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造纸术于15世纪传入英国。相比较昂贵的羊皮纸，碎布头加工成的新纸张更为亲民，成为英国私人家族信件开始大量出现的一个重要前提。其中诺福克地区的《帕斯顿书简》以其超千封信件数量、近80年时间跨度、家族内外共同记录的家事国事之丰富而尤为史学界关注。家信几经倒手在18世纪末最先由古董商芬恩出版；现代公认的两个权威版本为伽丁纳版和达维斯版。原始信件如今多保存于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信件多对折为一个纸袋，背面多写有“给我尊敬的丈夫，约翰·帕斯顿”之类的字样。家族男性信件多本人亲笔，女性虽请人代写，但也都识读新兴的中古英语。
帕斯顿家族书简
15世纪初，帕斯顿家族第一代威廉从诺福克郡农村来到郡府诺里奇，20年代起又将势力范围逐渐扩展至周边，直抵伦敦。一路置办大量家业，其间二三代子孙也先后异地求学。地理分离随之催生大量书信，而律师世家对白纸黑字的职业敏感又使这些文书得以幸存，即便寄往家族外的信件也多有备份。最早一封信出自1425年老父亲威廉；书简核心是二代长子约翰一，远在伦敦的他在纸上既要指挥妻子玛格丽特守卫家业，又计算于外界的明争暗斗；第三代孙辈约翰二和约翰三与母亲三人间的通信则再现了家族繁荣的延续；被亨利七世封为爵士的约翰三在1503年故去后，书简也暂告段落。整个家族书信讲述了英国东部这户中产人家的家庭琐事、产业经营、官司诉讼以及牢狱之灾，也展现出百年外战和玫瑰内战下中产、贵族阶层特有的生态。在写、收信人的你言我语中，《帕斯顿书简》几乎成为中世纪后期英国社会的一部民间百科，达维斯版的书信编排则尤显你来我往中送信人的桥梁作用。原始书信里亦留有对这些信使的碎片式记述，从中多少可现英国早期邮政面貌。
1461年，帕斯顿家族二代最小的儿子克莱门特给大哥约翰一的信中写道：“盖有国王玉玺的两封信已送到家里”“给你的第三件皇封信件也马上到”。中世纪英国皇家邮政之掠影依稀可见。玛格丽特给丈夫的信中还提到“想托诺福克郡守的信差寄信，但他们都不大情愿”。和皇家专送不同，这些半官半民的地方邮政虽对当地大户开放，但需他们派人送件到郡守官邸并支付“优待费”。一个贵族仆人给约翰一的信中表明当时一些大贵族家里已有专门信使。这些权要虽有很多通信渠道，但帕斯顿这样的中产阶级财力有限并无这样的渠道。玛格丽特就多次抱怨在当地“经常是得找到人才敢提笔”，出门在外的约翰三字里行间更满是“找不到去伦敦的人”之苦。1465年约翰一给妻子的信中写有“送此信的是个公共邮差，周六固定会在诺里奇”的字样。1469年到1475年期间，一个叫柯比的信使较为频繁地出现在家族笔下，约翰二还曾在一封信中通知其派送时间和内容。英国历史学者本尼特推断柯比就是跑路于诺里奇一带的职业邮差。其他有姓名的个人信使在家信中一般仅出现一次，更多为“圣迈克堂区来的”或“雅茅斯的一个人”等含糊指称。但这些人身份基本清晰，多系帕斯顿家家丁、附近修道院仆人或顺路被抓差的。玛格丽特就曾托邻居“切特可在伦敦做学徒的儿子”寄过信。约翰二给约翰三的信中写明“从诺里奇到伦敦要四天”。公共邮差的马车定期上路，一个来回两周，私人信使能少一半时间。约翰二曾写信告诉父亲“若回信赶快，人家可只在伦敦待一天”。
私人信使往往还要捎口信，因此须有主家信任。在一封特急信中，约翰二曾匆忙落笔“余话由送信人接着告知”。但关键时刻，主客之间还是心生间隙。帕斯顿代理人巴克在向玛格丽特询问家族土地问题时就强调“我不相信这个送信的，你自己写清楚回信为好”；出门经商和求学，帕斯顿家族自然断不了资金周转。1463年约翰一担心“无法安全收到”妻子寄来的钱，再三嘱咐“找个可信的，把钱绑在袋子里，但要说是一些布丝线或其他值钱的玩意儿”。受父母言传身教，三代最小的儿子威廉三在把钱装入一个盒子后，也只是告诉信使是些“文件”。
