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俄之感想》（波兰布尔什维克战争）

今天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在中国的语境中，它既是一次反帝救亡的学生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结果。

而新文化运动，与《新青年》和它的前身《青年杂志》息息相关。

我们今天的纪念，是直接拿来：100 年前，先行者如何看世界，如何设置议题，如何推动了中国进步……

《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今天的更新文章，全部来自当年杂志。

按此篇先登在伦敦出版的 Nation 周刊，连登四期；纽约 Nation 登载的名为 Soviet Russian-1920 连登两期，共六章，章的先后，和伦敦 Nation 不同。傅君译过第一、二两章，登在《北京晨报》，即是从伦敦 Nation 译的，我现在继续译的便是依着伦敦 Nation 所标次序，共三、四、五（第五国际地位章，纽约 Nation 列在市镇与乡村之前，我未及见七月三十一号以后的伦敦Nation，不知有没有此章，不过看全篇的意思，国际地位一章应在末，所以便移了一下）三章。另有一章《列宁杜洛斯基哥尔基》，伦敦 Nation 不列游俄感想之内。另题，我看于全篇文义亦没有什么贯串，故把他放在最后。又纽约 Nation 第一章首尾尚有四五节，话都不重要，傅君原译依伦敦 Nation 无，现在也不替他加上去了。

雁冰记

（一）发端

我于五月十一日入苏维埃的俄罗斯境，于六月十六日出境。俄国当权只准我和英国劳动代表团同游，此种条件我自然很愿意听从，劳动代表团也惠然许我实践。我们从边界上到彼得格勒及以后的游历，都坐在很舒服的专车上，车上写着种种关于各国“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的格言。我们到处被军队欢迎，军乐队奏着《国际大同》歌，市民脱帽致敬，军人举枪行礼。地方上的领袖演说，表示欢贺，而伴随我们的著名共产党员答之。上车的道上，有穿着闪亮的军服的壮伟巴什克尔（Bashkir）骑兵护卫。总而言之，事事都做们觉着和英国太子出游一样。为我们布置了无数的仪典，如宴会、公共集会、阅兵，等等。

他们假定我们是来证明英国劳动界与俄国共产主义，利害休戚的共同，以此假定，遂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宣传，极顶的尽力用我们。便是我们此来，是欲尽我们所能的求出俄国的情形和俄国政治的方法，这个照皇室巡狩的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和他们遂发生了友情的争论，竟有时弄成了捉迷藏的把戏：他们告我们宴会或阅兵将要怎么样辉赫，我们却试去解说怎么样宁愿在街上安安静静的走一走。我因不是这个代表团的一分子，所以比我的同伴们自由些，不如他们那么心须去听心里早已晓得的那种宣传主义集会的演说。因此我便能用无党见的翻译者作翻译（多是英人或美人），去与在街头上草地间偶然相遇的人谈许多话，发见平常不涉政治的男女对于现制全体所生的感想。头五天我们是在彼得格勒过的。次在莫斯科住了十一天。在这期间天天和政府要人接触着，所以知道政府对于现制的见解，并无难处。两地的知识界人我也尽我所能的见过。我们都许有去见反对派政客的完全自由，我们自然要尽量行使这个自由。门失维克派、各样的社会革命党、无政府党，我们都见过。见的时候我们并无布尔什维克派人在旁，他们起头虽有些顾虑，但这个念头息了，后便自由的谈论起来。我和列宁谈了一点钟，实际上可算私谈。我曾遇到杜洛斯基，但是同着别人。我在乡间和卡门诺夫消了一夜我还见过许多别的人，们在国外虽不大著名，在他们政府里都很重要的。

我们在住莫斯科的时期将完的时候，全想到乡下看看，去与农民接触接触，因为农民是占俄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政府表示最大的厚意应合我们的想望，遂决定了行程要沿夫而嘉河（Volga）而下，从年尼诺格洛（Nijutovgorod）至沙拉托夫（Saratov）中间逗留了许多大的小的地方，和住民自由的谈话。我觉得这部分时间特别与人以教训，因为这一行对于农民、乡村先生、犹太小贩，和各色人等的生活及见解，所得知道的，确实不料能有这么多。不幸我的朋友爱兰（Clifford Allen 代表之一，属独立劳动党）生了病，我的时间许多用在伴他。

