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里的南明悲歌：夭折的弘光朝（下）（我修表贼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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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接上文：

三、福王继位

崇祯在煤山自缢后，等有风声传到南京已经是十几天后的事了。对于消息的准确性和来源的可靠性，南京方面还是保持了相当谨慎的态度。计六奇在《明季南略》中说：“廿九日丁巳，淮上始传京师陷，众犹疑信相半。”至此，众人也只是闻听国都已经陷于贼手，但对国君处境还是没有确切消息。又过了十天左右才有关于崇祯已经殉国的准确信息传来：

丁卯（5月15日）。京营李昌期至淮安，告巡抚路振飞以大行之丧。振飞集士民告以大故。（《国榷》）

又过了好几天这一消息才被送到南京高层，而准确时间各方面史料记载有出入，根据顾炎武在《圣安皇帝本纪》中的说法是5月17日，“烈皇帝凶问至南京”。而《国榷》中的记载当是5月18日，“先帝凶问至南京”，前后相差一天。

南京方面得知这一消息后，又对这一重大变故进行了一番核实。一直等到5月30号，南京官方才最终确认了这一噩耗，随即兵部尚书史可法召集同僚商量对策。（“北信报确，史可法约众大臣出议。”——《明季南略》）也就是说，对于这样一个天大的变故，作为留都的南京方面最终确认，已经距离事发过去一月有余。

明成祖朱棣篡位后虽然迁都北京，但南京依旧保有完整的一套预备官僚体制。实际上直到明英宗正统六年，也就是公元1441年北京才正式成为首都，此前一直是以“行在”也就是临时首都的身份存在。而南京则被称为“留都”，除了皇帝不在，其它的一整套中央政府官僚体系都保留了下来。这套机制，若在承平之日则显得“鸡肋”，但此时却突显出了其重要性。

而要启动这套备用系统，缺少的也不过是一位国君而已，这也是此时南京方面亟需解决的重大议题。

按照皇位继承的顺序，第一方案也是最佳方案，当然是由崇祯的儿子来继承大统。甲申时崇祯诸皇子中，尚在人世的有三位，分别是太子朱慈烺、皇三子定王朱慈炯、皇四子永王朱慈炤。然而问题是，三人此时均下落不明。

如此一来，由谁来继位就变成一个具有争论性的议题，而诸臣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无不开始盘算心里那点小九九。可以预料，想要通过拥戴新君，捞取“定策之功”的人不在少数。

当时就有人劝路振飞捷足先登，因为有资格和机会参与继位角逐的候选藩王此时都逗留在他的府治。但路振飞有守土之责必须顾全大局，所以没有接受，而是明确表态：

有劝某去南京扶立者，此时某一动则淮、扬不守，天下事去矣。此功自让与南国元勋居之，必待南都议定。不然，我奉王入而彼不纳，必且互争，自不待闯贼至而自相残，败事矣。

既然崇祯诸子全无下落，那么只能考虑在皇室近支藩王中做选择。以当时的实际情况，事又紧急，可供选择的范围也有限，无非从南逃到淮安的诸位藩王中挑选一个。

早在京师陷落之前，各宗藩就已经纷纷南渡。到4月27日，也就是崇祯在煤山自缢后两天，就已经有四位亲王到达了淮安。分别是封地在开封的周王、卫辉的潞王、汝宁的崇王和最为落魄的福王，据当时所见者对福王形象的描述：“葛巾蔽袍而已”。这也是因为福王一家是明皇室近支亲王中最早落难的，老福王朱常洵死得也很惨。1641年李自成攻破洛阳，*朱常洵和梅花鹿一起烹煮做下酒菜，还取了个名头叫“福禄宴”。

南京方面的这些大臣、勋贵和拥兵自重的将帅在拥立哪一位藩王的问题上钩心斗角，而东林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站队选择更颇堪玩味。

如果按照传统血缘伦序观念，福王朱由菘是占绝对优势的。路振飞就曾“遗书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谓伦序当在福王，宜早定社稷主”。另外刘城也在给史可法的上书中说：“自都门失守，大行皇帝凶问频传，虽所传不一，大略颇同，公率先诸臣迎福藩殿下，临莅南京，此中外臣民之愿也。”

