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被人绊倒

左春和

我上小学时还是春季入学，现在说的春季只要立春即可，其实开学时是在阴历正月，偶有一两声爆竹，是人们对行将远去的新年的留恋，大人们总在这个时候自言自语地念叨：难过的日月好过的年。所以在我的记忆中，入学的时间还是冬天的样子，正月里还真是没有什么春天的迹象，那时候我的直感还没有把它当作春季。年少时没有什么分析能力，那时候的理性还没有成长，一切全凭直觉，这也是最接近原始本能的认知方式，记忆中那时候我还穿了厚重的棉衣，戴着帽子，周围的树木都是光秃秃的，地上也不会有杂草，怎么也与春天这个词语所涵摄的鸟语花开链接不起来。相比于同龄人，我的入学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那年春节期间，家里来了亲戚或街坊，他们总把我过年后就要上学作为话题，似乎除此之外就没话可讲。每当听到父母与他们说到上学之事就会令我心生厌恶，还有一种莫名的不安与恐惧，从内心坚决抵触上学这件事，并把上学作为切断我嬉闹童年的祸首，这件事在我的懵懂中成了一种魔咒。人的快乐没有完成的一天，但童年总要结束的，这种结束就是要去面对新的变化，或者去适应另一个不同的环境，从中重新组织自己的感觉。多少年之后才知道，童年的自我不同于少年的自我，自我是不断建构出来的，自我又总是依靠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希望的重新发现，然后完成每一阶段的个人叙事。又是在多年之后的某个特殊纪念日，我读到鲁迅老师在《希望》中的话，真是感动的不要不要的，认为就是他提前给我的留言：“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些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其实人生就是这样，人生就是一点一点耗尽希望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耗费的过程，人就只有停留在童年时期，也就不会再更新自我。不同阶段的自我承受生活及其真相的能力也不同，虽然同属一个肉身，但处理经验、梳理事物、理性认知的方式有着很大差别。那一年，总是感到大人们在规划、左右我的希望和未来，原来单纯、快乐的自我在改变，由于他们力量的强行介入，我无法不在自我的希望中应对一种新的生活。

