说过的话。在他生病的后期他肯定也是不愿意见人的，这是迪严的性格。
我们总是一厢情愿的希望世界静好。我们希望每一个与我们缘深缘浅的人都能够平安无恙地以不远不近的距离生活在某个地方，我们以盲目相信或称之为盲目自信的心态自以为是，以为生命是永恒的，以为他们在，他们会一直在。
直到有一天，当你再也无法看到他们的容颜，再也无法听到他们哪怕是轻轻的一声叹息时，你才惊觉，原来，你犯了一个认知上的错误。
生如夏花，转瞬即逝。有些人，终不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