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与父亲熟络起来，是罹患躁郁症之后。
2005年，我在日本横滨一所国立大学读本科最后一学期功课。毕业前夕，情绪急剧摇摆，时而痛苦不堪，时而亢奋异常，如荡秋千般，被确诊为躁郁症。
我在普通门诊治疗了一段时间，后来躁郁症发作，在学校闹事惹出事端，学校威胁若不住院治疗，就不给我颁毕业证。我只能妥协，住进位于三浦半岛的一家精神病医院。在那所傍海的专科医院，我接受了系统的治疗，花光旅日七年半工半读攒的全部积蓄，还欠下导师、同学和朋友一笔钱。
在那以前，父亲正逢人生低谷。他原是一家国营企业的科长，2004年东北国企改制，为单位奉献了40年的父亲，最终被定为内退工人。失业初期，父亲在百业凋敝的县城四处找工作，无果后，由伯母介绍在一家私营药企做人力，不到一年，因企业亏损又丢了活计。
当时，父亲打了通越洋电话给我。以往，他几乎不用电话与我联系，书信往来一般也是我先寄信过去，他才给我回信。电话中，他语调柔和，商量着问我，能不能找个门路弄他到日本打工。这显然超出我的能力范围，我生硬地拒绝了。
他打算在老家县城开一家加盟干洗店，打听清楚加盟和培训的费用后，我给了他打工存的二十万日元做启动资金。可惜在那个节骨眼，父亲的眼睛出了毛病，开店的事无奈作罢。后来我听一位亲戚说，他带着父亲一起做一个项目：“带着亲戚们赚钱呢！”
见亲戚获得了高额回报，父亲卖掉自己名下的房产，房款投进了项目里，又介绍了几个身边人加入。本以为从此利滚利，可这次投资，彻底掏空了父亲的老本。
我住院前，父亲像是嗅到了危机，罕见地给我来了第二通电话。他夸我优秀，考了一所怎样的好大学。那所学校虽然在东京有名气，但远没有他说得夸张。我讷讷听着，感到他刻意巴结，倍感不适。
那通电话没多久，父亲仓皇逃离了东北老家——因那个项目，他卷入了家乡一起集资诈骗案，除了自己被骗光本钱，还连累其他投资人，多年感情不和的继母离开他，独自到北京发展。
那些听他建议投资的人找不到骗子，迁怒于父亲，咬定他是同谋。父亲逃到南方亲戚家避难。而我住院期间弄丢手机，与他失去了联系。
在亲戚家落脚，父亲依然不好受。他在亲戚家的公司做伙夫，月收入只有300元，加上从国企内退每月发的500元，生活自顾不暇。发现联系不上我，他一反常态，发疯似地寻找我，最终辗转得知我住院的消息。
同学帮我转交了一份求助信。精神药物产生的副作用令我手抖，信中字迹歪斜，父亲隐约预感到了什么。三十多年前，他二哥在外地求学，也是毕业前夕染上精神病，自*身亡。生怕悲剧在我身上重演，父亲当即决定办护照，来日本照顾我。签证手续繁杂，照顾病人所需申请材料比旅游、留学复杂得多。
为搞清赴日流程，父亲毅然返回故乡，找亲戚朋友打听。
二
父亲这样在乎我，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母亲病逝后，他娶了年轻貌美的继母，把弟弟妹妹甩给亲戚抚养。我愤懑不平，认为这无异于抛弃他们。留在父亲和继母组建的新家庭中，我并不好过。
父亲工作忙，无暇顾我，父子也没有培养感情的机会。反而由于他与继母经常吵架，我作为陪绑，父亲不在家时，就被继母当出气筒。冬季，我没有应季的衣物，手脚生满冻疮，吃饭饥一顿饱一顿。在学校，同学和老师轻易嗅出我不被宠爱的气质，也连带着遭到厌弃。