但这却发生一个好结果，就是，因他病重不能离船，我却能在这船上直到阿斯多汗（Astrakhan）。这不特更给我许多乡间的知识，而且使我认识了代理运输总长斯佛洛夫（Sverdlov），他正在这船上料理运煤油由马枯（Baku）沿夫而嘉河上行的事，他又是我在俄罗斯遇见的最能干最仁慈的人之一。

（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

自从我经了苏维埃俄罗斯标界的红旗，在一片原始松林的铁网围络的中间，最先发现的事情的一件，就是布尔什维克实行派所持的理论，和我们国内一般进步的社会主义家间所流行的这个理论的翻本大不相同。此间（英）俄罗斯的朋友们想到无产阶级的专政“狄克推多"，以为不过是代议政府的一个新样子，在其中只有劳动者有投票权，其选举区域之划分，半依据职业为标准，不采用地方选举制。他们以为“无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却不尽是“专政"。此实恰是事实的反面。俄国共产党人请到“专政"时，他是照这个字的字义用的，但说到无产阶级，他却有一种专门的意思。他所指实只是无产阶级中有“阶级的觉悟"那部分（即是共产党）。他把并不属于无产阶级而意见对的人，如列宁、提且林等，也包括在内，而真正依工资生活，但意见不对的人，乃被摒除，乃被呼为有产阶级的跟随。真信共产党党义的人，很觉得私产是万恶的根源，相信之坚，竟至于对于无论何等方法，无论怎样严酷，但似于建设维持共产的国家是必要的，决不畏缩不敢采用。他的不自爱惜直与不爱惜别人一样。他一天做十六小时的工，礼拜六的半天休息也放弃了。凡社会上需要的工作，不管如何困难或危险，例如清理高尔哲（Koltchack）尼金（Denikin）所留下一堆一堆的受传染病而死的尸体，等等事件，他都投效去做。他虽有权位，虽有食粮的管理权在掌握中，他的生活是极刻苦的。他并不为个人的营求，只尽力于创造新社会的秩序。但是使他刻苦的动机也就使他刻薄，马克思说共产党主义是像命运一样前定的要出现的，这种议论，充满以俄罗斯人的东方特性，遂造出了一种和摩诃末（Mahomet）的初世教徒的不无相同的心境。他们的人是被残酷的压迫的，而且竟不惜使用以前隶属俄皇的警察的法子，许多这种警察都仍然用来作他们的旧业。因为一切恶都是从私产来的，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当它征伐私产的时际，所有恶点，一俟它成了功，是要自动的消灭的。

这种见解实狂热的信念之通常结果。对于英人，此实益坚其自一六六八年以来英人生活所依据的那种信仰，便是，仁慈与容忍值过世界上一切的教义。固然，这种见解英国人并不把他应用于他种民族或被统治的种族。

我们看见一个很新奇的社会，自然要在历史上去找一个类似的时期。现在俄政府的不好方面，最近法国革命后之统监治时 Directoire 好的方面。最近克林威尔的统治。诚信的共产党人（老分子的诚信已由多年受的逋罚而不改行证明），很像清教徒的军人，怀抱着严刻的政治、道德的目的。克林威尔对于巴力门（英国会）的处置，不为不似列宁对于宪法会议的办法。他们两个都是从民主主义与宗教式的信仰之结合发轨，后乃迫于无奈，把民主主义牺牲于以武力的专政厉行的宗教。他们两个都勉力逼着国民为一种高度的道德及勤奋之生活，这种生活实非一般国民所能忍受。新近的俄罗斯生活，和清教徒时的英格兰一样，许多地力，是违人本能的。倘若布尔什维克到了失败了失败的理由，也要和清教徒失败的理由一样：因为有一个地方人觉得戏乐安闲，比一切别的好处合在一起，都值得多。

俄国现状比与实际历史上的事物更相近的，便是与柏拉图的共和国类似。共产党正当书中的“保护者”（Guardian），俄国的兵便是书中的兵。俄国现在这种家族改造的试验，差不多像柏拉图所提议的。我想所有世界上教授柏氏著述的人，都要否认布尔什维克，而个个布尔什维克，也要认柏氏为“有产党'（"Bourgeois"）。但是，柏氏的共和国与现在好一流的布尔什维克人，所正在努力创造的制度，竟有极端的密合。

