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丝·伊利格瑞是法国著名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和哲学家。
伊利格瑞认为“整个西方文化基于弑母”，母亲在西方文化中被消音。
在这种情况下，母亲的身份不能在西方父权社会中获得承认和尊重，因此在女儿看来，追随母亲是不能实现自我价值的，女儿们无法从母亲那里获得身为女性或母亲的认同感，所以她们选择追随父亲的脚步，放弃了对母亲的亲近。
但是，又因为女儿无法被父亲所代表的父权社会所接纳，因此女儿只能将自身转化为他者从而向父亲所代表的男权社会靠拢；
最终使自己距离主体性和自由越来越远，进而导致母女的纽带关系的破碎，女性谱系的缺失。
因此，她指出要在全球范围内讨论女性的社会关系，女性之间的关系首先是母亲和女儿之间的关系；
这就需要建立一种新型的母女关系，母亲首先要拥有自身的主体性，并向女儿展现自己的主体地位；
给女儿树立榜样，向女儿展示女性在这个体系中保存的自身身份，实现母女纽带的重连。
在一个和谐的环境中进行女性间的互相沟通，摆脱男性赋予的他者身份主体，使女性能够真正认识到女性自身的主体性地位和建立女性自身的历史。
同时，伊利格瑞也对建构良好的母女纽带关系提出了几种方式，如母女要做到相互尊重，用具有女性特色的词语来表达话语，建立母女之间的共享空间等来实现关系的改善。
通过以上的几种方式实现母女纽带的重连，建立女性谱系，有利于在一个和谐的环境中进行女性间的互相沟通，摆脱男性赋予的他者身份主体，也不用再是男性话语的附属品，使女性能够真正认识到女性自身的主体性地位和女性的历史。
《灿烂千阳》将关注焦点放在战乱时父权制社会中遭受非人待遇的阿富汗妇女身上。
卡勒德·胡塞尼的这部巨著也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特别是其设计巧妙的小说情节、深刻的思想内涵，学者们的分析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在这其中，运用女性主义理论分析《灿烂千阳》更受学者们的青睐。
例如，后现代女性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等。
学者们结合文本细读，分析其中的女性形象，挖掘小说中体现的女性意识，但小说中的母女纽带体现的女性谱系的建立也是小说所蕴含的深刻意义之一，
女主人公的自我主体意识觉醒，话语权的重建和他者身份的转变都受到了母女纽带的影响，因此，深入分析小说中的母女纽带具有重要意义。
伊利格瑞的女性主义理论不同于其他女性主义，强调了男女之间共同建立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以两个独立的主体进行交流，
因此用伊利格瑞的理论分析女性谱系的重建，将为后人研究女性的文化历史提供崭新的独特视角。
本文中对《灿烂千阳》三对不同维度的女性关系的阐述，也正是借助了伊利格瑞的女性主义理论，以期来分析女性谱系重建的条件与过程，为女性建立自身的文化和历史提供新的视角。
伊利格瑞提出，在西方社会中，尽管母亲为他人牺牲了自己的*和需要，但是母亲却一直被置于父权文化的边缘化地位。
她被排除了再现的可能，是一个缺席、一面镜子、一个*的对象。
作为母亲，女性只能被看作父权社会实体中的他者，所处的环境是不被我们的社会和文化所认识的“基础”部分。
她是被沉默了的，她也被剥夺了表达自己的*的权利。
因此，母亲的身份被整个西方社会所遮掩，弗洛伊德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认为母亲缺乏象征权力，将母亲排斥在男性秩序之外，母亲也就被客体化为他者，在男性话语中和父权文化中占据边缘化地位。
在长期的共处中，女儿已经从母亲的经历中发现了女性在社会被贬值的地位，母亲的生存状态让女儿担心、焦虑，想到自己不久会步母亲的后尘，女儿不免感到窒息。
这使得女儿不得不考虑离开母亲，这也就使得母女纽带被割裂，女性谱系不能够被延续下去。
在《灿烂千阳》中，娜娜和玛丽雅姆之间的关系体现了母女纽带的割裂。
