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敬之
顺治十八年（1621）正月丁巳午夜，清世祖因患痘疹驾崩，留下一份遗诏指定了继承者：“太祖、太宗创垂基业，所关至重。元良储嗣，不可久虚。朕子玄烨，佟氏妃所生，岐嶷颖慧，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清史稿·世祖本纪二》）
玄烨即位，是为康熙帝。康熙朝纂修的《清世祖实录》所载遗诏，因避帝王讳而缺“玄烨”，但交代了幼主的年龄：“年八岁。”（《清世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四）
八龄童登基，又一次让清朝濒临主少国疑的境地。
此前的顺治帝，就因六岁登基，而惶恐地生活在代行皇权的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独专跋扈的阴影里，“惟拱手以承祭祀”（《清世祖实录》卷八十八），近似傀儡，极尽屈辱。
故而，顺治的遗诏，在指定嗣君的同时，规定了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辅政，没有从皇家宗室中选择王公留给新君的顾命大臣。
顺治帝
顺治帝不想自己的儿子重蹈受辱的历史。
然而，从所谓顺治遗诏的内容来看，不论是指定嗣君，还是安排辅臣，都写在一份关于历数顺治罪行的文件里，其中只有顺治的十四款罪行，而没有只言片语谈及他的历史功绩。
对于一个曾有不少政治作为的早逝帝王而言，顺治遗诏是不客观、有失公允的。
它的出台，最有可能是顺治帝的生母孝庄太后与四辅臣炮制出来的。从顺治帝发病到驾崩，前后仅一周时间，病势迅猛，几近昏迷。
有人指出，这份遗诏是顺治临终的前一天，召集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和内阁学士麻勒吉草拟，分三次进呈顺治帝裁定。《清史稿》王熙、麻勒吉本传中都有提及，但是，世祖实录没有谈到。
难道是顺治帝大事将近，回光返照，对自己背叛祖制，导致纲纪废弛、法度纷乱，有着条分缕析的深度思考？
他不曾谈及多尔衮摄政时代的维艰，也不曾说道进剿南明的成功，而是直接历数“亲政以来”的种种不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未必善得把自己想做一个有为帝王的努力，否定得干干净净。
若真如此，则为旷代的心伤，加速了他的死亡。
然而，这份遗诏最大的可能，是有人授意王熙、麻勒吉写的，让昏迷中的顺治帝以沉默当做默认。
这些，授意者，除了四辅臣，还有孝庄太后。
孝庄文皇后像
一个母亲，从她允许这份遗诏颁示天下的事情来看，也算是隐痛到了极致。
但是，她却是与顺治帝长达十年的较量中，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
顺治帝自多尔衮英年早逝，而迅速亲政，重用汉官，加强满汉融合的关系，却在迎娶蒙古科尔沁舅舅家的女儿为皇后的同时，试图打破太宗强化、孝庄延续的满蒙贵族联姻制度。
这，直接威胁到孝庄太后的娘家博尔济吉特氏家族利益。但是，她因为顺治帝崇汉抑满的政治表现，却得到了以两黄旗大臣为代表的满洲保守势力的支持。
顺治与孝庄的权力之争，愈演愈烈。
顺治帝为了摆脱孝庄太后为首的满洲老一辈大臣的干预和掣肘，宠任正白旗背叛故主、没有原则的苏克萨哈，命其为领侍卫内大臣兼议政大臣；宠幸正白旗内大臣之女董鄂妃，入宫不到一年便晋升为皇贵妃，并试图第二次废后重立董鄂妃为后。尤其是顺治帝在董鄂妃诞生皇四子后，奉为“朕第一子”，派人告祭天坛、地坛、太庙、社稷，即将册立储君。
这种尊崇新晋上三旗之正白旗的做法，直接威胁到固属皇帝自将的两黄旗根本利益。
当初，两黄旗大臣面对强势的多尔衮，誓立皇子，由原来支持太宗皇长子、正蓝旗旗主、和硕肃亲王豪格，在代表蒙古利益的孝庄的劝说下，迅速改旗易帜，改为支持未领旗务的皇九子福临，使之成为顺治帝。
四辅臣剧照
两黄旗大臣力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不希望其他旗能跃然其上，分割或者占据他们的上旗贵重。
经受多尔衮的多番打压，以索尼、鳌拜、遏必隆为首的两黄旗大臣挺了过来，原想在顺治亲政后，扬眉吐气，不意顺治母子权力之争，导致了正白旗迅速发展，有可能后来居上。
两黄旗大臣抱团防御，站到了失望的孝庄太后的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