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盛唐布衣诗人孟浩然的身份定位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分歧。在古代史家、诗家眼里，孟浩然是个地地道道的隐士，现代研究者中亦有视孟浩然为隐士的。当代研究者突破了孟浩然是纯隐士的陈说，大多认为，在孟浩然的思想里隐逸思想与仕进思想共存，但在具体认定上又各有区别，有的认为其隐逸思想占上风，有的认为其仕进思想占上风。”还有人认为，孟浩然“既追求功名仕进，也追求避世隐居，亦仕亦隐的情怀裸示无遗。他终生在亦仕亦隐中痛苦前行”。
孟浩然的仕隐矛盾究竟始于何时？将孟浩然的仕隐矛盾理解为“亦仕亦隐”是否准确？如何从仕隐矛盾这一角度定位孟浩然的整个人生？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从其所有创作及有关资料来看，与其说孟浩然是“亦仕亦隐”，倒不如说他在“仕”与“隐”两个方面都是一个失败者，正所谓“欲求仕而不果，欲求隐而不得，求隐而有仕进之念，求仕而有慕隐之心，最终摇摆不定而仕隐两失”。孟浩然的人生，可以说是在仕隐两极之间摇摆不定的尴尬人生。
孟浩然的一生大略可以开元十六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那年他四十岁。据《旧唐书》本传：“孟浩然，隐鹿门山，以诗自适。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年四十而应举不第，似乎成为孟浩然一生在求仕与求隐之间摇摆的转折点。但四十岁之前的孟浩然真是单纯地隐于鹿门山吗？从其早年诗作与交游来看，答案是否定的。他的思想深处兼有求仕和求隐的质素，而其所结交的对象，既有热衷于功名仕宦的读书人，也有逸人隐士和佛道中人，相较而言，他似乎更喜欢佛道中人和隐逸之士。
正如《忆张野人》所写：“与君园庐并，微尚颇亦同。耕鱼。竹屿见垂钓，茅斋闻读书。”钓方自逸，壶觞趣不空。门无俗士驾，人有上皇风。何必先贤传，唯称庞德公。”诗中所述，乃是孟浩然早年隐居的一般情状：他的隐居生活，就是在家饮酒、赋诗、弹琴、垂钓、接待来访的朋友；有时访田家、过别业，与辛谔、王迥这样的逸人交往；有时也拜佛寺、谒道观，与融公、湛然这样的衲子和参寥这样的羽客过从。
唐代隐逸之风盛炽，而孟浩然“自幼受着秀丽山水和幽美田园的陶冶，也受着襄阳古代隐逸高风的熏染”，就其本性来说，他似乎更喜欢自然放旷的隐士生活，其早年的很多诗作就表现出这一点，一如《题鹿门山》。刘文刚认为，此诗中有对庞德公表示的景慕之情，说明浩然隐居鹿门有坚实的思想基础。又如《夜归鹿门寺》，刘文刚先生认为此诗“清幽醇真”，标志着浩然诗已经成熟。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首诗都提到襄阳历史上著名的隐士庞德公。事实上，襄阳历史上不仅有像庞德公这样的隐逸之人，也有像诸葛亮这样以隐待时而建功立业的人，孟浩然在他的诗中却很少提及诸葛亮，这当是孟浩然本性崇隐慕隐的明证。孟浩然交游的人，除了隐逸之士和佛道中人，还有像辛谔、丁凤和张子容这样一些热衷求仕的读书人，因此他不能不同时也受到这些人物的影响，而表现出读书求仕的某种倾向。
如在《西山寻辛谔》诗中结合“茅斋闻读书”句，似乎流露出诗人亦想通过读书应举的方式以求仕进的潜意识心理。后来辛谔应举不第，孟浩然作诗《送辛大不及》，表达了对友人的惋惜之情。又与丁凤时相过从，丁凤后来赴京应举而得中，孟浩然有诗《送丁大凤进士举》送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子容，二十三岁之前，孟浩然就和张子容同隐鹿门山，过着‘隐居仍读书’的生活。孟集中有赠张子容诗多篇。张子容于开元元年应举高中，为常无名榜进士，而头一年即先天元年冬赴京应举时，孟浩然作诗相送。对于张子容的赴京应举，孟浩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既因友人的离开而惆怅，又对友人的应举表示祝福，并借以反衬自己的隐居生活。