但当时南京城里的主流舆论却是：“大臣多意在潞王”，其实说白了就是东林党人都有意让潞王朱常淓继位。首先提出这个倡议的就是钱谦益，钱是东林魁首，他的号召力自然非同一般。于是，“兵部侍郎吕大器主谦益议甚力，而右都御史张慎言、正詹事姜曰广皆然之。”而这几位都是南都大佬级的人物，一时间潞王呼声甚高。

而最为关键的是首席大臣史可法也倾向于潞王，但史可法还是有所担忧，他认为“潞王伦稍疏”，“亲且近莫如福王”。按照封建礼法的继承权原则，血缘关系的亲疏是决定性因素，那么为何作为南京政坛主流声音的东林党人都更倾向于潞王朱常淓呢？

史可法在给时任凤阳总督马士英的回信中所作的解释是福王失德，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等，以此认为福王朱由菘难主社稷。而“潞王素有贤名，虽穆宗之后，然昭穆亦不远也。”这也是以钱谦益、姜曰广、张慎言等人为首的东林党的一致意见，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贤愚的标准要比伦序来得重要。若果真如此，那么在我等看来也无不可，然而“潞王素有贤名”的说法恐怕还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福王是个戏迷，而潞王好古玩，“指甲长六七寸，以竹管护之。”二人相比同为纨绔子弟，公子哥做派不相上下，很难说谁贤谁愚。当时的太常少卿张希夏，就在私下里和《南渡录》的作者李清说起他对潞王的印象，认为：“中人耳。未见彼善于此。”更有人认为，潞王和钱谦益这对组合与福王、马士英这对组合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使王立而钱谦益相，其败坏与马士英何异！”）

从后来的历史来看也颇能说明“潞王素有贤名”不过子虚乌有之说。弘光政权覆灭后，避居杭州的潞王朱常淓奉弘光太后之命于顺治二年六月八日（1645年7月1日）监国于杭州。但这个被东林党寄予厚望的“贤藩”却在监国仅五天后，听说清军逼近，便不顾黄道周等人劝阻，向清军投降了。

南明诸君中也就后来的隆武帝朱聿键还算有点“中兴之主”的气质，就个人品德来说也是当时宗藩中比较少见的“喜读书，无声色犬马之好。”当时多尔衮错估形势，觉得江山已经唾手可得，执意重启剃发令，严重激化民族矛盾，各地反清复明势力纷纷死灰复燃。而对普通老百姓而言清军来了“留发不留头”，剃了头后，南明官兵来了又被视为逆民诛*。为此隆武帝特别下诏：“有发为顺民，无发为难民。”这在当时算得上难得有人情味的一句话了。然而朱聿键虽有心锐意进取，但当时各地督抚皆拥兵自重，不受节制，他也是有心无力。并且朱聿键继承大统是很偶然的事，本身根基不稳。他甚至不得不以“储位”为诱饵，换取鲁王朱以海、永明王朱由榔等宗藩的支持。纵观古代王朝，“明君”是极其罕见的物种，总是盼明君比幻想中彩票还不切实际，也更可悲！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扯远了。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所谓“潞王素有贤名”之说以及贬低福王的“七不可”，不过是东林党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一种舆论宣传。那么这其中又有何内情呢？

想要把来龙去脉梳理明白，就得将时间线扯回到万历年间所谓“国本之争”的一系列事件上。万历九年（1581年）的一天，神宗朱翊钧在去慈宁宫给太后请安的时候，没控制住荷尔蒙冲动，“私幸”了一名宫女王氏，使其怀上龙种。次年六月神宗册封王氏为恭妃，八月恭妃生下一子取名朱常洛，也就是万历皇帝的皇长子。

等到朱常洛已经长到十九岁了，万历皇帝还是迟迟不肯将他立为太子。此中原由，则是因为万历心中对太子人选另有所属。那便是他最宠爱的郑贵妃为他所生的一位皇子，也就是后来的老福王朱常洵。由此便引发了万历年间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国本之争”。

