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952年12月21日，当上海博物馆“呱呱落地”之际，或许很少人想到这个貌不惊人、藏品寥寥的博物馆“新生儿”，竟以短短66年的时间就跻身于国内一流博物馆的行列，成为全球收藏中国古代文物最多的博物馆之一。
判断一个博物馆是否达到一流，收藏品的数量和质量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指标。上海博物馆成立之初，藏品仅几千件，目前则已拥有文物100余万件，其中被定级的珍品就有14万余件，这之中，又尤以青铜器、陶瓷器、历代书画最具特色。
这些珍品不仅有着巨大的文物艺术价值，能够流传至今也经历了诸多坎坷，耗费了许多人的心血！它们的沉浮始终与国运的兴衰紧密相连，见证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进程，每一件作品背后都有一段曲折动人的故事。
孙位《高逸图》：唐代人物画“以形写神”的高度
《高逸图》是唐代晚期著名画家孙位唯一存世的作品，也是上海博物馆珍藏的历代名家画作中年代最为久远的一幅。它不仅代表了唐代人物画“以形写神”的高度，同时为探究中国绘画从唐向五代、北宋发展的脉络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画面上，四位神态不同、打扮各异的高人逸士席地而坐，各有一童侍立于后，用树木、竹石和芭蕉相间隔。画家不仅对各个人物的表情刻画得十分细腻，色彩富有质感，而且线条匀称，透明度把握得很好，继承了东晋画家顾恺之的画风。画中所画树木，先是用有变化的线条勾出轮廓，然后用笔按结构皴染，古雅简练，呈现出山石的质感，也使人物环境充满了冷僻静穆的气氛。
不过，很长一段时间，关于图上画的高人逸士究竟是谁始终是个谜。直到1965年，竹林七贤砖刻人物塑像在南京西善桥被发掘出土，上海博物馆派人前往考查，根据图形判断，才知道高逸图上画的是魏晋年间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刘伶、王戎、阮籍四人。谜底终于解开，《高逸图》实际所描绘的是魏晋时期脍炙人口的竹林七贤的故事，现在看到的是残卷，尚缺嵇康、向秀、阮咸三人。
牺尊：为数不多的一件集盛酒、温酒为一体的春秋时期青铜器
中国青铜器的艺术成就，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出现在商代，第二个出现在春秋战国。上海博物馆所藏的牺尊，是一个牛形酒容器，属于中国青铜器第二个高峰期的杰作。这是目前仅知的四件春秋时代牛形青铜酒容器之一，也是该时期为数不多的一件集盛酒、温酒为一体的青铜器。
它高33.7厘米，长58.7厘米，张口、鼻穿环、两耳直立、两角成弧形向前。牛腹中空，牛颈和背脊上有三个孔，中间一孔套有一个锅形器，可以取出。牛背上的三个空穴原来应该有盖，但已经缺失，牛尾也没有了，只留下一个不规则的窟窿。从其特殊的结构分析：牛背上的锅形器可以盛酒，空穴注水装于牛腹用来温酒。此器形态稳重，虽然四足矮短，但牛兽充满张力的双角、圆瞪的双目保持了真实感。
此尊纹饰华丽繁缛，构图新颖，牛首、颈、身、腿等部位装饰有以盘绕回旋的龙蛇纹组成的兽面纹，仔细观察为兽面衔两蟠龙，蟠龙的上半身从兽面的头顶伸出，后半身被兽面的双角钩住并向两边延伸。在牛颈及锅形器上饰有虎、犀牛等动物的浮雕，形态生动，铸造精美。
这件牺尊的牛鼻上还穿有一环，说明了至少在春秋时期，人们已经开始使用穿鼻的方法来驯服牛了。它的价值如何？从2004年中法文化交流年活动中，或许亦可见一斑。当时，上海博物馆和巴黎吉美博物馆互换青铜重宝展览。吉美博物馆送出的是象尊，也是我国流失的文物，代表的是中国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而上海博物馆送出的，就是牺尊，代表着黄河流域的青铜文明。
东晋王献之“一笔书”《鸭头丸帖》
在中国书法史上，东晋王献之与父亲王羲之并称为“二王”。他幼年学书于父，后又习张芝草书，别创新法，自成一家。其书法兼精楷、行、草、隶各体，尤以行草擅名。只可惜，天妒其才，王献之42岁便病逝，留存下来的墨迹很少。
上海博物馆所藏《鸭头丸帖》有宋徽宗“宣和”、“政和”印，是流传有序的王献之作品，也是他最著名的行草作品之一。此帖共二行十五字，系王献之写给亲友的便札。帖文：“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鸭头丸是一种药，医书上说主治“水肿，面赤烦渴，面目肢体悉肿，腹胀喘急，小便涩少。”据史料记载，王献之多病，其帖中常常提到药。从这一帖的语气来看，应当是有人已服用过鸭头丸，但感到效果不好，因此告诉过王献之这个情况，王献之服后，觉得果然如来信所说，所以回信约这位朋友明天聚会并将求教。
现在人说到古人书法，第一想到的就是碑帖。“碑”和“帖”，原是两个概念。歌功颂德、立传、纪事的文字，镌刻后立于某纪念处的称“碑”。关于“帖”，欧阳修做过定义：“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暌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
晋人法帖是油盐柴米之间留下的一些片段，有平淡生活中流露出来的气息。寄给友人的短信，随手写下的便条，不必正襟危坐地写，写的时候也没有装裱悬挂的念头，所以笔墨间有真性情的流露，唯其不经意，愈见真性情。
值得一说的是，《鸭头丸帖》起落分明、笔丝上下相连，被称为“一笔书”。这里所说的“一笔书”，并非指一笔完成，而是指该书气势连贯，笔断意不断，可谓一气呵成。这也正是王献之书法的特色之一：“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
