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屯村变了。
这个位于河北省邢台市任县的村庄，曾经是整个乡的中心。以粮为纲的年代，这里是全县的模范，改革开放后，也不乏外地考察组特意来学习粮食种植。2008年一次重要的视察后，人们立下一块石碑，写着“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可如今，这块象征过往繁荣的石碑立在荒芜的土地上。石碑以北约500米处，大约100亩耕地下陷3米深，地面杂草倒伏，有些树已经枯死。
有调查表明，这些被掏空的土地和前任村支书崔金平有关。根据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问题的调查结果，2011年，建设邢衡高速及连接线工程时，施工单位与崔金平联系，从该地块取土。
除了从这块下陷的土地非法取土外，崔金平还被举报打人、占地等。
崔金平担任村支书33年，村民通过修改歌谣来调侃这个被掏空的村庄——以前唱“有姑娘嫁进屯里，好像坐在莲花盆里”，如今唱“有姑娘嫁进屯里，就像扎进坟里”。但是对于崔金平个人，很多村民不愿对他表达意见，“不知道”“不敢说”。
我知道你来了也解决不了问题
去往石碑的路上，左边的荒地与右边的粮田形成鲜明的对比。魏晞/摄
从1985年担任村支书以来，崔金平曾于2016年、2017年、2018年三次被任县纪委给予党内警告处分。直到2018年，他才因年龄过大选择不参与换届选举，不再担任村支书。
即使如此，想要在村子里得到有关崔金平的评价也非易事。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大屯村走访期间，有村民支支吾吾不知道怎么说，只有在得到对其信息进行保密的保证后，他才愿意让记者进门。还有一位村民将记者约到了距离大屯村20公里的马路边，再开着电动三轮车引导记者来到一处隐秘的工地上，才愿意开口。
村民李琴（化名）说，“我知道你来了你也解决不了问题，来了那么多调查的人了，都没人能解决，解决不了的。”
这位村子里的低保户说，她家分宅基地的时候被拖了两年。她去崔金平家说理，被他的兄弟用砖头在脑袋上砸了一个大包，她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当时已经失明的养父听说她被打，坚持要去找崔金平讨公道，老头子瞎着眼怎么都找不到路，在家里着急地哭。
两次和记者说起这30多年和崔金平的多次冲突，70岁的李琴都哭得止不住。
在记者得到的一份关于崔金平的举报中，提到大屯村有27人被殴打，均与崔金平有关，其中包括大屯村村民和乡镇干部。在1986年～2015年期间，村民被殴打的方式包括打耳光、捆绑后殴打、把双手铐起来游街示众、挥拳直击胸口等。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找到了其中9个人的联系方式，联系上8人。其中，有1人否认被殴打；有1人委婉拒绝采访；有1人已经去世，有目击殴打现场的村民为他作证；有1人表示是崔金平弟弟动的手，“他们全家人都霸道”。
有4位被殴打者对记者详细回忆了被殴打的事由、地点、时间、场景，其说法得到其他村民的作证。他们与崔金平发生冲突的原因各异，包括征购粮食、申请宅基地、计划生育、工作矛盾等。
曾任大屯乡卫生院院长的吴金果是其中的一位。吴金果回忆，1997年，乡卫生院面临搬迁，崔金平索要卫生院所在土地未果。一天她值夜班时，崔金平突然闯进卫生院里，不由分说一拳就往她胸口处挥去，紧接着又打了一拳。
吴金果一时蒙了。她和崔金平打小就认识，崔金平当上村支书后，她的丈夫日常还和他有来往。她说自己想不到会被崔金平打。
村民们也说，很难把小时候胆小的崔金平，与长大后打骂村民的崔金平联系在一起。有村民说，小时候，崔金平打架后，会哭诉自己被打，小伙伴一起偷点小东西，他只敢在门口望风，怂恿同学去偷。
但是当上村支书两年后，初中同学王永民就成了第一个被崔金平动手殴打的村民。1987年12月3日，为了动员王永民做计划生育手术，大屯乡政府委托大屯村党支部到任县王永民回乡。
支部*崔金平便带领4人到任县。回乡途中，崔金平和王永民发生口角。崔金平抓住王永民的头发，王永民抓住崔金平的前胸，崔金平下令其他4人将王永民捆起来。之后，崔金平对王永民进行了殴打。
王永民回忆，当他被捆绑的时候，脑子一片空白，没有料想到这个胆小的老同学竟会动手。被殴打期间，他朦朦胧胧间听到旁观的4人劝崔金平别打了，但是崔金平没有停手。
