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不大，却演尽了人间悲喜和历史风云

文/杨爱武

老家有端午看闺女的风俗。我姥姥有四个闺女：我大姨、我娘、我三姨、小姨。我刚记事的时候，我三姨、小姨还待字闺中。后来，她们陆续出嫁。其中，我家离姥姥家最近，大姨家离得最远。

我十岁那年春节，学会了骑自行车。那时的自行车是那种带横梁的28式车子。刚学会骑车那阵子，心里挺兴奋，下午放了学，只要车子在家，我就推着车子出门，或者在村里到处转，或者骑车去姥姥家，反正姥姥家是邻村，离得不远。有天竟壮着胆子把姥姥送回家，一来二去的，姥姥就把我派上了用场。某天，她去我家，先和奶奶说了半天话，说起端午看闺女的事，姥姥用商量的语气说：“爱武，你骑车带我去看你三姨和小姨吧”。我奶奶本来在悠闲地抽着烟，一听姥姥这么说，一口烟没咽下去，呛着了。她咳嗽了几声说：“可不行啊，她两个姨家的路有点远，她也不熟，咱老胳膊老腿的，别让她摔了”。我姥姥连忙说没事没事，又一个劲地问我愿意不愿意。我从小头脑简单，好逞能，看姥姥有求于我，就忙不迭地答应下来。

三姨家、小姨家都在我家的东南方向，三姨家离我家五里左右，小姨家大约有七里路。我需要先去姥姥家接上姥姥，再带着姥姥出发。姥姥不会跳车，我得先让她坐在后车座上，然后推着车子遛起来，乘着车子的惯性我飞快上车，我的姥姥，个子有点高，身材挺丰满。她一动，我就感觉那车晃了几晃。我一边在心里叫苦，一边努力地调整着车子的平衡。

于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那个端午的早上，姥姥村里和我们村里那些在田地里干活的人，看到了一个“奇观”:他们远远地看到一辆自行车疾驶而来，与众不同的是，他们能看到坐在后车座的人，却看不到骑车的人。于是，他们停下手里的活，继续张望，等车子近了，才看到车座前正用力蹬车的那个小小的我。

那次，我正忽忽地骑着车由北往南走，经过一个村庄的十字路口时，一下遭遇了一辆由东往西的马车，我的车子一下被卡在了马的前腿和后腿之间，那马估计是被我吓着了，一动不动地立在原地。我也懵了。赶马车的人首先反应过来，他跳下车，大声冲我说：“咋骑车的？我的马如果受了惊吓就麻烦了......”。我姥姥慢慢地下了车，对那人说：“那么大的人，和个孩子计较啥？你的马不看路，你也不看路吗？”那人听姥姥这么说，就没再说什么。姥姥重新坐上我的车子后，很侥幸地说：“幸好这次没带鸡蛋，如果带鸡蛋，说不定就碰碎了”。

从那以后，好几年的时间，我都是姥姥的专职司机。去姨家的顺序是姥姥定的，有时先去三姨家，有时先去小姨家，后去谁家就在谁家吃饭。好像在小姨家吃饭次数多，因为小姨有婆婆，那是个慈眉善目的老人，和姥姥很谈的来。那时，姥姥看闺女，带的要么是自己蒸的馒头，要么是几个罐头，要么是自己家鸡下的蛋。很多时候，姥姥带的东西不如姨们回的东西多。姥姥去我家的时间，是端午前一天或后一天。我不知她啥时去大姨家。

后来，我去外地读书，顾不上陪姥姥去看闺女了。

我结婚后，我小弟弟几次说端午节来看姐姐，我都连忙说不用。我想：我们每周至少两次在娘家见面，还来看啥？大约我女儿八岁那年，有一次，女儿从姥姥家回来，对我说：“妈妈，你小弟弟挺疼你”我问咋了，女儿说：“舅舅今天对我说：我就一个姐姐，你和你爸爸不能欺负她…….”我一听，立马在女儿面前装出一副小女人的样子说：“既然你小舅这么托付你，你以后得罩着我啊”。我没有想到，我的女儿不含糊，她说：“妈妈，你不欺负我们两个，我们就很知足，我们哪敢惹你？”

…….

端午节看闺女，有人说是因为刚刚收了麦子，去看看闺女家的收成好不好；有人说是为了向闺女的婆家人示威，让婆家知道她娘家有人。不管哪种原因，都是源于娘家人的一份关怀。这份关怀，踏实、厚重、如影随形，根植于心间。

我从小喜欢唱歌、跳舞。没上学前，我常常在田间地头放声高歌，也常常在胡同口踮着脚尖起舞。当我模仿郭兰英高唱《绣金匾》的时候，人们亲切地喊我“小郭兰英”。

上学之后，我成了班里最活跃的文艺积极分子。

那年代，汇演机会很多：新年联欢会、六一儿童节、还有一些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做的宣传，我一直记得自己曾经和别的女孩一起穿上奶奶的衣服走村串户去表演宣传计划生育的小品的情形。

在无数的演出中，五年级那年的“六一”文艺汇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个六一前夕，老师要求参加演唱的同学一律穿黑裤子、白衬衣、扎红领巾。老师的要求使大家的情绪低落下来。大家面面相觑，整个教室里，只有两个同学穿着白衬衣。难怪，那时人们还处在半温饱状态，能穿上不带补丁的衣服就不错了，谁还管衣服是黑的还是白的？穿白衬衣的人，大约就是那些在村里条件比较好，又比较讲究的。

我的神情和大多数人一样先暗淡了几分钟，转瞬就展开了眉头：我想起了一个男孩，一个我一直想找借口说话的男孩，那个男孩有白衬衣！

我几乎是蹦蹦跳跳地回了家。

见到妈妈，我有些兴奋地告诉妈妈老师要求穿白衬衣的事。

妈妈略一思忖说，你穿你弟弟的吧。我把头摇的拨浪鼓一样说：弟弟的太小了，你去给我借松松的吧。

松松是个比我高三级的男孩。松松的爸爸长的高大魁梧，在城里的派出所当所长；松松的妈妈长的眉清目秀，是村里有名的俏媳妇；松松长的机灵可爱，在老人的眼里是个调皮蛋，在我的眼里却是个帅哥，最主要的，松松比村里其他的孩子干净很多、清爽很多。

好久了，我一直想找机会和松松说句话，松松好象根本不喜欢和比自己小几岁的我答腔。很多次，我看到松松牵着他家的狗坐在那些聊天的爷爷奶奶们身边，一边捋顺着狗毛一边安静地倾听，我慢慢地靠过来，松松眼皮动也不动一下。

妈妈牵着我的手来到松松家，可惜松松不在家。松松妈很热情地拿出了松松的白衬衣，那叠的整整齐齐的白衬衣散发着我最爱闻的肥皂清香。

我穿上松松的衬衣，有些宽大，可我却觉得特别的美。

那晚演出的时候，我有些陶醉地站在高大的榕树笼罩的舞台上，一边高声唱着合唱的歌曲，一边感受着一股心底涌动的幸福的暖流，好象因了穿松松的衣服，我和松松亲近了许多......

那晚的时光过的很快，我还没稀罕够那种感觉，演出就结束了。

演出结束后，为了那白衬衣在身上待的时间久一点，我穿着那件衬衣围着村子转了一圈。

我小学毕业那年，松松的爸爸享受政策给他们一家人办理了农转非手续，不久，他们一家人搬到他爸爸工作的城市去了。据说，他们家住在机场附近，我村有人去城里走亲戚曾经偶遇松松的爷爷，问他家住在哪里，他有些耳背的爷爷开心地说，家挨着机场，成天看飞机挺好，就是声音有点大。

我后来因为工作关系去他们住的那个小城待了两年，我很希望能邂逅松松，可惜一直没有遇见。后来想，也许遇见过，只是没有认出彼此，就像那年见到分别多年的高中同学都不敢认，何况是儿时的伙伴呢？倒是我的母亲去看过他的母亲，母亲告诉我，他们搬到城里不久，他父亲就不幸去世了。那时他哥哥还没退伍，他还没有工作，他父亲去世后，他母亲吃了很多苦。他父亲去世的消息让我有些心疼，我一下记起他身穿公安制服时那英俊的模样，想起他那宽厚的笑容，想起我小时候常常坐他自行车去城里看姑姑的情景，我好像听见了他那浑厚的声音在说：“坐稳了，前面要上坡了”。

人和人真是需要缘分的，有缘，拐着弯也能成为朋友；无缘，你在他眼皮底下他也看不见，比如我和松松。

我住的那个村子隶属苑城公社，公社和村之间，还有一级政府机构，叫管区。管区管理着好几个村庄。我们所属的那个管区就坐落在我们村，驻地在村西头，位于学校的南边，管区前面的空地是学校的操场，也是那时村里放电影的地方。

管区所在的位置比村子和学校都高出很多，想去管区，得爬个小坡，我小时候去管区，感觉像爬山一样。那段坡路后来竟常常出现在我的梦中，只是变得更加高直，好像空中楼阁一样，让我感觉可望不可及。这大约是那时管区给我的印象使然。

母亲当时是村*，常去管区开会，管区里有两个姐姐，一个是电话接线员，一个是计划生育委员，她们很喜欢我，就常常带我去管区玩。我最喜欢赖在接线员姐姐的屋里，看她接电话，那时，电话还是很稀罕的东西，看到姐姐拿起听筒对着听筒说话，我的心中充满了好奇。

管区的王*，我喊他大爷。他女儿比我高两级，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大爷中等身材，圆脸，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外地口音。大爷的声音很有磁性，说话很好听。某天，王大爷来到我家，我奶奶正和几个邻家奶奶喝茶聊天。王大爷笑着对奶奶们说：我刚才看化锡了。几个奶奶一听，有点摸不着头脑。王大爷笑着说：我烧水的时候，来了个电话，放下电话去忙别的，忙了这个忙那个，等口渴了，才想起壶坐在炉子上，我过去一看，锡壶已经开始化了，我想反正已经化了，就让它化吧，我干脆蹲在那里看，一滴一滴，直到化完……奶奶们还没明白过来，我已经笑的直不起腰了，我没想到，平时看起来那么严肃的王大爷竟是这么有趣。

管区虽然也在村里，进了管区门之后才知道，管区里面别有洞天：干净的院落里，生长着十几棵梧桐树；院落北面是一排房屋，分别安置着大大小小的各个部门，工作人员大约十几个，他们每天都忙忙碌碌的样子；院落南边，辟了一个小菜园，侍弄的生机盎然，偶然能见到蜻蜓、蝴蝶翩跹其间。那时刚学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我感觉那就是个桃花源。

我最爱的却是管区门前那一蓬蓬的花，那花的植株近两米高，每到夏天，原本细瘦的茎上会密匝匝地开满碗口大的花。那花，似木槿花，又像芙蓉，远远望去，灿若云霞。整个夏天，那花像开展接力赛一样，从下往上一路开去，那花花期很长，当枝梢的花颜色绝佳时，枝*花已容颜疲惫。那花有紫色、粉色、红色、白色、黑色、黄色，朴素又浓艳，挺拔向上。那粉色，那么淡雅，像极了少女的心事。那枚红色，那么艳丽，那么热情，那么活泼，让人忍不住怦然心动。那是我长那么大见过的最美的花，我不由动了占为己有的念头，我曾约了几个伙伴去偷摘过好几次。

村里人都不知道那花的名字，我想请教王大爷，竟一直没找到机会。离开家乡这些年，我也曾寻寻觅觅地在异乡的大地上找它，却一直找而不得，苦于不知道它的名字，我更是无从打听它。

谁能想到，隔了三十年的时光，我竟在遥远的大同与它邂逅了。问度娘，它的名字叫蜀葵，别名一丈红、戎葵、胡葵。在朔州俗称大花，具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文学史上称其为“和谐花”、“生日花”，是朔州市花。

唐代诗人陈标有诗云：“眼前无奈蜀葵何，浅紫深红数百窠。能共牡丹争几许，得人嫌处只缘多。”明代成化甲午年间，日本使者来到中国，见栏前蜀葵花不识，问之才明白，遂题诗云“花如木槿花相似，叶比芙蓉叶一般。五尺栏杆遮不尽，尚留一半与人看。”

原来，钟爱蜀葵者，不独有我。

从我家去姥姥家的必经之路上，有一片大的桃林，在桃林外面，有十七八棵桑树，不知这十几棵桑树是村里种的还是自然生长出来的，让我感到新鲜，因为别处没有。

第一次见桑树开花时，我以为那穗状的花是柳絮，后来，那絮状的花没有像柳絮那样飘落而是变成了青青的桑葚。那桑葚味道很酸，随着颜色由青而红而紫，吃到口中的桑葚酸中带甜。

初夏时节，随着白天越来越长，学校里安排了午睡，还安排了值日生检查午睡情况。那时，没有课桌，我们是在一块长板子上学习，板子两头各有一个砖头垒成的垛子，把板子搁起，五个人一块板。同学们在板子上学习，中午就趴在上面睡觉。很多同学趴下就能睡着，而且很快鼾声如雷，有的还能睡出唾涎。我是很少能睡着的。我开始趴在那里装睡，等值日生也发出均匀的鼾声的时候，我就和几个早约好的小伙伴一起直奔桑葚而去。

那片小小的桑树林里，满树手掌似的桑叶肥肥嫩嫩，油光翠绿，那些桑葚就藏在手掌似的桑叶后面，一阵又一阵春风吹过之后，花褪残红，桑葚熟了。熟了的桑葚乌黑油亮，那黑红的桑葚，吃在嘴里，酸甜可口。

我们悄悄潜入那片桑树林，首先挑选熟透的桑葚，摘下，吃掉，然后，再采摘一些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尽管我们摘的小心翼翼，那桑葚汁照样好不留情地沾在我们的脸上、衣服上。

看看日头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像得到集合令一样，飞也似地往学校跑，村路上的土被日头晒的滚烫，我们飞跑的小脚把热土踢踏的四处张扬。多年之后，学到“绝尘而去”，我感觉用到那时再恰当不过。

我奶奶常说我“狗窝里存不住干粮”，这说法挺贴切。桑葚藏到口袋里，对我是一种极大的诱惑，这诱惑来自桑葚的美味，也来自我想炫耀的心理。很多次我在课间偷偷地、津津有味地吃的时候，我不经意地看到，有好几个同学投来了羡慕的眼神。

一直喜欢和小伙伴结伴摘桑葚的感觉，当汗衫湿透的时候，我感觉身心酣畅；当我大快朵颐地吃桑葚，尤其是当我把劳动果实带给别的小伙伴分享的时候，我油然而生了一种成就感。

我稍稍大点的时候，在我老家宗祠的南边，种了大片的桑树，那桑树很小，好像没长出桑葚，那是生产队发展副业，种了用来养蚕的。生产队派了秀清大娘去负责养蚕，出于好奇，我去看过那些蚕宝宝，我去的时候，它们正在贪婪地吃着桑叶，我进门就听到了一阵又一阵的“沙沙”声，那像是一场无声的战斗，更像是一场生命进行曲。

事隔多年，我记忆犹新于儿时摘桑葚的那份轻松、欢快和满足，更难忘桑葚留于齿间的那份酸酸甜甜的回忆。

我们那个村子，民居都分布在村西边，庄稼地在村东边，中间隔着一片长方形的菜地，在那块菜地中间，有一大片花圃。方方正正的花圃中，培育了数不胜数的芍药花。就是那花圃，竟厚积了我们的爱，成为我们童年的乐园。

初夏时节，芍药枝繁叶茂，在遮遮掩掩的绿荫中，一些包含激情的花蕾若隐若现。骄阳当空时，不知疲倦的我们便脱离了大人的视线，偷偷结伴来到花圃。为了早日看到花开，调皮的我们索性拔苗助长，把花瓣一个一个剥开。不知是谁突然喊了一声：好甜！我们纷纷仿效品尝，那花蕾真的沾了蜜一般。

从此，采蜜的不止是蜜蜂，还有我们这群调皮的孩子。

一阵又一阵暖风吹过之后，那花蕾终于灿然绽放，如锦似帛，大大地重叠着，放眼望去，是那么清爽灵秀，娇艳活泼。

看花、采花，我们每天乐此不疲：蓝天白云下，一群顽童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在花丛中欢笑着、嬉戏着，周围的庄稼在悄然拔节，偶尔有一两声布谷鸟的清唱……故乡的花圃由此定格在我的记忆中，同时涌现的还有花圃旁的那一眼机井，汩汩而出的井水，清澈甘甜，洗涤着我们周身的灰尘，也滋润着我们的心田……

多少年过去了，或是缘于对故乡深深的思念，我依然那么清晰地记忆着故乡的芍药圃；也或是缘于那花承载了太多童年的乐趣，故乡的芍药成为我生命中永恒的美丽。

因了儿时记忆中故乡的那个芍药花圃，我一直把芍药当做我故乡的花。离开故乡的多年间，我去过好多地方，每当芍药花开的季节，我总是有意在异乡的大地上寻找它的踪迹，却总是寻而不见。多年前在淄博公园见到一小簇含苞的芍药花，我为此在早晚间去了公园好几趟，最终还是错过了她的花期。

那年出差河南，在公园中偶见芍药。又见芍药，故乡的夏天也在我的记忆中鲜活起来，那湛蓝的天，洁白的云，拔节的庄稼，方正的花圃，汩汩的井水，嬉戏的少年，纯朴的乡亲......就像一个曾经失忆的人突然清醒一样，我忽然明白，多年以来，我寻找的并不是芍药花，而是芍药花承载的关于故乡最深层的回忆，回忆中，我永远是那个无忧无虑、天真活泼的小丫头，而故乡，则是我可以把心托付的地方.

