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档案春秋，作者苏智良、胡皓磊
为什么要保卫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说法从哪儿来的？四行孤军究竟共多少人?孤军消灭了多少日军？女童军杨惠敏渡河献旗是真是假？
随着电影《八佰》的热映，1937年淞沪会战中谢晋元率领的“八百壮士”固守四行仓库，孤军阻击日军的壮举再次激起了人们对英雄的敬意。然而由于历史尘埃的遮蔽，有关四行孤军的一些细节总显得扑朔迷离。
本文作者苏智良、胡皓磊，通过各种史料对四行孤军的历史加以考证与辨别，以图纠正不实传说，还原历史真相。文章原名《四行孤军光与影》，连载于上海市档案局（馆）《档案春秋》2015年7-10期，因篇幅较长，本文做了删改。
《八百孤军抗日记》（上海市档案馆藏）
一
为什么是四行仓库？
1937年10月下旬，中国军队蕰藻浜反攻失败后，日军全线攻击，我军防御核心大场阵地的形势急转直下。大场位于闸北边缘，为通往南翔、真如的要道，同时又是当时中央集团军和左翼集团军的交界处，日军若占领大场，中央集团军即有被夹击歼灭的危险。于是，蒋介石不得不命令全线后撤。
但为了配合外交策略，给世人留下中国军队仍在苏州河北岸坚持抗战的印象，蒋介石决定留第88师孙元良部在闸北继续作战，把一连一排一班分散，守备闸北的坚固建筑物和郊区大小村庄，并与游击结合，尽量争取时间，唤起国际社会的同情。
据史料记载，大场失守当天，中国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打电话给88师师长孙元良，让他率领全师留在闸北、死守上海市区，但孙元良一口拒绝了，理由是经过两月苦战，部队已无力再战，何况是以孤军留守作战，会遭受敌人任意屠*。于是，留下1个师的计划，缩水为1个团，孙元良仍然拒绝，最后勉强留下了1个营。
于是，孙元良以第88师师部所在的四行仓库为固守据点，由262旅524团第1营为基干，作为华军在闸北的最后一支部队坚守苏州河北岸。此时的苏州河北岸已经基本落入日军手中，日军所到之处大肆破坏，闸北火光连天，日军部队已急吼吼地到处在建慰安所，与中国百姓仓皇逃入租界形成鲜明对比。
“八一三”日军轰炸闸北
四行仓库是“北四行”的联合堆栈。民国当时的“北四行”是金城银行、上海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和天津盐业银行，为北方金融集团之一。1923年“北四行”决定联合创立四行储蓄会，四行仓库即是其在上海的仓库，以堆放银行物资和客户的抵押品、货物等。四行仓库位于苏州河北岸新垃圾桥（今西藏路桥）北堍的西侧，东面紧靠西藏路，与公共租界隔街相邻；南面大门正对北苏州路（今光复路）；北面倚靠国庆路。因为是存放银行客户资产缘故，四行仓库为一栋五层钢筋混凝土建筑，非常牢固，在高度上超过周边的所有建筑。仓库其实分为两部分，东面为大陆银行仓库，西面为四行储蓄会仓库，但一般均统称为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外观
这里地处华界、租界的交界处，日军不便在此发动袭击。孙元良住在底层，仓库周围已经构筑了防御工事，张柏亭和战地记者曹聚仁住二楼，该师军官还曾经在四行仓库招待过外国记者，“陪他们上北站第一线去，他们承认我军防线很稳固，日方报道失实了。”直至闸北撤退前，司令部在四行仓库就再也没有移动，并且将其作为最后的阵地移交给第88师524团团附谢晋元和524团坚守。
10月26日，谢晋元率524团1营进驻四行仓库。
谢晋元
二
“八百壮士”的说法怎么来的？
在四天四夜的战斗中，四行孤军的人数都是一个谜。那么当时参与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孤军人数究竟有多少？而八百人的数字又是从何而来？