从本性来说，孟浩然是偏于隐逸生活的，但是友人的赴京应举这一行为本身，却使他偏于隐逸的潜在本性受到了某种威胁。所以，当第二年夏秋之交张子容进士及第并授官晋陵尉的消息传到襄阳时，孟浩然的内心已有微妙的变化，他独登岘首山，凭轩东望，感慨万端，作诗《登岘亭寄晋陵张少府》。孟浩然在此诗中用张翰之典寄慨，我们似可作如是推测：早年孟浩然对政治与官场怀有本能的抵触和不信任，甘愿终老林泉，并委婉劝告已入宦途的好友及早求退，以“贵得适志”。
当诗人潜在的仕隐矛盾尚未外化成行为时，究竟是隐逸成分多一点，还是求仕成分多一点，很多时候恐怕连孟浩然自己也无从确知，在他早年的诗作与交游中，这两个方面都是那么重要，都对他构成极大的影响。在《洗然弟竹亭》中，我们发现此种矛盾的高度统一。鸿鹄志”与“竹林”、“清风”、“逸气”及酒琴并列，竟是那么自然协调，毫无违和之感。
很可能是因为受到张子容应举及第的鼓舞，孟浩然求仕的心理渐渐占了上风，满以为凭借自己的才华会少年得志，别人也以为他会轻而易举获得成功。但命运似乎跟孟浩然开了一个玩笑，隐居求仕的企望很快遭到了破灭。随着年岁的增长，更重要的是，随着大唐在玄宗的治理下逐渐走向繁荣昌盛，在时代精神的强力裹挟之下，隐居的孟浩然越来越按捺不住，他求仕的渴望变得越来越强烈了。作于开元五年秋的《岳阳楼》最能反映其渴望求仕的心迹。
玄宗治下的国家政治似乎不像孟浩然曾担心的那样纷乱不堪，而是越来越显出“圣明”的气象，当此圣明昌运之际，仍旧隐居不仕是一个读书人的耻辱。三十岁前后的孟浩然开始坐立不安，仕宦的*已非常强烈，《书怀贻京邑同好》云：“维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三十既成立，吁嗟命不通。当途诉知己，投刺匪求蒙。秦楚邈离异，翻飞何日同。”从最初的隐而求仕到后来的干谒求仕，再到四十岁之后的赴京应举求仕和献赋求仕，尽管求仕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但求仕这一行为本身确是断断续续贯穿了孟浩然的一生。
当求仕的*越来越强烈，孟浩然最终在坎壈的求仕路上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二十九岁干谒张说时所作《岳阳楼》一诗，可以说是孟浩然在仕隐两极开始摇摆的标志。因为求仕的欲念，孟浩然早年隐居鹿门山时的那种清幽宁静、充满隐逸期望和美好幻想的“幽人”形象消失了。从那以后，他的诗作开始充满“命不通”和“犹未遇”的嗟叹，流露出渴望有人援引的焦灼，并由此感叹乡野之人的流俗与平庸。或许正因此种求仕与求隐的冲突，开元七年秋孟浩然生了一场大病，持续到翌年夏天才渐渐好转。孟浩然在疾病面前身心的无奈，需要从中举入仕的友人那里获得精神上的自我鼓励，而且诗人对于乡野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总之，因为干谒张说而迈出了求仕的第一步，孟浩然内心的平衡被渐渐打破了。
四十岁那年赴京应进士举落第，可说是孟浩然求仕路上所遭到的最大打击。研究者每每注意到孟浩然科考失利之后的愤激与怨怼，却往往忽略了他在赴京赶考前及赶考途中的心理。开元十五年，因吐蕃大举进攻瓜州，友人陈七应征入伍，从军卫国。孟浩然深受鼓舞，作诗《送陈七赴西军》表现出豪迈磊落之气。但在赴京途中，他的情绪却又莫名其妙地转入低谷。诗人其实潜藏着某种悲观的意绪，或许他并不认为自己定能及第高中，所以诗多荒寒凄凉之象，还带着一丝空自伫立的愁绪。
但这种渺茫感并没有持续多久，从抵京后所作《长安早春》，可以看到他渴望及第的心情很可能是因为孟浩然看到京城的繁华景象，激起了心底十年来的求仕热诚，而早年闭门读书的经历和好友张子容的及第也给了他莫名其妙的鼓舞，他甚至觉得此来长安应举，不过手到擒来那般容易。但让孟浩然始料未及的是：他竟然落第了。本来落第的打击已经够大，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他心理不平衡，是年秋，孟浩然在秘书省联句，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一联，誉满京师。事实上，孟浩然对于自己的才能是颇为自负的，秘书省联句的成功无形中更助长了他的虚荣，让他抱着侥幸的心理继续留在长安献赋，而当九月之后，他终于发现一切都是徒劳，内心蓄藏的所有不平之气便都爆发出来了，连连写诗抒发壮志未酬的愤懑。
