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通缉的“千万儿媳”，“突然成名”引出了其公公——“古交首富”耿建平30余年的黑色历史

在太原电视台公布的现场照片中，寇静瑶在被抓捕时表情镇定，那时的她还不知道自己的奶奶几天之后将会在铺天盖地的新闻里过世。8月的第二个星期，寇家人在河口村村口搭起了做丧事的灵堂，灵堂旁边还搭了一个简易的棚子当作食堂，不远处则是寇静瑶二姨父齐瑞生开了十几年的小饭馆。

齐瑞生这几天也在帮忙办丧事，他说，不知道自己的外甥女在所谓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里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虽然警方已经通报，寇静瑶结婚后在耿氏家族中担任了财务主管的角色。齐瑞生向本刊回忆，寇静瑶小的时候性格乖巧，学习是班里面的中上等，长得也很漂亮，可能就是在自家饭馆里认识的耿威龙。那时他们都在河口镇上的古交四中上初中，齐瑞生的儿子和耿威龙是同班同学，关系不错，中午就经常拉着耿威龙一起到家里吃饭，久而久之就认识了寇静瑶。

光凭儿时的关系当然不足以让他们在刚刚成年就决定走入婚姻殿堂，两个家庭也早有联系。齐瑞生告诉本刊，寇静瑶的父亲是当地电管站的一个员工，因为单位效益不好，他在电管站只是挂职，真正赚钱养家靠的是卖煤，就是从村里拉煤到古交市里卖，而耿威龙的父亲耿建平就是当地开煤矿的重要人物，二人建立起了相对紧密的联系。在这种背景下，寇静瑶高中毕业几个月后就和耿威龙结婚了。

二人刚结婚的时候还住在耿威龙的老家耿家庄村里，齐瑞生还经常能见到他们。过去几年，他见到自己外甥女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大概在2014年左右，因为寇静瑶的大女儿到了上学的年龄，他们一家人就从河口村北面的耿家庄村搬到了太原市居住。

在耿家庄村的时候，寇静瑶一家住在村口“四心集团”大院里的一栋四层别墅里。除了别墅，院子里还有四心集团的办公楼，整栋楼四层高，每层有20个办公室，这种规模的楼在大山深处的村子里并不常见。通过院墙上方的空中走廊，四心集团的员工能从办公大院直接走到马路对面的洗煤厂。

“四心集团”的名字来源于寇静瑶的公公耿建平，排行家里老四的他小名叫“四心”，当地人也都叫他“耿四心”。差不多一年之前的2018年9月，耿建平和他的儿子耿威龙等人已经被山西警方抓获。据山西警方披露，自1999年以来，耿家父子二人纠集、组织社会闲散人员，在古交、太原等地大肆实施故意伤害、故意毁坏财物、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等行为，“长期称霸一方、作恶犯罪、欺压群众”。

当年声势浩大的婚礼为日后这则新闻埋下了受关注的伏笔，耿建平“古交首富”的称号也名不虚传。在古交，几乎没有一个成年人不知道耿建平的名字，打听他的事迹非常容易。老百姓提起他的财富会惊叹于他的善于享乐——他在自己村子附近的一个山头上修了一个玻璃幕墙的现代化透明建筑，门口牌子上正式身份是“耿家庄村委会蓄水池”，但池边原本安装的扶手架和淋浴室证明了，那其实是一个游泳池。生意人则会忌惮于他的霸道和强势——只要是他想插手的地方，几乎没人能拦住他。

通过崎岖的山路爬上山头，耿建平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名为“蓄水池”的玻璃外墙建筑，而它实际上更像是休闲所用的游泳池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对极致财富的矛盾态度，很多有钱人在本地都会出现毁誉参半的情形。而耿建平更极端，除了他的亲友和公司员工，你很难在当地人口中听到对耿建平的正面评价。齐瑞生不愿说自己家亲戚的坏话，他尽力向本刊回忆着耿建平做的好事，比如当地政府财政收入不好的时候，都是耿建平帮忙出钱给政府人员发的工资。但即使是他也不得不承认：“有些打架的、冲突的事情是事实。”

