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瘟疫面前，当代人为何更加恐惧？（阿什德战争）

从空无一人的武汉长江大桥，到人群稀疏的北京地铁，这个冬天，整个中国都因瘟疫笼罩在一种巨大的恐惧之下。
瘟疫，在人类历史上从来都不是稀客，可即便人类曾经历过数次规模巨大的瘟疫，在2020年，科技与医疗都得到极大发展的今天，人类对瘟疫的恐惧心理依然不减。
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曾对恐惧作如下定义：
“当恐惧是扩散的、分散的、不清晰的、不附着或不固定在某个东西上的、自由浮动的、没有明确的地址或起因的时候……当我们应该害怕的威胁随处可见又无处可见时，它是最可怕的。'恐惧'是我们给自己的不确定感以及自己对威胁和应该做什么茫然无知起的名字。"
这像极了我们大多数人当下面临的境况：我们既害怕身边存在着大量尚未发病的潜伏者，又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沮丧。
在这些负面情绪交织的状态中，我们不妨对人类的恐惧心理及其衍生出的恐惧文化做一些简单的了解，以期早日赢得这场疫战。

《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英]弗兰克·菲雷迪

“恐惧文化"是个比较新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用以表达一种先前就有并普遍存在的焦虑和不确定感。即使是那些并不接受《恐惧文化》中提出的论证的批评家也明白，恐惧和文化已经密切纠缠在一起，这种发展趋势对公众的生活已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当时，面对众多令人担忧的事件，如艾滋病蔓延、未成年人失踪、宗教仪式性侵害、污染和犯罪等，人们要么危言耸听，要么无所适从，这表明，社会已经热衷为恐惧气氛推波助澜，人为地制造恐慌情绪。其后，更多让人担心的事情接踵而至。

接下来的一些年，社会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在诸如全球恐怖主义、全球变暖、流感大流行和大规模*伤性武器等令人瞩目的灾难性威胁之上。与此同时，与对大肆渲染的威胁感到担忧相应的是，人们对更加庸常和普通的日常生活风险的焦虑不断增加。对饮食、生活方式、生儿育女以及日常生活的其他众多方面，现在人们都重新审视以发现可能给人类带来的风险。

恐惧本身已经被政治化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人们辩论的内容很少是我们是否应该感到恐惧，而是应该对谁或者对什么感到恐惧。

在日常生活用语中，"恐惧文化"一词有多重含义，包括多种感受：从对令人讨厌的话语或压力感到的不自在、不舒服到强烈的不安全感、无力感，再到受到胁迫的感觉。"恐惧文化"更多是一种修辞手法，而不是一个精确的概念。其含义非常模糊，通常用来描述人们对各种现象的情绪反应和恐惧。

研究表明，修辞习语如果能唤起可被纳入公众想象的众多形象，就能被广泛使用并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大量穿着白色防护服、戴着防毒面具的形象或超市布告牌上频繁出现的失踪孩子的照片，常常成为人们借以发挥想象力进而表达恐惧的视觉风景。

媒体与文化

最近，我在世界各地做了大约 80 场有关恐惧文化的报告。不管是在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荷兰，还是在英国，听众不可避免地提到的问题是“媒体在让我们感到恐惧方面发挥的作用多么重要？"。

这种担心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大多数关于恐惧文化的报道认为，媒体在传播危言耸听的信息方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目前的恐惧气候是媒体造成的——这种说法经常得到呼应，以至于它已经不言自明。

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几乎应该对恐惧文化负有全部责任——这一假设也常常成为学界评论家研究这一课题时的指南。

匹兹堡大学的社会学家玛吉·科尔认为，媒体和“我们获得新闻的直接性“是"我们现在为何比两百年前更加恐惧"的原因。科尔指出，不断浏览新闻“会让人感觉更有激情"，他说：“一旦灾难发生，我们就开始在手机上接到通知，所以我们有一种在 150 年前没有的虚假参与感。"

