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云辉
唐代宗时，陇右军营中突现奇观：猫鼠嬉戏玩闹，亲如一家。母猫甚至母性大发，用乳汁喂养小老鼠。此事被当做祥瑞异象上报朝廷，宰相常衮“率群臣贺”，金殿一片阿谀之声。
中书舍人（皇帝秘书）崔祐甫却嗤之以鼻，直抒己见：“事出反常，不值得庆贺！ ‘迎猫，为其食田鼠。’人养猫，就是训练它除鼠害。现在这猫‘不能食鼠而反乳之’，岂非失去本性？猫不抓鼠，恰似官吏不惩处违法犯罪者、边将不抵御外地入侵！臣建议，应速派相关部门巡察各地，震慑贪官污吏，训诫边将日夜枕戈待旦。若能如此，猫鼠一窝的怪异现象自然会消除。”
“代宗深嘉之”，崔祐甫直接打脸常衮，“衮益恶祐甫。”
崔祐甫“性刚直”，眼里容不得沙子，遇到挫折百折不回，是典型的一根筋。他
考取进士入仕后，经过多年摸爬滚打，官拜中书舍人，开始与宰相常衮打交道。
常衮状元出身，“性清直孤洁，不妄交游”，时常对崔祐甫管辖范围内的事务指手画脚甚至越俎代庖。崔祐甫极为反感，多次直言抗争，让常衮当众下不来台。常衮恼羞成怒，奏请调整崔祐甫到吏部负责官员考核。崔祐甫草拟的升职名单，经常遭常衮公开否决。二人因此交恶，时常在朝堂争吵。
唐代宗驾崩，唐德宗在西宫为父皇发丧。朝臣们遵照礼制，早晚至灵前各哭十五声。唯有常衮念及先帝恩遇，不是在灵柩前表现得“哀恸涕泗”痛不欲生，就是回程时独自重返灵堂伏地恸哭，令“同列者皆不悦。”
常衮在与礼官商议群臣丧期时，又建议：“先帝虽有‘天下吏人，三日释服’的遗诏，但还是应该沿用玄宗制定的礼制，‘变天子丧为二十七日’。”崔祐甫旗帜鲜明捍卫遗诏的权威性，坚持三日制。二人撕破脸“声色甚厉，不为礼节”，吵得不可开交。
崔祐甫见常衮在灵前哭得死去活来，伤心到需要手下搀扶方能起身，于是指着他对同僚们说：“臣在君前哭，岂有搀扶的礼仪？”常衮忍无可忍，弹劾崔祐甫任意改变礼仪，“轻议国典，请谪为潮州刺史。”唐德宗与重臣商议，一致认为处分太重，决定将崔祐甫“改为河南少尹。”
常衮在诏令上签名时，引火烧身招惹祸端。原来，唐肃宗因政事繁杂，增设数名宰相，轮流处理日常事务。值班宰相可以代替轮休宰相们在一般诏令上签名，久而久之成为惯例。偏巧名将郭子仪与朱泚虽名列宰相，但镇守边关，从不参预朝政，常衮便理所当然代为签名。
郭子仪与朱泚看到贬黜崔祐甫的文书，大为不满，上表言明“祐甫不当贬谪。”唐德宗大惑不解问：“卿等为何先前说他应贬，现在说他无罪？”得知二人均不知贬黜崔祐甫一事时，唐德宗极为震惊，认定常衮故意诬枉崔祐甫。于是互换其职，“立贬衮为河南少尹”，任命崔祐甫为宰相。
唐德宗因正处服丧期间，将政务“皆委于祐甫”，对他“所言无不允。”时值寒冬，崔祐甫卧病在床。唐德宗令人用轿子把他抬入中书省，享受躺着接受诏令的特权。即便其居家休假，朝廷如遇大事，唐德宗也会派宦官专程到他府上咨询，请他决断。有了唐德宗的无条件信任，崔祐甫在新的领导岗位上干得风生水起。
唐德宗即位后，对王驾鹤的存在犹如芒刺在背。禁军统帅王驾鹤“掌禁兵十余年，权倾中外”，对唐德宗构成潜在威胁。唐德宗一直想以亲信白琇珪取代他，又担心他狗急跳墙发动兵变，于是向崔祐甫问计。
崔祐甫胸有成竹回答：“这事不足为虑！陛下如此这般即可。”次日，他派人恭请王驾鹤至相府，没话找话天南海北与他神吹海侃半日，直至日薄西山才恭送王驾鹤出府。王驾鹤回到军营门口被告知：奉诏取代他职位的新统帅“已入军中矣！”