回望故乡，我看到了通往故乡的那段长长的路和从那条路上走出的那个少女那高贵的背影，我有了一种找到自我的感觉，我突然明白了这么多年，我期待什么，守望什么，找寻什么。

小时候，与我家隔了一里路左右的姥姥村里有一个大桃园。那桃园就在我去姥姥家的必经之路上。桃花盛开的季节，大片的桃花在故乡的蓝天白云下灿然开放，蔚为壮观。可惜那时还处于半温饱状态的乡亲们，没有心情去赏花，我也还不到懂得赏花的年龄。记得我曾随母亲进入过那片花海，徜徉在花海中，我的目光搜寻的是枝头毛茸茸的桃子。

娇艳的桃花凋谢之后，毛茸茸的桃子开始爬上枝头并日渐长大，长大的桃子就像长大的姑娘一样，一下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尤其是村里一些调皮的男孩子，早已按捺不住，跃跃欲试了。

那时，桃园还是生产队的资产。桃园的收入是村民年底分红的主要来源。村干部们除了安排懂行的人打理桃园，也为减少损失而绞尽脑汁。当桃花还残留在枝头，心思缜密的大队长已经安排人把桃园用荆棘围起来，那密密麻麻的荆棘，让人望而生畏。当桃子一天天出息，村里会安排一些责任心强的村民守夜。虽然如此，也还有调皮的孩子来捣乱。

村里的夏夜，闷热、蚊子多。当我好不容易在奶奶的蒲扇送来的凉风中进入梦乡，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又把我从梦乡拽了回来，我听到了母亲开门的声音，听到了狗蛋母亲焦急的恳求声：“他婶子，快去看看吧，狗蛋又惹事了。”

我朦朦胧胧地知道，狗蛋和村里几个调皮的孩子因为潜入桃园偷桃被姥姥村的人逮了起来，已经被送到大队部了。

母亲二话没说，随着狗蛋娘去了姥姥的村子。

那时母亲是我们村的党支部*，舅舅是姥姥村的党支部*，事情当然很好协调，不长时间，母亲就回来了。

听到母亲开门的声音，好事的奶奶问：“孩子们没事吧？”母亲说“我把他们都带回来了。挺气人，现在桃子还不到能吃的时候，他们摘了那么多，都糟蹋了。”

当时，我和狗蛋的妹妹英子是很要好的同班同学。英子家有棵枣树，那枣树秋天结很多枣，我每次去，英子和她娘都很热情地给我抓一把，再抓一把。英子她奶奶对我也挺好，她每年春节都自己做醉枣，我们大年初一去给她拜年，她都搬出那个坛子来，给我们分醉枣吃；英子她爹人也挺好，我小时候胆子小，是他抱着我一起荡秋千，后来我上了学，才知道他是在学校食堂做饭的，有时课间口渴，我去食堂喝凉水，他都会悄悄地塞给我点好吃的。我一直羡慕英子有个哥哥，谁知道他竟成了小偷呢？那天吃过午饭，英子像往常一样来喊我上学，我推脱有事让她先走了。奶奶问我为啥不跟她一起走，我耿耿于怀地说，没想到她哥是个小偷。奶奶吧嗒着长长的烟袋锅子，看了我一眼说，那是小孩子调皮，不算小偷。

就在大家谈起这件事情感到有些乏味的时候，狗蛋他们又被逮了起来。那个晚上狗蛋的母亲又来找我母亲，母亲想了想说：“让他们吃点苦头吧，要不他们不知道锅是铁打的，锅沿是弯弯的。”

话是那么说，母亲仍然在第一时间赶了过去。那天晚上月亮不知躲哪里去了，天黑漆漆的，怕走夜路的母亲喊我陪她一起去，母亲走路本来就很快，心里有事走的更急，她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我在后面一溜小跑地跟，赶到姥姥村里大队部时，我呼哧呼哧喘了好几口。母亲悄悄嘱咐看守狗蛋的人：他们还小，教育为主啊。

在大队部的一间北屋里，我看到了那几个调皮的大哥哥，他们正很期待地看着窗外。狗蛋看到我，竟笑了一下，没有一点惭愧的样子。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狗蛋偷桃这件事，后果很严重，好像要比孙悟空吃蟠桃更严重，我甚至觉得这一定会影响到他以后找媳妇的事。

这件事之后，狗蛋哥倒越长越出息了。初中毕业，他考上高中，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高中生；高中毕业，品学兼优的他成了村里的大队会计。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村里有个姑娘大胆地向他示爱，他不为所动。二十四岁那年，他去公社开会，邂逅了五里之外的一个村里的女会计，两人悄悄谈起了恋爱。

狗蛋哥结婚前，我曾陪英子去过她嫂子的娘家。看到漂亮温柔的嫂子，好几次我都忍不住想告诉嫂子狗蛋小时候偷桃的事，我几次躲开英子的视线，绕到嫂子身边，终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没有说出来。

狗蛋哥结婚，我和英子做伴娘。看到新嫂子洋溢在眉宇间的幸福，我庆幸自己守住了狗蛋哥的“秘密”。闹新房的时候，嫂子和哥哥开玩笑，竟用调侃的语气提到了偷桃的事。嫂子的话让我多年的心结一下打开：正如奶奶所说，这真的只是孩子们的调皮而已。与偷无关。

离开故乡多年，故乡的人、儿时的事，很多都从我的记忆中渐渐隐退了，我却一直记得狗蛋偷桃这件事，记得故乡那早已不在的桃园。想来，狗蛋哥该抱上孙子了吧？狗蛋哥会向孙子讲述他当年调皮的哪些事吗？

正是榕树开花的季节。如伞的榕树上零星地散布着红艳艳、毛绒绒、清香四溢的榕花，给“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园营造了一份温馨。

榕树覆盖的校园中，课下的孩子们正在尽情地挥洒着自己的天性：跑的、跳的、嘻笑打闹的；我正在玩我的绝活——踢毽子。

突然，一道亮光直射而来，为了避免强光直射，我踢着毽子挪了位置；那光竟如影随形，躲了几次之后，我无奈地抬起头，在那亮光的尽头，正有一个英俊的男生调皮地笑着用镜子把光反射给我，看到我抬起头，他收起小镜子，随着那束强光消失，他顽皮地歪着头冲着我笑了。

那一笑，像入眼的那束强光一样入了我的心。

一道道亮光之后，我们像有了某种约定：上学时，谁先到了校门前一定会在那里徘徊，直到对方来了相对一笑，先后步入校园；放学时，一定会靠在自己的教室门口看到对方走出教室，才一起迈向校门的方向，然后，依依不舍地各奔东西。记得一次放学后，我边走边回望他，不期与从一条胡同里拐出的老师撞了个满怀。

为了给对方留下更美好的印象，我们都更加努力地学习，更加积极地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因为他是班里的体育委员，我迷上了体育，我们曾一起作为优秀运动员去参加镇上的秋季运动会。那时，正是电影《红牡丹》播映不久，运动会间隙，蒋大卫慷慨嘹亮的歌声在操场上空萦绕，那首《牡丹之歌》因了这些背景融汇在了我记忆的最深处。

冬天，一场大雪粉装玉砌了美丽的校园。踩着“咯吱”作响的积雪，我们边和同学们一起扫雪、抬雪，边偷偷地用雪球袭击对方……

半年多的时间，我们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我们却从没说过一句话。深深地嵌入我灵魂的是他的笑，我们一见面就笑，那笑有的甜甜的，有的软软的，有的憨憨的，有的浅浅的，无一不透着幸福的味道。

那个冬天的夜晚，我突然想给他写封信。这念头让我好一阵激动。我先是假装熟睡，等奶奶哄弟弟睡着后，我悄悄爬起来，点亮油灯，写了有生以来第一封情书。

第二天，瞅准了他去厕所的一个课间，我假装去找我同村的叔叔，进了他的教室，我知道他和我的叔叔是同桌也是好朋友。我一边和叔叔说话，一边偷偷地把情书塞进了他的帆布书包。

那一天，我的心忐忑到了极点。放学后，我故意早早地担着水桶来到井边，我知道叔叔每天都来提水，我期待着叔叔能告诉我点什么。果然，叔叔看到我后，很神秘地靠近了一点，说：“你给某某的情书被人发现了。幸好我反应快，抢了过来，要不，你麻烦大了”

我有些崇拜地看着叔叔。一个劲地说着感谢的话。

因了那封情书，我有些不好意思见他了，我以为是他不喜欢我才暴露了我的情书。

可是，他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后来，我要转学了，我想按当时的流行送他一个笔记本，但怕因此在老师眼中变成一个坏孩子，我只好暗吟别诗一首：既是悄悄地走来/还应默默地归去/何须更多的语言/只要心灵的呼唤。

离开之后，我依然惦记着他。碰巧他的家就在我去新学校的路上。一个初春的早上，天空中濛濛下着春雨，一向泼辣的我故意对同伴说需要避雨。同伴很顺从地和我一起去了他家，我见到了他的奶奶，问了很多关于他的情况。

那之后，我越走越远；他也在奶奶离世后随父母去了异地；我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回首那段往事，我问自己：我曾拥有过那么纯真的感情吗？像一阵春风，像一场雨露，它曾那样欢快地驻足在我的心头，带给我一种向上的动力，却没给我留下半点世俗的杂质。

我常常梦起他，梦起他时都是我满世界地找他却怎么也找不到他，我心急如焚，每次醒来时都伴着难言的惆怅，我一直盼望着有那么一天，他会突然来到我的身边。

一晃就过去了三十年。

那年八月的一天，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一个女人的声音：“你是谁谁吗？我是某某的表姐，他来淄博了，你想见他吗？”

我接电话的手竟有些颤抖，我迭忙地说，好的好的。

为了早点见到他，我安排一个客户把他接到了我的单位。

见到他的时候，经历过无数场合的我竟激动地有些语无伦次。

那个我想了三十多年的人，经过时光老人的雕琢，从一个孱弱的少年变成了一个精壮的西北汉子。

不巧的是，他来的那天，我手头的事情很多，他在我办公室待了近两个小时，我们才说了不到十句话。

我本来想晚上请他吃个饭，却在临下班时被老板安排去给一个离职的领导送行。

他走后，我们再次打电话的时候，告诉了对方各自的QQ号。我问他：“当时看到我的信，为什么没有回复？”他说他根本没见到我写的信。

我无语。三十几年的时间，我一直耿耿于怀的那封情书，他竟然没见到……..

那次见面之后，我又梦见了他，还是三十年前的样子：高高的、瘦瘦的，腰板笔直，帅气十足，看到我后，他浅浅地笑了，那一笑，满脸含羞。

我清晰地记得，村里放映《牛郎织女》那天，是村南头小强他哥结婚的日子。

小强他哥身材高大、匀称，浓眉大眼，尤其令人称赞的是那细腻白皙的皮肤，光线好时，看那皮肤，好像覆盖了一层薄薄的茸毛。他特别害羞，每当在人多的场合，或者与人说话时，他的脸上会浮现一层不易觉察的潮红。他是村里为数不多的高中生。高中毕业后，进了大队部，当上了大队会计。大队会计，是老百姓眼里的知识分子，能干上这个行当，会让很多人艳羡，因为这样的差事挣公分不少，而且又轻省，很多人求之不得。

再说小强他爹，我喊他叔，是附近三里五村有名的木匠，心灵手巧，干活又仔细。我们家那个高低橱就是他爹根据我爹从县里一家家具厂带回的图纸做出来的。在帮我们家做橱子的时候，他习惯把铅笔放到耳朵上，拿着木片，眯着一只眼睛比划半天，让我们帮他拉一下墨线，只见他轻轻一弹，一条清晰而又笔直的黑线就落在了木板上，非常神奇。然后，他一个人开始锯木头、抛光，嗤愣嗤愣，细细碎碎的刨花还有锯末在锯齿有节奏的歌唱声中落到地上。我很喜欢他锯木头时轻轻散落的那些有着淡淡清香的锯末，一段时间里，我常常拿在手里把玩。小强他爹偶尔也会抬起头，于无意间看我一眼，笑眯眯的，目光里透着和善。

橱子做成之后，他又在橱子上刷好木纹漆……刷了漆的橱子，就如一个穿上了花衣裳的闺女，漂亮，干净，新鲜，端端正正摆在我家的大北屋里，给破旧的老屋增添了不少的光彩，见到的人莫不交口称赞。

按理说，爹是手艺人，儿子才貌双全，还有，小强他姑多年前嫁到周村城里，成了工人家属……这样的家庭，应该是很多女孩子向往的家庭，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因为，小强的家庭成分是地主。

在那唯成分论的年代，成分像一道银河，阻隔了很多成分不好的家庭孩子的求婚之路。贫农被视为根红苗正的好人家，家里的小子好找媳妇儿；而地主富农就完蛋了，人们生恐避之不及，谁都不愿把闺女嫁到这样的人家。除非是那些个子不高，长得不俊，说话不利索等等的女孩子，总之，地主家的孩子虽然没有享受到半点地主家豪华奢靡的生活，却要替父辈背负沉重的精神枷锁。

小强他哥哥当然在劫难逃。尽管家庭条件不错，尽管他有点文化，尽管他*差事轻省体面，因为他出身不好，没有谁家的姑娘愿意嫁给她,小三十的人了，还单着。碰过几次壁之后，小强他哥好像变了个人，整天耷拉着头，见人远远就躲开，话也更少了。

小强他叔心疼这大侄子，托人给他从边远地区介绍了个媳妇。

我从奶奶那里知道消息的时候，小强他哥已经定下了婚期，这是好事，我在心里为他暗自高兴了好一阵子。

奶奶说，新媳妇的老家穷，吃不饱，人长得倒还齐整，俊眉辣眼的，就是不知道嫁过来过日子咋样呢！

平常的日子，谁家娶媳妇，我们是一定会去凑热闹的。一来看看新娘长的咋样，二来是惦记着去吃喜糖。可是，那天不是星期天，又赶上晚上放电影，而且是我最喜欢的严凤英主演的黄梅戏《牛郎织女》，在那还不知啥是粉的时代，因为一部《天仙配》，我就成了严凤英的铁杆影迷。下午放了学，我直奔放电影的地点，搬几块砖头放在那里占了地方，又跑回家去拿了个窝头填饱肚子，也想着去看看娶媳妇的热闹，一看时间来不及了，再赶到放映电影的地点时，电影差不多快放映了。

电影放映结束，我左手扶着奶奶，右手牵着弟弟，边往家走，边回味着电影的情节。那晚的星星很亮。到家门口时，我看到有几个人从远远的地方朝着我家的方向跑来，我锁好门，刚要转身，敲门声急促地响起来，惊得我的心咚咚地跳。

来人是小强的叔叔。他来找我娘，他告诉我娘：嫂子，刚结婚的新娘子跑了！

我娘一听，二话没说，跟着出了门。我娘是村里有名的热心人，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愿意跟我娘商量，好像我娘就是他们家的定海神针似的。

娘到了小强家，发动大家寻找，旮旮旯旯，远的近的，找遍了每一个可以躲人的地方，最终也没找到。

第二天，娘带着那个刚结婚半天还不知道新郎官是什么滋味就把新娘丢了的小强他哥、他爹去了新娘子的娘家。娘家人满腹愧疚，低眉臊眼地说，他们也不知道新娘子的下落。娘家人倒是很爽快地退回了彩礼。

没办法，娘他们只好空手而归。

奶奶听说后，吧嗒着她的旱烟袋，头也不抬地说：活到这么大年纪，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事，这哪像一个妇道人家该做的事儿，作孽啊！

这场婚礼之后，小强他哥变得萎靡不振，一个好好的小伙一天天消瘦下来，他爹娘心里更是有苦难言。

小强他哥的遭遇引起了兰芝的关注，兰芝是大队长发叔家的闺女，在村里属于“高干子女”，她和小强他哥是高中同学，毕业后做了民办教师。上学时她曾经与小强他哥暗生情愫，她娘发现后及时斩断了她的念头。现在她见他如此沮丧，就上门去劝说，说着说着，竟把自己说动了，一段感情在心里复活起来。她想，小强他爷爷、他爹都是勤劳的手艺人，又没像课本上讲的刘文彩那样剥削人，压迫人，咋成了地主？再说，小强他哥才貌双全，我们两个情意相投，咋不能嫁？

当兰芝把想法告诉她娘时，她娘拿起手边的笤帚疙瘩想揍她，兰芝直直地看着她娘说，你打吧，只要打不死，我就嫁给她。她娘气的嚎啕大哭。她爹心里有一万个不愿意，但作为村里的领导，如果他横加干涉，会显得他歧视地主阶级。他只好把一腔不满生生咽下。老两口都知道，自家闺女是那种一旦认定一个目标，八头牛也拉不回来的主。合计了一下：随她吧。好在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不至于让她受了委屈。