8月上旬，距耿建平被捕已有一年时间，他的影响在当地仍然随处可见。从河口村开车往山里的其他村子走，有不少上山的路是耿建平开的，比村民们之前走的土路平坦不少；站在山头上望下去，山谷里出现了几块大面积的平坦耕地，那是他挖煤挖空了一块山体，为了应付检查补种的小米；他修游泳池的山头属于等时辰村，现在村子已经荒废，原因是挖煤挖得山体出现裂缝，水源断了，村民们只好相继搬下山。

很多村民都在等待本月下旬案件开庭审理，审理结果对他们的生活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有村民还会提醒记者小心一点，“人家在地方的势力还是很大的”。在寇静瑶奶奶的灵堂，帮忙处理后事的亲戚有20多人，大都对外界的探寻持有敌意，面对记者，他们会情绪激烈地问：“是谁指使你来的？”显然一连串的变故对这个家族的冲击还远未散去。

改革开放后诞生在山西地区的很多煤老板的故事大都相似：在当地有人脉资源，自己胆大敢闯进入煤炭行业，抓住了政策和监管在初期的漏洞，快速积累起财富后将势力拓展到其他领域。耿建平的故事也不例外。

作为太原周边的一座卫星城，古交市也以煤立城。河口镇的村民告诉本刊，附近的山里面埋的都是煤，就看你能不能挖，敢不敢挖。早在1958年，太原市就设立了古交工矿区，古交矿区建设相继被列入国家“六五”“七五”“八五”计划重点建设项目，1978年7月西山矿务局古交矿区建设指挥部成立，全国最大的主焦煤生产基地开始建设。1988年，古交工矿区撤销，改设古交市。

古交市区面积不大，主要城区都分布在汾河南岸。跨过汾河向东走几公里就到了河口镇。沿着河口镇向北分布着数个村庄，山路边则是一条深达几米到十几米的沟壑，它能一直向北延伸数十公里，并随着山势上下起伏。耿家庄村村民王利民说，这条沟叫“磨石沟”，附近村子里的煤矿基本都沿着这条沟开，最多的时候，几十公里的山沟中有十几个大大小小的正规煤矿，不正规的就不可数了。他还记得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村子里的人基本都以煤矿相关的工作为生，种地的很少。最多的时候，40多户人家的村子里开了十几个小卖铺，就是因为外来的矿工特别多。

河口村处于从古交市进山的门户位置，这里是一个典型的中原腹地乡村的样貌

在这片山区里，煤矿资源不用找专家来勘探，村民们都是专家。王利民说，他们当地人一看山头的形状就知道里面有没有埋着煤。挖煤也不是什么难事，这里的煤埋藏的深度大都很浅。走在一些村里人修的山路上，因为路面长时间被大自然磨损，表面的泥土和石头被一层层消磨下去，底下露出的都是黑色的石块，很多山路一眼望过去，都像是煤渣铺成的。

直到耿建平被抓，王利民都是他交情颇深的朋友。作为耿家庄村为数不多的外姓人，王利民和耿建平从小就认识，如今已经认识超过40年了。他告诉本刊，耿建平从小就不是一个安分的人，小学二年级以后就辍学，开始了“混社会”的经历。村里人爱用“偷鸡摸狗”这个词形容年轻时的耿建平，“偷只鸡呀，从别人车里偷点油啊，这些太常见了”。而耿建平被管教的方式就是挨打。王利民比耿建平大10岁左右，他回忆说，耿建平因为家里有五个兄弟，他的母亲根本管不过来，只好用棍棒管教，但效果似乎不算好。王利民数了一下，光他知道的，耿建平就进过五次看守所，最早的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耿建平翻进了附近一家铁矿厂，通过下水道偷了几吨生铁出来卖，被抓时只有十七八岁。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胆子大的耿建平开始进入煤矿行业，攫取自己的第一桶金。具体的年份已不可考，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耿建平在耿家庄村西的一条沟里挥下了第一铲，开始挖自己的第一个煤矿。说是“矿”都有些不准确，因为整个的挖掘过程都没用到炸药，用铲子掀开薄薄的土层，很容易就挖到了煤。挖出来的煤用小推车拉到山谷口，再叫附近县里的焦化厂开车来拉走。