如果孟浩然只有这一次求仕不成而转向求隐的经历，我们还不足以说他是摇摆的人生，事实上，孟浩然为了抚平心头的创伤，求仕失败之后即漫游吴越长达数年之久。我们发现，即使是在漫游的途中，他也并未忘却科场失利的屈辱感，而时有魏阙之念。尤其当他开元十九年除夕在浙江乐城见到阔别十余年的好友张子容之后，心理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何知岁除夜，得见故乡亲。予是乘桴客，君为失路人。”其后孟浩然生了一场病，卧疾乐城馆中，自然而然流露出归家的念头。开元二十年5月，孟浩然回到襄阳，又在故乡的山水田园中过着相对宁静的隐居生活。
饶有意味的是，他漫游归来之后所作诗篇，更多是在为自己的恓恓求仕进行辩护，他再次提及自己慕隐的本心。似乎可以说：孟浩然因动念求仕而打破了早年隐居的宁静与心理的平衡，其后又因惨遭落第而深陷仕隐矛盾之中，从而不得不在求仕与求隐的两极之间摇摆不定，这差不多构成了他四十岁之后的思想及人生轨迹。
纵观孟浩然一生，因其摇摆于仕隐两极之间，最终落得个“仕隐两失”的境地，而有一种“落空的悲哀”。他的天性本来是求隐的，但因为时代精神的裹挟，儒家思想的熏染，他动了求仕的念头，便将自己天性中那一份求隐的修养破坏掉了。可命运又总是跟他开玩笑，让他在求仕的路上屡次碰壁，不得已而在漫游与隐居中求得心理上的安慰。而当他求隐的时候，却又总是不能忘怀于魏阙，一有求仕的机会，他又本能地向着求仕一极摇摆，直到再次碰壁。
晚年虽在张九龄幕中谋得一个从事，但严格说来，只是张九龄的私人幕僚，并非官方授予的职位，所以孟浩然终究只是一介“布衣”，这应该是他晚年最大的痛。孟浩然如此摇摆不定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跟他的思想及心理上的矛盾有很大的关系。诚如芳村弘道所指出的，他既心怀脱俗的愿望，同时又不舍为官的志向。这一充满矛盾的生存方式令他烦恼不堪。……诗人摇摆于脱俗与出仕两个极端层次上。
孟浩然的这种仕隐矛盾，在他的诗中时有流露，如《洗然弟竹亭》中的“俱怀鸿鹄志，共有鹡鸰心。逸气假毫翰，清风在竹林”，《奉先张明府休沐还乡海亭宴集探得阶字》中的“朱绂恩虽重，沧州趣每怀”，皆其著例。需特别指出的是，孟浩然的这种仕隐矛盾，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内心深处的迷妄。他似乎特别喜欢用“迷”这一字眼，如“落雁迷沙渚”“高岸迷陵谷”“问津今亦迷”“武陵花处迷”“江上独徘徊，天边迷处所”等都是。这种迷妄感在他的《早寒江上有怀》诗中表现得尤为深刻：“木落雁南渡，北风江上寒。我家襄水上，遥隔楚云端。乡泪客中尽，孤帆天际看。迷津欲有问， 平海夕漫漫。”
叶嘉莹先生对诗的最后两句曾有独到的分析：“‘迷津欲有问，平海夕漫漫。’这两句把景与情完全结合在一起了。……在‘津’前加上一个‘迷’字，就不只是说他在现实中找不到一个渡口了，而是说他在感情上也找不到一条出路—— 我到底是求仕还是求隐呢？如果求隐，家贫亲老，而自己已经过了四十岁，难道一生就此落空了吗？如果求仕，哪里又有一个机会让我去仕？活了大半辈子，忽然间觉得自己已无路可走，这真是一种悲哀。
在《还山诒湛法师》中，他更是希望能在高僧的指点下断掉诸多烦恼：“幼闻无生理 ，常欲观此身。 心迹罕兼遂 ，崎岖多在尘。……念兹泛苦海，方便示迷津。……烦恼业顿舍，山林情转殷。”从诗中看来，孟浩然孩提时代曾闻听过‘无生之理’，自那时起，他便无时无刻不在审视自己的迷妄之念，并力图寻求到真理”。但事与愿违，命运让孟浩然“心迹罕兼遂”，思想和行为两者难以兼而实现，结果让他在仕隐两极之间摇摆不已，竟至于“仕隐两失”。
聊可补偿的是，诗人“将摇摆幅度内的所有一切均吟诵于诗作之中”，客观上却成就了自己，而使其跻身盛唐名家，并因其摇摆性而具有相对独特的价值与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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