经过满朝大臣高举礼法伦序的大旗往复相争，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神宗不得不立朱常洛为太子，同时将包括朱常洵在内的其余四子封为亲王。后来其他几位亲王均按祖制到各自封属地就食，唯独把福王留在身边。这是不符合规矩的，按照明朝礼法，亲王成年后必须到封地居住，而且无宣召不得入京。围绕这一问题，大臣和万历皇帝之间又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扯皮拉锯。最终万历不得不妥协，1614年三月，老福王离京就藩于洛阳。

由此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东林党人之所以非要弃福王而意在潞王，比起更像无稽之谈的“潞王素有贤名”，不妨说是因为害怕福王若上位，遥想起当年“国本之争”的恩怨，来个秋后算账。李清在《南渡录》中就分析说：

因江南数在籍臣恐福王立后或追怨……谓：“潞王立，则不惟释罪，且可邀功。”

可谓一语中的！

然而这也使得东林党人将自己陷入十分尴尬的局面，当年自己可是高举礼法伦序的旗帜逼迫万历皇帝放弃册立老福王朱常洵为太子的心思的。如今他们等于将自己放置在了“国本之争”时己方立场的反面，这样一来可谓骑虎难下。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最后福王朱由菘脱颖而出，马士英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原本福、潞之争让实权派人物史可法陷入两难境地，经过反复考虑，他暗自决定前往浦口同凤阳总督马士英商量一个折中方案，史、马密议立桂王朱常瀛，“以亲以贤，惟桂乃可”。史可法之所以要亲赴浦口同马士英会商，是因为马士英凤阳总督的身份，直接节制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总兵，史可法希望借以取得军队的支持。

第二天史可法亲自写信给南京的官员说明定策意见：“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遗议也，乃舍而立桂也。其潞藩则仿古兵马元帅之制暂借统兵马。”南京的官僚对这个折中方案也比较满意。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马士英由浦口回到凤阳，突然得到报告说守备凤阳太监卢九德勾结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决定拥立福王朱由菘。马士英这类人是十足的投机分子，心心念念的乃是“定策 ”之功，见此情形便转而拥立福王。值得注意的是，卢九德当年曾在宫中服侍过老福王朱常洵。

《明季南略》中则记载了另一种说法，称马士英最初其实也是奔着潞王来的：

或云士英亦希立潞王，而潞王舟先发一日，且渡江，乃奉福王登舟，黄得功、刘良佐、高杰以兵护行。

“以兵护行”四字甚为关键，这也是马士英手中最重要的筹码。顾炎武在《圣安皇帝本纪》中也说：

时士英握有兵权在外，与大将靖南伯黄得功、总兵官刘泽清、刘良佐、高杰等相结。诸大将连兵驻江北，势甚张。大臣畏之，不敢违。

在这样一个既成事实面前，哪怕掌握南京主流舆论的东林党也只得接受，笔杆子毕竟硬不过枪杆子。

四、清兵入关

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军入关的故事在民间通俗文学和影视剧的演义下，已经是家喻户晓。实际上清廷对吴三桂的招抚很早就开始了，1642年，清军攻克松山、锦州后，皇太极就致书吴三桂，劝他“幡然醒悟，决计归顺。”十月，皇太极再次致书吴三桂：“大清国皇帝敕谕宁远城吴大将军：今者明祚衰微，将军已洞悉矣。将军与朕。素无仇隙，而将军之亲戚，俱在朕处。惟将军审时度势，早为之计可也。”并且命吴三桂的舅舅祖大寿给吴写信，祖大寿在信中说：

际此廷揽之会，正豪杰择主之时，若率城来归，定有分茅裂土之封，功名富贵，不待言也。

不能说吴三桂没有动心，他虽然犹豫未决，但此时的吴三桂自觉回旋余地尚大，并没有接受清廷招降。

等到1644年三月（农历）明亡之时，吴三桂很快决定接受大顺政权的招降。原因在于吴三桂所部的辽东官兵一直处在与清军对峙的状态，而与大顺军并没有多大恩怨，“以清兵仇*多次，不欲返颜，乃修表谋归李贼。”并且自己的父母等直系亲属都在北京，处于大顺政权控制之下，选择归降大顺也有投鼠忌器的原因。