关于10月28日晚将伤员运出四行仓库的过程，1营营长杨瑞符在《孤军奋斗四日记》中有过这样的描述：
我当时嘱咐出外就医的士兵说：你们出去，有人问四行仓库究竟有多少人，你们就说有八百人，决不可说只有一营人，以免敌人知道我们的人数少而更加凶狠，后来轰传世界的八百孤军的数目，就是这样来的。我五二四团的团长本来是韩宪元，而今天一般人误称为谢团长，也就是在折八百的数目字而推测出来的。
按照杨瑞符的说法，八百壮士的说法是在28日晚伤员送出后，外界才得知的。但事实情况是，早在当晚伤员运出仓库前，报纸上就已经称四行孤军为八百壮士或八百孤军了。
四行孤军的事迹在10月28日的多份报纸上同时出现，《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等都采用了中央社的报道：
闸北我军虽已于昨晨拂晓前大部安全撤退，但此非谓闸北已全无我军踪迹，盖我八十八师一营以上之忠勇将士八百余人，由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率领，尚在烈焰笼罩敌军四围中，以其最后一滴血，与最后一颗弹，向敌军索取应付之代价，正演出一幕惊天地泣鬼神可永垂青史而不朽之壮烈剧戏也。
稍后的《立报》《民报》提及孤军人数都未见变化。
《大美晚报》在28日的报道出现了150人和800人的两种表述。此外，《字林西报》《大陆报》《上海泰晤士报》的报道中，提及孤军人数表述分别为：“约150人”“超过300名”“最多可能有200至250人”。
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抵抗到最后
尽管中外报纸间说法各异，但可以确定的是，在26日晚孤军开始进驻仓库至27日，不断有英军来劝孤军放弃防守，尽早退入租界，但都遭到了谢晋元的婉言谢绝。因此可能在此交涉过程中，孤军为了起到震慑日军的效果，向来访英军透露了八百人的数目，而之后杨瑞符在嘱咐出送治疗的战士时也沿用了这个数字。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中央社记者冯有真在发稿时将人数改为八百人，所以报纸采用了八百壮士一说。
1938年8月20日，四行孤军写给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抗议信（上海市档案馆藏）
对于这两种说法，笔者认为都有很大可信度。从中外报纸的对比中可以发现，中文报纸报道的口径相对统一，大多是采用中央社27日电文中的800人这个数字，而外文报纸中从最少的40人到最多的500人，大多是报社记者现场估算得出。
在夸大四行孤军战绩的案例中，我们可以作多面解读。有些是民族斗争中的善意夸大，也有的是当事人的误记，他人的误读。从不同时期的误传来看，通过夸大孤军人数和歼灭敌人的数量，其主要目的还是增强四行孤军在战时对日军的威慑力，鼓舞全国抗战士气，以迷惑日军的手法，保护抗日后援人员的人身安全。
三
四行孤军究竟有多少人？
从四行仓库退出后，孤军人数逐渐清晰。具体数字首先由《大美晚报》在10月31日披露：
在四行储蓄仓库内作光荣的撤退之华军，现据大美晚报记者向华军当局探悉，共计三百七十七人。连日忠勇作战之结果，伤者共有五十余人。
包括《申报》在内的多数报纸也于次日引用了这个数字，唯有《新闻报》称其为“三百七十一位壮士”。
此外《字林西报》《大陆报》《密勒氏评论报》关于孤军人数分别报道为：370人、379人、354人。
总的来说，尽管在精确的数字上还存在一定差异，但从孤军撤出四行仓库后，在两天内八百余人的说法便逐渐被更准确的数字所代替。谢晋元于11月2日在孤军营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也证实了四行孤军的具体人数：