入学前几天我曾明确流露过拒绝上学的情绪，当然是遭到了父母一通呵斥，他们列出一些熟悉的人家孩子，通过上学改变了命运等等，又举出一些同龄的伙伴，说他们都已做好了上学的准备，有的还提前预习了功课等等。这是中国家长教育孩子最为普通、普遍的方式，一方面不让你攀比他人的各种条件，一方面又使劲让你看齐人家的优点。入学的前一天，与我家要好的五年级学生黑毛还到我家进行了最后动员与鼓励，随手给我带来了几只粉笔，承诺有他在学校罩着我，不会受到他人的欺负，这也是当时我所担心的理由之一。第二天早饭，母亲专为我的入学包了饺子，饭后送我去学校，为了让我顺利入学，还让我的二弟跟随陪伴，这一年我的三弟尚未出生，否则肯定是哥仨同行。至今我所上的这所小学尚在，只是在1990年代末经化工部工作组帮助迁建到了新址，就是现在的位置和规模，成了当地的中心小学。当时我家住在村南河边，门前是茂密的树林、芦苇与河流，这是一个三面环水半岛似的地方，是中山国时期的首都区域，村西北还有大片柏树林，下面则是规模宏大的宋代古墓，至今保存完好。学校是在村北河的对岸，需要走过一座古老的石拱桥，那座桥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只是前几年因为加宽才进行了重建，传说那些硕大的千斤巨石是由一位食量惊人名叫吃饱蹲的人所搬运。我上学后常到这个桥洞中玩耍，那些被流水打磨的光滑的石板实在是一种夏日里清凉的记忆，我还多次逃课后不敢回家，就躲在这里，直到放学。在学校方向看，往南即是一条宽约近百米的河流，后据考证，这条河流旁边的中山阁，在两千多年前是中山国首都重要的运输码头，借此可以多少想象一些当年的繁华景象。学校是一排平房，门窗上刷有蓝漆，有一个开放的校园，还有一些简单的体育设施，校园西侧的大槐树上挂了一口大钟。虽然抵触上学，但在上学之前，我早就偷偷地多次观察了学校周边的地形，为的是找个安全的逃课福地，这在以后还真是派上了用场。从我家到学校不足500米的路程，但是我们走了半个多小时，原因是我走走停停，往回折返多次，还在路上打滚取闹以便磨蹭时间，经过母亲百般费力才把我弄到学校，这时已经上课，老师赶快把我拉进去，然后我开始大哭。我拒绝坐在座位上，就站在讲台边哭了一节课，最后哭的实在没有了力气，甚至只盼着老师让我结束。这时的自我真是遇到了挑战，想自我屏蔽，但又不是件容易的事，虽然自我屏蔽是个常态，而非特殊状态，但这种新的环境对自我的介入时，幼稚的经验还不足以化解这种尴尬。站在讲台旁大哭之时，大脑也不是一片空白，而是有许多感觉和想法，清楚地记得当时教室里坐满了男女同学，他们都能愉快地听讲或读书，我越是哭泣，他们读书的表情越显昂扬斗志，我似乎是这个世界突兀的闯入者。这时候便开始了自我反思，也就是对这个新的环境的察看中开始认识自我，因为我已经介入到了这个环境中，用现在的说法就是，自我认知从来不是一件对象性的认识，通常来说，在认识外在环境的同时也认识到了自我。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从此开启了我漫长的学生生涯，当时也只是在勉强适应环境，甚至把无奈变为新的动力，并尽力与其他同学保持同步，试着去打消对学校，也就是对新环境的恐惧。这是1973年的中国北方之春，离结束那场运动还有三年多的时间，经历过这个年代的人自然会有记忆中的一切，没有经历过的也就无法具有亲历环境的体会，虽是那场运动的后期，但一切都还带有它浓厚的惯性延伸，批判、斗争、革命、战无不胜等是那个时代的主题词。不过刚刚过去的1972年已有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中日建交；阿波罗16号考察月球成功等，但是这些大事一时还远远波及不到这种偏僻小学的气候变化。我对这种新环境的恐惧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它来自一种幼小时期模糊的经验，由于在两周岁便有了记忆能力，能够清楚记起我的祖父被批斗的场景，耳边还能响起“打倒左某某”的疯狂口号。从那时起，我便陷入了一种语言系统的围剿，为此获得了单纯的推理方式，在这种语言系统中具有一种非自然的、逻辑上的与他人的关联，一个独立的个人已经消失了。由于自幼被这种语言系统所压迫，自己的推理路径自然也就无法离开这个系统，本来，语言是理性的消失，又是推理的基础，恐惧也就由这套语言系统传递而来。虽然恐惧和那些口号是经验上的关联、事实上的关联，而不是逻辑上的关联，但语言系统还是吸纳了这种一般性事实，并成为深嵌在这种语言中的有限经验，然后造成对我的不安与压迫。虽然语言不会吸纳所有的个殊事实，因为语言不具有过于强大的承载能力，并在实践中寻找它相应的行为匹配。不安成为我的恐惧之母，怀疑则是语言之子，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的劝说、教育、训斥、鼓励、希望或哄骗是不够用的，它们都无法解决我这种简单、直接、朴素的经验性推理。

多年之后我才知道，由这种成年人语言建构的体系不是可靠的真理的码头，语言系统所具有的庞大统摄功能，无论其被改造还是被肢解，用它描述的事实就是在制造一个事实。正如世界不是由原子构成的，而是由叙事构成的一样，我们的生活本身也是由语言构成的，每一种语言体系都会涵盖一种逻辑，它能够把事实导向真实或者荒谬。刚入小学的我还不具有真正的分析能力，但还是从这种语言体系中感觉到了什么，它激发了我对成人语言系统的不信任，并怀疑他们的语言体系，虽然这主要来自一种感知。其实感知也有公共性，它并不都是私人化的，但要从私人化的起点去寻找它的普遍性，这对于当时的自己来说确实有点儿难，要达到那种脱离感知的纯粹普遍性还得多年以后。当时说不出有什么普遍的道理，就像说不出一种道理背后或隐或现的逻辑系统，只是循着这种语言系统来判断事物，或者预测它可能带来的结果。我隐约地感到成人世界那种缺乏诚实的语言系统，与其说那些主题词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标识，不如说，它们是某种语言系统的夙夜在公，被之僮僮，亦如每一个当下作恶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只有时代的寔命不同，没有本质的差异，因为当下还是过去的延续，语言有巢，白色盈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说，“我们赖以生存的规则都是谎言，那些制定规则的人都游走于规则之外。叫人恼火的是，他们不但说谎，还要叫人崇拜他们的谎言”。可以说，正好借助这种语言系统，使我对成人世界的认识有了神奇的扩展，不再对其指麾好恶而无奕弗之疑。我的怀疑虽还不是笛卡尔式的，但已经隐约有伏尔泰所说的感觉：疑惑固非乐事，确信更属荒唐。