兰芝嫁给小强他哥不久，改革开发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小强家终于摘去了地主帽子，一家人满怀对党的感激，从此更加勤劳地生活。

那个新婚夜逃婚的女子，据说早有喜欢的人，只是那人家庭条件不好，她的父母才乱点鸳鸯谱。她逃回去之后，以死相逼，父母只好作罢。她跟了那个男人之后，两个人齐心协力，加之政策不断向好，他们的日子也渐渐富足起来。

多年以来，我对那个素未谋面的新娘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织女为了爱能舍生忘死，感天动地；新娘因为不爱毅然决然地选择放弃，这何尝不是一种对彼此负责的态度？

正所谓：如果相爱，就不顾一切；如果不爱，就彼此放手。

中秋前后，正是农人秋收时节，家家户户忙着把玉米掰下、运回家，堆积在院落空闲处。玉米进了家，家里的老人、孩子便围坐在玉米堆前，完成给玉米扒皮的工作：他们把每个玉米都扒到仅留三两个叶子，再用余下的这几个叶子把四、五个玉米连接起来，每四、五个玉米为一摞，层层摞起，便于玉米晒干。

每到那个时节，奶奶和放了秋假的我们成了主要劳动力。我们每天对着那一大堆玉米扒呀扒的，开始还挺有兴趣，慢慢地，手有点累了，也感到了乏味。

中秋这天，姑姑家的表哥表姐都来看望奶奶，玉米堆前突然就热闹起来。放假在家的父亲，先是帮我们扒玉米，临近饭点，他就走进饭棚，为我们做饭。中午饭比较简单，晚上，父亲会精心做几道可口的饭菜。忙碌了一天的我们，嘻嘻哈哈围坐在梧桐叶掩映的月光下的小桌前，随意吃喝。父亲与我们交流不多，他更喜欢与我们大表哥喝酒。我们一边吃着、谈着，一边时不时抬头欣赏那轮冰月，喜欢京戏的我常常对着月亮怀想贵妃醉酒对月吟唱的神态。月亮高挂在头顶的时候，我们开始吃月饼，我最喜欢看没有一颗牙齿的奶奶吃月饼的样子，那么好吃的酥皮月饼，奶奶吃起来总掉渣，等送到嘴里，奶奶的面部表情开始丰富起来。调皮的我模仿奶奶吃月饼的样子逗她，并常常取笑她，被我激怒的奶奶那时会很严厉地瞪我几眼，然后轻轻嗔骂几句。

那时，我是个了无牵挂的孩子，是个心无芥蒂的傻丫头。

那时，因为经济条件不是太好，也因为物资比较缺乏，我们能吃到水果的时候不多。那年仲秋节前，父亲买回一些苹果、梨和海棠果，想等仲秋节那天吃。母亲每人分给我们一个之后，怕我们偷吃，就把买好的水果锁在抽屉里。那水果的香味便固执地一遍遍诱惑着我的味觉。看到我来回地在那间房里打转，大弟弟问我：姐姐想吃水果吗？我说：想啊，抽屉锁着呢！弟弟点了点头：你等会儿。只见他走到写字台前，熟练地拿下了最上面没有带锁的抽屉，然后，一伸手，拿出了两个苹果。

我立时目瞪口呆，原来事情这么简单！

多少年过去了，那轮圆圆的明月一直高高挂在我的心头，那小小的酥皮月饼，那略显青涩的苹果也胜过了我后来吃过的花色更多、口味更新的月饼和水果。

我的家乡是远近有名的产棉区。

大约从谷雨那天，家家户户开始为种棉花做准备：女人们会选择一个晴好的天气，把精心选好的种子晒在干净、向阳的地方，家里院子小或树多的，干脆晒在家门前或大道上。那时，守着种子的女人会坐在树荫里，边做针线活边聊天。当种子晒到一定程度，人们会把种子转移到靠近水的地方，拿出自家的铝盆、瓦盆，把种子浸在水里。种子泡的差不多的时候，最后一道工序是用药拌。家家户户拌药的时候，那个不大的村子里，空气中氤氲的都是药水的气味。我不知道那药的作用，问奶奶，奶奶使着一贯开玩笑的语气说：“怕你偷吃种子。”我十分当真地问：“种子可以吃吗？”奶奶边捡着麦子里的沙粒边头也不抬地说：“当然能吃啊，生活困难的时候，有人碾碎了蒸窝头吃。咱们有时吃的棉籽油也是棉花种子榨出来的。”看到我疑惑的表情，奶奶拍了一下簸箕说：“傻孩子，拌药是怕地下的虫吃啊。”

种棉花是个累人的活。种子下地之后，乡亲们会覆上大片的塑料薄膜。待到芽儿破土，乡亲们会把芽儿上方的薄膜捅个小窟窿，那芽儿几天的时间就从那个小窟窿里钻出来，开始是豆粒大的一点绿，几天的时间，那绿就覆盖了地面。从种子发芽开始，为了保护种子免受幂虫的侵袭，乡亲们开始一遍一遍地喷药。喷药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那么热的天，身后背个喷雾器，喷雾器里装满了混合着药剂的水，我没有背过装满水的喷雾器，但估计份量不轻。喷雾器一开，药味扑鼻而来。我多次听说有的乡亲在喷药的时候晕倒，不知是药物中毒还是天热中暑。

以我当时的年纪，根本体会不了乡亲的苦楚。事实上，从我十岁那年开始，春节一过，我便开始盼着乡亲们侍弄棉花种子了。原因很简单，我家的地紧靠着军家的地，只有乡亲们种了棉花，我才能够在棉花收获的季节听军讲故事。

麦收时节，一株一株的棉花杆儿长得粗粗壮壮，白的、粉的棉花次第开放，引得蝶飞蜂舞，田野里热闹一片。落花之后，小小的棉桃赚足了乡亲的眼球，那小小的棉桃盛着满满的希望啊。待到棉桃长大、“开嘴”的时候，雪团似的棉花点缀在绿叶红花间，又是一番景观。

那年，一个艳阳高照的秋日，我和姐姐去地里摘棉花。当姐姐去地头喝水的时候，我感到背部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敲了一下，我惊讶地回过头，只见缀满棉桃的棉枝随风摇摆，哪有人的影子？我回过头，又开始摘棉花，后背又被重重地击了一下。我近乎恼怒地再次回过头，看到了一个男孩子写满阳光的笑脸，是军。论辈分，我得喊军叔叔。军他爹是生产队大队长，那年他去我家开会，看我刷牙，还指点我刷牙的方法。军家里的人都很聪明，他哥哥高中考上了县一中，他学习也挺好，令人刮目的是，他小学五年级时就能去大队场院里帮忙看称给村民分地瓜。他比我高两级，他每天上学、放学都经过我家门口，我们有时也能遇见，却从不说话。那个年代、那个村庄，男孩和女孩之间都是那样的。看到他，我迅速回头。他笑着喊了一声我的名字，问我：“听过咕咚的故事吗？”我摇了摇头。他说，“我给你讲吧。”

我从小喜欢听故事，在我们那个村子里是出名的，先是缠着奶奶讲她看过的戏，又缠着来我家串门的奶奶们讲她们的见闻，等奶奶们肚子里的东西掏的差不多了，我开始缠着在城里供销社上班的忠大爷讲故事，忠大爷喜欢看书，他的故事，总也讲不完。

因为故事的诱惑，我放慢了摘棉花的速度等他赶上我给我讲故事。

在故乡辽阔的天地间，在飘着白云的蓝天下，我和那个少年边摘着雪白的棉花边谈笑风生，《咕咚的故事》《屋漏》…..他的故事、他对故事的描述常常逗我笑的前仰后合。讲完了书上的故事，他竟指着天上飘动的变幻的云彩讲起了天山的故事......

骄阳当空，因了他的存在我感觉不到秋老虎的厉害。在酷暑下，我们的笑声传出很远，偶尔，他还会找到一些野生的果子给我吃。

摘棉花也不是个轻省的活，身系大包袱，弯着腰，俯仰之间不小心会被棉花枝刮到脸，裂开的棉桃壳像个调皮孩子时时扎人的手……因了他的存在，我感受不到劳动的艰辛，我双手愉悦地采摘着一团团雪白的棉花，我善睐的双目时不时地抬起来张望着那个令我心仪的少年，我的心一会柔软的像摘在手里的那团棉花，一会轻盈的像天边的那朵白云。

我小小的心里存着一个疑惑：他的故事怎么那么多？

有趣的是，那个喜欢给我讲故事的少年，只要离开了那片棉花地，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村庄里，他看到我好像陌生人一样。

这让我更加向往那片棉花地。

后来，那个少年成了我村十几年里第一个大学生。他去我家找我娘办理转户口手续时，我正在家，我看到他，激动地想和他打招呼，他竟当我空气一样。他走后不久，我也因为求学的原因离开了那个村庄。

从此再没见过他。

前几年，偶然和母亲谈起村里的棉花产量，母亲告诉我，村里种植棉花的越来越少。我惊问母亲原因，母亲轻描淡写地说：“种棉花太累人，收入又不好。”

以后的日子，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么大片的棉花田。我因此更加神往那曾经的蓝天白云，曾经雪白的棉花，曾经淡红的花，曾经野生的果子，曾经的那颗少年的心。

小时候，冬天的饭桌上，除了萝卜就是白菜。那时吃萝卜没有大虾，不能做萝卜丝炖大虾；可以切成罗卜条清炒、辣炒、肉炒，可以包罗卜饺子或蒸包；可以把小的罗卜切片腌萝卜干；可以炸萝卜丸；当然，那时家家户户吃到的油很少，只有春节过油时才能炸萝卜丸。罗卜缨也能吃，可以腌咸菜，可以做小豆腐，也能做成饺子馅。白菜吃法和罗卜差不多，可以清炒、辣炒、肉炒；可以凉拌白菜芯；醋溜白菜帮；可以包白菜饺子或蒸包。那时肉和面比较稀缺，无论对于白菜还是罗卜，肉炒和做馅子的机会不多。考虑到我们还小，奶奶惯常的做法是清炒，有时是上顿罗卜下顿白菜，有时是上顿白菜下顿白菜或连着吃罗卜。每当奶奶见我们吃的没有胃口了，便用火红的辣椒炝锅增加美味，那辣辣的菜果然能增强我们的食欲，但辣椒吃多了，我们便开始上火，虽然上火的症状不一而足，但奶奶看在眼里，疼在心里。那天，放学回家，饭桌上摆着一盘油油亮亮、黄绿相间的菜。是奶奶煎好的白菜。因为变换了口味，我们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看我们吃的这么高兴，而且，那煎白菜既当饭又当菜，奶奶就隔三岔五地给我们煎白菜，煎白菜最好用白菜叶，可以把留下的白菜帮醋溜着吃。

其实，白菜还有一个做法，就是春节时炖菜：炖炸肉、炖萝卜丸、炖粉条……只是这些菜成本有点高，一般吃不到。

十三岁那年，我离开奶奶去那个小镇的重点中学读书。吃住在学校。很多学生是带着咸菜去读书的。父母怕我缺了营养，坚持给我买菜票，吃食堂。食堂的伙食是不错的。那个下午，正上着课，我的思维突然游移：不知是因为思念奶奶还是食堂的饭菜让我感到了单调，我忽然很想吃煎白菜。念头一旦产生，我就放不下了，终于等到下课，我对身边的同学说了我的想法。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那天晚饭后，当我和同宿舍的同学一块结伴出去溜弯时，刚到校门口，朱增霞骑着一辆大金鹿自行车急急地赶来，她喊住我，从车把上拿下了一个有温度的包裹，“俺娘给你煎的白菜。”我吃惊地打量着她，接过包裹，一股熟悉的味道扑鼻而来，那正是奶奶煎的白菜的味道。想象着她的母亲在烟熏火燎的饭棚里为我煎白菜的情景，我感动莫名。

后来，去铝城读书，学校食堂的饭菜，质量较高中时好了很多倍，有了鱼、肉，也不再缺油。但冬天的菜，也多是白菜、萝卜这些时令蔬菜。记得那次，我端着饭盒从传达室门口路过，传达室大爷调侃地说：“百菜唯有白菜美，百菜唯有白菜香”。再美、再香的菜，也不能天天吃吧？厨师班实习的同学，看到我剩在饭盒里的菜越来越多，很好心地给我炒小炒——用酱炒白菜，我不好意思告诉她，我实在吃不惯酱的味道。

那天，也是一阵心血来潮，我问那几个城里长大的孩子：你们吃过煎白菜吗？问话的时候，我的语气留了个长长的尾巴，好像彼时我正咂摸着煎白菜的香味。

第二天，贾莉带给我一个瓷坛子，里面盛了满满的酥锅。“我爸爸说了，煎白菜没营养，昨晚刚做的酥锅，肉、鱼都有，还有海带，也有白菜，你好好地吃吧。”

那是我第一次吃一个地道的博山人做的酥锅，感觉唇齿间都留足了回味。当我对贾莉说吃了还想吃时，她竟开起了我的玩笑，“嫁给我哥吧，保管你顿顿吃的到。”

多年后，当我操持着一个家庭的吃喝的时候，我更注重的是营养和美味。白菜，我们一年都吃不上几棵。那天，我费尽心思也想不起来吃什么好了，便想起了煎白菜，我挑了最好的白菜叶，打了四个鸡蛋，用淀粉勾芡，用心地煎白菜，我煎的白菜香酥可口，软硬适中，等我兴高采烈地端上桌，女儿尝了几口，便噘起了小嘴：这是做的什么呀？

女儿不知道，她的妈妈有如此深的白菜情结。

每到秋末冬初、萝卜收获的季节，当男人们把带着萝卜缨的萝卜从田地里刨出来、拉回家，女人们开始了另一番忙碌：她们一边把萝卜缨拧掉，一边根据萝卜的个头悄悄分了堆，大个的萝卜将被储存进地窖，小个的萝卜被切成片、晾干、腌制成萝卜干。当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挂着晾晒的萝卜干时，萝卜的气息在整个村庄里弥漫开来……

儿时的我对奶奶每年都腌制的萝卜干很不以为然。因为萝卜不是稀罕物，萝卜干也没有供销社卖的榨菜头好吃。尽管奶奶一再灌输萝卜是好东西的观念，我却很少吃。

离开故乡多年之后，某年的某天，在单位吃工作餐，南方的一个客户拿出了自己腌制的萝卜干。当我象征性地夹起萝卜干放到嘴里嚼了一口，我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我没想到，在家乡随处可见的萝卜经过南方人的炮制，竟成了如此美味！

客户看出我喜欢吃萝卜干，第二天开始，她每天都带着萝卜干来上班，还特意送我一小包。

我欣喜地把萝卜干带回家，盛在一个精美的碟子里，端上桌。吃饭的时候，我把萝卜干当做了主餐，左一筷，右一筷，筷筷都离不开萝卜干。老公和女儿见我如此喜爱萝卜干，都露出了莫名其妙的表情。

更有甚者，我竟在餐后把萝卜干当做了零食，一会吃一块，一会又吃一块。

我的举动超越了女儿的承受极限。她很惊讶地问我咸菜有什么好吃的？见我持续乐此不疲，她在回姥姥家的时候，直接给我告了状：“姥姥，您的闺女太不一般了，拿着咸菜当零食吃呢！”

妈妈不好当着孩子的面说我，一边开玩笑地和女儿说：“*妈没别的好吃的，所以吃咸菜。”一边暗中嘱咐我，盐不能多吃。

我是个很执着的人。吃萝卜干也是这样。吃完那包萝卜干之后，我去超市购买，遗憾的是，走了几家超市，竟没有见到萝卜*影子，估计是萝卜干利润低的缘故吧。实在抵挡不住萝卜*诱惑，我又厚着脸皮向客户要了点。

我喜欢吃萝卜*消息不胫而走。三姑妈首先给我送来了她亲手腌制的萝卜干；接着是小表嫂；接着是小姑妈，不长的时间里，三种口味各异的萝卜干先后进了我的菜橱：三姑妈的萝卜干撒了花椒粉；表嫂的萝卜干浸透了酱油；小姑妈的萝卜干沾满了辣椒面……

萝卜干从此成了我不可或缺的季节性食物。每年北风乍起，我就会收到亲人们给我腌制的萝卜干。好几次，从母亲家见到萝卜*时候，过的迷迷糊糊的我惊讶地问：又要过冬了啊？！

前几天，同事很偶然地说起他妈妈给他腌制了萝卜干，他说他极喜欢就着萝卜干喝稀饭。

同事的话一下又勾起了我对萝卜**。碰巧那天下班的路上，看到有人用车拉着萝卜在卖，一问价格，十元一袋。我给他十元钱，好像捡了一袋萝卜一样，兴冲冲地带回了家。

回到家，先给妈妈打电话，我告诉她，我买了一大袋萝卜，准备自己腌制萝卜干了。

妈妈先告诉我，萝卜不好储存，一定要用袋子封好，免得糠心；妈妈然后说：“孩子，这件事你办不了，别逞能了。”