……外报记者首询自我闸北孤军退出四行堆栈后，据日方宣传，谓在日兵入内时，搜查堆栈房屋内，有我士兵尸体百余具，是否确实。据答，敌方宣传，完全不确，四行堆栈内，除有若干沙袋外，并无如许尸体，我在内士军，共为四百二十名，撤退时为三百七十七人，其中除有十余名已殉难外，余者受伤入医院治疗中，而敌方被我孤军击毙者，确有一百名以上，因敌方不知我究竟有多少官兵，故信口造谣，绝不可信。
根据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记载，并比较《新加坡路中国士兵拘禁营拘禁兵力实况清单》，10月31日进入孤军营中的实际人数为355人，谢晋元之后与工部局的书信中也再次证实了这个数字。再结合之前有关孤军伤亡的信息和谢晋元的说法，因此得出结论：
孤军在四行仓库保卫战伊始总人数为420人，在战斗中牺牲或送出治疗的人数之和为43人。10月30日12点在布置好各连撤退情况后，清点人数为377人。在撤退过程中有一定人员伤亡，这些受伤的士兵都被送入租界指定的医院，如国际红十字医院、宏恩医院等接受治疗，未受伤而直接进入孤军营的人数为355人。
四
杨惠敏渡河献旗之谜
在四行仓库的诸多传说中，女童子军杨惠敏献旗可以说是一个传奇的故事。不过即便在当时，对于献旗的经过和细节也是众说纷纭。
杨惠敏
杨惠敏，江苏镇江人，据她自述，1937年8月初她高中毕业不久，在美的糖果公司任职，此时工厂已经停工，她便满腔热血地加入了中国童子军战时服务团，参与难民服务工作。
在回忆录中杨惠敏称：10月26日晚，她说服英国士兵，成功进入苏州河北岸租界，并在一名中国办事人员的帮助下，进入了西藏路上的英军碉堡。在与碉堡英军士兵的对话中，杨惠敏惊讶地发现还有一批中国军队死守四行仓库，并得知他们需要粮食、弹药和擦枪油。天亮后她骑着一辆脚踏车，一个人到市商会去找商会会长，但会长王晓籁并不相信一个女童子军的消息，于是27日晚上杨惠敏再次穿过新垃圾桥，来到桥东的茶叶大楼，找到了万国商团俱乐部里的电话机管理人，在其帮助下修通了四行仓库的电话机。在天快亮的时候，杨惠敏“把事先抄好的市商会电话号码包好，丢进四行仓库，叫他们直接打电话向市商会求援”。
1938年，杨惠敏（右一）与冷雪樵（右二）等合影（上海市档案馆藏）
在收到孤军电话后，王晓籁亲自邀请杨惠敏一同去送物资。在随后的庆功会上杨惠敏提出四行仓库上应该要悬挂一面国旗，王晓籁非常赞同，“立即拿起电话，定制了一面十二尺见方的国旗，酒席还未散，那方国旗已送来了。”杨惠敏自告奋勇，接受了向孤军送国旗的任务，她将国旗裹在内衣外面，再套上制服，入夜后冒着生命危险潜入四行仓库：
谢晋元团附、上官志标副团长、杨瑞符营长，还有好几个高级军官，早已在窗口迎接我。我脱下外衣，将浸透了汗水的国旗呈献在他们面前时，朦胧的灯光下，这一群捍卫祖国的英雄，都激动得流下泪来了！……（谢晋元）他立即吩咐部下准备升旗，因为屋顶没有旗杆，临时用两根竹竿扎成旗杆。这时东方已现鱼肚白，曙色曦微中，平台上稀落的站了一二十个人，都庄重的举手向国旗敬礼，没有音乐，没有排场，但是那神圣而肃穆的气氛，单调而悲壮的场面，却是感人至深的，我一辈子永远也不会忘记。
书中将献旗经过绘声绘色地道出，充满了传奇色彩，但无论是献旗的准备、时间还是内容都与其他报道记载有较大差异。
在曹志功的《杨惠敏渡河献旗之真相》一文中这样写道：
……在八百孤军固守四行仓库后，某日上午我忽接得一电话，谓系四行孤军打来，对方自称谢晋元，谓该军拟在所守仓库之屋顶上悬一中国旗，以示与附近太阳旗有别，唯库中无较新者，嘱设法送一新旗去。……大约当日下午三四时，厦门路一收容所（记得系第一特区市民联合会所办）来一电话，谓有一人渡河至该所，自称系四行孤军派来，询问商会地址，并要一国旗云云。我即请其派人陪同来会，未几即由一女童子军陪一便衣大汉前来。晤谈之下，始知女童子军名杨惠敏，系某校童子军团派往收容所服务者。