三月二十二日，吴三桂在永平府（今河北省卢龙县）张贴告示：“本镇率领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但当吴部行至河北玉田县，离北京近在咫尺之时，吴三桂却突然改变主意，转而对大顺持敌对态度。

吴三桂为何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大反转，史籍中记载了三种说法：一是吴三桂听说他的父亲吴襄被大顺政权拘捕追赃；另说吴误信从京中私自逃出的奴仆谎报吴襄全家被大顺军抄没，吴三桂“闻其父大将军襄为所系，索饷二十万，乃惊曰：此诱我，剪所忌耳。乃率兵还。”。第三种说法最为人津津乐道，吴三桂因留在北京的爱妾陈圆圆为大顺军所掠，于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然而真实情况是什么已难以考证。

此后吴三桂给清军写信求援，内云：“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多尔衮接信后知道形势紧迫，为了防止山海关被大顺军占领，下令日夜兼程进军。当清军到达距关城十里的地方驻扎时，大顺军与吴三桂部正在激战中。

吴三桂眼见李自成兵力雄厚，自己独木难支，便亲自带领部分兵马冲出关门，请清军立即参战。当时多尔衮率领的清军已经到达距关城仅二里的威远台观战。见到吴三桂后，他对吴说：“汝等愿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予领兵来成全其美。先帝时事，在今日不必言，亦不忍言。但昔为敌国，今为一家。我兵进关，若动人一珠草、一颗粒，定以军法处死。汝等分谕大小居民勿得惊慌。”接着又吩咐吴三桂：“尔回，可令尔兵以白布系肩为号。不然，同系汉人，以何为辨？恐致误*。”说完让吴三桂回关接应，同时下令清军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三路进关。

在满洲铁骑加入战场后，局面瞬间逆转，大顺军的阵地很快被突破，只得落荒而逃。

李自成退回北京后，经过斟酌，决定放弃北京，主动西撤。在仓皇举行登基大典后，就立即率领部队退出北京。没几日，清军由朝阳门进入北京。《小腆纪年附考》记述多尔衮率军入城的经过：

（明朝官民）备法驾迎太子于朝阳门，望尘俯伏。及登舆，非太子也；众骇愕间，前驺者麾都人悉去白冠，则我大清摄政王率满洲兵入城矣。城上白标骤遍……

当时谣传崇祯死后，太子落入李自成之手，并且在大顺军与吴、满联军大战时被裹挟至前线；李自成战败后，太子被吴三桂所救，留在军中。多尔衮正好利用这一传闻，加上当时北京城还无人知道吴三桂实际上已经降清，于是便让部队谎称奉太子还朝。

对于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今人无不痛骂其汉奸行径。但在当时南方的弘光朝朝野眼中，吴三桂的形象颇为正面，他甚至被看成是功臣，认为他联手清兵，击溃李自成，为崇祯帝报了仇。那时，人们普遍认为，吴三桂才是真正尽到了人臣对于君主的义务，堪称表率！户部侍郎贺世寿在奏疏中，更将吴三桂比为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名将李光弼、郭子仪：

如吴三桂奋身血战，仿佛李、郭，此乃可言功拜爵，方无愧色。

弘光登基当月，明廷就决定晋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公，“给诰卷禄米，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差官赍送。”

清廷方面也乐意将吴三桂比作申包胥，以此来为自己的满洲铁蹄入关寻求正义性。

五、弘光覆灭

在此危急存亡之秋，以福王为首的南明统治集团，却还完全是一幅醉生梦死的景象，“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内。”当时的南京城中，“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檻，绮窗丝帐，十里珠帘。”

吴三桂的引狼入室之举，弘光朝野上下不仅嗅不到半点危机感，还无不认为是一大快事，都主张应该尽早与吴三桂取得联系，借清军之力共同剿灭“流寇”。刘泽清曾致书吴三桂，声称：“当长安（这里指弘光朝的首都南京）未闻此音之先，泽清曾有成议，约结清王入驻内地，共图灭闯。今亲翁此举，正与初议暗合也。”