本以为父亲向来对我情薄，没想到这次，他居然付出极大耐心，自顾不暇还坚持要到日本陪我。在公安局低三下四地求人，四处打点后，他东拼西凑了一堆材料，迅速办好护照，连夜搭火车到沈阳领事馆申请签证。领事馆门前，他被黑中介盯上，对方几句话套出原委，纷纷报出价码。父亲明知可能有假，为了早日到我身边，抱着侥幸心理，甘心被牵着鼻子走。
中介承诺包办签证，父亲付了1000元，结果中介以提供的资料不足为由，留下签证所需的材料清单就结束了服务。父亲只能写信说清楚情况，用EMS寄到我同学那里。
拆开父亲的来信，我发现以前汇给他的几十万日元。他说，知道不允许这样邮钱，可他怕我没钱缴纳住院费出事，只能这样做。
在大学导师、医院和同学的帮助下，父亲的签证资料很快办好。除了住民票，那是一种类似国内户籍证明的材料，需我本人到区役所亲自办理，而我在全封闭的精神病院，没有人身自由，同学只好将到手的证明材料先寄出，让父亲试试看。他收到后，立刻又到沈阳领事馆，花高价请人写了申请表，不出意料地遭到拒签。有人出主意，让他到北京大使馆“碰运气”，父亲连夜赶到北京，再次遭拒签。
父亲决定留在北京等那份欠缺的材料。他人地两疏，联系上继母，赔尽笑脸，才得以在继母家中暂住。最终，他也没能等到我的户籍证明，赴日的事不了了之。直到最后一封信里，他还鼓励我调养身体，说兴许下个月就能在日本相见。
我出院时已是2006年。导师同学护送我至成田一家宾馆，次日乘机回国，我和父亲终于在青岛流亭国际机场见面。
他的头发花白了大半，人也瘦了不少。我的容貌也天翻地覆，住院三个月缺少活动，加之精神类药物作用，我体态臃肿、神情呆滞，还患上了轻微的表达障碍。
父亲拉过我的手打量一番，眼圈红了。他转过脸，耸起一侧肩膀，低头抹一下，再转回来，拖住拉杆箱，一把攥紧我的手，连声说：“走，咱们回家，回家。”
三
回到东北三个月，在抗躁狂药物作用下，我夜间有睡眠障碍，白日昏昏欲睡，整个人倦懒不已。见我意志消沉，父亲起初一直忍耐。他不理解躁郁症，亲友们又常传来闲言碎语，实在按捺不住，他唠叨几句，要我振作。人哪能抵抗药物摆布，我无法振作。
见我没有改观，父亲忍耐不住爆发。他执拗地认为，我之所以萎靡不振，都是那些日本药害的，“你带回的是害人药，我可不信日本人。”
于是，完全不听辩解，扔掉日本带回的所有东西。
父亲坚持自己那一套理论。那是从江湖游医那听来的说辞：“治这病得像练功夫，怎么难受怎么来，就是让病人别扭着，磨炼他的意志。”
这番离奇见解，给我平添了不少痛苦。我夜里失眠，白天犯困，父亲不准我补觉。我羞于社交，父亲硬拽着我去亲戚朋友家串门。我但凡违拗，他要么沉下脸叹气，要么突发雷霆，骂我没出息不争气：“你老是这样，等到我没了，你该咋办，靠谁去！”
“那我真没办法了，只有等着去死了。”我坐在床上，僵硬地像块木头。
“你……你……真浑！我真该给你个大嘴巴子！”父亲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我，浑身哆嗦，血红的眼里几乎噙出泪来，说好的嘴巴始终没有抽过来。
回忆起来，这两句斗嘴不过是一场巨大伤害中的荒诞序篇。我对父亲的态度，由曾经的责备，到初病时备受关心的惊惶，逐渐转变为厌弃与恼怒。