妈妈的一盆凉水反而激发了我的斗志：简单地吃过晚饭，我开始洗萝卜。第二天，当萝卜表面的水晾干之后，我坐下来把萝卜切成片，然后放到篦子上晾晒；大约三天之后，我感觉萝卜干已经晾透的时候，用早已凉好的开水清洗萝卜干；又经过一天的晾晒，我才把适量盐撒进了萝卜干，并买了上好的花椒面撒均匀。

不知是我买的萝卜好还是我的水平高，经我手腌制的萝卜干咸淡适中，软硬正好，最主要的，嚼起来嘎巴脆。

那天中午，我正就着自己亲手腌制的萝卜干喝南瓜稀饭，妈妈打来电话，第一句话就关心地问我萝卜干腌的咋样了？我一边把嘴里的萝卜干嚼的嘎巴响，一边告诉她，她的天才女儿成功了！

从吃南方客户腌制的萝卜干到现在，差不多有十五年了。十五年的时间，我对萝卜*喜爱经久不衰；十五年的时间，亲人们腌制的萝卜干从没间断过。十五年的时间，我从没想过自己动手去做这件事，客观上，妈妈对我的不信任也影响了我。

今年，万般凑巧地促成了我腌制萝卜*过程，我才知道，很多事，看起来不容易，做起来没有那么难！

一

小时候，故乡多雪。很多个冬天的早上，卸下门栓敞开门，眼前是白的亮眼的积雪，不知那雪从啥时下，也不知下了多久。看地上，厚厚的雪把奶奶喂鸡的盆子都盖住了；鸡窝上、树上、屋顶上到处白茫茫一片，那刺眼的白得让眼睛适应几秒钟才缓过劲来。我一边慢慢睁大眼睛一边回头告诉还躺在被窝里的奶奶下雪了，奶奶一边把身边的两个弟弟拍醒一边吩咐我们姐弟三人扫雪。按照奶奶的指令，我们从居住的北屋门口扫出几条道来：一条通向饭棚，一条通向猪圈和茅房，一条通向门口。然后，我们打开家门，把自家门前的雪清扫干净，那时，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扫着出来了，大人们清扫村里的几条主干道，我们小孩子只把自家门口到主干道的雪扫净。冰天雪地里，我们忙活的浑身热气腾腾，心里暖和和的。

上学后，下雪的时候，老师安排我们家近的同学从家里带铁锨或扫帚，我家离学校近，我常常是从家门口扫起，一路走一路扫，带着工具的同学也是如此。中间有的人家早扫净了一片，有的还没扫，我们顺路把没扫的扫出来。到了学校，同学们有的扫，有的铲，有的两个人合伙把扫起的雪盛在筐中往学校外的沟渠里抬，*热火朝天，不亦乐乎。我无意中抬头一瞥时，看到高年级的两个高个子男同学把抬着的盛雪的筐来回地晃着玩，那有趣的画面引得我忍俊不禁。其中一个发现了偷笑的我，当我背过身去时，他竟偷偷地攥了个雪球朝我扔来，他和我都始料未及的是，那雪球透过我的后背击中了我的芳心……

二

参加工作后，有三次大雪让我难以忘怀：2004年秋天，我去外区县帮助当地县供销社开一家三千多平的超市。那年，雾大，多雪。下雾的那个早上，我们的班车围着那个标志性的转盘转啊转，直到路边一个好心的大爷摆住了司机问他：小伙子，你已经转了三圈了，还想转几圈？雾过之后是大雪。第一场大雪，我们猝不及防。超市的扫帚、笤帚、铁锨都派上了用场，远远不能满足扫雪的需求；第二场雪之前，我们自己用木板制作了几个推耙。超市门前的广场很大，我给每个货区分派了清扫任务，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一马当先。那次扫雪，拉近了我和员工的距离，以致几年之后，还有员工来信忆起此事。2008年，我在车行上班。久不见雪的我上班途中看到空中飘舞的雪花时曾惊喜地心头雀跃，随之而来的大雪却给出行的人们带来了诸多不便。连续几个早上，我们早早赶到单位清扫院子里的积雪，这场大雪让平时不怎么联系的几个部门瞬间熟络起来。我们争抢着彼此手中的工具，合力把院子里的积雪滚成一个个大雪球，再把雪球滚到南边的墙根。当我们终于把院子清理干净，我带一个年轻同事一起来到二楼某财务总监办公室，我们三人居高临下地看着窗外聊天，年轻同事突然指着窗外，操着博山话说，哈，哪是啥玩意？我们闻声看去，只见一个黑魆魆的东西摇摇晃晃地进了院子，待稍微近了些才看清，是一辆开来车行修理的被撞去了外壳的车。年轻同事笑着说，这样的车上路，谁敢靠近啊？2013年，老板把新开发小区的物业公司辞掉，把我从市场调到小区做物业经理。老天爷像是故意考验我一样，那年冬天特别冷。三天两头的，我被告知水表间的水管冻裂了，我得抓紧组织维修、保安、保洁去维修水管、清理积水。不仅如此，那雪是一场接一场地下。清扫第一场雪的时候，我心里还喜滋滋的：当时业主和物业公司在交房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矛盾，我想通过劳动的机会化解这些矛盾。确实有业主看到挥汗扫雪的我，对我们的工作赞誉有加。可是，那小区实在太大了，我们根本扫不过来。第一场的还没清理完，第二场的又来了。积雪、路滑，严重影响了小区居民出行，无奈之下，我报备老板去劳务市场雇人集中清理。几天之后，那些靠力气吃饭的人抬眼四顾，也被那好像无边无沿的一场场雪震慑了，他们宁愿放弃半天工资也不愿再干了。看着偶尔滑倒的业主，听着业主一声声抱怨，我突然想起我在单位宿舍住时，小区没有物业，每次下雪，都是同事们自发地下楼清理，大家把扫雪当做一种乐趣，没人觉得苦或者累。我突然意识到，如果小区居民能有扫雪意识，积极参与进来，每个楼的业主把楼前道路清扫干净，物业只负责主干路，小区的道路会是另一番样子。

三

此文写就的原因，是西安文友发在朋友圈的感叹：“据说，一场大雪摔倒骨折了几百人；据说，一场大雪造成局部交通瘫痪；据说，八十年代和很久很久之前，每个单位和个人上班一大早都会出来扫雪……”，这引发了我的回忆、思索和关注。希望我的文也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希望雪花飘落的时候，大家在赏雪的同时，记得“各人自扫门前雪”。

到了我的叛逆期，我和两个弟弟之间的战争时有发生，每次我都对他们不依不饶。奶奶嫌我做不出姐姐的样子，常说我是“战争贩子”，自觉有理的我以为是奶奶偏袒她的两个孙子，在奶奶又一次数落我的时候，我甚至恶作剧地想像奶奶死去的样子。

读完小学，我离开家乡去外地读初中。与我感情深厚的奶奶因此三天没吃饭，她一遍遍念叨她心爱的孙女，她怕她孙女不适应外面的环境。直到我周末回家，奶奶看到没心没肺的我兴高采烈的样子，才算放了心。

离家之后，每次回家，奶奶都精心给我准备饭菜。我不在家的日子，奶奶依然保留着有好吃的给我留着的习惯，等我回家，奶奶像变戏法一样变出很多好吃的，递到我的手中，看着我吃下。写到这里，泪奔了！

在外读书的时候，碰到奶奶的生日，奶奶都执意要我回来。当时赶着回家给奶奶过生日，是为了吃到酒席上的菜。现在回想起来，奶奶那样要求，是因为她的孙女在她心中份量太重。

因为想奶奶，我曾在一个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天气回家。那天从学校走时天已经阴的很黑了，同学劝我不要回家，可我实在抵挡不了对奶奶的思念，毅然坚持骑车回家。上路不久，雷雨交加，我自幼胆小，平时最怕打雷，好几阵响雷惊得我浑身打颤，几欲大哭，我知道哭也没人听见，只好硬着头皮骑行在风雨中，回到家，我奶奶看到浑身湿漉的我一下急了眼，她用少有的责备的语气说，傻孩子，今天又不是周末，你回来干啥？进入高三，学校为了提高我们的学习成绩，将我们回家的次数由原来的每周一次改为两周一次。那个周末，我们不该回家，可我实在禁不住家的诱惑。吃过晚饭后，我约上同村的一个妹妹悄悄离开了学校。骑自行车目标太大，我们两个决定步行十五、六里路抄小路回家！当我们走进一个村庄时，已到掌灯时分，夜晚陌生的村庄令人心生忐忑，我们不约而同放轻脚步，唯恐扰了村庄的寂静，突然，传来一声狗叫，接着那狗叫声由远而近响成一片，我们吓的两股颤颤，惟恐那狗会破门而出，一下跑到我们的面前。有了这次教训，我不敢再走夜路。隔了一段时间，又到一个不该回家的周末。当我下课后偷偷骑着自行车从宿舍区往外走时，与班主任老师碰个正着。年轻的老师很绅士地做了个暂停的动作，一向表现良好的我竟十分镇定从容地“欺骗”老师说“都走了，你去看看吧。”老师着急地往宿舍区的方向去了，我趁机堂而皇之地“逃跑”。

奶奶喜欢抽烟。当手头的烟抽完，奶奶会温柔地吩咐我：“去，拿上两个鸡蛋，给我换包烟。”我乖乖地趴到鸡窝前，把鸡窝边立着的棉花杆伸进鸡窝去把鸡蛋拨拉出来，洗也不洗，就一手握着一个粘些鸡粪、带着母鸡体温的鸡蛋蹦蹦跳跳直奔村西头的供销社。奶奶吸的烟大多是我用鸡蛋换来的。

奶奶晚年，患了严重的气管炎，咳的最厉害的时候，医生不让她吸烟，她就偷偷吸。有一次她正吸的带劲，我娘一步迈进了她的房间，她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忙不迭地想藏烟，我娘笑着说，别藏了，以后不吸就行。

冬天是气管炎发作最厉害的时候。每到冬天，我们全家和奶奶一样如临大敌。都说有病乱投医，还真是的。奶奶的气管炎发作起来，村里的赤脚医生是指望不上了，我娘无奈之下找了她做兽医的好友来给奶奶看病。兽医阿姨学的兽医专业，从前几年开始应病人要求捎带着给人看病，据说看的挺好，我娘听说后向她求证，她说没啥，就是加大药剂量。兽医阿姨的老公在公社武装部上班，兽医阿姨近水楼台，平时穿的就是武装部发的那样的制服和大衣。娘说兽医阿姨从小娇生惯养的，没想到长大成了那么泼辣的一个人。娘说兽医阿姨挺有个性，她对她娘很孝顺，可是从小到大她没喊过娘，她娘也不计较。兽医阿姨开始给奶奶开的药还管点事，后来就不行了。碰巧姥姥村里有个老中医从滨州一家医院退休后，一直赋闲在家，和我爹娘关系甚好，每当奶奶哮喘发作，就吩咐我去找他，我骑上自行车，很快就到了他家。那个中医高大魁梧，相貌堂堂，说话十分和气，我按奶奶说的把病情告诉他，他开好方子，我再带回来，去村里的卫生室拿药。记忆中，好像我每次去他家，他都在喝萝卜和绿豆熬的水。他的医术挺高，整个冬天，奶奶都靠他开的药抑制病情。

一九八六年阴历九月二十七，奶奶去世。得到奶奶去世的消息，我骑上车子从学校往回赶，那条回家的路我已经走了近三年，熟悉的不能再熟悉，却在一个拐弯处，心急如焚的我结结实实地撞在了一棵树上。

回家看到气息全无的奶奶，我跪倒在地，放声痛哭。

听母亲说，弥留之际，一生无欲无求的奶奶却开口要求母亲答应她一件事，她说她害怕爬烟囱（火葬），她希望她百年之后，母亲能土葬了她！

待婆婆比待亲娘还亲的母亲，听完奶奶的话，眼圈一下红了。她何尝不了解奶奶的心事，可她作为村里的党支部*，在国家刚刚开始实行火葬制度的时候，她哪能带头破坏这规定？？

送走奶奶，一连好多天，我都忍不住自己的眼泪，我的心里、眼里、睡里梦里全是奶奶的影子，爸爸看我那么难受的样子，心疼地说，“别难过了。你奶奶对这个家的恩情，谁也不会忘记。没有她，就不会有这个家。你回校好好学习吧，学习好了，就对得起你奶奶的养育之恩了。”

奶奶生前爱菊。她每年总要在院子里养上一大簇。九月花开的季节，红的、白的、黄的、紫的，各色菊花争奇斗妍，煞是好看。奶奶爱蹲在那里，静静地观赏，细细地闻那花香……那年，奶奶却在菊花盛开的九月离开了人世，离开了那一院子喜欢的花，从此，看到菊花我便会深深地思念奶奶。

转眼，奶奶离开我三十多年了。我多希望这三十多年的时间是一场梦，我多希望我一梦醒来，能看到奶奶颠着小脚忙碌的身影。我多希望，这三十年的时间，奶奶是回了她娘家的村庄。

奶奶的村庄离我的老家大约七里左右的样子。

我记事起，奶奶就常常带着我回她村庄去串门。记得从我们家到奶奶的村庄需要经过一片烟叶林。那片烟叶林让我幼小的心里充满了新奇和惊讶，很少走出家门的我知道了土地上不仅可以种植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还可以种植粮食作物以外的经济作物。那片烟叶林差不多介于奶奶的两个家之间。记得我们每次出村不久，奶奶就会带着像是诱惑又像是安抚的语气说，“好好走路，等走到那片烟叶林，咱就休息。”小时候的我一直以为奶奶心疼我年纪小，怕累坏了我。后来才知道，奶奶的小裹脚走路时间久了也会累的。

每年的谷雨前后，烟叶开始育苗的时候，我们常常坐在一望无际的幼苗前看云卷云舒；到七月份开始采收之前，我们又会坐在宽大的烟叶前乘凉。回想起来，奶奶回村庄的频率很高，奶奶对村庄的感情可见一斑。

等我稍微大点、学会骑自行车之后，我成了奶奶的信使，逢年过节或者奶奶村庄有婚丧嫁娶的事，奶奶会安排我骑着自行车，替她回村庄。

等我再长大点，开始跟着同学赶集之后，奶奶的村庄成了我赶集的必经之路。那次，当我和几个同学一起赶集回来，路过奶奶的村庄时，路遇奶奶的侄子、我的一个表叔，他很热情地挽留我去他家吃饭，我开始不肯，他拉起我就走。到了他家，他吩咐自己的老婆给我做饭，我的表婶看了看锅里又看了看盛干粮的篮子，悄悄地提起个篮子走了出去，等她回来的时候，篮子里盛满了地瓜叶，表婶给我做了地瓜叶面团。那是我第一次吃地瓜叶面团，很是难以下咽，我吃了几口就撂下了筷子。那时我才知道，奶奶娘家人的日子过的不好，我以前每次去，要么是春节要么是他们家老人过寿孩子结婚，他们能好菜好饭地招待我，因为他们有所准备，也因为他们诚心实意。

他们的生活条件不好，他们家的大人和孩子却都对生活充满了热情。他们家里养了兔子还养了一只狗。那年我去他们家，碰巧他们家的狗下了崽，看到我和弟弟们那么喜爱那几个刚刚诞生的新生命，他们非要送我们一只，他们把小狗放到一个篮子里，上面盖上干草，然后帮我们挑选了一根树枝，让我和弟弟把小狗抬回了家。

奶奶的村子里有唱戏的传统。我们常常在傍晚时分结伴去他们村，看那大幕徐徐开启，看那些戏中的人物在锣鼓声声中粉墨登场。记得那个夏天，当我们看完戏回家的时候，一条横亘在我们村前、我们来时还很干爽的大坝不知何时蓄满了水，是同去看戏的叔叔伯伯们四处找来粗树枝，人为地搭起了临时的桥，然后叔叔伯伯们有的在前、有的在后，慢慢地把我们搀了过去……

初中开始，我去外地读书，几乎没有机会去替奶奶走亲戚了。由此，每年的春节、端午、奶奶的生日还有一些不是节日的日子，奶奶的侄子、侄女都会带着他们各自的家人去看望奶奶，直到奶奶八十一岁去世。

那年，和弟弟一起回老家去给爸爸上坟，经过奶奶的村庄时，弟弟指着正在待建的厂房和焕然一新的安置房对我说：“这村的变化太大了。”

来去匆匆的我第一次摇下车窗玻璃，仔细地打量这个养育过我的奶奶、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留下深刻印象的村庄：宽阔的柏油路、崭新的楼房、看似机关大楼的敬老院、健全的健身设施和大面积、合理的绿化……

如果奶奶在天有灵，奶奶一定会欣慰地看到，她的村庄如今建成了中国北方规模最大的专业不锈钢元钢、钢锭及不锈钢管生产企业。奶奶村庄里的带头人正带领着奶奶的后人们健步走在迈向幸福的路上。