这种思维方式的开启还得益于幼年那次“开窍”的经历，也就是我在《我是如何开窍的》一文中所进行的具体记述，至今我都没有建构一种理论的能力，但从那时起就试着去解构成人世界的理论，或者用实践去证伪。在1970年代初的小学教育中，我们凭着不完全的历史记载也能知晓它的基本内容，包括算术中的习题也都离不开那种主题词的语言模式，它的每一帧插图都有强烈的时代语言特点。少年时代的世界是感性的，是一种经验世界，个人的分析能力还未伸达到脱离这种经验世界的地带，只有哲学家才能建构系统的理念世界，从而超越经验世界的局限，并反过来认识经验。老师在锻造我们确信的翅膀，以便在经验世界中朝着划定的方向飞翔，这是时代教育的明确目标，它否决任何个人的怀疑冲动。也就是你可以保持对这个世界的惊异，但这种惊异不是思考的惊异，而是对成人打造的既成世界的惊叹，它不允许你以思考的方式在理念方面产生惊异，因为那种惊异会消解主题词所设定的目标。那种明确的目标、慷慨的承诺、粗黑的字体、铿锵的语调、高饱和度的图画和爱憎分明的表情都在捕获我的感知，以此抵抗个人理性的形成，无论少年的自我有多少惊异，但面对课堂时都是统一的氛围。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言，“在梦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醒来的时候，我们的世界是共同的”。尽管后来有一种说法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但无论如何，梦想是无法共同的，现象世界对于每个人来说也不尽相同，唯一的相同只是每个人最终的结局。但是总有一种*要统一人的梦想，它要改变的不是世界，而是人们对世界的统一认知，以便在决定论的模式中铸造观念的围城。

上学一段时间之后，我在克服这种心理障碍的过程中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下课后随着同学玩耍、追逐、打闹等，从内心的幼年经验中逐渐走出来，以便重构新的自我。尽管托马斯·索维尔说认识到自己的无知，需要相当程度的知识。但人的自负往往不愿承认这一点，有时看到一点儿想象中的改变则会修改自己的经验，甚至失望或燃起希望，这也便是常人的精神状态，对于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来说，不具有足够的定力去应对天下之变。我便自然地加入了这种语境，随着老师的手势念书、看标语、喊口号、唱那种斗志昂扬的歌曲，这时候殊异的个人在消失，对于语境的认同也在消除自身的疑虑和不安，原来的警惕与恐惧几乎休眠。这时候慢慢培育了一种因果观念，在接受主题词的铸造中，似乎已经学会把自己的某种结果归于一种原因，只是后来才知道这是一种低层次的原始思维，是缺少分析能力的特征。多年后才读到尼采的观点，“我们有个动机，然后去行动，我们依照这个模式产生了因果观念”。其实休谟说的更绝对，他认为一切都要从感知来，但因果是感觉不到的，所以到底有没有因果就十分可疑，因果是一个纯粹的理念问题，甚至可以说是虚构出来的，实际上，事物之间只有相关性，没有因果性。倘使一切都是由原因引起的，那我们的任何行为就会失去了自由的意义，原因只是在由冲击的传达引起的机械意义，而在现实中并未具有普遍的成立，但是这种因果观念具有极大的迷惑性。虽然苏格拉底认为怀疑是无限的探求，但我感到，怀疑具有双向效果，它有时也可以把本有的信心搅乱，或者失去在某种正途中的定力。这种因果观念的萌生，有时便怀疑那种幼年的记忆，在不具有理性分析的年龄，它会动摇一种事件的真正关联。