根据1988年7月12日任县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免于起诉决定书》，任县检察院认为，崔金平非法捆绑、殴打他人，构成非法拘禁罪。鉴于此种行为发生在计划生育工作当中，且情节比较轻微，被捕后尚能认识自己的罪行，决定对崔金平免于起诉。
崔金平在2016年接受《法治周末》采访时曾回应过，当时就是那个环境，即使有过错，不应该记在他个人头上。
支持崔金平的村民称，其他村民不支持计划生育工作，犯错在先，村支书才会和他们发生矛盾。可有村民称，崔金平主持计划生育工作期间，生了3个孩子。
在外工作多年的大屯村人卢深（化名）分析，崔金平打人后没有得到惩罚，会反抗的村民也少，助长他养成打人的习惯。慢慢地，村民说了哪句话和他意见不一，他就扬起手打对方一个耳光。
在吴金果的回忆里，崔金平的父母都是非常老实的农民，家境一般。可自从崔金平当了村支书后，他行事越来越霸道，有时甚至看病都不掏钱。
有村民称，上世纪80年代初，1956年出生、初中学历的崔金平作为退伍回村的年轻党员，得到了村里老干部的重视。他也曾向老干部们表过态，称自己太年轻，不懂事，希望老干部能多教他处理村务。
“村里环境比较乱”
约100亩耕地下陷3米深，地面杂草倒伏。魏晞/摄
一份加盖有任县粮食局大屯粮油食品站公章的控告书称，崔金平屡次闯入国家粮站，多次打骂粮站职工。
第一次，1996年夏粮收购期间，崔金平闯进粮站辱骂工作人员，并扬言要打人，经在场人员劝阻才作罢。第二次，1998年1月，崔金平又去粮站，向粮站副主任讨要酒钱、饭钱未果后，挥拳打伤粮站副主任的头部和胸部。同日下午，粮站主任听闻冲突后，前去崔金平家理论，崔金平打伤粮站主任的脸部，流血不止。
2000年左右，大屯粮站搬离大屯村。
除了粮站以外，大屯村作为大屯乡的中心，有很多乡镇单位选址于此，后来这些单位陆续搬走，一位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乡干部告诉记者，这是因为“村里环境比较乱”。
作为传统的农业县，任县位于华北平原腹地，曾被评为“国家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县”，并于2007年、2012年获“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称号。
大屯村位于任县西部，现有3235亩耕地，2345人，地势平坦，灌溉方便。从明朝以来，大屯村依赖粮食种植得以发展、壮大、繁荣。
但是如今，荒芜的耕地掺杂在麦田中间，村子里连大棚都少见。
2019年，临近清明节时，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从邢衡高速任县出口往大屯村的方向走，发现道路两侧的田地种满小麦。但距离出口200米处，位于大屯村北的一块约100亩的耕地，却下陷约3米深，在一片绿地里显得格外扎眼。
根据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问题的调查结果，2011年，建设邢衡高速及连接线工程时，施工单位与崔金平联系，崔金平与该地块部分土地承包户进行协商，由施工单位以每亩100～200元价格对承包户进行补偿后非法取土。
上述调查结果称，取土后施工单位对该地块进行了平整，村民开始正常耕种。但把地租出去的李豪（化名）却说，他待施工单位挖沙后，自行将地块平整，并拉来鸡粪铺在地面上，每亩地足足铺了5车鸡粪才把地养好。
李豪说，他家耕地被取土之前，四周土地早已被挖空。他的耕地与地平面相差数米。因为害怕踩空跌倒，他浇水都必须小心翼翼。
小心浇地终归不是长久之计。不得已之下，李豪也把自家1.1亩地租出去，收到每亩1万元的青苗补偿款。“我舍不得我的地，但周围被挖空，我也种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改作他用，数量较大，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据处或者单处罚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非法占用耕地，数量较大，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的标准，是造成基本农田五亩以上或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十亩以上种植条件严重毁坏或者严重污染。
大屯村这块下陷的耕地面积远远超出法律规定的数量。
如今，这块耕地已经没有种植粮食，下陷3米深的地面上长着杂草，和一排排小树，有些小树已经枯死。而在其旁边、邻村没有被取土的耕地，有的种上一排排3米高的柳树，有的种着小麦，有数台自动喷灌机向四周麦田洒水。