王利民将耿建平的崛起归结于“胆子大”，“即使有人眼红他赚了钱也没有用，谁让人家胆子大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煤炭开采在山西已经遍地开花，但监管工作还没能跟上经济的发展。根据发表在《山西大学》上的一篇文章《山西省采煤区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战略研究》所说，从1985年到1993年，受“有水快流”思想的影响，山西省村办、镇办、私营煤矿一拥而上，乱采滥挖、无证开采的情况比比皆是。到2005年前后，山西省内大大小小的煤矿达到了9000余座。

站在附近山里的高处望下去，能看到不少黑色的山谷，那里都是曾经或正在挖掘的煤矿

“胆子大”还得配合外部因素，才能保证赚来的钱不会被没收。“有时候碰到上面来检查的情况，花钱送点礼也就糊弄过去了，一两百块在当时就算大钱了。”很多当地村民都这样说。在这十几年中，耿建平利用快速积累起的财富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巩固着自己的势力，“保护伞”这个词在村民口中出现的概率极高。

没有村民能说清楚他究竟在附近的山里面开了多少个矿。根据一份由耿家庄村原村支书石丁山、村干部张建红和三名煤矿老板联合署名的举报信称，耿建平仅在炭窑沟煤矿、东沟凹、麻善、石老沟、河口村办矿等五处地点就挖煤10万吨，毁坏各类土地数十公顷，非法获得煤款5000余万元。

石丁山、张建红和马建军是举报耿建平的重要人物，而他们三人都与耿相识多年

石丁山是这些年举报耿建平最积极的人。2003年时，河口镇的四个自然村与耿家庄村合并，统称耿家庄村。来自等时辰村的石丁山是合并后耿家庄村的村支书，而耿建平则是和他搭班子的村主任。据石丁山说，耿建平在选举之前带着10万元现金开车上门，要求村民选他，“说投他一票，给600元，就这样当上了村主任”。

有了村主任的头衔，耿建平更可以名正言顺地四处开矿。石丁山说，当地之前的政策是“集体搭台，个人唱戏”，即村集体或乡集体将一块区域的土地通过竞标的方式承包给个人开采。在这个过程中，耿建平通过自己的财富实力和公职权力获得了巨大利益。

沙岩村村民小组组长张建红说，2003年的时候，沙岩村的集体煤矿承包给了私人，获承包费240万元。但恰逢当年耿建平当上村主任，他将这笔240万元的公款扣下来，经过他们的争取，这笔承包费终于在几个月后到了公账上，却缩水到了169万元。而这种行为并未得到有效的监管。一位耿建平的远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推测，从2003年上任村主任到被捕，耿建平通过各种私挖滥采，“至少赚了几个亿，甚至10个亿”。

2008年起，国家开始进行煤炭资源整合。有当地负责煤矿监管工作的人员表示，耿建平在2009年煤炭资源整合后依然在挖煤，只不过他不再冒大风险去开矿井，而是挖地表的“明煤”。因为这一地区的煤层较浅，用挖掘机的铲斗就够了。在采访时，我们还发现有两台闲置的挖掘机被藏在了山谷深处，其中一台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剪彩时挂在挖掘机头顶处的大红花都已经褪了色。

但耿建平没有把自己局限于煤矿产业，他也开始“跨界”进入其他行业扩张自己的势力。“在古交，最赚钱的就是两件事：煤和车。”这是一位当地公职人员告诉本刊的原话。作为离太原仅有30多公里的工业小城，古交的人口并不算多，迄今也只有20万人。但因为距离和资源的优势，拉煤和载客的生意都很赚钱，被耿建平盯上的就是古交和太原之间的客运生意。

古交市的长途大巴集散地曾经是耿建平的势力范围

古交人马建军至今还有3辆宇通大巴车停在太原的一个停车场里。停了将近10年后，这3辆车都已锈迹斑斑，无法上路了。2007年，马建军找到合伙人和银行，凑了200多万元，买了8辆依维柯做起了客运生意，一部分跑古交和太原之间的路线，一部分跑别的线路，并在一年后加钱把依维柯换成了大巴。那时古交地区的长途大巴车都是个人承包的生意，在客运中心办好手续就能跑，因此光古交往返太原这条线上的40辆大巴车就有八九十个车主。