在叶春年的《给四行孤军送旗的经过》一文中这样写道：
……在那天午饭时，另有泥城桥附近学校童子军团有一位女童子军名叫杨惠敏，曾与仓库守军接触并且传递过去一面国旗，她亦来商会说该旗尺寸较小。……不多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即装了十几个大麻袋。用牛皮纸包好一面最大尺寸国旗，再加上旗绳，我特地回家把家里一根最大最粗竹竿送到宁波路战时服务团团部。
当天晚上并无月光，深夜十一点钟卡车出发沿河南路北去至河南路桥，……车上除驾驶员外，我和何惠祥等六位团员，还有童子军理事会赵邦镛郑炅樟，立报馆白广荣。到达泥城桥东面小横路口卡车停下。……我们暗中摸索稍靠桥南远处几只电灯光源。我第一个匍匐蛇行横过桥面到达仓库旁边一家小烟纸店，卸去一块排门，店堂内墨黑。有几个士兵立在柜台上接受了我送去的一面大旗、一根竹竿之后，用粗长麻绳将一大包一大包的物资由几个童子军拖着拖到店柜边上运进去。……因为麻袋装物太多，笨重异常，故而动作快不出来，等到全部送完搭车回到团部，已经半夜二时。
杨惠敏我就在那天见到她。她那时也参加上海童子军战时服务团，她有一个臂章是第四十一号。她送去的旗较小而没有挂出来，但是她那天在桥堍和那里守军联系亦属实（是守军过桥来联系还是她过去我不清楚，因此无法说明）。她那时自己说十七岁，有人说她二十几岁。
叶春年的说法在白广荣的《究竟是谁给四行孤军送旗》一文中也得到部分印证。综合所知信息，四行仓库献旗的真相大致如下：
10月27日
晚上，杨惠敏从尼姑庵难民服务营走出，至新垃圾桥北堍向孤军喊话，在得到孤军要求一面国旗的回复后，杨惠敏于当晚将一面尺寸较小的国旗送至仓库。
10月28日
上午，市商会接到谢晋元来电，要求提供一面新国旗。中午时分，1名由四行仓库派出的便衣大汉至厦门路收容所寻到杨惠敏，并在其带领下前往市商会领取了一面新国旗和部分物资，并称在晚些时候渡返北岸。
晚10点至11点，载有用麻袋包装的物资和一面大国旗的卡车从北市商会会址开出，前往四行仓库。
10月29日
四行仓库升起两面大国旗，并将杨惠敏所献的小国旗悬挂于窗口。当时虽然不同报纸的报道内容略有差异，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当时在四行仓库中，至少有3面国旗被悬挂出来，而其中一面就是由杨惠敏所献。
此外，当时有传言称杨惠敏是渡河献旗，杨惠敏在其回忆录中也称自己是渡河返回的。对于这个说法真伪的判断，可以参照郑侠飞对当时苏州河两岸布防的描述来进行分析，他称：
“当时英美军队在苏州河南岸布置了两条警戒线。第一条警戒线在西藏路煤气公司门口，……第二条警戒线在西藏路桥南堍沿苏州河一带，由美国海军陆战队防守，禁止行人过西藏路桥。所以杨惠敏不可能通过第二条警戒线，更不可能横渡苏州河，即使渡过河，也不可能上岸到达四行仓库，因为北岸也有英军警戒，不许行人通过。”
因此杨惠敏献旗是事实，但渡河献旗恐怕就是当时夸张性的宣传。
五
98小时里四行仓库发生了什么
从10月26日二十四时进入四行仓库，到10月31日凌晨二时完全退出仓库进入租界，孤军官兵在四行仓库中坚持了98小时。
|| 第1日
10月27日七点半左右，进占闸北的日军先头部队推进至北站以东地带，杨瑞符要求负责警戒旱桥一带的排长尹求成率领的两个班据守要点，“全力抵抗，无命令不得撤退”，在短兵相接的交火后，约八点一刻，警戒部队报告日军“已确实占领北站大楼，并插上太阳旗子了”。日军飞机与地面部队协同行动，在中国军队已经撤离的闸北上空侦察并投弹轰炸，旱桥警戒部队继续向进犯的日军开枪抵抗，但由于缺乏后援支持，遂渐退回四行仓库阵地。二连一排一班班长蒋警率班继续作为前哨，埋伏在光复路沿街的民房中，与仓库西面防守的三连相呼应。此外，在四行仓库西侧还有一座地堡，是原先为防备租界而准备的工事，位置在交通银行和四行仓库之间，谢晋元安排一连四班机枪手埋伏在工事中，与蒋警班组成外围防线，而机枪连则隐蔽在四行仓库楼顶，利用高空优势压制日军。