2006年初，暖风来得早，家乡东北小城的积雪消融干净，雪水和着遍地尘土和垃圾变成黑泥汤，涂满了城中大大小小的沟壑。过了中午，父亲强拉着我出门寻医。他迈动干瘦的双腿，在街上泥泞穿行，东张西望搜寻着挂匾额的诊所和医院，不时回头招呼我。体态臃肿的我就体力不支，踉跄着跟不上，鞋和裤脚沾满泥浆。
沙尘混在雨中，粘湿的泥点从天空落下。我和父亲狼狈地遮住额头，在泥雨中躲走。
“走稳点！打起精神！”
父亲带我摸到一家正规儿童医院前。医院出入口挂着防风门帘，被摸得油黑发亮，我正犹疑着成年人是否合适在这里就医，父亲果断掀开一侧门帘，一把推我进去。我还没反应过来，就从昏黄的沙尘*撞进廊道，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消毒水气味。
“我儿子是日本留学生。在那儿有点抑郁了，现在怎么也提不起精神，您给看看……”进门后，他的表情一下切换为谄媚的笑。医生接过父亲双手呈上的“病情介绍”，打开瞄了一眼上面的英文，顺手轻掷在桌面上，“验个血吧！”
血液检验指标正常，医生迟疑了一会说：“血稠吧，整天犯困是吧？开点维生素吧，别老整天窝在家里，多出来走走，见见阳气。算不上啥病，都是瞎寻思闹的，好治！”他说一句，父亲唯唯诺诺地应一声，最后恭顺地捧着一大袋维生素，拉着我离开儿童医院。
那个东北小城当年根本不具备诊疗“躁郁症”的条件。维生素治不了“血稠”，我的萎靡状态也不是“血稠”导致的，吃了一周药，依然不见好。
正规医院治不了，父亲开始求神问道，做法无一不荒唐愚昧。
有一天，父亲神神秘秘地请回一座观音像，每日准时上香，双手合十祷告。他有近40年党龄，自诩“无神论”者。观音像是几年前我伯母经营饭店时，供奉在大堂保佑生意兴隆的。后来饭店黄了，伯母就用红布把观音包了，放在老宅里。不知怎地，他想起家中有这么一座佛像“断供”，连称罪过，之后五体投地磕了几十个长头将其请出来，洗净供上。
几天后，菩萨没有显灵，香火和虔诚怠惰了许多，转而寻到街里的洋教会，花二十几块钱买了本袖珍的中文《圣经》带在身边。他得空就眯起眼睛辨着小字，对我唱荒腔走板的赞美诗。熟人得知，打趣说，这么快咋又改信洋教了呢？
“咱们的菩萨不灵，人家的菩萨灵嘛！”父亲说。
还有一日午后，我正睡得迷糊，忽然感觉身边有丝丝吐纳之声，睁眼吓了一跳：父亲两眼半闭，稳扎马步，虚递双掌，正对着横在床上的我施功传气。原来他想起上世纪80年代藏的几本气功书，翻出来后，学着书里的招式，用气功给我疗伤。闹腾了几日没有效果，再次作罢。
直到后来，他寻到省城的一家大医院。精神科的主治医生误诊我为抑郁症，开了抗抑郁药物“赛乐特”。换药后，我白日的困怠感逐渐消退，心境暂时改善。
四
父亲见新药有效果，以为我痊愈了，又做主带着我规划未来。
除了会日语，我既没有特长，也无工作经验，很难在经济萧条的家乡求职。周围人都劝父亲把我送回日本：“那谁家孩子，在日本的专科学校，也找到工作了，工资合人民币一万多块。你家这个，在那儿的名牌大学毕业，还愁找不到？”
父亲本打算留我在身边尽力照料。亲戚连日鼓动下，他的心思慢慢动摇，也开始旁敲侧击劝我回日本找工作。
在日本躁郁症发作的回忆简直是噩梦。回国前医生就告诉我，我的病情极易反复，让我找份轻松的工作，以让自己零压力为重：“对自己不要抱太高期望，只求余生平安。”在父亲温言劝说下，我还是违心答应去日本试试。