毫无疑问，媒体传播信息往往通过引发人的焦虑和恐惧而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进行的。媒体种种耸人听闻的伎俩有据可查。媒体和近来的社交媒体对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的影响显而易见。然而，人们的思考、行为和感到恐惧的方式并非消费媒体信息的直接结果。

人们能够与邻居和朋友谈论媒体传播的最新恐怖故事，并对这些内容进行反思和分析，但未必受到它们的严重影响或因此改变他们的行为。例如，对媒体报道气候变化终将导致世界末日的研究表明，这类恐惧诉求往往是无效的。评论家认为，对气候变化夸大其词、连篇累牍的报道很可能会让人不胜其烦。

那么，媒体和恐惧文化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当今，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一个独特且强大的公共机构。大卫·阿什德坦言，大众传媒是“我们最重要的社会机构"，这不无道理。

它对公众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是人们了解生活中日益增多的各种问题和威胁的主要媒介。

当代社会强调的恐惧完全不像过去那样基于直接的经验；对于人们没有直接经验的事情，媒体是人们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

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的主要成就是为公众提供一个不断演变的脚本，告诉人们该如何体验全球威胁并做出反应。

作为一种机构，媒体在恐惧风景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正如斯蒂芬妮·格鲁普所言：“一直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转变——恐怖的生活转变为拥有恐怖媒体的生活。"

然而，与其说媒体制造了恐惧，倒不如说它提供了让人们间接体验到恐惧的媒介。

目前还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媒体的传播“造成当今大部分的恐惧"。亲身体验、个人环境、社会背景和情感倾向都对个体的恐惧体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某项研究表明，年龄、性别、社会阶层和教育背景在人们如何应对诸如犯罪或气候变化等威胁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恐惧和文化

到底什么值得恐惧？

错误的选择可能会带来悲剧性后果。自古以来的大量故事和传说中有很多例子证明风险评估不当可能导致悲剧性后果。

修昔底德写于公元前40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生动地描述了雅典人在肆虐城邦的瘟疫中“害怕错误的东西"所造成的致命后果。恐惧和恐慌导致许多市民逃离家园，转移到拥挤不堪的城市小屋里。过度拥挤加快了疾病的传播，正如修昔底德所写：“他们中的死亡率太吓人了。"

无论如何，即便采用最精确的风险评估技术，也无法将恐惧情绪及其鼓励的行为方式转化为一种理性工具。人们的恐惧程度与其面临风险的严重性和可能性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疑病症"患者（本没有患病且不需要接受医治却坚信依自己的病情需要接受治疗的人）越来越多这一事实则说明了这一点。人们对犯罪的恐惧或对健康的焦虑普遍存在。与此相关的研究表明：在西方社会，最富有、最节俭和人际关系最为稳固的人往往最担心自身的安全。

一方面是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安全，另一方面却是恐惧氛围无处不在。数不清的评论员努力要为二者的共存提出合理的解释。

正如挪威哲学家拉尔斯·斯文森所言：“人们都说，现在我们的安全相对于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有保障，而恐惧文化却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出现。恐惧文化的悖论性特征莫过于此。"曾有人将“安全社会的悖论"解释为繁荣安定促使人们患得患失并竭尽所能地规避风险与损失。

毫无疑问，认为繁荣与规避风险和损失相关的观点不无道理。然而，繁荣与人们的恐惧倾向之间不见得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历史上的鼎盛社会——古代雅典、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19 世纪的英国—都是最倾向于实验和热衷冒险的。在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中提出的论点是，导致人们规避风险以及对不确定性感到恐惧的并非繁荣，而是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规范。

纵观历史，哲学家、神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都一直在努力弄明白恐惧的原理。

正如弗洛伊德所写：“可以肯定的是，恐惧问题是许多重要问题的交汇点，它是一个谜，谜底的彻底揭晓将为精神生活带来一片光明。"

本文节选自《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内容有删改。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