母亲娜娜是一个身世凄惨的女人，迫于生计进入富商扎里勒家里做女佣，但在扎里勒的诱惑下，她稀里糊涂地与他发生了私情，导致未婚先孕。
但是扎里勒并没有想要负责任，甚至任由他的妻子们将娜娜赶出家门。
得知未婚先孕后，娜娜把最后一丝希望寄托在她父亲身上，但她的亲生父亲因为觉得耻辱而和她断绝了关系。
因为未婚先孕，娜娜的处女身份已经丧失，因此她作为商品在男性社会中进行交换的价值也就不存在了，
失去交换价值的娜娜最后被扎里勒和她的父亲代表的男性社会所抛弃和排斥，她只能带着玛丽雅姆隐居在远离城郊的偏远山区，作为一个边缘化的他者苟活在男权社会中。
在阿富汗严苛的父权等级制度和宗教伦理的压迫下，一个未婚先孕的女人严重违背了父权社会为女性制定的规则，
因此她不被社会所接纳，无法找到工作，缺乏自己独立的经济条件，她也没有自己的归属，不能满足实现主体性的空间条件，
也就使她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只能依靠扎里勒定期的救济艰难度日。这种生活也让娜娜心态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她无法得到本该拥有的主体身份，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庸者，而女儿玛丽亚姆又十分亲近那个造成她他者身份的男人，所以她对玛丽亚姆又感到不满和愤怒，试图用咒骂和责备来让玛丽亚姆远离扎里勒；
另一方面，她爱玛丽亚姆，不想让自己的女儿重蹈覆辙，所以她用尽各种方法和语言来阻止玛丽亚姆离开她，试图将两者的空间压缩为零。
这一空间使母亲和女儿能够保持各自的独立主体，但是娜娜的行为使得两人之间的空间缩小，间隙增大，起了相反的作用。
玛丽亚姆反而更加憧憬和父亲一起生活。
在玛丽亚姆心中，扎里勒总是那么温柔和蔼，对她来说父亲的地位崇高而不可动摇。
相对而言，娜娜失贞的耻辱以及被遗弃的凄凉境地给玛丽亚姆的心理留下了一道阴影，再加上娜娜总是是暴躁易怒，总是不停地责骂讽刺玛丽亚姆，更加剧了玛丽亚姆对娜娜的抵触。
这种父母之间的差异驱使玛丽亚姆追随父亲的脚步，渴望得到父爱的玛丽亚姆也就离娜娜越来越远，
她们之间的母女纽带不断被拉扯，当玛丽亚姆全然不顾母亲制止甚至乞求想要下山寻找父亲时，娜娜与玛丽亚姆之间的母女纽带被拉到了最大的弹度，
这也就意味着玛丽亚姆向扎里勒代表的父权社会靠近时，她与娜娜所代表的母系社会的距离越来越远，最后娜娜和玛丽亚姆的母女纽带以娜娜的自*为结局而断裂。
既然母女纽带关系早在创世初就被父权文化割断，那么，重新续写母女纽带关系就成为首要之事。
这样才能够建立起一种区别于父权社会下的母女关系。
伊利格瑞也论述了在母女关系中女性如何实现自我身份构建，通常而言，女儿确立自身身份的前提是母亲自身确立了主体性，但是拥有主体意识的女儿也可以帮助丧失主体性的母亲逐渐确定自身主体身份。
玛丽雅姆和莱拉的关系体现了母女纽带的重续，根据伊利格瑞的“主体间性母女关系”思想，由于娜娜作为母亲没有独立的女性主体身份，
玛丽雅姆无法效仿母亲，只得转向父亲寻求主体性，因此两者之间的母女纽带被割裂，
玛丽亚姆也只能屈服于父权社会的压迫，失去自身的主体身份，无论是在父亲的家中还是在丈夫的家中都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他者。
但是莱拉与玛丽亚姆不同，受过教育的莱拉拥有了自己的自主意识，她能够独立思考自身的价值，也就确定了自身的主体身份。
即便因战乱被迫嫁给了拉希德，莱拉作为拥有自身主体性的阿富汗新型女性代表，也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原则，内心始终藏着反抗的意识。
因为丈夫重男轻女的观念忽视女儿，她敢于据理力争，甚至计划带着孩子和玛丽亚姆一起逃跑，这也体现了她的反抗意识和主体性，
尽管这次逃跑并没能逃出拉希德的魔爪，但是她的行为也让我们看到拥有主体性的女性身上所隐藏的强大力量。
莱拉作为具有主体性的女性，给玛丽亚姆带来了新的启发，她的自我意识逐渐苏醒，最终重新确立主体身份，摆脱了他者地位。