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内是贤人政治的（就是少数专擅），对外是黩武的，凡一少壮的贤人政治国的好处坏处，俄国共产党人都有。他们一方实勇敢的，富于精力的，能施令的，无时不预备着为国服务；但一方，又是很专擅的，对于平民寻常的顾虑也没有。就如对于雇用的人，常使之工作过度，又每非常不留意的驶行摩托车，危及街上人的生命。他们实际上是唯一有权力的人，结果遂享受无数的利益。他们大多数虽决不奢侈，但比别人实吃的好。只有在政治上有些重要的人，才能有摩托车或电话。铁路旅行之许可，在政府商肆中购物之许可（其价只有市价约略五十分之一），往戏园之许可，这一类的事，自然是有权力的人的朋友比常人容易得到。许多方面，共产党的生活比一般人民是较快活的。且最要的就是，他们的行动，不怎么受警察和非常委员团的监视。

共产党关于国际问题的理论是很单简的。以前马克斯预言的革命，就是全世界废除资本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虽然在马氏的理论上推来的，应该在美国开始，然现在已在俄国暴发了。在革命未动的国家，共产党的唯一职务是快使革命发生。现在共产党及资本主义的国家所订之种种协定，只能作为一时权宜之计，在哪一方面都不能算的真实和平。共产党以为不经流血的革命，无论在什么国，不能有真好的事情出现：英国劳动党虽然妄想和平的进化是可能的，但将来定要见到他们的错误。列宁曾告诉我，他希望看到英国有劳动政府，且愿意那些赞成劳动政府的人急起去做，但做法也只要把巴力门的无用，决绝的暴露于英工人之前。他以为除非无产阶级都有了武器，有产阶级都解除了武装，没有事能做得好。那些不注意鼓吹这一点，而另有举动的人，非为社会之蟊贼，即为被骗之愚人。

就我个人的见解，把上述的理论仔细称量之后，一方面虽然尽承认了他们所攻击有产级阶资本主义之恶迹；但一方面我又很反对他们这个革命论。第三国际会议（ThirdInternational）乃专为促进阶级战争与革命而设的组织。我的反对，并非谓资本主义不若布尔什维克所说的那么坏，乃谓凡由战争得来的社会主义，不论是何式的，他的好处总要少些，因为战争，尤其是国内战争的恶果，是必有而且很大的。而由战胜所得的好处却是一个疑问，拼命战争下去，文化的遗物光景是要失掉的了，而同时恨怨、疑虑、暴虐等等，却渐渐要变为人类关系上的常态。想打胜仗，必须要集中权力，而集中权力所生的恶结果，和资本集中所生的简直绝无差别。我不能赞成世界革命之运动，主要原因就是这一个。一国之内，若因革命而致生文化上的损失，还可以拿没有革命国文化之传播而补足之；要是世界一哄而卷人革命漩涡，文化可就得沉落一千年。但我虽不主张世界革命，我却不能不承认现在资本主义领袖国的政府正在尽全力促成世界革命。他们对着法、俄、印度，都滥用权力（别国暂不提及），这种行为很可以使世界沦于堕落，而所生出的恶果也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仇人看见了怕的。

真共产党是彻头彻尾世界主义的。例如列宁，照我所能判断的，他关心于俄国的利益，并不比关心于别国的利益更切，俄国在现在固是社会革命的主人翁，因此对于世界是很有价值，但若俄罗斯与世界的革命之间须牺牲一个时，则列宁还是要牺牲俄罗斯的。这便是他们的正宗态度，他们的多数领袖是真这样。但是民族主义本是自然出乎本能的，因革命成功而有得色，虽在共产党的胸中民族思想也不免重复发长起来。因为波兰战争，布尔什维克已得到民族感情做后盾，于是它们（布尔什维克）在国内的地位已非常的强固。

我只于莫斯科歌院中晃杜洛斯基（Trotzsky）一次。那时英国劳动代表正坐在当年俄皇用的包厢内。杜氏在对面房中和我们谈过之后，随去到我们所坐的包厢前，双捥着手站着，其时全场对着打欢呼。他就说了几句，又短又锐，如军用语的简切，举手向大众说“为我们在前敌的勇敢伙伴三声欢呼“。于是大家立时三声欢呼，其应声而发就好比一九一四年秋天初开战时伦敦市民的样子。杜氏与红军现在实已有很大的民族感情做他们的后盾。亚洲方面视俄罗斯之重新征服，不免复活了所谓帝国主义的观念，虽然有许多人，我能指出他们是这样的，听到我这样说，要发怒否认，然终不能讳其实在。对于权力有了经历，不免要改变原来共产主义的理论。掌握一个大政府机关的人对于人生的观念很难得像他流亡时一样。假若布尔什维克仍继续着当权，他们的共产主义恐怕要渐渐褪色，并要渐渐地愈弄愈像一个别的亚洲政府一一例如英国在印度的政府。