入学后过了两个月才有了春天的感觉，身上那些冬天的束缚终于松动，继而摆脱，由于天气变暖，季节对心情的配合也是及时到位，使得少年的心情一下子萌动起来。4月下旬一个上午的课间，随着下课钟声响起，校园西侧一颗古老大槐树上的喇叭开始播放《学习雷锋好榜样》的雄壮歌曲，课间向来是我求之不得的快乐一刻，我随着同学们在校园里奔跑。在儿童的世界里，我们还来不及思考外部世界的各种差异及其原因，虽然命运不同，但在本能和天性的释放中与其它各地的儿童有着同样的欢乐。当我奋力跑到这棵大槐树下之时，突然被旁边一位高年级的同学伸腿一绊，我猝不及防趴倒在一块大石头上，同时听到他高喊：“打倒地富反坏右！”瞬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缓过神来，下巴已经血流如注，恐惧抵住了疼痛，我一边大哭，一边呼喊“黑毛”这个名字，我在这时竟然没有忘记上学前他的承诺。尽管大喊多时，他也始终没有出现，后来才知道，他那天逃学去了黄壁庄水库捞鱼，这样就打断了我原来建立起来的承诺与兑现之间的必然关联。自此之后，对于任何张口就来的各种承诺不会再坚信不疑，直到现在，也常听到这样的许诺，只可把它当作某种群体的语言游戏，切不可当真而放纵容易升起的期许。由于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也从未想过高年级的同学会使出这招，所以，这一绊，使我摔得纯粹，几乎来不及任何本能性的自我保护。虽然奔跑时看到旁边有高年级的同学，满以为他们会欣赏我的速度，绊我的同学名叫刘来子，平时面带和善，根红苗壮，还是四年级的班长，学校一处的墙上还写有“学习刘来子”的粉笔字迹。他不仅是三好学生，能写会画，他的父亲还是老革命，他的母亲也姓刘，名字听起来像个大官，传说曾做地下工作。这猝然一摔之下，我除了大喊与我家要好的黑毛之外，就只有大哭，以哭声来弥补这种无助，似乎只有大哭才能减少一些恐惧，并让我在这瞬间的失败中解脱出来。可能同时认为，这种哭声是一种批判的武器，能够表达我的遭遇，为的是让老师来惩罚对方。受伤后并未对我进行任何专业的医疗处理，只是让人进行了简单的擦拭和包扎，然后由老师把我送回家，晚上刘来子的父母来我家探望，说了一些道歉和安抚的话。我则抽泣着一遍一遍地向他们哭诉这个过程，并描绘当时彼此的动作细节，好像我的表达能力就是从此开始锻炼的，他们除了对我的安慰就是对刘来子进行谴责，认为他不应该这样暗算小同学。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喜悦往往使人忘记自己和世界关联的真相，而伤痛则会令人如梦方醒，油然升起一种新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在表达新的认知，同时也在表达一种意愿和意志。因为这一摔，彻底摔碎了我刚刚建立起来的对于这个语言系统的妥协，那种想象中合作的萌芽也便熄灭，这时候正好再次寻找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关联渠道，妥协果真不失为一种令人沮丧的策略。