宋徽宗《柳鸦芦雁图》：“风流天子”的另类创作
宋徽宗赵佶在位二十五年，政治腐败，惟好书画，工花鸟，有工笔、写意花鸟及人物画传世，作为一个画家获得了巨大的声誉。直到今天，他的作品还是艺术收藏界苦心寻觅的珍品。
宋徽宗赵佶的艺术宗旨以写生为追求，笔致精细温婉，形象俊俏生动，于华丽富贵的画面中流露出文人特有的含蓄，但也有比较雄健的作品。像这幅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柳鸦芦雁图》，就是这种格调。几只形象拙朴的鸦雀或栖或翔于柳树怪石之间，禽鸟拙重的双勾描绘，整体动态的精美刻画，无疑是受到宋代花鸟写生名家崔白的影响。和他那些富贵华丽的代表作相比，这幅作品更像一个文人的清赏之作。
关于这幅作品的收藏，有一个插曲，新中国成立初期，《柳鸦芦雁图》曾经出现在北京书画市场上，但没有引起北京收藏机构和私人收藏家的注意。因为大家对宋代的作品本来就看得不多，赵佶的作品也多是工整华丽画风的那一种。只有当时北京的专家张珩认为这件作品后面的题跋中，邓易从、范逾二跋是伪造的，但画却是宋徽宗非常难得一见的优秀真迹。张珩还打听到上海有关方面将出资准备收购这件作品。那么，究竟是谁要收购这件作品呢？此人便是上海博物馆的鉴定专家谢稚柳先生！他看过作品之后，就决定代表上海博物馆以重价从北京的画商手中购买此画，但是由于对方要价过高，又无还价的余地，当时差一点就没买成。而上海北京两地的文物界也因此议论纷纷。可怜，谁让“风流天子”这类粗笔的风格实在是不多见，如果万一买了赝品，或者把“御题画”当成了“亲笔画”，谢先生自己面子事小，有负上海博物馆所托事大！谢先生经过反复研究最后认定这确是“风流天子”不可多见的亲笔真迹，甘冒风险将此图买下，于是，这张《柳鸦芦雁图》便成了上海博物馆的镇馆国宝之一。
西周大克鼎：为避日军掠夺曾深藏地下近20年
在我国传世的西周青铜器中，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和虢季子白盘被誉为“四大重器”。大克鼎又名克鼎和膳夫克鼎，为西周晚期的饪食器，原器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公斤，内壁有铭文28行290字，是少见的金文书法杰作。
从铭文内容可以看出，大克鼎的最初主人是克，西周孝王（距今两千八百多年）时的膳夫，专管周天子的饮食，属于“天官”。克的祖父师华父是周室重臣，辅弼王室，德厚功高。周天子感念师华父的功绩，就任命克为出传王命、入达下情的宫廷大臣。官职爵禄世袭，单传嫡长子、孙。克知道自己的一切都得之祖父的余荫，于是作了这个大鼎，用来祭祀祖父师华父。该铭文是周天子把土地赏给臣民的记录，为西周的土地制度、社会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一手史料。
大克鼎清代光绪年间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此器被清廷工部尚书、苏州人潘祖荫重金购得。潘祖荫去世后，身后无子，所遗大批文物，包括大克鼎在内由其弟潘祖年赴京押运回乡，存放在苏州南石子街的旧宅中。据透露，不少清朝官员曾觊觎宝鼎，用尽心机，想方设法欲得宝鼎而未有成功。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人闻风专程赴苏，欲以六百两黄金或一幢西洋楼诱此宝鼎，也被潘氏后人拒绝。
1937年，苏州沦陷，时局混乱。为了防范日本侵略者的掠夺，潘家将宝鼎装入木箱，深埋于庭院之中，并加以伪装掩饰。潘家曾先后闯进七批日本兵，这些强盗疯狂地搜索，满院子乱刨，可是一无所获。就这样，宝鼎一直保存到了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后，潘家的当家人、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女士，将家藏宝物捐献给国家，大克鼎入藏上海博物馆。
北宋汝窑盘：“雨过天晴云破处”的美妙
汝窑位列宋代“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之首，窑址在今河南省宝丰县大营镇的清凉寺。上海博物馆所藏汝窑盘为天青色，釉质清润，气泡疏散明亮。敞口，折底，浅腹，圈足外卷，尤以足内壁为甚，盘心微凸起。满釉支烧，底有五枚细小芝麻状支钉痕，支钉痕紧靠足墙，支钉截断处可见灰白色胎骨，俗称香灰胎。釉面开本色细密冰裂纹片，隐如蟹爪。器形柔和典雅，色泽清逸可人，是传世汝窑的典型器。
汝窑烧造年代短，约在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至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的20年间。因工艺要求极高，需以名贵玛瑙为釉，当时汝窑器已属珍品，被称之为“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汝窑器色泽独特，随光变幻，犹如“雨过天晴云破处”之美妙，温润古朴。器型以盘、碟、碗、洗为多；玉壶春、纸槌瓶及胆式瓶、出戟尊、奁形香炉、盏托及椭圆形四足盆均为其代表性器物。汝窑器均为小件器，器高一般在20厘米左右，没有超过30厘米的；圆器口径一般在10-16厘米之间，超过20厘米以上是极个别的。
据已发表的材料，至今存世的汝窑器仅为70余件。
作者：李婷
编辑：徐璐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