离家那天，父亲强要我坐在沙发上歇息。他蹲在拉杆箱前，费力地单手撑地，帮我把衣物用品一件件整理好装箱。之后把箱子推到门口，背对着我沉默了好一会，喃喃道：“别怪爸爸，爸爸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2006年4月我抵达横滨，在大学导师的帮助下拿到毕业证，同时获得短期求职签证。一个月后，被东京一家海运公司录用。
父亲在国内定期去医院帮我开“赛乐特”，跨国邮寄给我。我一直按国内的医嘱服用，直到有一天，偶然在药品说明书中发现了“有躁狂史的患者禁用”的字样。我在心里痛骂了千百遍害人的庸医，把剩下的药扔进垃圾袋。
接连情绪高涨，我隐约感受到复发的苗头。很快因劳累旧病复发，在一次出差路上，从一座跨河大桥上跳下，试图结束生命。警察和路人救回了我。第二天，我被东京都政府强制收容治疗，公司得知消息，解雇了我。
我带着新开的药登上了回国的飞机。在大连周水子机场，父亲赶来接我，父子俩相对无言，好一会儿，他才安慰我：“大连用日语的地方多，明天我们到人才市场去看看。”
没过多久，我被大连一所军事化管理的民办职业学校录用，任日语教师。
因为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父亲不再干涉我用药，一边让我继续吃西药，一边寻找其他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次我回家，他神秘兮兮地掏出一张小广告说：“你的病有救了。”原来，他在小报上看到一则专治失眠抑郁的老军医广告，便剪下随身保存，等我到家，硬拉着我去了广告上的精神专科医院。
我不忍抹*他的善意，跟他一起去那家医院走了一遭。医院陈旧简陋，设在背街小巷一座破烂楼内。对我的质疑，连导诊的护士都闪烁其词。
诊室内，医生让我躺在一架简陋的机器上，将一根橡皮管贴近我鼻孔，煞有介事地按了几下操作台上的按键。不过五分钟，检查结果打印出来：“你这两条曲线比较杂乱，表明思维状态极不稳定，是病态。正常人两条线是直的，平行的。”
他胡乱敷衍的样子让我觉得遭人愚弄，我怒骂几句，医生语塞，面红耳赤憋出一句：“反正你是患病了才会来我们这儿的，回去就吃我处方的药吧。”
我这才发现父亲不在诊室，心中暗叫不好，急忙出诊室去找他。出门时，正看见父亲快步走上楼，拎着两个塑料袋，笑逐颜开，在走廊另一头对我喊：“儿子，这下好了，护士说大夫给你开的是中药，不伤身体。那些西药可以停了，对你的刺激太大……”
他们趁我检查，哄着父亲买了五千多块钱的药。
我心一急，指着药盒冲他道：“你怎么这么蠢啊！那些人明明在骗你。这是治病的药吗？明明写着保健品！有钱就乱花，一点儿不长记性，迟早还会被骗个精光……赶紧下楼把这些破玩意退了！”
父亲又怕又悔，明白过来是上当了：“对，对，我应该先和你商量一下，你别急，我这就把药退了。”说完拎着药匆匆下楼。走得急，在楼道转角处打了个趔趄，袋子脱手，药散落一地。父亲躬身屈膝，低头挪着小步将四散的药盒拾进袋子。我在楼梯上注视着他，几步下楼，拾起余下几盒，扶起他：“算了，他们不会给退。”
父亲倔强地拎着袋子赶到药房，冲里面解释：“这药我儿子用不着，能不能给退了。”
对方断然拒绝。
“您帮帮忙，我没工作，我儿子工资不高，还有病，攒点儿钱不易。求求你了。”
父亲卑躬屈膝的样子让我尴尬万分，我情绪失控地向他吼道：“你就在这儿瞎折腾吧！我回去了！”说罢撇下他，出门伸手拦出租车。
父亲追出来，对车费有点儿心疼：“从这儿打车得三十多……”