上海市民隔苏州河关注四行仓库战况（上海市档案馆藏）
据机枪连的机枪手王文川回忆，“第一次日军的进攻是上午8点20分左右，是一小撮日军，大约三四十人。”第一次进攻仓库的日军以为只有少数中国军队藏匿于四行仓库中，不知道谢晋元已经将外围防线做过精心布置。因此从地堡到四行仓库，这段两百米长的光复路已经是一个大袋子，等这一小队日军进入埋伏圈后，地堡的机枪手、在民房内的蒋警班和仓库顶楼的机枪连一齐开火，在十多分钟的时间里，就打死了27名日军士兵。
上海市民捐给四行孤军的物品（上海市档案馆藏）
下午一点，交通银行一带的日军逼近四行仓库，被埋伏在外围防守阵地的守兵迎头痛击，当即击毙四五名日军士兵。外围部队立下奇功，但由于地堡防御工事设计之初为对付租界方面，枪眼方向使孤军不能很便利地射击，同时考虑到地堡相对于四行仓库而言是一个孤立的火力点，所以在此波日军的袭击后，谢晋元令地堡附近的一连四班机枪手撤回。
二点半后，约一百余日军在战车的掩护下，跨越蒋警班的防线向四行仓库大门猛攻，孤军们奋勇反击，“埋伏在路两边民房中的机枪一齐向敌人扫射过去，坦克又为我们的敢死队员炸毁”，这名姓张的战士以集束手榴弹炸毁战车一辆，自己也壮烈牺牲。在日军猛攻的间歇，西侧三连的两个班奉命放弃外围阵地，撤入四行仓库。但战斗中有英勇表现的蒋警班被日军隔离在外，分散在民房中继续奋战，终因弹尽被俘，惨遭*害。
三点时，负责把守大门的三连连长石美豪全身溅了一层面粉，“面部被弹穿，血淋满面，他仍然用毛巾敷着，不离阵地”，不久后腿部也被打穿，不得已杨瑞符下令让其离开阵地休息。正当大门激战正酣时，失去战车掩护的日军纷纷向仓库墙根靠近，在西南角下聚集的七八十名日本兵，均不在楼内和楼顶的火力范围内，此时楼顶机枪连一名姓杨的士兵“在身上捆满了手榴弹，突然从仓库楼顶跳下，跃入敌群中，拉燃导火线，随着手榴弹的声声巨响，二十多个鬼子兵横尸阵前，而这位还不满20岁的小个子小杨也壮烈牺牲”。同时杨瑞符命尹求成率十名士兵至楼顶，“当即投迫击炮弹两枚，手榴弹数枚，敌被炸死七名，伤二三十名”，其余日军便溃散逃走了。在下午的进攻失利后，日军开始知道仓库中的守军有所防备，不再轻易前进，而是采取包围之势，等待时机进攻。
27日当天四行孤军经受了日军有规模的进攻，谢晋元在向孙元良的报告中写到：“廿七日敌攻击结果，据瞭望哨报告，毙敌在八十名以上。”
|| 第2日
10月28日凌晨3点，四十余名日军士兵从国庆路至仓库西北角，沿墙爬入仓库二楼，被守军发现后发生激战。已经进入仓库的二十余名日军被全部消灭，其余日兵逃走。
黎明前夕又有二十余名头顶钢板的日军士兵爬至仓库墙角挖洞，企图用炸药炸毁仓库外墙（在杨景深编，杨瑞符校的《八百好汉死守闸北》一书中，称这些日兵是在苏州河畔向部队打旗语），在此关键时刻，二排四班副班长陈树生往身上捆绑了好几颗手榴弹，拉了导火索，从五楼窗口纵身跃入墙角的日军士兵中，二十多名日军全部炸死或震死，陈树生也壮烈牺牲。经过这两次进攻，日军利用孤军没有灯火照明，趁夜色进攻的用意明显，为了应对接下来还会遇到的夜战，谢晋元令孤军就地取材，“将棉花搓成捻子，涂上煤油，点燃后或凌空由窗口掷下，或用一根棍子撑在外面，这虽然是原始的土方法，却十分有效。”
战火中的四行仓库
日军在经过前一天进攻失利后，集合了更多部队，企图将四行仓库一举攻破，杨瑞符对当天下午进攻有较详细描述：
午后三时天气阴暗，蒙蒙细雨，四行周围火焰渐熄。我看见敌寇在四行仓库的西北面，很隐蔽地运动着四五门平射炮，向我们放列，我当令机关枪向敌射击阻止，而敌寇在交通银行屋顶之机枪也马上向我还击，至此我们又和敌寇开始第二次血战了。敌火之猛烈，较二十七日堵门攻打尤甚。仓库各楼中，枪弹横飞，烟焰蔽目，我命令各连一律停止工作，加入战斗，我与谢团附分头指挥。谢团附担任大厦东面的指挥，我在西面第三连阵地指挥作战，与敌相持。下午五时许，敌寇弹药消耗甚多，我略有伤亡。时天色已晚，敌见不逞，狼狈而去。我又命各连除留必要的警戒外，一律仍然加紧工作。