（三）共产主义与苏维埃制

赴俄之先，我想这次是去看一个新式代议政府底有趣的实验。凡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有兴趣的人都晓得与那个自乡村会议起直至全俄苏维埃止底一串选举，这全俄苏维埃便是俄国人民委员（中央执行委员）的权利所托根的。这些制度都告诉我们：有一个新而完备得夺得制度可以决定及表示一般意志的，已经被人想出来了。

我们曾希望研究的问题便是：在这一方面（决定及表示一般意志）看来，是否苏维埃真能胜过议院主义。

这个研究，我们到底不会办到，因为这苏维埃制仅剩一口气罢了。不论是在乡村，或是在市镇，竟没有一个自由选举制度可让共产党得多数。种种方法无非采用来备政府的候补人得胜利。第一，投票是用举手法的，因而只有在出头露角的人才投反对政府的票（即举手）。第二，没有一个不属于共产党的候补人能发印刷品，一切印刷工程都在国家手内。第三，他（反对政府者）不能开会演说，因为一切大会场都在国家手内。全国的报馆自然也都是官办的报纸，不许有独立的新闻日刊。虽然有这些阻障，门失维克（Mensheviki 少数党即与布党立于反对者）也能在莫斯科苏维埃一千五百名代表中占了四十名，这四十名是靠某等几个工厂选出，被处的选举竞争许用口舌。

莫斯科苏维埃虽在名义上是莫斯科一地的至高政府，实则只不过是一群的选举人担任选出四十个执行委员罢了，四十个中又自选出“Presidium”，就是那日日开会，握有一切权力的九个人。莫斯科苏维埃全体原定是一礼拜开会一次，但我们在莫斯科时，不会看见他们开会。"Presidium"则相反，是天天开会的。从此可见政府欲实行干涉执行委员的选举以及"Presidium"的选举、当然是极容易，我们一定要记好，因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式绝对地完全受禁，所以有效地反抗是不可能的。结果是莫斯科苏维埃的“Presidium”只包含了正统派共产党。

卡满南夫（Kamener）是莫斯科苏维埃的主席，他报告我们，说补选（Recall）是常有的事，在莫斯科地方平均每月有三十次。我问他补选根据什么主要理由，他举出四个来：饮酒、调赴前敌（这是自然不能执行职务了）。选举人方面政策的改变，还有一个，不能在每两星期与报告于选举人，这件事是苏维埃中一切会员都要做的。以我所见的俄人说，恐怕都要犯这末项的罪。这是显然的，所谓补选正给了政府一个干涉的机会，但是我亦不曾找出证据。

乡村用的方法又略有些不同。我们不能保险说乡村苏维埃会员都是共产党，因为据我所见，无论在哪个村中，照例是没有共产党的。但是当我在乡村时问他们怎样在（比村大一些的）代表，或是怎样在Gubornia （比 Volost 大一些）代表，我得的回答常是：他们简直不曾代表些。这句话我不曾证实真否，或者这是一句过当的话，但是有一句话是众口相同的，便是如果他们举出了个不是共产党的人做代表，这位代表便不能上火车，那就不能列席在 Volost 或在 Gubcrnia 苏维埃。我曾见 Sarator 地方的 Gubcrnia 苏维埃开会。议场中代表的座位特排列的使市镇劳工代表占优越的形式，而且在如此一个重要的农业中心地点，竟让农人代表的数目比之工人代表出惊的少。

