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文天祥著述的刊刻情况，清代四库馆臣曾有详论，说：
生平有《文山随笔》数十大册，常以自随，遭难后尽失之。元贞、大德间，其乡人搜访，编为《前集》三十二卷，《后集》七卷，世称道体堂刻本……书中原跋九条，并详载本事，颇可以资考论。明初，其本散佚，尹凤歧从内阁得之，重加编次为诗文十七卷，起宝祐乙卯，迄咸淳甲戌，皆通籍后及赣州以前之作。江西副使陈价、庐陵处士张祥先后刻之，附以《指南前录》一卷、《后录》二卷，则自德祐丙子天祥奉使入元营，间道浮海，誓师闽粤，羁留燕邸，患难中手自编定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四，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07-1408页）
文天祥
文天祥著述最早刊本为文氏乡人搜访整理刊刻的道体堂刻本，分《前集》《后集》两部分，共三十九卷。到了明初，此刻本尚存于内阁之中。明人孙能传《内阁藏书目录》卷三《集部》载：“《文山先生文集》五册，全。宋丞相文天祥著，《前集》三十二卷，《后集》七卷。”（孙能传：《内阁藏书目录》卷三《集部》，《续修四库全书》第9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后因散佚，尹凤歧从内阁得其残本，重新加以编次，厘为诗文十七卷。后江西副使陈价重刻，即为明景泰六年（1455）刻本，前有韩雍所撰序，并附有《指南前录》《指南后录》三卷。
台湾省图书馆藏有一部《文山先生文集》，共十七卷，中间有抄配。前有后人抄配的元许有壬所撰《文山先生传序》。其中除钤盖收藏印以表明现在的收藏单位外，还钤有“秀埜草堂顾氏藏书印”、“嗣立字侠君”、“江左顾郎”（顾嗣立）、“霅川许氏 辛斋图籍”“怀辛居士”、“博明鉴藏”、“高阳博明氏珍藏图书”、“余园藏书”（许厚基）、“曾在鲍以文处”（鲍廷博）等10余方印鉴。可见该刻本曾在顾嗣立、许厚基、鲍廷博三位清代著名的藏书家之间流传。
台湾省图书馆网站公布了该本的书籍影像，并简单介绍了基本概况：
元刊本，十七卷，12册。11行，行24字，四周双栏（少数单栏），版心粗黑，单鱼尾上方或下方黑底白文记全书板次，起一迄四五六板，卷五、六并记有“孝子张里瑞重刊”。
此本卷一、二诗；卷三试策、札子、书；卷四表、疏、申省状；卷五、六、七、八书；卷九、一○、一一启；卷一二记；卷一三序；卷一四题跋、赞、铭、辞；卷一五说、讲义；卷一六行状、墓志铭、祭文、祝文；卷一七乐府、乐语、上梁文、公牍、文判；无附录。
根据前文四库馆臣的说法，道体堂刻本有两个基本特征，即“书中原跋九条，并详载本事，颇可以资考论”；未收录《指南前录》《指南后录》《纪年录》。经考察，此本同样具备上述两个特征，且卷帙共十七卷，因而该刻本定为明初尹凤歧从内阁得到道体堂刻本的残本重加编次而成的。
此外，江西省图书馆藏清光绪十三年（1887）仕江周毂治堂刊《庐陵文丞相文山先生全集》首页及按语中提到：
右明刊黑口本《文山先生文集》卷首有此二序（元贞、大德《文山先生文集序》），以后各刻本皆无之，故录于此。黑口本未审何年所刊，或曰永乐，亦无征也。然大约在天顺、正统间云。
黑口本每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四字。（文天祥撰，熊飞等点校：《文天祥全集·附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04页）
这一段记载与台湾省图书馆公布元刊本的基本概况相合，只不过后者首页中并无元贞、大德《文山先生文集序》，而是元许有壬所撰《文山先生传序》，很可能在流传过程中，原序散佚不存，后人抄配补充所致。因此所谓“元刊本”，实则是明初尹凤歧重编本。