这番激烈战斗后，四行仓库的自来水管也被打坏，于是孤军将所有污水都留存起来，以备消防时用。幸好在与仓库相邻的“破房子里，发现有一个自来水龙头”，立刻便保护利用起来。考虑到谢晋元调入524团任团附时间不长，很多士兵还不认识他，因此在当晚八点，杨瑞符分批召集各连士兵，向他们介绍了谢晋元团附。谢晋元在训话完后，让各位孤军战士简单地写一份遗书，设法送出去，以示牺牲的决心。当晚除有“三数人因负伤而被营救出外治疗外，余均安然无恙”。
|| 第3日
10月29日，恼羞成怒的日军派飞机盘旋于四行仓库上空，企图低飞轰炸，但楼顶的机枪连战士高度警备，用高射机枪瞄准射击，日机几度靠近又被击退，终未能投弹。日本地面部队的遭遇与空军类似，中午十二时，日坦克战车四五辆，沿国庆路及四行仓库以北地带来回穿梭，伴随着平射炮的射击，企图掩护步兵的围攻。由于孤军不间断地使用机枪扫射还击，围攻始终没有得逞。下午二点，日军发动更猛烈的攻势，在四行仓库北面发动围攻同时，派两艘武装小艇，满载着海军陆战队，从黄浦江口进入苏州河向西驶，“企图在仓库正面攻击，驶至老垃圾桥附近，经防守该处的英军阻止，计未得逞”。
当时万国商团华队的翻译郑侠飞也在现场，四行孤军通过烟纸店的窗户向他喊话：“如果汽船驶到西藏路桥，八百壮士就要用机关枪扫射，不管什么租界不租界，后果应由英军负责。”英军为防止战火蔓延到租界，在老垃圾桥处阻止日军继续西驶，双方相持不下，形势陷入僵局，后在日、英领事交涉下，两艘载约三十人的武装小艇才于下午四点半离去，当日的进攻狂潮也暂告一段落。
正在进攻的日军士兵
|| 第4日
10月30日是四行仓库保卫战的高潮。围攻三昼夜未果的日军不断向公共租界方面施压，日本驻华使馆海军武官本田辅和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先后发表谈话，扬言将“不顾一切后果，采取极端手段，对付中国守军”。
日军地面部队的炮火之猛烈也是三天来所未有的，日军在仓库附近的曲阜路口构筑了工事，封锁了仓库与外面唯一交通线西藏路。在国庆路上平射炮不断地轰击四行仓库，将仓库五楼西面轰出了几个枪眼，恰恰为孤军所用，后者“架设机关枪，向敌寇聚集之处扫射。交通银行屋顶之敌寇，又仓惶奔逃”。
晚上八点左右，日军进攻一浪接一浪，并用“探照灯照耀西藏路，以猛烈的机关枪封锁路口”，用平射炮和重迫击炮向仓库猛轰，“最激烈时，每秒钟发炮一响”。至晚上十二时，谢晋元突然向杨瑞符下达命令，要求部队于十二点后退入西藏路东侧的租界，至31日凌晨二时，全部撤入公共租界。
四天四夜的四行仓库保卫战至此结束。
1937年10月31日，“八百壮士”撤出四行仓库
六
四行孤军消灭了多少日军？
其时，为了壮大声势，报道往往会夸大消灭日军的数量。
如10月28日有报纸报道：“此忠勇之士八百余人，迄至今晨歼日军三百余人。”还有部分书中称造成日军伤亡五六百人，甚至几千人，此说法恐怕不实。
谢晋元给孙元良的信中写道：
“廿七日敌攻击结果，据瞭望哨报告，毙敌在八十名以上，廿八日晨六时许，职亲手狙击毙敌二名”，笔者对四行仓库的战斗细节进行考察，分析出日军的死亡人数，每天以百分之五十的速率递减。
但因为当时报道或回忆材料中在数目上多有夸大，或使用“大约”“敌遗尸甚多”“毙敌数人”等不确定数量词，加之当时战局紧张混乱，既没有人确切记下击毙日军的人数，也可能存在将日军尸体重复计算的情况，因此客观统计下，四行仓库保卫战中孤军击毙日军的数量应该在100人左右，伤者在200至300人左右。
七
中国不会亡
1937年10月31日，向公共租界撤退的四行孤军
四行仓库一战，孤军在淞沪战场的败局之下，以艰苦卓绝之抗战精神，顽强的抵抗意志，坚守阵地四昼夜。从整个淞沪战役来看，中国军人，无论是低层士兵，还是高级将领，大多有英勇无畏的表现，但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这样。