“五千都让人骗了，还差这三十！老糊涂了你！”
憋着一口闷气回到家，我径直倒在床上，侧身背对着外面。父亲轻手轻脚进屋，沉默了一会儿后，在纸上沙沙地写下什么，轻轻放在我床头。我听他转动了几下钥匙，下楼的脚步声远了，便翻身起床，想追出去问他去哪儿。可一推房门，反锁了。
我拿过床头的那张纸，上面写着，“儿子，爸爸错了，爸爸考虑不周，爸爸是为你的病着急，别怪爸爸。那些药，我再去退一次试试。你好好在家里呆着，千万不要出去乱跑。”
直到傍晚，父亲才一脸倦容地回来。手中的袋子变小了，里面换成红肠，松仁小肚之类的熟食。他好说歹说退回药，可只拿到两千块钱，回来时顺路给我买了些爱吃的，要我别再生他的气了。
我叹了口气，劝他今后再也不要胡乱寻医问药了。
五
我扔掉手机卡，躲进一间旅馆，昏天黑地大睡几日。醒来后，辗转到昆明，在一家贸易公司谋到工作。躁狂症状渐褪，我想起后视镜中的父亲，开始后悔在大连那样对父亲，形同遗弃他。深夜，我拨通父亲的电话，向他道歉。父亲没脾气，只是反复说，平平安安就好。
此后，我常借着出差，从西南各地买些特产寄给父亲，弥补我的亏欠。父亲收到礼物后，第一时间打电话感谢我。父子关系逐渐升温，我俩都小心翼翼地珍视、维系着这份远隔万里的亲密感。
一年后，公司因故濒临*。我又失业了，最后一个月工资也没有发。求职数度失利后，我整日酗酒。酒精勾出了躁郁症。电话中，父亲敏锐地察觉到我身处险境，不顾我的拒绝，执意来到昆明。
出现在门前时，父亲背着我爱吃的红肠小肚和打工半年攒的9000多元现金。我正被疾病支配，整个人焦躁偏执，没有欢迎父亲，反而大发脾气质疑他。违拗我的意愿私自过来看我，这是对我自理能力的怀疑否定，是践踏亵渎我的尊严。
父亲沉默着闷头做打卤面，张罗我俩的晚饭。面端到我眼前，我伸手打翻碗，然后借势举起椅子，几乎砸烂了狭小的出租屋。父亲站在一旁，静静地没有躲闪。当我挥拳向试衣镜砸去，他才伸手拦住：“儿啊，别伤着手。”
折腾半宿，父亲直到服侍我吃药上床睡去，才得以休息。
房东得知了消息，当即把我赶走。三天后，父亲终于在极偏僻的五华区城中村找到一间出租屋。他把身上的余钱存入银行，办了一卡一折，银行卡交给我，让我随时取用，又时常偷着检查我的钱包，塞进两三百元钞票充实它。他依旧不懂躁郁症的治疗，只知道竭力让我生活得舒服一些。
有一天，我偶然听见父亲在房间里给继母打电话求助，说我在云南犯了病，要借一些钱。我忌讳自己的病被人谈论，觉得伤尊严，继母又向来瞧不起我们父子。听到父亲向继母借钱，我感觉颜面扫地，冲进屋，手机摔在地上，向父亲大喊：“借什么钱，不要求人，不许拿我当幌子，我今生今世再不麻烦你了！”
见我就要夺门而去，父亲赶紧挡在面前，欲哭无泪：”儿子，爸都六十了，六十了……”父亲像核桃皮一样皱起沟壑的脸，因痛苦而抽搐，我心软了一下，最终还是被躁狂支配，绕开可怜的父亲跑下楼，顺着大道一边小跑一边拦出租车。
这次，父亲没有追过来。
六
离开昆明后，我辗转经贵阳，去了上海谋生。
在贵阳买票时，我用了父亲给的银行卡，发现余额多出一万块。我猜是父亲向人借了钱，用存折存进去的。出走路上，父亲做这些事时笨拙的身影冒了出来，在一个背人的地方，我悔恨地狠抽了自己几个耳光。
半年后，我回到昆明，在郊区一家小旅馆安顿。依旧没有收入，网上投简历也无人问津。存款即将告罄，找不到谋生的办法，焦虑下，忧郁汹涌地侵蚀我。