书简中并没有信差酬劳的具体记录，仅多次显示送信人多为出发前收费，送到后还能再从收信人处拿到好处。帕斯顿管家卡里就提醒准岳母玛格丽特“多给人家些钱，因为是大老远专门送信”。史料记载当时同等距离私人信使的报酬是公共邮差的两倍。钱有所值，帕斯顿书信里似乎也鲜有对信件遗误的抱怨。只有一次较为严重，玛格丽特恼怒于“霍勒家儿子本应带的信，结果人信无影”；延误偶有发生。家里问话三代的沃尔特何时拿到牛津学位，却迟迟不见回音，沃尔特后来解释是“邮差把你们的信放在一个钱袋子里了，结果连钱带信都给别人了”。更多的信件延误还是受客观条件所限。约翰二雇的一个投递员路上遭劫，信件不知所去。此外，信使们长途跋涉到一个陌生环境，资讯又不发达，单凭一己之力很难直接完成投递任务，往往需要借助现地熟人亲戚甚至客栈老板的多道手，才能辗转将信交给主人。于是邮差们借宿的大客栈往往成为大家互通信息的邮件中转中心。比如，约翰三在给可能随军在法作战的哥哥写信时，就在信纸背面标注到“请保罗的沃尔夫将此信转给托格林——乔治客栈的好主人，或他妻子，再由二位寄给约翰·帕斯顿爵士，不管他是在加来、伦敦还是何方”。乔叟笔下14世纪末熙熙攘攘的伦敦泰巴德客栈里，三教九流皆有，唯缺信使，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彼时长距离通信还未兴起的史实。
在人类只能身体力行来完成信件投递的中世纪，皇家专送、郡守中转、私人及公共信使等多种传信渠道在这宗英国中产家族档案中均有体现。然而，史学界至今对英国早期邮政的总体掌握有失均衡。一方面，受益于大量现存的官方文献，英国皇家邮政的历史发展相对清晰。学者们发现早在12世纪就有了关于皇家信使待遇的记载；英国中世纪史学者威尔勒-霍洛翰还发现15世纪印有玉玺的皇家信使任命书。14世纪的戈夫地图再现了中世纪英国的道路交通网络，信使们以马和马车代步于各地之间。亨利八世时期，被誉为“英国邮政先驱”的布莱恩·托克还在数条通往伦敦的主干道上设置了邮寄接力站，各站长或沿途客栈主人还会在重要加急邮件上标注中转时间，确保皇家传令即时无误。信使到达地方各郡后，还会领到郡守签发的接收证明。史料表明15世纪末皇家邮政的保障体系已基本形成，并带动郡守中转站的发展。文献显示，从1482年到1491年，平均每两位郡守拥有18名仆从和若干男仆，收发邮件即为其主要日常职责。此类官方和半官方性质的邮件投递在同时期帕斯顿家族通信中均有描述，情况基本吻合。
另一方面，受史料所限，早期公共邮政以及私人信使的具体状况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有学者认为私人信使出现于私人通信开始兴起的15世纪，并多由中产以上阶层的家仆来承担，《帕斯顿书简》的相关记述即是一个例证，但同样在书信中出现的公共信使的状况却似乎并不明了。2016年，英国牛津古文献学学者沙普认为公共信使最早产生于诸如伦敦和约克等商业中心的这一普遍推论不尽准确。沙普通过考证牛津各学院档案发现，自1449年起牛津已有专门信差定期来往于固定的路线收寄书信，这项服务早于英国任何地方，并在15世纪后期由牛津推广至更为广阔的英国社会。学界对这一最新研究看法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帕斯顿书简》连同牛津《斯托诺书简》和伦敦《塞利书简》等英国中世纪家族信札仍有较大的解读空间以助史实还原。
作者：石小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教授）
《光明日报》（ 2018年12月10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