时任中国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回忆：淞沪战役最后几天，特别混乱。一天，蒋介石叫张发奎去看孙元良，张发奎又叫自己的副手黄琪翔去找他，发现孙元良正在公共租界内的百乐门舞厅跳舞。张发奎把此事向蒋介石报告了，蒋介石说：“混账！毙了他！”
“我没有枪毙他，我感到蒋介石只是说说而已。”张发奎在回忆录中很冷静也很无奈地写下了这句话。
四行仓库保卫战开始前，谢晋元给孙元良写了一封信：晋元“誓不轻易撤退，亦绝不做片刻偷生之计。在晋元未死之前，必向倭寇索取相当代价。”“决不负师座，不负国家。”谢晋元和八百壮士，确实没有辜负“师座”和国家，但“师座”却无疑辜负了国家和他的战士们。
四行孤军被扣押英租界后，每天仍然坚持出操。图为被扣押在租界的孤军营士兵
四行孤军撤入英租界后，遭到英军缴械，随后被扣押于余姚路的意大利兵营。1941年4月24日清晨，谢晋元在照例出操时遭到被敌方收买的叛徒刺*，噩耗传出，举国哀痛。杨瑞符因撤退时负伤转入医院治疗，逃脱了被扣押的命运，但他在1940年2月因患肺炎，不幸病逝于重庆宽仁医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攻入英租界，孤军营官兵皆被敌人所俘，随后被送往各地做苦力，最远的直抵太平洋上的新几内亚。
然而孤军的抵抗仍未停止，不少人冒着生命危险逃亡，几经辗转归国后重新拿起武器奔赴抗日战场。他们的事迹曾被谱写成一曲《中国不会亡》（后改为《中国一定强》），传遍大街小巷：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四方都是炮火，四面都是豺狼，
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
我们的国旗在重围中飘荡！
八百壮士一条心，千万强敌不能挡。
我们的行动伟烈，我们的气节豪壮。
同胞们起来，快快赶上战场，
拿八百壮士做榜样。
中纪委官网谈电影《八佰》：
孤军悲壮背后，可知一个弱国的悲凉
《八佰》剧照
8月21日，电影《八佰》在全国上映。人们有理由对这部电影充满期待，历史上的八百壮士，就上演了一部悲壮的真实大片：
一支中国孤军，在日军围困中以寡敌众、死守不退，日军一波一波的疯狂进攻，都被勇士们击退。当日军抵近企图爆破守军所在大楼时，一位身上绑满手榴弹的中国士兵，毅然从楼上跳下，与敌人同归于尽。
这是1937年惨烈的淞沪会战中之细节。历史细节，唯有放在历史中观察，才能让人更加真实地理解。
八百壮士孤军坚守，象征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
当时的背景是：淞沪会战后期，中国军队不敌日军海陆空一体的凌厉攻势。10月26日，大场失守，上海战局急转直下，中国军队侧背受到严重威胁，为防止被日军围歼，决定放弃现有阵地，全面向苏州河南岸转移。但是，当时蒋介石决定留一支中国军队在苏州河北岸坚守，最终选择了毗邻苏州河的四行仓库。
八百壮士，实则只有一个营，他们来自第88师，由524团团副谢晋元率领。在日军已经占领的苏州河以北区域留下1个营坚守，已无太大军事价值。在蒋介石眼中，这支孤军的意义是：让外国人看看，我们还是有部队坚守在上海市区的。
蒋介石满心希望：国联大会11月3日就要在布鲁塞尔开幕了，这个会议，一定要做出制裁日本的决定啊……
1937年9月22日，淞沪会战正打得难解难分之际，蒋介石在南京就即将召开的国联大会回答《巴黎晚报》记者提问时，说过如此一段话：“若列国仍又不采取及时措施，遏制日本之侵略，则不但各国对中国原有之贸易为之消减，即各国在东亚之领土，亦必受严重之威胁。故对日制裁，非所以独助中国，亦所以保护国联会员国及相关非会员国本身之利益。本人深信各国远大眼光之政治家，必当有见及此，遵照会章制裁日本，以尽其义务矣。”