全俄苏维埃在宪法上是最高机关了，人民委员是对它负责的，开会期却少，而且逐渐地变为形式的会议，现在它唯一的机能，据我所能发现的，是不用讨论即核准共产党所预先决定的事项（大概是关于对外政策），这些事项宪法上明定应归它决定的。一切实权都在共产党手内，共产党的人类，在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口中占有六〇〇，〇〇〇人，我从不曾偶然见过一个共产党：我在街上或在乡间遇见的人，我和他们谈时，大都是说无党的。唯有几个农人的话不同，他们公然宣称自己是俄皇党。有一句话一定要说一说的，就是农人不喜欢布尔什维克的理由很不正当。据说——而且我所见的可以证明这句话很确实——农人的情形·比从前好了些。我在乡时，不会见有一个人——男人女人或是小孩——像是不曾吃饱。大地主是没有了，农人都得了好处。但是市镇和军队仍旧需要粮食供给，政府更无别物，只有用纸币来换农人的出产，农人拿了纸币很后悔的。俄皇所发的罗布要比苏维埃发的贵上十倍，而且在乡间更为通用，这是实情。虽然这些旧币是非法的，然而钱囊里满藏着的人常公然在市场上夸耀。

但因此推想到农人们希望俄皇复辟，我也不以为然，他们（农人）只是泥守惯习和不喜新奇罢了。他们从不会听说对抗；多数人竟不大晓得本国和波兰正开战。因是他们也不懂为什么缘故政府不能拿他们所需要的布匹和农具给他们。他们既已拿到土地了，并不知道他们邻国的事情，他们就想望自己的村子独立，对于无论何种的政府命令都很讨厌。

共产党内当然也逃不了政治组织（Bureaucracy）的常轨分做好几派，虽然外界的压力一向是阻止他们分裂的。我看来似乎可分为三个阶级。第一是老革命党，他们的商标是受过多年的苦刑。此班人大部占着最高的位子。牢狱和刺刑已把他们做到坚强不屈，执着自信，和自己国家宁是不生接触了。他们都是诚实人，深信共产主义将改造出个世界来。他们自以为完全脱离感情作用了，实则他们是最易起感情作用，对于共产主义和他们手创的军队。他们不能觉悟到事实上他们所创的不是共产主义，也不觉这个共产主义为农人兜诅，农人只要自己的地，旁的都不要。他们若找见官吏中有腐败的和饮酒的，他们处罚一点不容情。但是他们建立的制度却很能引人到小小的腐败，他们自己的唯物论（Materialism），总也要引他们相信在这样一个制度之下腐败是一定要蔓延的。

第二是占有极顶之下的政治地位底人，大都是后生新进，热心的布尔什维克，因为看见布尔什维克主义底物质的成功。和他们一起的一定还得算警察、侦探，和暗探，这班人大都是从俄皇时代传下来的，他们就乘着只有破坏法律方能生活这事实的存在从中取利。这也是布尔什维克的一方面。举个例，就是非常委员会（ExtraordinaryCommission），这团体实际上是独立的，有他自己的军队，这军队喂养得比红军好。这团体有不经审判即以阴谋或活动于反动革命等等罪名收押任何男女底权利。已有千多个人被它枪毙，不经审判，现在虽然面子上它已经失去判人死刑的权利，实际上可不能说它完全失却。它有侦探在各处地方，没有人不见了心惴的。

第三类不是热心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是在布尔什维克政府固定后才归附的，他们有的是出于爱国心，有的是想借这机会来自由发展他们的理想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在这一班人中，也有像已成功的商人一般模样的人，这些人的能力很像美国自做托辣斯的有名人底能力，不過目的却不在金钱，而在成功与权利。我们可信布尔什维克已经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把这一类的有能耐人编进政府，使服务公事，而不许他们得成大财主，像在资本家社会内所做的。这是布尔什维克除了战胜以外的大成功。由是我们可以猜想：如果许了俄国成就和局，一个可惊的工业发展就要做出来，使俄国成了北美合众国的敌手。布尔什维克一切目的都在工业；他们对于近世工业件件都爱，除却过度报酬资本家是不爱的。他们所以要给劳工们以严厉的训练，即在使这班一向缺乏工业上习惯和诚实的人们得到一些工业上习惯和诚实，工业上习惯和诚实底缺乏便是阻止俄国成为一个形挑工业国底唯一原因。

（四）市镇与乡村

劝导农人供给市镇粮食这问题是俄国和中欧共有份的，据传闻的话，俄国对于这问题比诸别国并不更少成功。这问题在苏维埃政府是吃紧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城，其余的市镇都不很大，而且有一大半是位置在富有农产的县分底中心。在北方呢，即乡村地方底人民也要靠南方的粮食来供给，这原是确实的，但是北方人口也是很少。人又常说，供给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以粮食这问题是一个运输问题，但据我看来，这话只是一半不错。铁道上用的机关车以及车辆等等交通具诚然是严重地缺乏，尤缺乏修缮完善的机关车。可是莫斯科的四周是很好的地。据我坐摩托车周游莫斯科临近地方这一天的所见，觉得母牛出的奶足以供给莫斯科全城的小儿，虽然我所见有这些地方时儿童病院不是农场，却已有这许多牛了。