我大姑在她姥姥家长到十五六岁才随奶奶一起回了家。我大姑文静、秀气，尤其令人怜爱的，是那双灵巧的手做出的女红：针脚工整、细密，花样新颖，别出心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说媒者接踵而至。在众多的选择者中，爷爷给大姑定下了邻村耿姓青年。说来那是一个苦命的人：小小年纪，爹娘先后去世，他被过继给本家一个大爷。大爷没有儿女，待他如亲生一般。为了报答大爷大娘的养育之恩，他早早地离开家乡去城里做学徒工。学徒工的日子很苦，他咬牙坚持，为的是挣些钱，给大爷大娘养老。耿姓青年长的周正，肯吃苦，更重要的，他孝心可嘉。大姑嫁过去之后，小两口商量大姑应该留在家里，伺候公婆。刚开始，一家人相处的挺和睦。大约两年之后，大姑从未开怀的婆婆枯树发新芽，生下了老来子。有了儿子，大约是怕大姑和大姑父分他家产，老两口对大姑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变，开始横挑鼻子竖挑眼。大姑开始采取忍让的态度，后来老两口变本加厉，到了指桑骂槐的地步，大姑实在忍无可忍，抱起孩子离开家，投奔大姑父而去。

大姑这一走，二十五年没回头！顾及两个村离的太近，不愿遇见婆家人，大姑也一直没回娘家。

到城里安顿下后，为了糊口，大姑到大姑父所在的厂里找零活干，又要打工又要带孩子，日子过的挺难。我的大姑，从小也算是娇生惯养，没吃过苦，楞是咬牙坚持了下来。凭着踏实肯干，大姑后来被厂里录用为正式职工。随着大姑和大姑父工作稳定，一家人生活从此好起来。

1971年，我大姑父英年早逝。那年我只有三岁，我却清晰地记得大姑父的模样：方脸，大眼，清瘦，干净利落，说话和气。有时想起大姑父我问自己：一个三岁的孩子能记得那么清楚吗？是不是我看过大姑父的照片后印象逐渐加深误会成记忆？大姑父说话的神情我也记得，场景是我坐在那里吃西瓜，他进门后站在他家门后那个水缸边。能给一个三岁的孩子留下那么深刻的记忆，可见我和姑父之间缘分不浅。

大姑父给大姑留下了两男两女，最小的小表哥只有六岁。中年丧夫，大姑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生离死别。想想四个没有成家的孩子，大姑只能擦干眼泪、挺直腰杆，为孩子们撑起一片天。本来就身体柔弱的大姑从此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仍然顽强地挑起了生活和工作两副重担。

为了缓解心头的痛苦，大姑开始抽烟。姑姑吸烟的姿势很美。她经典的动作是吐烟时下唇微微上翘，好像她要把烟雾送到指定的地点。住在大姑家，我最喜欢晚上躺在她的身边。那时，在大姑眼里，我成了她最贴心的人。她絮絮地和我说她生活中的事，说我的四个表哥表姐。我静静地看她把吸到嘴里的烟一圈一圈地吐出来，45度白炽灯的光晕穿过一圈一圈的烟雾撒在大姑历经沧桑的脸上、撒在大姑已经被烟熏黄了的修长的手指上，少不更事的我从那烟雾中读出了姑姑的寂寞和无助，我那颗幼小且敏感的心盛满了对姑姑的疼爱。

我上学后，每到暑假或者寒假，大姑都会要求母亲把我送到她家住一段时间。暑假里，每次到大姑家，大姑早为我备好了不少的西瓜；寒假到来，大姑又精心地为我做好我爱吃的稣锅。多年之后，回味大姑做的酥锅，我都清晰地记得那酥锅的海带里卷着一股很清淡的香，是姜的香气还是别的，我说不出来。每次去大姑家，大姑都会送我几件表姐们的衣服，有时也给我做新的。那时，我是那么坦然地接受着大姑为我做的一切。我没想过，大姑一个人的工资养活那么多人，还要负担那么多的人情世事，真的不容易！

我喜欢去大姑家，除了因为大姑对我好，还因为我喜欢大姑家干净、利落的讲究。

在我的印象中，姑姑有三样东西一直是白色的：大姑的袜子、汗衫、枕巾。每次见到大姑时，她那双不大的脚上总套着一双洁白的袜子；每次躺在大姑身边，大姑脱掉外衣时，最后露出的一定是一件洁白的汗衫；一年四季，大姑的枕巾都是白色的。

体弱多病的大姑顽强地守着半大不小的四个孩子，很多人劝她，再走一步吧，找个人帮你带孩子。大姑考虑到孩子们的感受，一一谢绝了。

一年年过去，我表哥、表姐们先后在淄博一棉就了业。淄博一棉，在我的心中，是个天堂一样的地方：那里有澡堂，有影院，有明亮的路灯，有油条豆汁，有大姑给我做的新衣服……正当大姑想喘口气歇歇的时候，改革的浪潮首先冲垮了那个在旱码头人们心目中曾经那么牛气的厂子。那段时间，我的哥哥姐姐们有的面临下岗，有的已经停发工资。每次哥哥姐姐来我家，大姑都严厉嘱咐他们：不要对你们的舅舅、舅母诉苦。

1994年，大姑生病住院，我去看她，躺在病床上的大姑已经不能说话了，靠插在身上的那些管子输送营养维持生命，看到大姑那艰难的样子，我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再也控制不住……

1995年正月初五，我的大姑母因病离世，享年63岁。

转眼二十几年过去，大姑竟常常出现在我的梦中，我知道，一向疼爱我的大姑一定还在另一个世界牵挂着我。奶奶说过，姑、娘；姑、娘；姑和娘对孩子的感情是一样的。有了侄子侄女后，我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大姑，我的娘，感谢您在我的生命里出现过，感谢您给予我的无私的爱！您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半个世纪前，我爷爷在周村做生意。久而久之，与周村街上一户唐姓人家相交甚好，以至于后来攀上了儿女亲家：爷爷同意把我二姑嫁给他们家的三儿。唐家三儿不仅长的一表人才，还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大学生。据说，定下这门亲事之后，爷爷兴奋地好几天没睡好。

姑父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四川工作。结婚后，姑父开始向单位领导打请调报告，想尽快结束夫妻间两地分居的生活。那年代办理调动很难，偏又遇上个爱惜人才的领导，任凭姑父软缠硬磨，死活不放人。久而久之，一心想调回原籍的姑父竟像得了心病，最突出的表现是说话不再讲究迂回、顾及别人的感受，而是直抒心意、一吐为快。最重要的，常常颠三倒四地说。单位领导看到他的表现，以为他是故意装出来的。念及他去意已决，终于在他的请调报告上盖了章。因为专业不对口，也因为调动过程中姑父身上发生的一些变化，姑父一个堂堂的大学生回到周村后，被安置到一家企业烧锅炉。

烧锅炉的姑父因为工作认真、爱说话，常常得罪人。很多人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姑父。甚至有人时不时地在二姑面前告二姑父的状，二姑每次遇到这样的事，先是调侃几句，然后用她那标志性的爽朗的笑声把来人送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丝毫不会影响二姑对姑父的感情。

二姑爱笑，这是她给我最初也是最深刻的印象。二姑见人不笑不说话，往往你还没见人呢，先听到一阵婴宁般的笑声。那笑声能让人瞬间忘记自己的烦恼和不愉快。我喜欢姑姑感染力极强的笑声，甚至偷偷模仿过。

奶奶说二姑是个不知愁滋味的人。按奶奶的说法，二姑的愁事多着呢：住着那么小的房子；男人工资不高还不会打理家；三个儿子像比赛一样的疯长，孩子们生长得需要营养，得置办衣服，这些都需要钱。

二姑一家一直住在当时周村的繁华路段——下河那个坡路中间，门口朝北。门上常年吊着门帘，这门帘把一个家和外面的喧嚣、熙熙攘攘隔开。当你掀起门帘，帘内的幽暗与帘外的明媚形成鲜明的对照，你得给自己几秒的时间去适应这种变化。

进入帘内，下台阶，慢慢拐进那个只有十几平的房间。就在这个房间里，二姑把四个孩子养大，而且一个比一个出息，真有鸡窝飞出凤凰的感觉。

小时候，每当放了暑假、寒假，我都会去二姑家，表面看来那么格格不入的二姑、姑父竟是从没红过脸。有天夜里，我甚至看到他们很亲热地打闹。姑父和孩子们之间关系也好，他们甚至互相之间起外号，互相打闹。这让从小家教严格的我既觉得姑父有点为老不尊，又心生羡慕。

几乎每次去二姑家，二姑都会给我包水饺吃。二姑干活很利落，擀饺子皮时，她把几个剂子摞起来，一次能擀好几个；包饺子时，只见她一手拿饺子皮，一手拿匙子，用匙子加上馅子，捏合饺子皮时，匙子就夹在手指间。我还没看出来她是怎么捏的，一个个燕型的饺子早已稳稳地放在盖垫上。

奶奶常说，姑、娘，姑、娘，姑对侄子的疼爱和娘是一样的。事实也是这样。那年寒假，我去看二姑，二姑看到我冻的有些发红的小脸，二话没说拉起我去一家做棉服的店给我订制了一件蓝色的制服棉袄。穿上那件棉袄，不仅暖和，也洋气，我神气十足地穿回了家。那时村里、甚至学校里，有几个孩子能穿那样的棉袄？

第一次发现二姑抽烟的时候，我忍不住惊叹一声。看到我惊愕的表情，二姑若无其事地笑了一下。抽烟丝毫没有影响到二姑在我心中的形象，相反，我更加感到了二姑的洒脱和大气。已经懂事的我知道，身为大街居委会主任的二姑每天要处理一大堆大大小小的公务，还要操持一家六口的吃喝，随着一天天长大的三个表哥吃的越来越多，二姑的担子是越来越重。当姑姑吐出的层层烟雾笼罩了姑姑，我感受到了姑姑心底的愁苦。

二姑的晚年，总算苦尽甘来：四个孩子都成家立业过起了自己的幸福生活；孙子孙女先后毕业于浙大等名校；因为街道改造，二姑得到了一套宽大的住宅和一间营业房。辛苦操劳半个多世纪的二姑终于露出了舒心的笑容。

晚年的二姑患了腿疾，出入得有二姑父推着。坐在轮椅上的二姑鹤发童颜，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了二姑的容颜，那贯穿了半个多世纪的笑声一如当初那么真诚、爽朗。

多年前，当我还是个小丫头的时候，每当学校放了暑假或是寒假，我都要到周村的两个姑姑家住一段时间。

大姑家住在一棉宿舍内，二姑家住在南下河。从大姑家到二姑家步行二十分钟。

大姑家住着四间北屋，东头一间住着大表哥，西边三间由内墙隔开，大姑住里间，两个表姐和小表哥住外间，表姐们的床东西放，小表哥的床南北放，两张床隔了不到两米的距离，用布帘子隔开。我去时享受贵宾待遇，和大姑睡在里间的大床上。

从大姑家去二姑家，经过一棉厂门口、一棉俱乐部，再往东，路北边是一排商铺，有副食店、五金店、杂货店，我来回时常去那些店铺里流连，由此再往东，是下河的一段上坡路，我二姑家就住在坡中间。

大姑家住的地方宽敞，我大多数时候住在大姑家。住在大姑家，可以吃到大姑精心准备的一日三餐，可以去厂区大澡堂洗澡，可以去俱乐部看电影，可以和院子里很多同伴一起踢毽子，跳皮筋......我一般只是白天去二姑家玩玩，有时也在二姑家住上一两宿。我去二姑家，喜欢去那铺满青石板的地面走走，去逛逛那些风格各异的店铺,去大街口的戏台前听那南腔北调，更有那些吸引小孩子眼球的万花筒、木蛇、咕咕铛子等，我那时看周村，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满眼的新奇。

我没有想到，时隔二十几年后，在周村百货业十分凋敝的情况下，我以超市店长的身份，把一家三千平米的超市开到了周村人的惊讶中，开了这个百年商埠超市的先河。五年的时间，超市红红火火地发展着，超市的名字响遍周村每个角落。我却总以忙作为借口，从没有去看望过相隔不足一里的姑姑，还有深藏在我记忆中的大街。

前几年，姑姑过生日，我随母亲去周村看望她。

到了姑姑家，还没有落座，我就提出带女儿去逛逛大街，去走走那青石板铺成的街道，去看看那个多年未见的戏台。母亲和姑姑相对一笑说：“去吧。”

出了姑姑家的胡同，就看到了“丝市街”的东门。

到了“丝市街”入口，我像怕扰了熟睡的亲人一样，抓紧了女儿的胳膊，放慢了脚步，然后，一步、一步地，步入了小街的深处。我细微捕捉着映入眼帘的一个个场景，一件件物品，当我看到那几家绸布店、茶庄，还有照相馆的时候，我清晰地记起在那家绸布店，当我第一眼看到那花色各异的柔柔滑滑的丝绸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她。我记起就在这家绸布店,表姐为我做过一身紫色的绸衣裤，很好地凸现了我刚开始发育的腰身；在那家照相馆，在一束假花的点缀下，羞涩的我绽放了如花的笑颜。我知道，这就是在我的记忆里深藏了三十几年的大街了。

大街商铺林立，那于不经意间显现的古老的纺车和有意无意间看到的残垣断壁，在无言地诉说着商铺经年的历史和附着的一层厚厚的岁月的风尘。我用力逡巡着，那个清真包子铺呢？那时，姑姑常常给奶奶买铺里的包子，那包子香而不腻，用几层毛边纸包着，我垂涎那包子的美味，以致我看到包包子的纸都有了舔的冲动。

大街和银子市的交汇处，不见了那间百货店和周边低矮的房屋，成了一个大的戏台，戏台上因陋就简地陈列着几样道具，这丝毫没有影响台上演员演出的热情。我们路过的时候，正有一男一女在东边的舞台上十分投入地唱着二人转。那煽情的演唱和搞笑的动作让我忍俊不禁地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唱完二人转，又有人粉墨登场唱起了五音戏。

舞台之上，演员忘我地说唱着，嬉笑怒骂毫不造作，一招一式尽显表演功力，一颦一笑流露万种风情。舞台下面，男女老少站成了黑压压一片，有的人在看热闹，有的人在看门道，人人都从戏中得到了不同的启示和感受。

一个小小的舞台，演绎着人间百态；看着幕启幕闭间的辉煌和衰败，我突然意识到，大街其实也是个大舞台，在这个大舞台上，一代代人前赴后继，演绎着自己的本色，也客串着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角色：东方商人孟雒川，他的老字号瑞蚨祥、谦祥益等“祥”字号在周村大街创业、发迹，并由此走向全国，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连锁经营模式，创造了一代儒商的辉煌成就；大名鼎鼎的山西商人乔致庸曾经在这里运作着大的资本市场，由他在周村所设的大德通票号的原址改造成的票号博物馆在无言地诉说着曾经的风流；《大染坊》的主角陈六子曾经演绎了商界的传奇；那个烤饼的郭云龙，他是怎样突发奇想，把芝麻粘在了胡饼上，从此，胡饼成了香味远播，名扬天下的周村烧饼。李化熙，这个清王朝的刑部尚书，为了周村商业的发展，用尽智慧和计谋讨的皇帝御赐的“今日无税”碑文，为繁荣周村的经济做了巨大贡献；还有周村历史上唯一一个武状元王应统，他在看透官场的黑暗后，毅然不顾皇帝的挽留，弃甲归田，回到富庶繁荣的家乡颐养天年……

这个舞台不大，却演尽了人间悲喜和历史风云。在幕启幕闭之间，上下五千年被折腾得翻云覆雨，如泣如诉，迷迷茫茫，色彩斑斓。

月月年年，历史在改变，多少风流人物随着风吹雨打去，又有多少新人被风雨催生了出来，完成着新的使命，历史因此得以延续。

现在，大街依然在，戏台依然有声有色的活着，我们真的应该感谢那些曾经在大街这个舞台上闪亮登场并为这个舞台赢得了喝彩声的人们。感谢历史为我们留下了这条老街，留下了铺满街衢的青石板和这个戏台。

二人转，是一台两个人的戏。其实，这世界本来就只有两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这两个人在这个地球上，把二人转演了几千年，演成了一部浩荡的历史，留给今天，更留给未来。

小学五年级的某一天，放学后，我和同学们像一群出笼的小鸟，叽叽喳喳地离开了校园。走出校门，我们五个当时很要好的同学像往常一样很迅速地排成一行，搭着肩，边走边开心地聊天。拐进我家门前的那条村路，我远远看到爹和娘一起陪着一个人从家里出来，那人穿着一件很得体的中式上衣，留着背头，是我心目中教书先生的样子。擦肩而过的那一刻，我看了他一眼，正遇见他炯炯有神的眼光瞥向我。那眼神，不怒自威，让我油然而生敬畏之心。后来聊起第一次见面，他说，在那么多孩子中，从没见过我的他一眼就认定那是我，他说我是个精气神十足的孩子。娘告诉我，我得喊他表大爷，他是奶奶的侄女婿，是个老师。

时隔不久，我小学毕业升入了本村的初中。初中开学一学期后，娘给我办理了转学手续，把我送到离家十几里的另一个镇的重点中学读书。到了学校，娘领我走到一排教师宿舍前，敲了其中一间的门，开门的就是表大爷，他和娘聊了半天客气话之后，告诉我，他以后就是我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他嘱咐我好好学习让我遇到问题随时找他。那个晚上，我激动地很长时间睡不着，上小学的时候，我对老师的孩子们充满了说不出的羡慕。没想到，我竟也成了教师亲属了，我恨不能给这消息插上翅膀……以后的日子里，当同学们捕风捉影地问起我和表大爷的关系时，我竟含糊着不想回答：表大爷严谨的治学态度在那所重点中学里有口皆碑。但他过于严厉，有时甚至是暴躁，惹得同学们常常背后骂他…..