2008年5月，他听闻耿建平要做这个生意，先出手卖了一辆。到了9月，耿建平开始收购大巴车，第一天就买了7辆。几天后，耿建平给他打了通电话，说：“四哥想买车了，你的车愿不愿意卖？”但耿建平只出了70万元买了一辆。十几天后，耿建平又压了价格，用155万元买走了3辆，剩下3辆就再也不买了。

随后的几个月时间里，马建军见识了耿建平霸道总裁式的作风。“前面的车不到时间就让你走，后面的车压住你的时间，就让他自己的车拉满人。”他还清楚地记得2009年4月23号那天，他的车刚刚开进古交车站，耿建平带着人来守住车门不让乘客上车，然后亲自上车拔走了大巴车的钥匙。派出所调解之后，还是天天*扰，经常堵车，动辄打骂。2009年12月开始，马建军把车停到太原的停车场里，再也没有开出来过。

在古交市信访办，和马建军一样在耿建平出事后来上访的车主不少，其他两位当时的大巴车主也证实了类似的说法。其中一位车主在被*扰一个月后选择了妥协，主动上门找耿建平，以68万元的低价把车卖了出去。“我们当时都是刚买不久的大巴车，卖到80万左右才不算赔本，但没办法，只能背着债把车卖掉。”

通过这种办法，耿建平很快垄断了古交到太原之间的客运线路，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担任起了“交管局长”的职务。现在的古交市客运车站附近混乱无比，乘客不用进站、不用刷身份证买票，直接穿过混乱无比的停车场走到具体车辆前上车买票就行，周围还都是招揽客人的黑车。但在耿建平出事之前，黑车几乎不存在，就连出租车都不能随便拉客。

为了保证自己的最大利益，耿建平组建了一支“巡逻队”，也被当地人称为“武装队”，专门负责阻拦其他的车辆载客。一位在大同上学的女大学生告诉本刊，她在2017年的时候曾想乘坐从古交到太原的私人拼车，拼车抵达时，突然冲出三个人，一个人拉住司机车门，一个人把别的乘客往下赶，还有一个人在叫人，她情急之下只好匆忙离开。

古交出租车司机老许告诉本刊，仅他知道的就有两次，他的同事在从太原回古交的路上看到旁边有人拦车就顺便接了生意，被耿建平的“巡逻队”看到之后，追到收费站前把车撞坏，抢走了客人不说，修车的钱还得自己掏。他之前如果去太原办事，回程时决不会载客，宁可空车也不愿冒与耿建平起冲突的风险。

在古交市靠近大型煤矿企业东曲煤矿的工人宿舍边，我们看到了还没被拆掉的一座砖瓦房，那里就是“巡逻队”的一个固定“哨所”。现在那里已经空无一人，但在过去几年，那里每天都有2〜3人驻守，发现有车辆在附近载客后，就立刻通知前后方的皮卡车进行拦截。

在耿建平被捕之后，他所垄断的三十七八辆往来古交和太原的大巴车被太原市的一家客运公司代管。其客运公司里有十几名后勤人员也都因涉黑被捕，只有大巴车司机们和女性工作人员幸免。因为黑车太多，他们现在的生意很不好，经常出现50座的大巴车只有10个客人的情况，大家经常坐在车站门前的台阶上互相诉苦。

耿建平被抓后，之前被压制许久的司机们纷纷大张旗鼓在车站附近招揽起了客人

这些耿建平的员工成了为数不多能替他做解释的人，在车队里跑了7年的阿勇告诉本刊，老板安排专人去拦车也属无奈，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主要是为了拦黑车，偶尔当然有过激的行为，毕竟他要拉，你不让拉，当然会有冲突，而且监管部门也没人管”。在阿勇看来，相比“黑社会”的定义，自己的老板更像是“村霸”“路霸”，“并不是坏透了的那种，对待员工时挺随和的”。

但也许是起家于山村里的缘故，耿建平的随和只会出现在与利益无关的时候，要是碰到利益相关的问题，耿建平几乎不会考虑法律后果是什么。几年前，耿建平成了古交市建筑装饰材料大市场的老板，市场旁边有一段河滩，之间的土地属于石家河村。石家河村委会把这片土地委托给一户村民打理，没想到耿建平看上了这块地后，两年前的一天找来四五十人，不顾劝阻把河滩上的河堤推平了。而这样的例子在古交俯拾即是。