我很认同詹姆斯·M·凯恩在《邮差总按两遍铃》中所说，“绝望自有绝望的力量，就像希望也有希望的无能”。这件事对我有一个很大的惊异，不但惊异这位大同学“三好”与“班长”的标签，同时也惊异于当时主题词的语言体系，这种看似偶然的事件又对接起我幼年时期的记忆。我不该如此彻底信任这个世界，我看青山多妩媚，但世界并不对我应如是，它在许多时候会改变我们的认知，而我们并未改变被认知者，改变的只是认知者的认知。由于对存在的理解已经成为此在的一部分，自我认知的同时也是自我构造，所以这种真正的自我认知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自我会寻找许多自我辩解的理由。其实自我认知不只是个认识论问题，它跟我们的处境是连在一起的，自我认知必须与我们的生存背景和生存结构连在一起才有意义，否则就是一种空洞的推演。这件事之后，我并未对这位大同学有多少记恨，至多看作是少年时期的恶作剧，正如福柯所言，恶不是由个人，而是由词语体现出来的。多年后见到他，这位只长我几岁的大同学已经被岁月吹打的很是潦草，稀疏而蓬乱的头发，深陷的皱纹，黝黑的脸庞，干裂的皮肤似在表达生活的窘迫，显然他没有得到少年时期那种誓词中许诺的结果。只是这件事成为我的一个财富，不仅因此拒绝上学多日，还在青少年时期炫耀许久，因为我是负过伤的人，并且至今我的下巴处还有明显可触及的疤痕。多年后我向那位美丽而富有才华的女生吹嘘，说这是我在一次群体“战斗”中的英勇标志，它是镌刻在少年岁月的勋章，当然，那位女生也从未认真相信过。只是至今它留给我的精神遗产还在受用，它似乎以一种苦涩的幽默记载对一个时代那种荒唐的希望和体面的绝望，它以无法止绝的记忆信息，传达给我一种指令，让我在任何洋溢快乐的日子里一定记住，要及时冲破那种丰腴词语的包围。

这位大同学把我绊倒看似一种普遍的少年恶作剧，实际上来自一种心理结构，其中具有明显的文化传承，它在偶然的举动中便会暴露出来。近似游戏的恶作剧在少年群体中是不可避免的，它符合人的天性，但以不实质性伤害对方为原则，至多让他人虚惊一场，或者进行一次短暂的作弄，但在没有更高维度关爱沐浴的情况下，这种边界很容易被突破。从此形成一种以取乐他人的痛苦为目的的举动，继而复杂并阴暗起来，还容易纵容一个人促狭的性格。在某种文化里，这种对他人的绊倒会成为一种才能，一旦竞赛起来，便如尼采所说，这种才能就是一个吸血鬼，它会让他在烈焰中燃尽自己。与所有的才能一样，在这种制造他人的痛苦中，他也会从同样的创造储蓄中汲取力量，并不断花样翻新，若说它起始于人性中的恶，莫若说它也是对成人世界的模仿。与整个少年时期的这种“作恶”相比，成人世界里，它会变得含蓄、策略、艺术和有章法可依，还会穿上伟大道德的华袍，并以神圣的名义进行，既标举正义，又词条丰蔚，从而积淀成一种特殊文化。每有合适的气候与土壤，便会出笼，发扬光大，只要有某种放纵和激励，它作恶的创造性会胜过艺术的繁荣，因为在作恶的背后，不仅有精神的成就感，还有实际的利益收获。并且这种作恶是朝向弱者的，而对待弱者的态度正是检测文明的试纸，在弱者从不构成对自身的威胁和伤害时，他们才是勇敢而聪明的，并在伤害弱者的过程中找到自身的英雄幻觉。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并不是没有这种作恶，弱者所发出的对这种道德悖逆的察觉，只是停留在谴责、讥讽或劝告层面，传统经典还未能找到对它的有效抑制，或者将其转化成像黑格尔的理性的狡智那样，为了他人的最大利益而利用个人的自私。《庄子·盗跖》中曾有“自是之后，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的记载和价值评判，为弱者寻找道义支持，或者欺弱怕强必遭众人攻之的故事也是汗牛充栋。传统经典中也不乏有这样的记载：汝南陈仲举、颍川李元礼二人，共论其功德，不能定先后。蔡伯喈评之曰：“陈仲举彊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犯上难，摄下易。”陈仲举遂在“三君”之下，元礼居“八俊”之上。显然，这种记载的价值倾向在于，人皆钦服那种敢于犯上的无畏，不会对只能威慑下属者给予高度评价。这是一种普通的官场品评之鹄，从犯上和摄下的分野即可窥见一个人的基本品性，我们熟悉的个人经验中也不乏其例，在官场之外的江湖中也是大有人在。我常见到一些人，只要在一些无权者或者下属面前就会趾高气扬，无所不知，滔滔不绝，甚至不让他人说一句话，而一旦遇到他的上级，马上百般柔顺，一言不发，或者点头哈腰，拍马谄媚。越是在强者或权势面前卑躬屈膝者，在弱者面前越是骄横，在当下某种社会动员的底层结构中，这种人性之恶已经暴露无遗，先哲们早就看穿了这些，他们在权势面前丧失的东西，一定要在弱者的身上找补回来。此种语境中不可轻信那种“行仁义为室宇，俢道德为广宅”的为天地立心之标榜，他们只是权势所善，继而誉之；权势所憎，倍而毁之，在强者面前不会齐庄中正，同样，面对弱者更不会黾勉同心。何况在根基断裂、传统伦理底座崩溃的语境中，那个被妖魔化的古代社会已经消逝，那个远去的社会才是向着道德和自然秩序构建的道路上行走，它产生的文化模式绝非土豪劣绅，由儒家涵养的人文治理，以及由此延伸的文化、制度、伦理、社会等都还带有那种古朴的自律与羞耻感。