出了重价，便无论何物都可出市场上买的。我坐俄国火车旅行，走的路着实不少，见有很多的好车辆。就这些理由，我觉得敢信那些说俄国运输问题响及粮食困难这句话有点过甚其词。自然的，彼得格勒的粮食短缺更甚于莫斯科，其缘故运输问题也占有一大部，因为粮食大半是从莫斯科以南来的。在彼得格勒街上所见得人大部显然有不饱食的神气。在莫斯科就少见此等人了，但可说，虽不至挨饿，总不能饱食，这现象无疑是几于普遍的。

凡在市镇工作的人，受政府供给一定的低值的口粮。公文上虽说是致府有粮食的专卖权，口粮是足够维持生活的。其实呢，口粮是不足的，而且只占莫斯科的粮食供给底一部。据有些人的怨言，我可不知如何的确实，甚至说口粮颁发全无定期；又有些人说，隔日发一次。在这当儿（口粮未发），不论贫富。几乎人人要到市上买食物吃，市上的事物可就要比政府所定的价格大上五十倍左右。一磅重的牛油值到一个月的工钱。人民用尽种种方法以求可得额外的食物。有在额外时间之外专做工的。因为法律规定的工作时间虽只每日八小时，而这八小时工的工钱却不是能活命的工钱，所以无法可以阻止工人们于正当工作之外另寻工作。但是普遍所用谋得额外食物的方法还是所谓“Speculation“这法子，就是“贩卖”。这是从前富有的人出卖衣服家具珠宝等物换取食物；买者从中赚了几个钱又卖给一个人，为此转辗贩卖，有时候多至经过二十多人，方到了一个真买主的手里，这买主非富有的农人，便是很富有的投机商人。或者那些有亲戚在乡下的，他们就时常下乡探望，回镇时便带了一大袋面粉回来。私人带着粮食进莫斯科是法律所不许的，所以常在火车上搜查，但是带粮食的都是腐败狡猾的人，便往往能不被查出。市场上卖粮食也是犯法的，警吏时时要来查抄，但也是照例躲过一刻即算了事。所以，禁止私商的结果反使私商买卖大增，比资本主义的国家更甚。须待很久的日子才或者能办得更好些，又因为是犯法的，莫斯科的全体人民简直是常在警察威权之下，仰化鼻息。还有一层，现在是全靠从来富有的人底一点藏货，将来一旦这种藏货一尽（额外粮食便绝对不可得），全制度将立现崩坏，除非到了那时，已经再造好，立于不败的基础。

这种情形不无满意很明白的，但是从政府的立脚点看来，便不容易看见什么事是应该做的。都会的工业的人民大部分是在进行政府的工作和制造军需给军队。这些是最要的功课，开支应在赋税项下支出的。如在农人身上收一笔适中的赋税，便很容易供给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粮食。不过农人们对于政府或战争是没有兴味的。俄国土地太大了，此一部受人侵略，他一部简直觉不到；农人们又太欠缺知识，不能有什么民族的自觉，如英人、法人，或德人一般。农人不见得肯只为了民族的自卫，便情愿拿出他们出产物的一部分来，唯有为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如布，农业器具等等（才能够让他们情愿拿出来），这些东西，政府因为受了战争和封锁的亏，是供给不来的了。

当粮食短缺到极点的时候，政府会强制农人平均摊认输助粮食，红军会很严厉地执行这法令。现在这方法是已经废弃了，但是农人仍不是情愿地卖他们的粮食来，这是当然的，他们也见得纸币不值钱，况且私商的价格又要比政府定的高得多。