自家河滩上的水坝被耿建平推平的村民，在向记者描述当时的场景

生意越来越大，耿建平想要的也越来越多。石丁山告诉本刊，他在担任村支书的几年时间内一直拒绝耿建平的入党请求，因为他觉得耿建平“不够格”，这让二人之间冲突不断。因为耿家庄村的村委会在耿家庄村，石丁山每次开党员会议都要通知几个自然村的党代表到耿家庄村集合，但耿建平多次拒绝打开村委会的大门给他们开会。我问他为什么耿建平可以拿走村委会的钥匙，石丁山很气愤地说：“因为耿家庄村是人家的村子！”

“姓耿”这个理由在几天的采访中出现了多次，在中原腹地的农村，相同的姓氏意味着大家基本都沾亲带故。作为村里的少数派，王利民说耿家庄村40多户人家，只有六七户是外姓人。

在这样的环境中，耿建平的挖煤生意一直没遇到太大的阻碍。据王利民回忆，村子里过去大约有五分之一的人在耿建平的矿上干活。一个附近村子的村民告诉本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在农村种地的收入非常少，一年下来也就几百元；但如果能进煤矿干活，即使是苦力活，每月也能有一两百元的收入。

而这种将看不见的亲属血缘与虽然不多但很稳定的实际利益绑在一起的办法，被耿建平熟练运用了多次。2007年，古交市选举人大代表，耿建平要求村民代表们选他，并承诺选上后带他们去香港、澳门旅游。最终，耿建平如愿当选，后来也带着20多个人去港澳转了一圈，给每人花了3000多元。

当选的那个晚上，耿建平在古交市区内一家酒店举办庆祝宴，石丁山作为耿建平的搭档也参加了。吃完饭下楼时，耿建平终于忍不住一吐心中恶气，在电梯里就对石丁山动了手，被人拉开后，石丁山又在酒店门口被耿建平追来的三个手下打成重伤，被打掉两颗牙，身体神经受损，经司法鉴定为九级伤残，在医院住了两个月。

2008年，石丁山放弃竞选新一届的村支书，耿家庄村的村主任换成了耿建平的哥哥耿明亮，村里彻底没有了制衡他的力量。2016年，在耿明亮因到澳门赌博被举报撤职后，耿建平又接过了村支书的职务，干脆一人身兼二职。

2018年5月，太原市公安局指定万柏林公安分局对《网民举报古交市人大代表耿四心存在涉恶行为》的线索情报进行核查。经过侦查，警方抓获该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成员25人。查看警方公布的涉案人员名单，耿建平和其大儿子耿威龙为组织者，耿建平第二任妻子夏亚红、儿媳寇静瑶等为骨干成员，耿建平的哥哥耿才亮、耿明亮，弟弟耿俊亮等也都名列其中，“耿”姓的远房亲戚超过10人。

而早在去年耿建平被抓的时候，就有报道指出，耿建平的发迹与其古交河口镇同乡——也是前山西省首富——张新明关系颇深。一个被广泛报道的案例是二人合力骗取央企华润集团上亿元的案件。石丁山和张新明等长期举报耿建平的当地村干部告诉本刊，在2009年，山西省推进煤炭资源整合，因此要整合古交市邢家社乡两座乡办矿，分别是石老沟煤矿和半沟煤矿。第二年6月，邢家社乡政府与华润集团正式签署了整合协议，华润将向邢家社乡兑付1.7亿元收购款。

然而就在关闭整合矿井半年后，邢家社乡却将煤矿“承包”给了耿建平。2011年1月26日，邢家社乡政府以乡工业公司的名义与耿建平签订了一份“一次性处理煤矿”《协议书》。约定整合后的一切补偿全部归一个叫“耿四新”的自然人所有。2011年上半年，就是“耿四新”的耿建平将450万元交付邢家社乡政府，而其个人成为这两处煤矿的“授权代表”。最终的结果是，耿建平只支付给邢家社乡政府450万，便拿走了1.72亿元。2014年，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等人被查也被认为与此事有关。

在2014年的反腐风暴中，张新明锒铛入狱，耿建平在被警方控制不久后释放。但这次，耿建平没能再次逃脱法网，带着他十几位耿氏亲属正等待法律的审判。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34期。文中齐瑞生和王利民为化名。实习生段婉婷和鲍玉妹对本文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