我去了最近一家银行，准备取出余款，先去吃顿久违的荤菜，再想不出谋生的办法，就从旅馆的天台仰面坠下，一了百了。
在提款机上点击查询余额后，我惊愕住。短短一会儿，卡里神奇地多出了一万块钱——除了父亲还能有谁。
几度遭我厌弃，被我甩在身后的父亲，把我从寻死的念头里拽了出来。
数月后，小旅馆拆迁，我到更偏僻的城中村寻找住处。在那里，意外地碰到当初与父亲一起租房的房东。本想避而不见，他却一眼认出我，硬拉着我到他那栋又脏又臭的小楼里谈了半天。
房东告诉我那笔汇款的来龙去脉。早在我弃父亲而去的几天后，他就退房，临走时记下了房东的联系方式。隔了一段时间，父亲担心我的经济状况，打算再汇款给我时，发现没有我的银行卡号，又打不通我的手机，存折回了北方也无法使用。无奈之下，父亲只好请房东帮忙。
他把存折寄给房东，拜托他查询我的取款记录，得知我还安全。存款快用完时，父亲汇了一笔钱给房东，请他转存到那张存折里。成与不成，全靠房东的人品，为了保护我，父亲只能冒险。作为屡次麻烦房东的回报，父亲还不时地寄些家乡的土特产。
听完房东的讲述，我心乱如麻，沉默良久。这一年间，我和父亲如此曲折蜿蜒的联系，像一条无形的脐带，一端吸着他的血，一端维系着我的生命，在我万念俱灰命悬一线的危难时刻逃过一劫。
房东让我给父亲打个电话，“他前段时间住过院，是糖尿病。老人在病中最念及子女。”得到父亲的电话号码，我飞奔回旅馆。拨号时还在斟酌着如何开口，还没想好，电话就通了。
我紧张地缩着肩膀，颤巍巍地说了声：“爸，是我。”
父亲在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子，你终于要回家了。”
七
在接机口，我一眼就看见了父亲。他满脸憔悴，站在人流中翘首等待。我几步抢到他面前，双膝跪地，磕了一个头。
几天后，父亲带我到省城的三甲精神病专科医院。这次很幸运，我遇到了一位医术高明，富有同情心的好医生，终于得到适宜的治疗方案，用上了有效药物。在父亲的精心照顾下，经过三个多月治疗，我康复出院。
在家中休养了两年，我开始回归社会。为了生计，我试着做过更夫、装卸工、保洁员、学过厨师、摆过夜市，一旦感到厌烦或力所不能，就放下生计休养一阵。
曾经我说了父亲许多坏话，想来又觉得不应该。童年时，他亏欠我。近些年，他对我的好实实在在。或许躁郁症是对我们父子关系一场炼狱般的考验，然而人只有一辈子，这场考验未免艰难了些。
2018年9月，父亲因感冒咳嗽到医院检查，发现左肺下叶有2厘米左右的病灶，医生判断早期癌症的可能性极大，建议手术治疗。当时，父亲快七十岁了。
那天从医院回家，走在平坦的路上，父亲竟然蹒跚起来。天色收拢，我搀着他坐上公交，扶着椅背站在他身侧，车窗放映出城市的灯红酒绿。
作者 吴 佳
一线保洁员，曾留日七年。
评 选 说 明
本届大赛获奖作品将由入围作品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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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仍在进行当中，截稿至8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