告不倒的村支书
右侧为被取土的耕地，左侧为未被取土的耕地。魏晞/摄
从2016年开始，村民开始写信举报崔金平。
在举报信里，除了打人、挖沙，村民还列举了崔金平占地、向办低保和申请危房改造的村民收取好处费等问题。但由于33年更替的人事太多，举报人手里也没有过多的证据，得依靠走访村民才能取证。
在2016年7月，《法治周末》刊发的相关报道中，崔金平只承认殴打过王永民，对其他被殴打者的说法予以否认。
对村民反映他侵吞集体财产，用村里价值20万元的十几亩林地给自己换地建房一事，崔金平并不否认，称“已经处理过，纪委给了我处分”。
村民举报后，调查组数次进村调查。2016年9月9日因大屯村违反村财乡管制度，私设村账，坐收坐支，白条下账严重，任县纪委给予崔金平严重警告处分；2017年12月17日，因村务、财务没有向群众公开，致使群众多次上访，违反群众纪律（侵犯群众知情权），任县纪委给予崔金平党内警告处分。
2018年8月23日，因对村民和有关施工单位的违法取土行为监管不力，崔金平再一次被任县纪委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但除此之外，任县纪委根据取证情况，不能认定举报信里提到的打人、占地、收取好处费等问题。
任县纪委工作人员表示，在取证过程中，大部分群众对取证工作予以配合，但也出现个别群众拒绝见面，拒绝在证人证言上签字的现象。
在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走访的过程中，有3个六旬村民瞒着自己的孩子，与记者偷偷会面，反映的情况与举报内容一致。其中，李豪承认，的确有调查人员曾登门拜访过他,也曾电话约见,询问他关于崔金平的在任表现。
李豪说过一次，但没过几天就有亲戚来劝他：“你老了，但孩子们还小，你告状得顾虑他们。”从那以后他再也不说了，担心告状会给孩子们未来的生活添加阻力。
他如此总结村里人的态度：怕死的都不敢说，不怕死的都敢说。
被举报了两年后，崔金平终于不再担任大屯村村支书。但在他离任后，大屯乡提议，由崔金平担任稳定发展小组组长，主管信访工作，协调乡亲矛盾。
而担任大屯村新村支书的，是崔金平的侄子崔龙飞。
大屯乡副乡长孙鹏涛评价，崔金平担任村支书期间工作扎实，完成了上级安排的各项任务，在村容村貌的工作上做得比较好，硬化街巷，方便村民出行。
4月2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致电崔金平，电话未能接通，又去崔金平家拜访，他也不在家。4日，记者委托孙鹏涛副乡长联系崔金平商量采访事宜。经协商后，崔金平称自己已经不是村支书，不愿意受访。
我们村要不是这个环境，我愿意每个月回家一次
如今，大屯村的一些年轻村民开始阻止父母去举报。他们觉得“闹”也没用，不“闹”至少不会被欺负。外出打工的年轻村民不愿蹚这浑水；在村里生活的年轻人更担心告状会直接影响生活。
一直待在村里发展的陈琴（化名）在崔金平当上村支书那一年出生，她从小就知道村支书很霸道。根据她的描述，村民只敢在背后说崔金平的霸道，但调查人员一来，大家都会说“他挺好的”“我们挺满意的”“我们都拥护他”。
与陈琴同一年出生的孙民（化名）起初听说父母参与举报崔金平时，也不支持，觉得要告倒崔金平，难度太大。直到偶然一次回家，看到被崔金平欺负了半辈子的老村民在他面前哭得鼻涕眼泪糊了一脸，他才彻底理解了父母要告崔金平的行为，不再反对。
中学毕业就入伍参军的孙民小时候对崔金平的印象很模糊。退伍回家后，他目睹了崔金平训斥村民的场景，当即打消了在村里发展的念头，背起行囊来到北京发展。
孙民每年只在春节和清明节回村。“我们村要不是这个环境，我愿意每个月回家一次。”
在没有搬离或关闭之前，大屯乡政府和所有乡镇单位、机构都设在大屯村。
彼时，大屯供销合作社每年都会举办数次赶集、看大戏、看电影的活动。供销社门口簇拥着来自大屯乡不同村庄的村民，集纳了大屯乡所有的人气。年轻村民回忆，供销社里设有游戏厅，工作人员讲普通话，还能买到奶糖。“在那个时候，农村有这些东西都很稀罕。”
老村民怀念上世纪80年代的大屯村，那是最繁荣的黄金时代：“这些高学历、高素质的人在我们村上班，把我们村民的素质，整体的经济都带动起来。”
卢深将大屯村屡次错过历史发展机遇归因于崔金平：“要是遇到一个好支书，村民们很快能富起来，也能留住年轻人；要是遇到崔金平这样把村里资源都掏空的，多繁荣的村子都会落败。”
本文源自中国青年报客户端。阅读更多精彩资讯，请下载中国青年报客户端（http://app.cyo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