当玛丽亚姆看到莱拉在自己遭受拉希德的欺辱时挺身而出保护她时，她第一次感受到了女性之间的爱。
莱拉对玛丽雅姆的爱让玛丽亚姆重新觉醒了深埋内心的母爱，她将莱拉视为女儿，而莱拉也将玛丽雅姆看作母亲，莱拉也从玛丽亚姆身上找回了童年缺失的母爱。
自此，玛丽亚姆和莱拉作为两个独立的主体，她们之间的母女纽带便得到了重续。
在这个过程中，玛丽亚姆自主意识的觉醒，也使她发生了变化，
她从最开始对丈夫的唯命是从到为了保护莱拉和阿兹沙也逐渐敢于反抗，
在莱拉向她发出逃跑的邀请时，尽管她知道被抓到的下场有多凄惨，但她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维护来之不易的母女纽带，还是毅然决然地向丈夫发起了攻击，凭借一己之力*死了那个压迫了她半生的男人。
当玛丽亚姆用尽浑身力气将铁器砸向丈夫时，她的反抗意识达到了顶峰，在她选择*死丈夫获得自由的一瞬间，她的身份就从一直附属的他者地位转变为自我独立的主体地位。
作为两个独立主体的玛丽亚姆和莱拉历尽千辛万苦建立了良好的母女关系，虽然玛丽亚姆因*死自己的丈夫被执行了枪刑，
使得这种母女关系在重续后没能得到更长时间的延续，但是这种良好的母女关系为进一步巩固母女纽带，书写女性谱系提供了良好的开端。
伊利格瑞提出，当前世界的历史是由男性书写的，因此要发现女性自己的性别身份，首先要做的就是打破在父权社会中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的身份，因此女人爱女人是必要的。
首先，伊利格瑞没有区分母亲和女儿，她把她们视为复数的“我们”，指代了女性具有的共同身份，这样做的目的是把母亲和女儿归为分享许多相似之处的一类，这是不同于男性的一类。
她有意使用“你／我”以强调女性之间的亲密无间以及表明对话交流是发生在两个女性之间的交流，两者是独立的，各自拥有完整的主体。
伊利格瑞还认为，要运用女性自身的话语，重新建立母女的伦理关系以构建一个女性话语体系。
女性之间的话语体系不是父母对子女般的上下级关系，而是互相倾听、平等交流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她们能够用女性的关爱和亲情来对待对方，巩固和谐的母女纽带关系，进而使女性谱系得以建立。
《灿烂千阳》中的莱拉和女儿阿兹莎的之间的母女纽带关系在经过玛丽亚姆和莱拉母女纽带的重续后得到了巩固。
莱拉为阿兹莎用实际行动抵挡来自丈夫的厌恶和来自社会对女孩的偏见，坚决维护着女儿应享有的物质权利，
因为她认为女儿也拥有主体身份，是个独立的主体，不比任何人差，阿兹莎应该享受和男孩子一样的待遇，能够用消毒水清洗衣物、穿女孩的衣服而不是将就穿男孩的衣服。
在阿兹莎被送到孤儿院后，每次莱拉去看望她时，都会认真地倾听阿兹莎说的每一句话，尊重她的所有想法，
这也就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倾听，平等交流的关系，而不是父亲对子女的上下级关系。
在拉希德想要侮辱阿兹沙，让她去大街上乞讨时，莱拉鼓起勇气与拉希德争吵，并不顾自身安危与拉希德扭打起来，即便她深知自身不敌拉希德，
但是为了保护女儿的主体独立人格，她勇敢地站了出来，用自己的语言表示反抗，运用女性自身的话语，勇于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再被父权社会捂住嘴巴。
按照伊利格瑞的理论，在女性寻找自主性的过程中，女性语言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莱拉的发声不仅体现了自身的主体性，也为女儿建立了主体身份。
莱拉平等地爱着阿兹莎，她努力为阿兹莎争取该有的权利，也就保证了阿兹莎的主体性。
同时，莱拉建立的自身的主体性，为阿兹莎提供了样板，使她在成长过程中寻找身份时，能够坚定地选择跟随母亲的脚步，
这种关系使她们能够用女性的关爱和亲情来对待对方，能够保持同母亲的纽带联系，进一步维系和巩固了女性谱系，有利于确立女性自身的文化和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