《明英宗实录》小传记载，尹凤歧，江西吉水县人，永乐十五年（1417）中解元，十六年（1418）中进士，遂被任命为翰林院庶吉士。宣德七年（1432）七月，升任翰林院修撰，参与《宣宗皇帝实录》的修纂事宜。正统三年（1438）四月，《宣宗实录》修成，升任翰林院侍读。天顺三年（1459）卒。其“为文敏捷详赡，性刚直，持论侃侃无所避，由是忤于当道，以剩员退归，竟不复召用而卒，士论惜之”。（《明英宗实录》卷三〇一，天顺三年三月戊子，“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1966年，第6385-6386页）
尹凤歧是在翰林院中任职期间得到内阁藏的道体堂刻本之残本，然后重新加以编次，是否立即进行刊刻，不得而知。此本的刊刻时间，前引史料说：“黑口本未审何年所刊，或曰永乐，亦无征也。然大约在天顺、正统间云。”因史料缺乏，无法判定其具体刊刻时间，只能笼统地定为明初刊本。
因此，台湾收藏的所谓元刊本《文山先生文集》实为明初尹凤歧得到内阁所藏道体堂刻本的残本重新加以编次后的重编本，系明初刊本，这是现存《文山先生文集》的最早刊本，保留了元代道体堂刻本的部分原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前文已揭，此本是明初尹凤歧对道体堂刻本残本重新加以编次而成的，保留了原来道体堂刻本的部分原貌。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卷五、六所记“孝子张里瑞重刊”七字，这一定是道体堂刻本中所含的内容，揭示出道体堂刻本是孝子张里瑞所刊，且在刊刻之前，文天祥的著作已有刊本流传于世。
既然张里瑞称“孝子”，其定为文天祥之子无疑，道体堂刻本系文天祥之子张里瑞刊刻的，并非四库馆臣所说乡人所刊。问题是张里瑞到底是谁？
文天祥家室共三人，正室欧阳氏，侧室颜孺人觐妆、黄孺人潏英，子女共八人。南宋景炎二年（1277），江西永丰空坑之役后，欧阳氏、黄氏、颜氏并次子佛生、二女柳娘、环娘被蒙古军所俘。佛生系妾黄氏所生，在押解途中走脱，下落不明。史*载：
欧阳夫人曰：空坑败……夫人与佛生、柳小娘、环小娘、颜孺人、黄孺人等皆为俘虏。夫人沿路意有水险崖，即投死，而一路坦平，至元帅所，已失佛生，必有爱其俊秀，养为己子矣。（文天祥撰，熊飞等点校：《文天祥全集》卷一七《宋少保右丞相兼枢密使信国公文山先生纪年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01页）
其后，妾黄氏、颜氏也走脱，不知下落。欧阳夫人与二女柳娘、环娘被押解到大都，在东宫服侍元帝嫔妃。欧阳氏后随公主下嫁驸马赵王，居于大同路丰州栖真观内，元成宗大德三年（1302）回到大都，大德七年（1306）又到了宁州，大德九年（1308）病逝。柳娘随公主下嫁赵王，居于沙靖州；环娘随公主下嫁岐王，居于西宁州。此外，长女定娘、六女寿娘于景炎二年先后死于广东河源，四女监娘、五女奉娘死于祥兴元年（1278）十二月的战乱中。（参见李安《宋文丞相天祥年谱》，王云五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10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5页）
文天祥长子道生，系欧阳夫人所生。空坑之败，随同祖母一起脱身，不幸于十三岁时病逝惠阳。二子皆亡失，景炎三年（1278），文天祥过继其弟文璧的儿子文升为嗣子。文天祥在给文升的信中这样写道：
吾二子，长道生，次佛生。佛生失之于乱离，寻闻已矣；道生汝兄也，以病没于惠之郡治，汝所见也，呜呼，痛哉！吾在潮阳闻道生之祸，哭于庭，复哭于庙，即作家书报汝生父，以汝为吾嗣。（文天祥撰，熊飞等点校：《文天祥全集》卷一八《狱中家书》，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19页）