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为试探唐德宗对自己的态度，投石问路上表朝廷，愿意“献钱三十万贯。”唐德宗敏锐嗅出其“以观朝廷”的真实用意，但三十万贯巨资对捉襟见衬的唐廷充满诱惑。想接受，又担心被骗。不接受，又没有合适理由。他进退两难，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推给崔祐甫。崔祐甫建议唐德宗巧施借花献佛之计：“臣建议陛下顺水推舟，遣特使至淄青劳军，当众宣布诏令：将用李正己献给朝廷的钱用来犒赏将士们！此举一石三鸟：李正己如接受诏书，将士们必定感激皇恩；他若不照办，便会自招部下怨恨、军心大乱；且还能使各藩镇知晓朝廷不看重钱财的态度！”唐德宗“悦，从之。”李正己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大惭，而心畏服焉。”
“泾原兵变”后，崔祐甫的老朋友朱泚被叛军拥立为帝，“祐甫妻王氏陷于贼中。”朱泚素来敬重崔祐甫为人，给王氏送去上等粮食衣物。王氏迫于无奈收下后，装箱锁好封存。唐德宗回京后，王氏将贴好封条的箱子敬献朝廷检查，丝毫不少。消息传出，人们无不敬重崔祐甫教妻有方。
唐肃宗时期，朝廷因“天下多战伐”，对官员的升迁与赏赐等制度管理比较混乱。唐代宗即位后，四海“稍稍平定”，正是理顺官制的良机。但是，唐代宗重用“元载秉政”，造成朝廷“官由贿成”的奇观。
元载协助唐代宗诛*李辅国与鱼朝恩后，“谓己有除恶之功”，膨胀到自以为文韬武略独步天下地步。他大权独揽，一手遮天。殿中侍御史李少良密奏元载种种罪行，被元载挟私报复，栽赃诬陷，将“少良等数人悉毙于公府。”从此，朝野无人再敢“议载之短。”
元载由此更加飞扬跋扈，以权敛财，卖官鬻爵，形成“天下官爵，大者出元载，小者自倩、荣”局面。“大者出元载”，勿需多解释。元载执政时期，将官员正常晋升渠道堵死，手提乌纱帽待价而沽，逼迫官员行贿买官；“小者自倩、荣”，指的是元载的狗腿子卓英倩与李待荣。卓英倩奉主子命令，以重金贿赂内侍董秀，得以时刻了解皇帝思绪。元载接到密报后有针对性准备启奏内容，使得“上益信任之。”元载投桃报李，重用“中书主书卓英倩、李待荣辈用事，倾权朝列。”元载等人大捞特捞，造成“纲纪大坏”恶果。由此可见，元载的用人观是“唯财是举。”
常衮的用人观则是“唯才是举”。他执政后，在收拾元载留下的烂摊子时矫枉过正，拒绝使用所有被荐举的官员，仅任用通过科考途径入仕者。这种把孩子与洗澡水一起泼掉的错误做法弊端很明显：有实际经验能力的官员不得重用，更不可能脱颖而出，而纸上谈兵夸夸其谈者干不了实事，造成“贤愚同滞”局面。
崔祐甫拜相后，秉承“唯才是举”理念，拓宽用人渠道，不拘一格任用人才，每日任用官员人数超过十余人。出任宰相不到一年，崔祐甫便选拔任用官员近八百人。这些官员在各个岗位上恪尽职守，干得非常出色。
一些朝臣对他的用人之道颇有非议，唐德宗闻知后，曾半开玩笑半认真问他：“有些人议论说，您任用的官员大多是亲朋故旧，颇有任人唯亲之嫌。有这事吗？”崔祐甫坦然回答：“有这事！陛下多次令臣任用人才，臣必须先熟悉他们才谈得上任用。臣与他们是旧相识，自然对他们有所了解。若素不相识，岂能了解他们的能力和为人？”唐肃宗深表赞同，不再干预。
崔祐甫为相期间，以卓越的谋略竭力辅助唐德宗，行政“务崇宽大”，大力提拔使用贤才，使得政坛风气为之一新，并将唐德宗即位初期打造成被后人视为颇有“贞观之风”的太平盛世。
由此可见，太平盛世的出现，是人才井喷的结果，而非某个明君或名臣个人努力所至。上天容易“不拘一格降人才”，世间却难得“不拘一格用人才”。崔祐甫“举贤不避亲”的唯才是举做法，给后世某些身居高位却小肚鸡肠、“武大郎招伙计——比自己高的不要”的官员，形成了鲜明对比！
作者简介：许云辉，男，1984年7月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且于同月入职杏坛,2022年10月退休。曾出版专著两部，在省级以上文学刊物发表文章百万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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