记得那年，我感冒了，咳嗽不止。在课堂上，当我抑制不住地咳出声时，同学们的目光刷地集中了过来。正在板书的表大爷停下手中的粉笔，回过头，十分严厉地说：“上课期间不能咳嗽，如果想咳嗽，请出去。”周末回家，我十分委屈地把这件事告诉了患有严重气管炎的奶奶，多年饱尝咳嗽折磨的奶奶当时就生气地说：“他管的太宽了，还不让咳嗽？你尽管咳嗽，让他来找我！”尽管奶奶给我“撑着腰”，我仍然不敢扎煞。事后同学告诉我，难怪他不愿意，我的咳嗽声有点夸张，与别人的不一样。

那时我住校。每周回家一次。周末回校，我会先去他宿舍报个到。看到我被风吹乱的头发，他会找把椅子让我坐下，拿起梳子帮我梳头。那次，梳完头，我正要离开，他一眼看到了我脚上新穿的那双黑平绒布鞋，他厉声问我知不知道学生不能穿高跟鞋？随后他递给我一把带套的刀子，让我回宿舍后把高跟割去。等我处理完回来给他送刀的时候，我粗心大意地忘了拿回刀套，他问我：套呢？我一下想起了割鞋跟时看到的那坨不知从哪里塞上的棉花，我们村里的人都把棉花叫做棉花套，我以为他说的是那个。我纳闷他咋观察的那么仔细呢，随口说，扔了。他厉声问扔哪儿了？让我回去找。回到现场，我才知道他说的是刀套。

初中毕业后，没再和表大爷联系。九十年代初，我去周村看姑姑，碰巧他和表姑也去看姑姑，意外见到他，我惊喜地朝他跑了过去，跑到他面前，我一下站定了，我不知怎么表达多年来对他的感激和牵挂。如果是现在，我会紧紧地拥抱他一下，可惜当时太年轻。他看到我也很高兴，一连串地问了很多关于我的事情。

那之后不久，表大爷患病住院，为了扼制病情，表大爷做了截肢手术，以为能从此好起来，却被告知还需要截肢，竟连续截肢三次。听到这个消息，我很心疼他，他那么要强的一个人，除了忍受疾病的折磨，他能坦然面对自己遭遇的一切吗？

一直想去看他，好像一直在忙。万万没想到，他竟是那么匆匆地离开了我们。

得到表大爷离世的消息，我很内疚自己没去看他。多年之后，想起表大爷，又庆幸没去看他，这样，表大爷在我心中一直保持着那个完美的教书先生的样子，他有时着蓝色的中式长袖衫，有时着白色的中式短袖衫，那系紧领口的扣子，无言地表达着表大爷为人、治学的严谨和一丝不苟。

想起表大爷就想起了那个校园里的一切：那群可爱的同学，那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园，那待我们如子女的老师。那一切的一切，和表大爷一起永远珍藏在我内心最深处。

表大爷大名王厚瑞。愿这个给予过我父爱的男人在天堂里一切安好。

许老师

初一下学期，许老师成了我们的化学老师。在差不多清一色男教师的初中阶段，许老师的出现陡增了我对化学课的喜欢。

许老师身材娇小，皮肤细腻、面色白嫩，唇红齿白，讲起枯燥的化学课来口吐莲花，妙语如珠。

听许老师讲课，颠覆了我以往只有男老师才能讲好数理化的观念，也增强了我学好化学的信心。实际情况是，许老师给我们讲课之后，我的化学成绩突飞猛进。初二上学期，我有幸代表学校参加了镇教委举办的化学实验竞赛。竞赛项目抽签决定。我抽签拿到的参赛项目是制氢气。那是一个步骤相对比较多的实验。由于我的粗心，氢气久久没有制出，我急的乱了方寸，许老师急的两腮绯红，她问监场的老师：“是不是设备有问题？”得到的答复是刚有一个同学做了同样的实验（那同学后来考取了中国科技大学），设备没问题。许老师喊着我的名字让我沉住气，再仔细些。我把过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认为自己的操作没有问题。就在要放弃的时候，我无意中摁了一下瓶塞，氢气“咕嘟咕嘟”地冒了出来。我惊喜地抬起头看了许老师一眼，老师竟激动地流出了眼泪！

偶然在校园里遇见许老师，我发现，课堂上激情四射，神采飞扬的许老师，生活中常常是一幅郁郁寡欢的样子。有好事的同学告诉我，许老师的老公是个农民，他们在许老师上山下乡时结婚。后来许老师回城、考上大学、当了老师……，同学同时告诉我，许老师有一儿两女，每次考试，位居我们级部榜首的那个女孩是许老师的大女儿。我因此为老师感到高兴。那个举手投足间透着矜持和高贵的女孩不但模样清秀，而且品学兼优，是我和很多女孩心中的偶像。我想，作为一个母亲，有那样一个女儿，足矣。

初中毕业前夕，许老师把我喊到她的办公室，语重心长地与我谈了近一个小时，她给我讲人生的道理，告诉我女孩子要自尊、自爱、自强不息，她说人怎么过都是一辈子，就应该堂堂正正活出个样子来。

升入高中后，因为初中化学底子打的好，我深得高中化学老师喜爱，成了化学课代表。

高一那年，校园里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大事：一个女同学上吊自*！那女同学是许老师的女儿！

时隔多年，我一直忘不了那个上午：我们正在上课，突然听到外面一阵混乱声，接着听到救护车呼啸而过的声音，惊得老师也放下了课本，和我们一起透过窗户向外张望，只见人们向着女生宿舍的方向而去，就在这时，一直晴朗的天突然雷声大作，暴雨倾盆。课后听说是某同学上吊了，人们手忙脚乱地把她从屋梁上解救下来，抬上救护车，当救护车离开校园后，雨瞬间停了下来。

遗憾的是，救护车还没赶到医院，她就迫不及待地停止了呼吸。

据说许老师的女儿是因为一次考试成绩不好遭到了许老师的责骂一时想不开就寻了短见。那个仙子一样的女孩一直品学兼优，待我如慈母一般的许老师那么严格的要求里面难免夹杂了自己对生活的不满和对女儿超乎寻常的苛刻。那阵暴雨歇后，我们的任课老师望着雨后的天空喃喃自语：好像有冤情啊。

那件事之后，想到失去爱女的许老师悲痛欲绝的样子，一直想去安慰一下，又不知见了老师说啥，也怕老师会触情生情，就没敢去。

高中毕业后，我离开了那片土地。从此与老师失去了联系。我知道，桃李满天下的许老师其实是孤独的，不如意的婚姻使她失去了对另一半的依靠，以她的清高，她可以在课堂上口若悬河，却不会与任何人因为生活中的琐事多费口舌......

那年冬天，离开故土二十几年的我应邀回去帮朋友出个方案。见到以前的同学，问起许老师，才知道，许老师几年前就去世了。我惊问原因，说是许老师退休后患了抑郁症，最后趁家人不注意，寻了短见。我问她两个孩子的情况，说，都在省直机关工作。

我顿有捶胸顿足之感！我亲爱的老师，孩子们那么有出息，您该好好活着啊。何必对生活要求那么完美？！那么多人，碰到了那么多问题，都扛过来了，你为啥不能宽容一点？！

从那年冬天听到老师去世的消息，一直想写点纪念老师的文字，总感觉无从下笔。老师的音容笑貌却是常常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感觉上，从事教师这个职业该是许老师一生中最自豪和骄傲的事了。我永远喜欢课堂上那个反应灵敏、语言幽默、能深入浅出地带领我们遨游知识海洋的许老师。

我敲下这些文字，表达我对许老师深切的思念之情。

十三岁那年的那个秋天，我转学到离家十几里的某镇重点中学读书。

到了那所学校的第一天，上午，第三节课，一个年轻、时尚的女老师走进了课堂，顿觉眼前一亮：老师穿一条黑色裤子，一件粉色上衣，显得精神、利落、青春、明媚。老师自我介绍，她是我们的物理老师，叫李丽华。

我仔细端详老师的五官，单看任何一个，都不太好看，可这些不太好看的五官凑在一起竟给老师凭添了几份大气。老师的头发很随意地束在脑后，那发梢朝上的发型衬出了老师的干练和不俗的气质。

那个年代，发梢朝上属于比较另类的发式。我记得那是豫剧《朝阳沟》里银环她妈的头发造型，是为了彰显个性的。我很奇怪那个具有造型特质的发式竟让老师多了一些女人的妩媚。

老师的声音很好听，静静地听老师讲那些枯燥的物理术语和物理定理时，好象那声音里渗出几份甜丝丝的味道，让人觉得听她的声音就是一种享受。

我喜欢物理老师，我的物理成绩却不好。

一个晚上，老师把我喊到她的宿舍，耐心地问我听物理课的感受，然后给我指了学习重点，让我利用周末好好补习一下。

老师的宿舍是我当时心目中标准的闺房：整洁、温馨、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那清香中透着一丝甜甜的味道。

问完我的学习，老师告诉我，她的家离学校只有五里左右，骑车回去很方便，她每周最少有三个晚上是回家去住的。老师说：“住在集体宿舍条件差点，以后只要我回家，你就在老师这里复习吧。”

第二天，要回家的老师把她宿舍的钥匙给了我。揣着老师的钥匙，就像揣着一个重大的秘密和荣耀。我想对同学说，怕引起嫉妒；不说，内心又被一股喜悦焦灼着。

终于等到下了晚自习，我装作极不情愿地对同宿舍的同学说：“李老师让我替她看宿舍，真不想去呢。”同学十分体谅地说：“让你去，是看的起你。”

我就那样“极不情愿”地去了老师的闺房。

坐在老师的床头桌前，享受着明亮的灯光，我有了几份诚惶诚恐的感觉：老师教我们四个班，二百多个学生，我不知道老师为什么对我那么好；我怕好久不洗澡的我弄脏了老师的被褥......那以后，只要老师回家，就把钥匙给我。

那年春天，不知是气候的原因还是饮食的问题，我脸上局部皮肤开始蜕皮。从小大大咧咧的我根本就没在意，老师却看在了眼里。一天，老师又要回家时，把一管“肤轻松软膏”连同她宿舍的钥匙一起交给我，老师看似很随意地说：“女孩子大了，得知道要好了。”一管“肤轻松软膏”没有用完，我的皮肤就得到了彻底改善。

那个夏天的傍晚，吃过晚饭的老师约我陪她出去散步。当我们走到镇供销社门口时，看到了一对年轻夫妇，男人搀着肚子已经很大的女人，有说有笑地走着。

老师看到后，很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并大声对着大肚子女人说：“幸福的女人，感觉很自豪吧？”

我自小生活在农村，耳闻目睹的是大肚子女人的羞羞答答、遮遮掩掩，这样的场景这样的说法，让我对老师欣赏有加。

我们初二下学期，李老师嫁了个军官。当老师挺起大肚子在校园里来回走动的时候，老师的脸上没有半点孕期女人的疲惫，我始终看到的是满脸荡漾的幸福的微笑。

幸福着老师的幸福，我告诉自己，等我长大后，也做个教师，嫁个军官。

升入初三后，我们换了物理老师，老师不再教我们，我也不再去她宿舍住。加之初三学习紧张起来，我与老师的联系渐渐少了。

初中毕业，我离开了那个小镇。同年，李老师生完孩子，随军去了北京。那时人们除了写信没有别的联系方式，而我们，谁也没给彼此留下通信地址，我们从此失联。

多年以来，想到李老师的时候，我都在想：老师当时给我的绝不只是一把普通的宿舍钥匙，更饱含着老师对学生的喜爱。令我感到不安的是，老师对我那么好，我从来没有说声谢谢。在很多人眼里，我是热情的，外向的；其实，我很内敛，也一直有几份羞涩。所以，即使我对老师或很多人有太多的喜欢和感激，我也很少表达自己。

转眼三十年过去，我一直想念着老师，感激着老师。我有时在想：换作是我，我大约不会那么慷慨地让一个学生住我的闺房。我因此更加尊敬老师。想起老师时，我耳边就回响起老师读γ的声音，回响起老师对我的殷殷嘱咐。尤其是春天到来的时候，我一定会照着镜子端详着自己的脸想老师，想老师对我的关怀和疼爱。我一直幻想着有那么一天，我和老师会不期而遇，我想当面对老师说一声：谢谢老师。

（一）瓶子掉底了

转学到镇上的中学后，我开始住校、吃食堂。

母亲怕我吃不惯食堂的饭菜，每逢我周末回家，她都会用肉丝给我炒菜或者咸菜，盛上满满一罐头瓶。

我喜欢和同室好友们一块吃母亲炒的菜，我却很秫头去洗那罐头瓶。食堂的饭菜吃完后，饭盒用水冲冲就干净了，母亲盛菜的罐头瓶却怎么冲都油油的。

有人提醒我，食堂有热水，用热水洗可以除油。

那时食堂管理很严，闲人是不能随便进入的。

那个冬日的傍晚，我们看到食堂门没锁，里面没人。我让两个同学做掩护，我跑进了食堂。

食堂的孙师傅一眼看见了我，他一边问着“你要干什么”，一边急急地跑了进来。

怕他阻止我，我匆忙地拿起水勺盛了热水灌入罐头瓶……

当他赶到我面前的时候，只听“滋”一声，罐头瓶的底掉了下来。他哈哈笑着说，“你急急地进来，就是为了办这件事？”

（二）被子上的脚印

我们那些住校生都是周五下午回家，周日下午返校。那个周日的下午，当我按时返回宿舍时，我看到我的宿舍门前围了很多的老师和同学，大家在议论着什么，神情有些紧张。

原来，在我们回家的那天晚上，宿舍里进了小偷。

当人们陆续离开之后，我们同宿舍的几个人关上房门，继续讨论这件事。

那时，已是黄昏。房间里光线有些朦胧了。我们都没有心思开灯。

我屏住气息，听那个铺位在窗下的女同学绘声绘色地描述，她用手比了比她被子上的脚印，然后比划给我们看小偷脚的尺寸。

正当我们听的有几份投入的时候，门外传来了敲门声……那声音那么突兀，惊得我们几乎同时发出了尖叫声，离床最远的我一下跳到了床上——原来是食堂的师傅来领回我们盛稀饭的桶。

事后，好多次，我都尝试着再那么跳一次，一次也没有成功。

（三） 偷窥男生宿舍

进了镇中学校门，会看到一排排整齐的校舍，沿校门中间的那条路下行二十几米（我用下行是因为镇中学地势很凹），从南往北依次是：第一排，路东西两边各有一排教室；第二排，路东边是教室，路西边是教职工单身宿舍；第三排，路东西两边各有一排教职工单身宿舍；第四排，路东边是食堂，路西边是宿舍；第五排，路东边是女生宿舍，路西边是教职工家属宿舍；最后面一排是初三教室，把初三教室安排在校园里最安静的地方，可见校领导用心良苦。

我的宿舍在第四排路西边，路西边有女宿舍也有男宿舍，男宿舍靠东边，女宿舍靠西边，女宿舍再往西是厕所。这样的布局决定了男生每天晚上要经过女生宿舍去上厕所，而女生每天上学、放学、吃饭都要经过男生宿舍。

那年暑假过后，开学第一天，我们几个女生约着一起去食堂打饭，端着饭往回走时，被男生宿舍传来的打闹声吸引，我们不约而同地驻足往里看，不知看了多久，不知是谁突然喊了声“哎呀”，我们一下意识到我们正在看的是男生宿舍，慌的我们红着脸逃也似地离开了。回到宿舍，我们问彼此：你看到啥了？回答的都是啥也没看到。我是啥也没看见，真的。

初二下学期，我们班转来一个女同学——张华，她高高的个子，单眼皮，说话大大咧咧，但言谈举止却有几份娇气，说话时总是先“嗯”一声再说。有知情的同学告诉我，她家庭条件挺好，父亲刚退休，小哥哥顶替当了工人，大哥哥是村干部，大哥和嫂子开了一个小公司，生意不错，她是父母的娇娇女。

她的家离学校五里左右，也需要安排宿舍。那时每个班住宿的人数不一样，用作宿舍的房间有大有小，这样一来，有的是一个班的住校生住一个宿舍，有的是几个班掺和在一起。我们是同班的七个人睡在一盘炕上，她去的时候，我们宿舍本来已经满了，老师说，反正只是晚上睡睡觉，挤挤吧，我们就各自把自己的褥子叠加一点，给她腾出了一个空。住在一起是件很有意思的事，人和人的关系慢慢地被一些事拉近或扯远，比如放学后回宿舍的速度、去食堂打饭的速度、吃饭的速度、饮食习惯、作息习惯等，时间久了，总有一两个人很契合，也总有人格格不入，于是，一个宿舍里的人就分化成好几“派”，我和张华就是那么不知不觉成了最好的朋友，女孩子的友情就是那样，一旦好起来好像就必须时刻在一起一样，我们在学校里形影不离，她有时回家也非要约我一起。