文天祥次子佛生被元军俘虏，后又逃脱，下落不明，因而文天祥及兄弟子侄都以为佛生已亡。殊不知他尚在人世，被文天祥的好友罗椅收养和保护起来。至元二十年(1283年)，文天祥的嗣子文升从大都奉文天祥灵柩回归故乡时才得到佛生的消息，与他相见。佛生因悲伤过度引发疾病，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去世，年十八。（刘文源：《文天祥家世考》，载江西省历史学会编《浩然正气——文天祥逝世七百周年纪念》，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62页；刘文源编：《文天祥研究资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6-47页；修晓波：《文天祥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7页；马楚坚编纂：《宋季丞相年谱》，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06页）
这一说法在学界十分流行，其主要依据是《文氏通谱》记载的文升为佛生撰写的《文氏佛生圹志》，（文升：《文氏佛生圹志》，载《文氏通谱·文献·宣慰公文辞》，清乾隆十三年（1748）刻本）但其中所说佛生被救及病逝一节的真实性颇值得怀疑。《圹志》记载：
佛生有悯其幼，乃得从间往，时值罗宰子远尹信邑，携之任，抚爱尤笃。罗宰名椅，号涧谷，与丞相刎交加一体，自是以故人子待之，教导甚严。
景炎二年（1277）八月，空坑之役失败后，佛生逃出元军的羁押，被知信丰县罗椅子远救下，带到任上抚养。从相关史料来看，此说不符合历史事实。周密《癸辛杂识·后集》卷九载：
罗椅，字子远，号涧谷，庐陵产也……既而登丙辰（宝祐四年，1256）第，以秉义郎换文林为江陵教，又改潭教。潭之士闻其来，先怀轻侮之意。及至首讲《中庸》，亹亹可听，诸生乃无语。及宰贑之信丰，登畿为提辖榷货务。贾师宪既知其平生素诡诈，不然之，久而不迁，至度宗升遐，失于入临，于是台评论罢而去。（周密：《癸辛杂识·后集》卷上《罗椅》，周密撰，杨瑞点校：《周密集》第三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07页）
陈起《江湖后集》卷九云：
（罗）椅，字子远，庐陵人，饶双峰（鲁）高弟。宝祐四年（1256）登第，以秉义郎为江陵教授，改潭州。及宰赣之信丰，迁提辖搉货，有《涧谷集》。《东南纪闻》云“椅以江南革命，归隐故乡，庐陵大儒也。”（陈起：《江湖后集》卷九《罗椅》，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嘉靖《赣州府志》亦云：
章廉、张琯、陈梓、罗椅俱景定中任。椅有能声，文天祥器之。（董师中：《（嘉靖）赣州府志》卷七《秩官》，明嘉靖刻本）
万历《吉安府志》亦载：
罗椅，字子远，庐陵人。淸修笃学，登宝祐壬[丙]辰第。初官校官，累官至朝请大夫、主榷货务。时贾似道狠贼□乱国政，椅上书力诋其罪，发愤惫，弃官去，终其身不仕，有诗文传世。（余之祯：《（万历）吉安府志》卷一八《罗椅传》，明万历十三年（1585）刻本）
从上引史料可知，罗椅知信丰是在景定中（1260-1264年），后迁京畿提辖榷货务。因忤贾似道，于度宗驾崩之年即咸淳十年（1274）罢官归隐。而佛生是在景炎二年（1277）年八月之后逃出元军，此时罗椅已归隐，何来的“时值罗宰子远尹信邑，携之任”。
圹志又说：“升以至元癸未自燕奉柩归故里，方知佛生尚存。旋踵之罗宰，果得。与佛生大哭，弗忍言。”