弘光帝更是表彰吴三桂“气壮山河，功格天壤。”

简而言之，“联满剿寇”是南明上下此时都认可的基本国策。时人比喻当时南明缙绅的心态：“譬人之父有为贼所*，度己之力不能报复，忽有义士焉，为我手刃之，则即以此身相报，犹存乎见少，况此身外之长物哉！”

史可法也一再致书清廷，要求“合师进讨，问罪秦中”。还有人认为弘光应该当儿皇帝，尊清帝为父，另外有人则主张说：“彼主尚年幼，与皇上为叔侄可也。”于是，南明方面派左懋第、陈洪范、马绍愉为使臣，出使北京，要求与清帝结为“叔侄之君，两家一家，同心*灭逆贼”。然而清廷收了礼物后，只丢下一句：“无多言，我国不日发兵下江南。”左懋第见清方态度强硬，毫无和谈之意，便要求祭告先帝陵寝。清方断然拒绝道：“我朝已为你们哭过了，祭过了。你们哭甚么，祭甚么，葬甚么？先帝活时，贼来不发兵；先帝死后，拥兵不讨贼。先帝不受你们江南不忠之臣的祭！”

使团在北京可谓受尽屈辱，左懋第和马绍愉皆被扣押，只有陈洪范因为愿为清方内应，得以放回。

顺治二年二月，攻占了陕西的清军兵分两路，一路由英王阿济格率领追击李自成，一路由豫王多铎率领进取江南。

南明都师大学士史可法名义上拥有节制江北全军的权力，但跋扈的将领并不肯听其令，江北四镇中只有高杰被其忠义感召，愿意听其调遣。但高杰却被叛将许定国诱*，部众四散，史可法只得退守扬州。其时从陕西败走的李自成部逼近武昌，驻守湖北的左良玉为躲避大顺军的兵锋，举着清君侧的旗号，扬言声讨马士英、阮大成等人。马士英下令黄得功等江北诸将抵御左军。史可法本有意和平解决左良玉兵变，留下江北诸镇抗击清军。马士英却扬言：“宁死于清，不可死于良玉之手。”

清军则趁南明守军内战之机长驱渡淮，很快将史可法所部包围在扬州城。在清军红衣大炮的猛烈轰击之下，很快城陷。史可法被俘后拒绝多铎的劝降，壮烈殉国。

扬州陷落时，南明军队的内战还在进行，此时左良玉已经在东下途中病死，其子左梦庚在被黄得功击败后降清。

这时清军也已经打到长江北岸，随即在瓜洲大举渡江，明军可谓不堪一击，毫无抵抗力。次日晚，朱由菘与宦官数十人出奔太平府（今安徽当涂），投奔黄得功，马士英则挟太后逃往杭州。五月十五日（6月13日）南京的礼部尚书钱谦益等人开南京城降清，历时一年的弘光小朝廷遂告灭亡。一周后叛将刘良佐在芜湖与黄得功部对垒，黄得功部下将领田雄、马得功有意降清，叛军趁黄得功不备，暗发一箭，射中黄得功喉部，黄得功自刎而死。弘光帝被田雄等活捉，“田雄负弘光皇帝于背，马得功执弘光二足。弘光恸哭，哀求二人。二人曰：‘我之功名在此，不能放也。’弘光恨，啮田雄项肉，流血渍衣。”次年，朱由菘在北京被*。

结语

弘光朝的覆灭并不表示南明的终结，后来的隆武、永历、大顺军、大西军包括福建郑氏政权的反清抗争都还在延续。哪怕多年以后清廷已经坐稳了江山，许多南明遗老们依旧隐于乡野，志在复明。著名画家万寿祺，写有一阙《病中风雨》，颇能显露这些前朝遗老的心绪：

梦千重，家万里，流落天涯，日月秋光起，今是何年浑不记，墙角多情，犹挂崇祯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