她家的院子很大，院子里种着桃树杏树，养着花，房前厦檐下是青砖铺成的小道，通向大门，那个院落，在那个年代，也算个体面人家。她父亲个子很高，沉默寡言；她母亲说话很和气，待我很客气；她大哥性格很开朗，喜欢开玩笑；她大嫂很漂亮很温柔，我没有见过她小哥哥，但她小哥哥让她给我捎了一句话：那年（1984）秋天，我家买了一台21吋的日立彩电，我告诉了她，她周末回家告诉她家人，他小哥哥说，买21吋日立彩电，买的电视机盒子吧？他这么说是因为那时买彩电的家庭实在是太少了，即使像他们那样的家庭都还没有买彩电的打算。

好到亲密无间的我们也有闹别扭的时候，那时每天晚饭后，需要轮流抬水，便于宿舍同学洗漱。那天轮到我们两个，我们拿起木棍，抬起一只水桶晃晃悠悠地出校门，到了马路西边的镇供销社大院内，那里有个压水井，在压水时，我们两个言语发生了冲突，谁也说服不了谁，她一赌气，转身就走；我一想如果我在后边，得负责把水桶带回去，我连忙跑到她前面，大步往前走；估计她也这么想吧，她赶上了我；我又赶上了她。我们就这么追赶着回了学校。谁也不搭理谁。

第二天早上醒来后，我们两个像啥事没发生一样言归于好。奇怪的是，没人问我们水桶的事。以后也没有。

（一）

同学琴的舅舅是镇政府保卫科长，保卫科的办公室坐落在镇政府大院西南角，她舅舅白天在办公室上班，她晚上在那里住宿,我跟她去过一次，我很喜欢镇政府那个环境。初二那年冬天，她缠着我搬离宿舍，去和她住在一起作伴，她说她宿舍里有炉子，我欣然应允。那个年代，冬天好像格外冷。我们的学校没有取暖设备，也没有自来水。我们的一切用水都是通过压水井。怕早上压水井上冻打不出来水，我们只好在晚上睡觉前把水打到脸盆里，放到床底下。我不知道宿舍里晚上的温度是几度，只记得很多个早上，我们起床洗脸的时候，脸盆里的水已经结冰了。好在那冰块不算厚，我们只好先把脸盆里的冰块打碎，再从冰窟窿里撩水洗脸，常常地，还能把碎冰撩到脸上，扎的脸生疼......同行的，还有住在镇府附近的一个要好的女同学慧。

那时慧正痴迷着收音机里播送的刘兰芳说的评书《杨家将》，她知道我们没有收音机听不了，也不管我们是不是喜欢听，见到我们她就口若悬河开讲。我们都说她迷的不轻。某天，老师上课提问，喊到了她的名字，估计那时她脑子里还在回想着评书的内容吧，只见她很唐突地站起来，大喝一声：呔！我们先是一惊，继而哄堂大笑。老师一下气红了脸。

（二）

一个冬天的夜晚，如水的月光满满地洒了一地，不觉就触动了我的浪漫情怀。想到离镇府不远的那条河，我建议去河边走走，她们欣然同意。

我们三个来到河边，溶溶的月色给眼前的一切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早已落光了叶子的垂柳依然那么羞涩地低垂着头，河里的水已经结成了厚厚的冰，家住河那边的同学正在结伴从冰上经过。当我们三个试着踏上冰层的时候，脚下发出了冰层断裂的声音......我们大惊失色，慌忙搀扶着离开。

回去时，慧同学执意把我们两个送回宿舍。

回到宿舍，我开始哼着小曲、兴致勃勃地投炉子......外面突然传来慧同学的尖叫声。正在投炉子的我慌忙把钩子一扔，然后三步并作一步地跳到床上，琴也毫不含糊地蹦到床上，我们紧紧抱作一团。

惊魂稍定之后，我们同时问对方：“咱们是不是该出去看看啊？”

话音刚落，听到了敲门声，然后听到了慧爽朗的笑声，原来是她故意吓唬我们。

她推门进来,看着还在浑身颤抖的我们说：“关键时候，你们两个真不顶用。

我上高一那年，体重不到四十公斤，在女同学中属于小巧玲珑型。我特别爱动，每次一抬腿，不是蹦就是跳，很少认真走路。我常常在早晨或者黄昏，在别的同学还在睡梦中或者埋头学习时，悄悄跑出校门，沿着三里河的河堤一路跑去，沿途有潺潺的流水、有婀娜的垂柳、有丰收的田野……我喜欢乡间四时的风景，也喜欢那种与自然融合的感觉。

那个秋天的下午，老师宣布学校要组织五公里越野赛，要求同学积极报名参加。有同学鼓动我，我没报：我喜欢跑步，是那种闲云野鹤似的跑着玩的,我不喜欢比赛形式的跑步，再说,以我的弱小怎敢去跟高年级的哥哥姐姐们过招。

两天后，老师看出同学们参与的积极性不强，便指名班干部带头。带着豁出去的心态，我给自己报了名。

比赛那天，我们来到小镇北边那条柏油马路上，路两边的树叶正随着秋风纷纷而落在空中乱舞，路两旁的田野里麦苗在秋风中颤抖，脱掉外套准备参赛的我只觉寒意阵阵袭来，很想立刻卷缩起来，看看别的同学也都矗立在风中冻的哆哆嗦嗦。我们按裁判的要求做好准备工作，当起跑的哨声一响，我抬头、起步时，同学们早象离弦的箭一般“噌噌”蹿出了好几米。我立时有了想放弃的念头，不觉放慢了脚步，老师适时鼓动啦啦队喊着我的名字为我助威，我只好跟在同学们后面跑起来。

慢慢地，凭借良好的耐力，我竟越过了一个又一个同学。当我不是最后一名的时候，我的信心足了起来。

超过，被超过……，我慢慢感觉到了些许体力不支，双腿好象灌了铅一样,越来越沉,我好想就此停下……当我无意回头看到那个胖胖的女同学还在坚持时，我告诉自己，只要她能坚持，我绝不能半途而废。头发被汗水粘在了头皮上，热气从衣领里冒了出来，心脏有了窒息的感觉……我跑的越来越吃力，也越来越顽强。

当我喘着粗气跑到终点时，比我先一步到达终点的那个从济南转来的大个子男同学竟一下抱住了我，我们紧紧抱在了一起。很快，我们又若无其事地分开。我一直没想明白那一抱意味着什么，因为那以前和以后我们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越野赛结束后，在我身后的那个胖胖的女同学对我说：本来我不想跑了，看到那么瘦小的你在前面跑，我就想你能跑下来，我也能。我告诉她，我也是因为看到她在坚持，我才跑了下来。

这个道理一直启迪着我：当我遭遇困难和挫折时，我会想到那些在困境里依然乐观的人，也会想到身后那一双双期待的眼神。很多认识我的人都说，你给人的感觉总是那么精神......这也许是我参加那次越野赛的最大收获。

1983年，我上初二。那一年，学校所在的小镇上有些闹腾，一向安静的校园里也出现了不和谐音符，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时常能听到一些尖锐的口哨声，那口哨声像极了响马放出的响箭，令我心有余悸，惴惴不安。我请求转回了村里的学校。

我回村不久，时任班主任兼数学老师的表大爷带着李刚老师、刘龙昌老师来家看我。李刚老师、刘龙昌老师都是德高望重的名师，他们的到来让我深感荣幸。老师们告诉我，我的感觉很敏锐，那段时间确有一些痞孩子在街面上晃荡，做了一些为非作歹的事，民愤极大，已经遭到镇压，还判了几个死刑。老师们征求我的意见，说综合考虑两个学校的师资、生源、学习氛围，希望我还能再回去上学，我求之不得、欣然应允。

老师们来家时，父亲没在家，母亲也忙着生产队里的事，我在奶奶指点下，有条不紊地张罗好一桌饭菜，刘龙昌老师很有感慨地说：“一直以为你是个娇生惯养的孩子。没想到你像小铁梅一样，从小替父母分担重担。”

在奶奶眼里，我却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我生性好斗，常常因为一句话或争一个理与两个弟弟对打在一起！记得最厉害的一次，家里只有我们三个人在家。我们本来还好好地，不知为什么又吵起来了，而且越吵越凶。我想彻底地教育他们一次，又怕大人知道，就很果断地吩咐他们闩上了门。当我们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终于动用了板凳的时候，母亲突然敲起了门…..母亲倒很冷静，她命令我们三个站到她的房间里，然后开始训话。

听着母亲十分严肃的训话，看着同时站在那里的两个弟弟，尤其是矮我一头的小弟弟，我突然感到很滑稽：我竟与小孩一起挨训！母亲说得正十分投入，邻家的奶奶用衣襟兜了些自家种的葡萄来到我家，径直来到母亲的屋里，喊着我的名字说：“爱武，吃葡萄吧。”我摇了摇头。那奶奶说：“吃吧，不酸啊。”想到这么严肃的场合竟出现这样的插曲，我忍不住笑了，看到我笑，母亲笑了，两个弟弟也跟着笑起来。

我做过一件让母亲笑不出来的事：许是天性使然，我自小乐于助人。那个初夏，当看到前邻的孩子一头蓬乱的头发时，我突然想帮他修剪一下，让他能干净些，凉快些。一天，趁母亲不在家，我吩咐弟弟把他兄妹喊过来，我从母亲橱子里拿出她给我们理发用的推子，三下五除二地在他头上的舞弄起来……那是我第一次使推子，在母亲手里那么灵巧的推子到我手里一点也不听使唤，我凭着自己的想象来回地推，不长时间，他的头发就像狗啃的一样了。

我一时没了主意，只好匆匆地收拾了战场。

傍晚，她母亲从地里回来，看到儿子的头发成了那样，气势汹汹地领着儿子来到我家门口，像开批判会一样大声地嚷嚷起来。

母亲闻声出来，听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对孩子的母亲说，我给孩子处理一下。母亲吩咐我拿来推子，她一会就把那头修剪好了。

对于那件事，母亲没再多说我一句。

姥爷

我姥爷个子不高，长的白白净净，慈眉善目。我爷爷生前喜欢留胡子，我常常揪着他的山羊胡子玩，我觉得老头子应该有胡子，我姥爷却没有，每次见他，那张脸都刮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样子。

我记事的时候，我姥爷还没有退休，据说是在一个叫码头的地方的供销社上班。我问奶奶码头在哪，奶奶说九户那边，我再问九户在哪，奶奶嫌弃地看了我一眼，不做声了，我从此记住了这两个地名。码头比我父亲上班的地方远，姥爷很长时间才回家一次。姥爷回来时，偶尔也去我家，到了我家，说话不多，就那么乐呵呵地坐着，见谁都是一副笑模样。后来我娘带我去周村，竟带我去一个院子里见到了姥爷，同时见到的还有张姨一家。娘说那时姥爷刚退休，正好张姨所在学校的校办工厂需要门卫，就喊姥爷过去了。张姨是我娘做民办教师时的同事，多年一直和娘关系很好。张姨的老公和我爹也是很好的朋友。后来我爹去世后，张姨的老公每次上坟都给我爹带一份祭品，朝着我家的方向祭拜我爹。张姨的家就住在校办工厂里，他们待姥爷像一家人一样，姥爷在那里又待了几年，才告老还乡。姥爷回家时，我已经开始去外地求学了，算来算去，我和姥爷接触的机会并不多。姥爷在家时，我有时去姥姥家，他们两人之间从没有高声言语。遇到姥姥抱怨舅舅他们或者别的，姥爷皱皱眉头，打断姥姥的话：你别乱说话......姥姥一下就没了脾气，不再多说一句。

有一年深秋里的一天，家里种着枣树的三姨敲了枣之后去给姥姥送，我碰巧在。我拿起一颗放到嘴里，咯嘣咯嘣地嚼起来，看我吃的那么带劲，姥爷目视前方，意味深长地说：“还是码头的圆铃枣好吃，又脆又甜又养人。”说起圆铃枣，姥爷和我说起了他和码头的渊源：

五七年大跃进之后，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靠种庄稼为生的农户家家户户粮食都断了顿。人们走出家门，把地里、树上能吃的也都哄抢一空。正处于壮年的姥爷忍受不了饥饿的折磨，只好去吃玉米芯。吃了玉米芯的姥爷解不出大便，肚子鼓鼓地、胀的难受。当时在县府任职的姥爷的舅舅来家看望自己的姐姐，看到外甥难过的样子，回去后二话没说，就给姥爷谋了个差事——去码头供销社上班。

村里安排人套了马车，把当时在村里当会计的姥爷送到离家近百里的码头供销社。到了码头，马车经过一片枣树林，看到枣树上那绿油油的叶子，姥爷的腹中又叫唤起来，在姥爷看来，那绿油油的叶子一定比那玉米芯好吃的多。

那时的供销社还时兴以物换物，手头没钱的村民可以拿自家种养的东西换取油、盐等生活必需品。姥爷很快发现，当地的村民大多是以红枣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一家，两家，三家……；一次，两次，三次…..，看到几天就换满的一簸箩红枣，姥爷心生羡慕：我们老家那为数不多的几棵枣树，不但枣被人抢光，枣树叶也早被人划拉干净了。姥爷不明白，这里的人咋种了这么多枣树？他问前来换东西的一个村民，村民告诉他，这里靠近黄河，全是沙土地。曾经种过的农作物要么活不了，要么被风沙破坏收不了，人们只好因地制宜，种上了大片枣树，既固化了土地，每年的枣儿也给人们带来了不错的收入。就像这歉收的年景，村里几百张嘴靠着这几百棵枣树，也能够维持生计了。

姥爷说，码头枣好人也好。第一份薪水拿到手，姥爷想给家中断粮的老娘买几斤枣带回去。一个常去供销社购物的村民看到姥爷在集市上转悠，热情地上前打招呼，他被姥爷的孝心感动，非要送姥爷几斤枣，生性倔强的姥爷拗不过他，只好收下。为了感激他，姥爷请他去喝酒，两个大男人就着一碟花生，一碟咸菜，喝了个痛快......酒后，姥爷骑车回家，路上丢了棉袄，从此这成了我爹娘调侃的一个话题。

姥爷退休后，和姥姥相依为命，日子过的挺舒坦。2000年，我姥姥不幸病逝。姥姥病逝前，心里放不下姥爷，对守在她跟前的我娘和姨们说，我走之后，你们得把你们的爹照顾好啊，别让他掉到地下。娘和姨们异口同声地让姥姥放心。

姥爷八十八岁那年，患病住院，需要手术，考虑他年纪大，我娘建议保守治疗，从县医院回到家后，躺在病床上的姥爷总是自言自语地说他在医院的病床上，我娘说，是姥爷的魂丢在那里了。姥爷病重期间，娘和姨们轮流看护。某天深夜，已经昏睡的姥爷忽然叫醒值班的大姨，说有话要说，大姨忙了一天有点累，看天色已晚，也想让姥爷早点休息，就对姥爷说，有话明天说吧。没想到，我大姨第二天早上醒来后，再也喊不醒我姥爷了，就在那天晚上，我姥爷不幸病逝。我大姨悔恨交加，多次哭着说，早知这样，我陪他说一宿也行。

谁也不知道，姥爷临终前想说的是啥话，这成了一个永久的秘密。也许，有些话只适合带进棺材。

（一）

我家离姥姥家只有二里左右，从五、六岁开始，我三天两头去姥姥家，有时是跟着母亲一起去，有时是奶奶吩咐我去请姥姥来家玩，有时是我去姥姥家串门，我也常常住在姥姥家，我和舅家的表哥表姐一起睡在姥姥家那盘大炕上，晚上姥姥让我们比赛看谁睡得快。记得那个早上，大表哥起床后找不到自己的裤腰带了，他提着裤子在炕上转悠，我们也帮他找，最后还是姥姥发现他把腰带搭在脖子上了，姥姥笑了，笑的眼泪都出来了，姥姥说他是骑着驴找驴。

大约我七岁那年，有一次去姥姥家，遇见了大姨家大我两岁的大表姐。那之前，因为大姨离姥姥家远，她们只在每年的大年初二去姥姥家，初二这天，姥姥的四个闺女都带着女婿外甥一起回去，加上姥姥、姥爷别的亲戚，姥姥家那不大的屋子一下热闹起来，热闹一阵之后，闺女们忙着下厨做饭，女婿们结伴出去拜年，孩子们凑在一起打闹。我平时和父亲接触少，就愿意跟着他和姨夫们一起出去拜年。我与大表姐她们基本不搭腔。

见到大表姐，我有些排外。我故意靠在姥姥身边，对她做出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她没话找话地说这是我姥姥家，我一听不愿意了，我说这是我姥姥家。她跑到姥姥家的门槛上，一腚坐下来，大声说这是我姥姥家。我不甘示弱，干脆坐在她对面，两个人就像两个斗鸡一样，争的面红耳赤，谁也不服谁。后来我想，反正姥姥不如我奶奶好，让给她算了。