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初九日，文天祥就义。次年，文天祥灵柩归故里。办理丧葬事务的是文天祥的弟弟文璧，而文升并未到大都迎灵柩。邓光荐《文丞相传》说：
明日，欧阳夫人从东宫得令旨收尸。江南十义士，奉柩葬于都城小南门外五里道旁，为他日归骨便路。后大德二年戊戌，男升至都城，见公旧婢绿荷，已嫁顺承门内石桥织绫人，及见刘牢子，引到墓所。自后，留都城，春秋必往酹奠望拜。时已有二僧塔，其大塔小石碑，刻有“信公”二字，旧殡在大塔南右址，又右畔堑外有墓林聚冢在大路旁。（文天祥撰，熊飞等点校《文天祥全集》卷一七《宋少保右丞相兼枢密使信国公文山先生纪年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12页）
如果文升在至元二十年（1283）从大都迎归文天祥灵柩，那么他必然知道文天祥第一次安葬的地点，何用刘牢子将其引到墓所？因此可以断定，文升在至元二十年时并未到达大都，圹志记载有误。另外，文升是如何知道佛生在罗椅处的？是谁告知他的？这些在圹志中十分模糊。
元廷必然知道佛生逃走不知所踪，为了永绝后患，一定会严密注意有关佛生的消息，且文天祥刚刚被处决，元廷必然十分关注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动向。一般而言，在这样一个严峻的环境中，佛生包括救他的人，必然会隐姓埋名，十分的小心，绝无可能会把这种性命攸关的大事告诉别人，哪怕是佛生的亲属，知道的人越多就越危险。再退一步，当文升撰写圹志并立石之后，元廷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既然知道此事，也知道罗椅收留抚养了佛生，这在元廷看来，便是谋逆大罪，定然对保护者施以严刑。但从史料中似乎看不到元廷有任何的举措。《东南纪闻》云“涧谷罗椅之远顷由乙科登显仕，庐陵大儒也。江南革命，归隐故乡。尝作《瞌睡诗》，曲尽其妙，末意尤有味。”罗椅在宋亡后的隐居生活非常惬意，并没有受到元廷责罚的迹象。
总之，文升撰写的圹志记载佛生被救及病逝事迹实为弥天大谎。而明刊本所载的佛生的信息更为真实可靠。佛生逃脱后，被张姓人所救，改名张里瑞。元贞、大德间，他尚在人世。此本卷五、六所载“孝子张里瑞”即为逃脱的次子佛生。
佛生生于咸淳三年，比其兄道生小一岁。文天祥于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初九日就义，享年四十七，佛生时年十五。佛生从元军中逃出后，被张姓人所救，迫于元军的追捕，遂改名张里瑞。这个张姓人很可能是张弘毅。元陶宗仪《辍耕录》载：
张毅父先生别号千载心，庐陵人，而丞相文公友也。公贵显时，屡以官辟不就。江南既内属，公自广还，过吉州城下，先生求见，曰：“今日丞相赴北，某当偕行。”既至燕，寓于公囚所侧近，日以美馔馈，凡三载始终如一。（陶宗仪：《辍耕录》卷五《隆友道》，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364页）
佚名《昭忠录》也记载：
吉州士人张弘毅，字毅夫，号千载心，与天祥善，随至燕，负其颅骨，归葬庐陵。（佚名：《昭忠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杨德恩指出《昭忠录》的记载有误，认为：
窃以为十义士既已葬公，弘毅岂尚得将公首函归？考宋王炎午《望祭文丞相》云：“相国文公再被执时，予尝为文生祭之。已而庐陵张千载心弘毅，自燕山持丞相发与齿归。丞相既得死矣，呜呼痛哉!”炎午为公之客，又属同里，其于弘毅之归，当属亲见亲闻，而言弘毅所持，不过公之发齿，固无所谓公首也。又明杨土奇《题文山集杜句》亦云：“公得死后，吉水士人张弘毅自燕以公爪发及遗文归。”更足以证明弘毅之归，绝无函公首于椟之事。疑弘毅平时潜制一椟，所藏者即公之齿爪发及遗文而已，待公既死，乃负之而归，后人讹传，遂以为公函首耳。（杨德恩：《文天祥年谱》，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333页）