传统的古代社会虽然不是我们的理想，但比起某种断裂与破坏来说，它还有着一种基本的伦理维系，它不会去公开鼓励“竞恶”，那种作恶没有光明正大的市场，尤其被当时的社会语境所抑制。无论是门户殄瘁，语音亦楚，还是世许高尚之目者，起码能对弱者凄然愍之，对于作恶者进行道德鞭笞，对其行为进行现实申宪，并且越是在强弱之间，人们越是愿意彰显自己的伦理立场。明代最后的皇帝思宗在他的衣袍上写下最后的诏书，然后用腰带自尽。“朕自登基十七年，上邀天罪，致虏陷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也。朕死无颜见先帝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可将文官尽皆*死，勿坏陵寝，勿伤我百姓一人也”。满人入主后并未对其戮尸，而是以国礼厚葬之，这里没有朝代更替、江山易主的法律约束，只是传统文明的约束作用，失败一方进行最后的尊严自卫，胜利一方并未突破人伦底线，而是感其自耻之德，以励后人。那个曾被污名化的袁世凯同样如此，他在遗书中说：“恨只恨我，读书时少，历事时多。今万方有事，皆由我起。帝制之误，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群情惶惑，商业凋零，如此结果，咎由自取。误我事小，误国事大，摸我心口，痛兮愧兮。”我想信这里的真实性，他应该是真情之感慨，因为那时道统尚在，廉耻犹存，传统文化形成巨大的风俗习惯，它在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时，在某种范围和条件下甚至胜过法律，因为法律总有涵盖不住的地方。传统风俗则有无所不在的覆盖能力，它穿越人心之间，又平衡个人与公权之间的冲突，并为保护个人利益而提供道义的辩词。

威尔·杜兰特在研究东方史的时候发现，在所有的社会现象之外，风俗具有巨大的稳定作用。当法律阙如，变换或中辍时，这个被思想和行为依赖的基石，提供了一些安定社会与维系秩序的工具，风俗为团体也提供了同样的安定力量，借此给人类以遗传与本能，并予个人以习惯。这些常规使人们心智健全，假若没有一些习惯来遵循，那么思想与行动在不知不觉中失之放纵、精神彷徨不定而流于疯狂的行为。我很认同杜兰特的这种深刻洞见，它符合我在某种语境中的遭遇，那种传统与风俗被某种社会改造运动碾碎之后，留下的就是没有约束的疯狂，那种作恶也就理直气壮。转眼之间，我被人绊倒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那种传统的风俗生态虽有所恢复，但由于缺少保障性的外在框架和社会激励，它的脆弱又常常不堪一击。叔本华说，“人类的行走是一个不断防止跌倒的过程，与之相关，我们的生命便是一个不断抗拒死亡的过程，生命就是不断被推迟的死亡”。在这个防止跌倒的过程中，人们发明了多种方法，目的是让每个人都有按照自己的意愿走完这段旅途的机会，同时不要受到他人的加害，能够主持自己的尊严不受到过度摧残，人毕竟是人，而不是他人的手段。如同我们在其他方面的众多期许一样，愿望有它的执着，而现实亦有它的肆意，但只要在精神上不被绊倒，他就始终能够抵御岁月的侮辱，让意志和自由穿过时代隐喻的长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