那时，姥姥常去我们家，与养尊处优的奶奶相比，姥姥囊中略显羞涩。奶奶的屋里，常年有姑姑和父母买给她的水果、糕点、糖果，奶奶不舍得吃，就留给我和弟弟们，而每次姥姥来我家，好客的奶奶总会把好吃的分一些给姥姥，我就感觉心里有点不舒服。其实姥姥也是疼我们的，我去姥姥家，她常给我包水饺吃；姥姥有时也把姥爷买回来的好吃的带给我们。只是，用孩子的眼光看来，我应该吃她的，她不应该吃我们的。还有那年春节，我去姥姥家，姥姥没给我压岁钱，却给了舅家表哥，碰巧让我看到了，我就觉得姥姥是个偏心很重的人。我家排斥姥姥的，不止我自己。那次姥姥来我家，晚上想留宿。母亲找到当时只有八、九岁的小弟弟，想让姥姥晚上睡他屋，小弟弟痛快地答应着，到了睡觉时间，竟然早早地回到他的屋里，把门拴上，任凭母亲在外面叫喊，他始终不吭声。

（二）

我姥姥有两样绝活：一是哭，二是叫魂。

用我奶奶的话说，你姥姥眼泪来的太快了。很多时候，姥姥和奶奶正说着话，姥姥突然就落泪了，因为她又想起或提起了我的舅舅。翻来覆去的无非是舅舅对她不好，不关心她。奶奶悄悄告诉我，姥爷是个退休工人，姥姥姥爷手中有钱，四个闺女也孝顺，你舅舅好不好的怕啥呢。可姥姥非得拿舅舅说事。姥姥刚开始哭时，我觉得很心疼，也有些怪舅舅，时间久了，就觉得姥姥有些矫情，看看村里，比姥姥过的不好的老人多了去了，没见谁整天哭哭啼啼的。现在想来，满腹委屈的姥姥，其实心里是疼舅舅的，她知道儿大三分客，她希望舅舅对她更好，舅舅做不好，她也不会像别的村妇那样和舅舅撕破脸皮大吵大闹；姥姥的委屈不能和姨们说 ，怕姨们心疼；不能和村里人说，那样就丢了面子。她只能找我奶奶倾诉一番，而已。

姥姥的第二样绝活——叫魂。那时，我稍有不舒服，只要不是明显的感冒症状，奶奶就怀疑是我掉了魂，那时没有电话，我不知她是怎么给姥姥捎信的，反正姥姥每次来的都很及时。姥姥来到我家，趁着上午的太阳正好，在地上画个圈，她站在圈子里，拖着我的衣服，一圈一圈地在原地打转，口中喊着我的名字说，回来吧。我跟着接声：回来了。转了几圈之后，她把衣服拎起来，对着阳光看，像是在分辨什么，口中念念有词。看了一会，她把我的衣服猛地一兜，迅速转身披到我身上。

姥姥给我叫魂，也给三里五村掉了魂的孩子叫魂。奶奶说，姥姥叫魂很灵。

我记得每次叫上魂，奶奶就在饭棚里支上鏊子，奶奶和姥姥一个坐在里面烙饼，一个坐在外面擀饼，不长时间，我就能吃到热乎乎、香喷喷的油饼或菜饼。

尝到了甜头，我嘴馋的时候，就会告诉奶奶我不舒服。我很清楚地记得一次，我谎称自己头疼，奶奶让我去找村里的赤脚医生看看，我说让姥姥来叫叫就行，奶奶让我躺在蚊帐里休息，等姥姥来。碰巧我姨来我家，看到我没有上学，躺在那里，就关心地问我怎么了，奶奶说我头疼，她伸手来摸我的头。当时吓的我有点心慌了。我怕她识破我。没想到，她摸了一下说，是有点烧……

我曾经和娘聊起姥姥叫魂的事，娘说，姥姥叫魂是有口诀的，姥爷临终前把那口诀写下来交给她了。我问口诀是啥？她说这是天机不能泄露，泄露了就不灵了。我没有继续跟问：你既然有口诀，为啥不试着给人家叫魂？

（三）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一个中午，因为刚刚落了一场秋雨，道上铺满风雨吹落的槐花，槐花经过雨水的浸泡，花色浸染了路边的积水。放学后，从小喜欢雨水的我，贪婪地踩着路边的落花，走走停停。忽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抬头一看，是姥姥。姥姥站在路边，旁边放着满满一车桃子。看到我，姥姥急忙从车篓里拿出几个桃子，走过去，塞到我手里。那时，我只有十岁左右，却有了极强的虚荣心，我感觉卖桃的姥姥丢了我的脸，我扔下桃子，逃也似的跑了，留下辛劳半生的姥姥拿着桃子怔怔地呆在了那里……桃子是姥姥村里的，当时已经六十多岁的姥姥推着满满一车桃子出来卖桃挣工分。一阵一阵地，秋雨还间歇地下着，刚下过雨的土路有点滑，缠过足的姥姥颠着小脚推着沉重的独轮车，绕了一段路，等在我回家的路上，就为了给我几个桃子……

说起姥姥挣工分，我记起小时候跟姥姥去坡里干过活。那是一个初秋的早上，姥姥提着一个桶，桶里盛着家里人攒了几天的尿，来到一块菜地前，地里有紫油油的茄子，有红红的辣椒，有绿莹莹的香菜.....当我随着姥姥进了地里时，蔬菜棵上的露水打湿了我的裤腿，我抬眼一看，那一个个露珠在阳光的映照下，晶莹剔透，发出了五颜六色的光，那情景，美极了。

（四）

体会到姥姥的好，是去铝城读书后。姥姥一下为我做了厚、薄两个绸棉袄，还为我做了一个小垫褥。我从骨子里喜欢那些稠稠缎缎，当我穿上那个做工精细的紫色稠袄时，我的心一下充满了对姥姥的感激。

我去铝城后，姥姥不知从哪打听到我们那里的元宵灯会比周村还好，就和母亲说来年元宵节去我那里看灯。我给出了四个理由让母亲说服她：1、元宵前后天都比较冷，有时还下雪，怕她冻着；2、她年纪那么大了，在人群里挤来搡去的，怕她累着；3、附近没有宾馆，来了我没地方安排她住。4、我不一定有时间陪她。母亲听我说完，一句话没说。这件事过去多年后，每每想起来，都让我充满自责，从小到大，姥姥好像没要求我为她做过什么事。姥姥那么说，也许是对我上学的地方充满了好奇，也许是她觉得她外甥出息了，可以带她去开开眼界。如果时光能倒流，我一定会答应她的要求。

我结婚时，姥姥为我做了好几床棉被；有了女儿，姥姥已是八十岁的人了，还亲自为女儿缝了小被褥送来；姥姥病重的日子里，曾经一遍遍喊我的乳名。母亲电话告诉我，我有几分不相信，姥姥的孙辈有二十几人，她为什么偏偏会喊我呢？带着疑惑，我去看望弥留之际的姥姥，那时，她已认不出人了。我喊了声姥姥，她应声“来了吗？想你呀”，我不知姥姥是否真的听出了我的声音，却分明地看到了姥姥的两行清泪。姨们说，“你姥姥最惦记的人是你。”

看着病榻之上的姥姥，我的泪无声地滑落下来，我又一次感到了生命的脆弱和人生的无奈。

（五）

二000年，正月初五的早上，我和往常一样与同事们一起坐着列车赶到博山连锁店，我正在按排一天的工作。突然，手机响了起来，我接通电话，传来女儿的声音：“妈妈，我老姥姥去世了。姥姥说，你不在家就不用去了。”我让女儿把电话给她爸爸，我吩咐他替我回去送姥姥最后一程。

姥姥享年87岁。以后的日子里，我甚至有点庆幸我没有为她送行，就象现在，当我敲打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姥姥在故乡的期盼，你看，姥姥还穿着她最爱的那件白色人造棉小褂和那条黑色的人造棉裤子，匆匆地行走在从她家去我家的路上…

舅舅

我有四个姨，只有一个舅舅。舅舅是姥姥姥爷唯一的儿子。

我小时候，姥姥还住在原来的老房子里。姥姥家的老房子有七间北屋和东西两个饭棚组成。姥姥姥爷住中间两间，三姨小姨住东边两间，舅舅一家住西边三间，两家各用一个饭棚，单独做饭。我去姥姥家，都是直奔姥姥的屋里，很少去舅舅那边，舅舅家有一个大表姐，两个表哥，一个表妹，大表姐那时已经高中毕业，两个表哥一个上高中，一个和我同学，小表妹还小、也内向。

我去姥姥家，经常会见到一个姐姐去舅舅家，她很文静也很漂亮：梳着麻花辫，瓜子脸，双眼皮，大眼睛，只是眼神里流露着一丝与年龄不相称的忧郁。她见了我姥姥喊奶奶，喊的很亲。表妹告诉我那是她姨家的表姐，后来姥姥偷偷告诉我，那其实是舅舅的二闺女，舅妈的姐姐婚后未育，就央求舅妈送一个孩子给她，舅妈看看这个看看那个都不舍得，有一次她带着二表姐回娘家，她姐姐声泪俱下，舅妈心肠一软，把二表姐留下了。二表姐从小在姨家长大，后来顶替姨夫当了老师。

年轻时候的舅舅曾经是他们村里甚至是镇上的风云人物。据舅舅后来成为《淄博声屏报》主编的同学说，学生时期的舅舅不仅长的一表人才，而且记忆超群，过目不忘，是老师和同学公认的出类拔萃的学生。如果那时舅舅能参加高考，极有可能考个好学校从此平步青云。舅舅过早地终止学业，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现象，他被村里的党支部*列为培养对象，当别的同学忙着升学的时候，舅舅回到村里，从会计做起，几年的时间当上了村支书。

我有记忆时，舅舅在公社木器厂当经理，他偶尔去我家，每次去，都在腋窝里夹着个公文包，派头十足的样子。每次舅舅和父母聊天，我都远远地关注着，并时不时地走近他们，用仰望的目光去看舅舅。舅舅最多是抬起眼皮看看我，很少和我说话。

很少和我说话的舅舅，关键时候的一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考技校那年，我的分数超过了两家重点企业技校的录取线，一家是省属老牌铝业公司，一家是中石化的新建公司。我面临抉择时，舅舅说，新公司前途未卜，还是去老公司吧，老公司有基础、发展也好。我从心里是信服舅舅的，就听从了舅舅的建议。

舅舅和舅妈，是姥姥每次去我家都必然要提起的人。每次提起，姥姥都会老泪纵横，我听来听去，也没有啥大事，但姥姥感觉舅舅舅妈对她不好。我知道我姥姥不是那种喜欢搬弄是非的人，姥姥和奶奶说这些，无非是把奶奶当做自己的家人，倾诉一下心里的不痛快而已，要不，她这些心里话还能和谁说呢？再说了，婆媳关系，本来就是很敏感的话题，她们和不和，不管我的事。从小爱憎分明的我却因此从心里疏远舅舅和舅妈。更有甚者，看到母亲和舅妈来来往往、感情不薄，我竟常常责备妈妈，说她立场不坚定，不辨是非。

在这个过程中，舅舅一直是局外人一般。他没有因为我的疏远而疏远我，也没有因为我的亲近而亲近我。他像大海容纳百川一般容纳着一个孩子的懵懂。

舅舅在姥姥眼里一无是处，舅舅和舅妈却一直是很恩爱的夫妻，这点我深信不疑。我有时去他们屋里，无论舅妈说啥，舅舅都会嗯一声，从没见他有过异议。舅舅永远都是一副很随和的样子。

九十年代初，舅舅从企业退下来，回了家。那时舅舅家的哥哥姐姐已经陆续成家、立业，姥姥也搬进了新房子，偌大的宅子里只剩下了舅舅和舅妈。

舅妈是个勤劳的女人。她知道我舅舅甚少接触农活，所以，她总是尽力把地里的活干好；她知道舅舅不太会做家务，所以，她不等不靠，不但按时做饭，还悉心调理舅舅的生活。我们有时去舅舅家，舅舅都是面带微笑，透着满足。老年舅舅没有了年轻时的锐气，成了一个随和的老头。

2003年，舅妈不幸去世后，表哥在县城给舅舅买了房子，希望他在县城安渡晚年。舅舅却执意回到家乡，回到他和舅妈厮守了大半辈子的老宅子…..

那年，舅舅来给妈妈过生日。看到已是满头白发的舅舅形单影只的样子，我心疼了很久…..

舅妈是我小时候唯一一个从心里惧过的人。我搜肠刮肚寻遍了记忆的角角落落也没有想起我为什么惧她，只记得小时候一个真切的感受——每次我娘让我去看姥姥的时候，我都因为怕见舅妈而不愿意去。

说起来，年轻时的舅妈干净利落、颇有几分姿色：肤色很白、好看的单眼皮下闪烁着一双有神的眼睛，眼神里透出不怒而威的光。都说一白遮百丑，舅妈的白皮肤在三里五村是有名的。

我说不出舅妈的不好，姥姥说的出。姥姥常常很委屈地对奶奶哭诉舅妈的不好，然后，很感慨地说：“我这一辈子，年轻的时候受婆婆的气，终于盼到媳妇熬成婆了，又开始受媳妇的气……”姥姥边泪眼婆娑地诉说边用衣袖擦着伤心的泪水。

在我幼小的心中，在我还只能用是和非定义人和事的时候，姥姥的眼泪使舅妈的形象大大地打了折扣，我常常愤愤不平地想：舅舅真是窝囊，他为什么不和舅妈离婚找个贤孝的媳妇呢？幼年的我甚至产生过给舅舅写信的念头。要知道，我舅舅不仅长的一表人才，还是十里八村有名的才子呢。

我娘和舅妈的关系一直很好，我因此多次讥讽我娘：“她又不疼我姥姥，你为什么对她那么好？”我娘很宽容地说：“你舅妈对咱一家一直不错，人心换人心啊。”

舅妈对我娘确实好，尤其是我爸爸去世后，每逢回家上坟的日子，舅妈会早早打来电话，问我娘什么时候回去？然后依我娘的口味包好了水饺或者煎好了茄合等着她。

那年，我娘曾去舅妈家住过半个月的时间，回来后，母亲满脸堆着幸福的微笑说：这次辛苦你舅母了，她正儿八经把我当客（kei)待，调剂着给我包饺子、煎茄合、烙饼。开始，她管我很严。当我吃过早饭想出去玩的时候，她总说，上午时间短，下午再出去吧。她其实是希望我多陪她。后来，我不管那一套了，吃过早饭就出去。母亲说话的时候带了几份孩子般的得意。

正当舅妈在我心中的形象越来越美好的时候，我的舅妈患了绝症。我娘听到舅妈得了绝症的消息时失声痛哭，边哭边说：“以前每次回家上坟都有个落脚的地方，你舅妈去世后，我回去找谁啊？”思量了一会，我娘又说：“你舅妈去世后，你舅舅就难过了。这么多年，一直是你舅妈照顾他，伺候他吃喝，他什么饭都不会做，只会在你舅妈做饭的时候抢着烧火……”

舅妈住院期间，我娘不顾自己体弱，喊了我和小弟弟、大弟媳冒着酷暑去邹平县医院看望舅妈。看到舅妈，我想起舅妈在伙房里忙碌的情景和一大家子人欢天喜地的场面……

病床上的舅妈已经虚弱无力，不知是因为高兴还是难过？舅妈看到我们，眼泪流了下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舅妈流泪。

我没有想到我的舅妈那之后不久就离开了我们。

我娘说舅妈是带着心事走的。她一定放心不下她的大儿子。我的那个大表哥小时候聪明伶俐，很讨人喜爱，我娘更是喜欢她这大侄子，那时我娘在学校教书，就常常把他带到学校里教他认字、背语录，大约他六七岁时，跟着我娘去学校前的场地上看村里放映的露天电影，那时放电影前得先播诵*语录，长长短短的十几条语录，我大表哥都能熟练地背诵出来，令人啧啧称奇。可惜他十几岁时得了头疼病，连累的手脚不利落。大学没考上，回家又干不了重活，从此开始尴尬地生活。年轻时的大表哥喜欢读书，通过了汉语言文学自学本科考试，可惜没有找到用武之地。种种原因，导致大表哥一直未娶。

给舅妈送行的时候，弟弟没让我娘去，我娘在家躺了三天。

舅妈离世时，我正在淮安参加培训。千里之外的我不可能回来给舅妈送行，只能遥望故乡的方向默默地祈祷舅妈一路走好。

舅妈安详地走了，我与舅妈之间的尘缘就此了断。

当年姥姥去世时，我在博山开店，没有为姥姥送行；舅妈去世时，又碰巧我在淮安培训。冥冥之中，姥姥和舅妈这两个半辈子互相仇视的人，都没有给我为她们送行的机会，让我每每想起就感到深深的遗憾和感慨。

作者简介：杨爱武，笔名阿弥。淄博市青年作协常务副主席，农工民主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市作协会员，省青年作协会员，《淄博晚报》专栏作家。文章多次在市级征文中获奖。出版过散文集《石榴花开》。文章散见于《青岛早报》《北京青年报》《山东画报》《淄博日报》《淄博晚报》《淄博财经新报》《文学现场十年》《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国环境报》《故事会》文摘版 《当代文学》《劳动时报》《农村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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