张弘毅自吉州一路陪伴文天祥北上，文天祥就义后，搜得文氏爪发及遗文归。藏有文天祥的遗文，这为刊刻提供可能。且刊刻者为张里瑞，因此这个保护了佛生的张姓人很有可能是张弘毅。至于佛生为何改名张里瑞，显然是躲避元廷的缉捕。所以文集刊刻时，以张里瑞的名义重刊，同时将其放置在卷四、卷五中较为隐蔽的地方。为了让世人知道，又在名字前加上“孝子”二字。
据道体堂所作的《文山先生文集序》，道体堂刻本“初刻于元贞二年（1296）”，（瞿镛撰，瞿果行点校：《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二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02页）至大德元年（1297），全部刊刻完成，共计三十九卷，故在大德元年，佛生尚在人世，时年三十岁。他在张弘毅收藏的文天祥的佚文基础上，重新加以搜集，进行刊刻，即成文天祥撰集的最早刊本道体堂刻本。因躲避元廷额追捕，只能在文集中较为隐蔽之处署上自己的改名，以表达对其父的孝思。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明初刊尹凤歧重编本《文山先生文集》，十七卷，是现今所存文天祥文集的最早刊本，并非1987年熊飞等整理点校《文天祥全集》时所说“元大德间有道体堂刊本，但几经兵燹。现在传世的，以明景泰六年（1455）韩雍、陈价所刻为最早”，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价值主要表现在校勘方面。整理点校的《文天祥全集》（以下称整理本）以明嘉靖三十九（1560）张元谕刻《文山先生全集》为底本，参校明、清刊本达12种。（参见文天祥撰，熊飞等点校：《文天祥全集·点校说明》，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除此之外，尚有《宋丞相文山先生全集》一六卷，有明罗洪先、萧大亨序， 明万历间刻本；《文山先生全集》一〇卷，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泾县潘氏袁江节署刊，同治五年（1866)新建吴坤修皖江印本；《宋丞相文山先生别集》六卷，郑鄤序，明崇祯元年(1628)毘陵郑氏刊本）以明刊本与整理本进行比勘，发现其颇能校正整理本的讹误，试举几例，以作说明。
卷一：《避曹大著知广德军》：“何止吏称循”，明刊本作“何止更称循”。《赠莆阳卓大著顺宁精舍三十韵》：“何苦勤带寐”，明刊本作“何苦勤兴寐”。《玄潭观和龚宰韵》：“陶尽鱼龙云水腥”，明刊本作“淘尽鱼龙云水腥”。
卷二：《又赋》：“晴久鹁鸠鸿”，明刊本作“晴久鹁鸠鸣”。《与朱古平饮山中和萧敬夫韵》：“步倦何妨车马回”，明刊本作“步倦何妨车往回”。《赠萍乡道士》：“道士观行人”，明刊本作“道上观行人”。
总之，台湾藏元刊本《文山先生文集》实施明初尹凤歧从内阁中得到道体堂刻本的残本重新加以编次而成的，保留了道体堂刻本的原貌。因史料缺乏，只知其刊刻于明初，具体刊刻时间不详，定为元刊本不妥。清时，在顾嗣立、鲍廷博、许厚基三人中流传，最后藏于台湾。此本中卷五、六所载张理瑞乃是文天祥次子佛生，他在元贞、大德间尚在人世，道体堂刻本是由他及乡人刊刻的。他被文天祥的好友罗宰收养，并于至元二十一年得病去世的说法是因文升撰写的圹志而得，而圹志关于此节事迹的描述完全违背史实。此刊本因保留了道体堂刻本的原貌，因此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