一个弱国的悲剧，就是幻想自己陷入危难时强国会“尽义务”出手援助。
当淞沪会战局势日渐对己不利后，蒋介石的选择是：要坚持跟日本人打下去，哪怕是象征性地打，也要坚持到国联大会召开，由国联出面干涉、调停。这又是弱国的悲剧：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与坚决的战斗意志与强敌对抗，却幻想通过外交斡旋来达到目的。
国联大会11月3日如期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会上，中国代表顾维钧要求与会国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停止提供贷款和军需物资，并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与会各国出于各自的战略考虑和利害关系，除发表泛泛的谴责之词外，谁都不愿率先制裁日本。
经过3个星期的空谈，11月24日会议通过了《九国公约会议报告书》，会议拒绝了中国政府关于制裁日本的正义要求，强调九国公约和平原则的有效性、必要性和普遍适用性，要求中日停止敌对行动，采取和平程序。
这份报告书，形同一张废纸。而这份报告书出炉之时，淞沪会战已经结束，日军兵锋，直指瑟瑟寒风中的南京。
心存幻想，又怎能坚决斗争？
史料记载，在淞沪会战中，蒋介石有多处错误的决策。该坚决进攻的时候突然叫停，该紧急撤退的时候，又突然让部队再坚持几天。他的错误判断，皆基于西方国家干涉日本的幻想。
八百壮士的四行仓库保卫战，是历时3个月之淞沪会战的尾声。
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蒋介石耗费心血训练的20个德械师全部葬送在黄浦江畔，中国雏形的空军也折损了大半战机，海军舰只几乎全部自沉封锁长江航道，抗战初期库存的弹药装备全部耗用在淞沪之战……
从史料中能够读出：中国军人的血气之勇与武器装备、战术理念、战略思想的落后，形成鲜明对比。当时中国最精锐的部队，缺乏步兵与炮兵、战车的协同作战训练，不适应日军的海陆空立体作战。
那时的中国，确实是一个弱国，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弱”——系统性的弱。
八百壮士作为蒋介石“打给外国人看看”的象征，最终成为中国人面对强敌不屈抗战的象征。
事实上，谢晋元和八百壮士，并不是“打给外国人看看”，外国人靠不住。他们以一腔热血，不畏死亡，在全体中国人当中树立了一座坚持抗战的精神丰碑，他们是中国人的骄傲！
八百壮士的结局，同样悲壮。
血战4个日夜后，他们受命退入租界，却被英军缴去武器。这支孤军全靠上海市民接济。他们照样出操和训练，但在纪念抗战一周年的升旗仪式中，遭到租界军人的袭击，4死11伤。他们却只能通过绝食来抗议。
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在出操时遭受叛徒袭击，中弹身亡，年仅36岁。同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将这支孤军全部拘禁，押至各地做苦工，最远的被押送到巴布亚新几内亚，战士们有些逃脱，有些死于折磨……
这支孤军的悲壮，是当年弱小的中国的悲凉。
所幸，现在的中国，再也不是当年的中国了。
这恰恰就是历史予今天的意义。
综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档案春秋、国家人文历史、瞭望智库
来源：广东共青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