粮食的问题是布尔什维克受人一致反对底主要原因，可是我竟不知还有什么四面玲珑的政策可以采用。布尔什维克不为农人喜欢，因为嫌它们在乡下拿了这许多粮食去。它们又不为镇上人所喜，因为嫌它们拿来的这样少。农人所要的就是所谓自由交易，就是农产物不受（政府）支配。如果这个政策见采用了，市镇就要完全饿死，不单是挨饿忍苦罢了。那猜想农人们对于Entenle条约含有敌意的，简直完全误会。七月十三日的《每日新闻》说的“既不是共产党又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农人渐渐恨着各契约国了，而对于此邦（英国）尤其”一段话，要不是说的不对实情，倒是很好的一段评论文章。俄国真正的农人绝不会听人说过什么契约国或是英国。他不知道有封锁这一回事，他所知有的只是：他本来有六只牛，现在政府减少他至剩一只，把其余五只给更苦的农人了，此外又知政府用极低的价钱买他的米（除了他一家家族所需的米不买他）。至于政府此种行动的理由不能使他生兴味，因为他的地平线是限于他自己一村之内的。说得广泛些，可说每一个村是一个独立的单体。政府只要能得粮食和需用的兵，便可两不相犯，随着这古老的乡村共产主义自己存在，那是异常的不和布尔什维克相像，而且是完全依在极原始的文化阶级的。

政府代表的是都会及工业人民的幸福，他好像是一个营盘扎在农人民族的中间，他们中间的关系，与其说是政府的，倒不如说是外交的或军事的。譬如在中欧的经济地位是利于国家而不利于市镇的。如果俄国行使民治主义，依大多数的意见而治国家，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人民只好饿死。因为是如此的，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有了国中全部的内政权军事权应他们的需要，刚巧能够办到生活。

俄国厖然巨观的一个大而强有力的帝国，外相是极好看的，但是中心是糟的不可言。那些产业很小的人，权利却很大；他们能够活着，也惟在他们有过度的权利。这个情形，根本上是因两个事实所致：一是因为人民的工业能率几乎全部放在战争身上了，一是因为农人不了解战争的重要，也不知有封锁这回事。

我们若拿布尔什维克所不可能免避不满意而困难的情形来责骂布尔什维克，这话是废话。他们这问题只要在下面的二个方法中取得一个便可解决（而且也唯有如此方能解决），这两个方法是：（一）停止战争与封锁，那就可以使他们能够拿货物供给农人来换粮食；（二）渐渐儿发展一个独立的俄国工业。后一法恐是很慢的，而且也恐有许多困难，不过俄政府中的能干人相信这是可能的，如果竟不得和平。如果我们拒绝和平与通商，迫俄国上这个方法，我们将失却与俄联络友谊的唯一介绍了；这苏维埃国家将得借口以努力煽动各处的革命，我们反无言可以责它挑动革命了。但这是个大问题，最好是留在结论里论罢。

（五）国际的地位

前面尝偶然说到布尔什维克派不满人意的地方。但是我们应得常常记好，这是全因为俄国的工业生活除却供给军队需要的工业而外，全都破坏了的缘故。也因为布尔什维克政府不得不尽力对付残酷的国内外战争以及不绝的内乱恫吓底缘故。由于这等困难自然生出剥夺，限制自由等等事来。无论如何，我是很信只要一个方子就可以医治好俄国所受的一切罪，这一个方子便是和平与通商。和平与通商可以止却农人们的仇视心，可以使俄政府立刻弃却武力来依靠民意。政府的品性也会立刻就改变。现在正推行的工业征调便也成为不必要了。那些求有更自由的精神底人们也能够露脸说话不被疑为帮助反动派或敌国了。粮食困难也就会没有，现在市镇上所用的专制制度也就随之没有了。

普通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底人都说在俄国建立他种形式的政府是很容易的事，这句话我们必不可相信它。依我想来凡新近曾到俄国去观察一回的人个个相信现政府的基础是稳固的。如无列宁，或许经过内部的发展滞后，便容容易易地变成一个“滂拿伯”式的军国专制政体。但是这个变换只是内部的变换——或许不是很大的变换——恐怕不大能够改变经济制度。以我所见底俄国人品性以及那些反对派而言，我竟因之很信俄国初无需强有力政府之必要，不用任何式的民治政体。布尔什维克他们自已宛然是西方急进社会主义联盟底代表，这一点是最受人严重批评的。依我的意见，他们并不成国际问题。但是若以一个民族政府，继彼得第一之后的，看他们，他们正干着必要的一一虽不为人所喜的一一功课。他们正尽其力之所能，引进美国的能率（Efficiency）到懒惰而又未经训练的人民中。他们正预备用国家社会主义这方法去开发国中的天然富源，这话在俄国是常听到的。他们在军队中正淘汰不学的人。如果和平成功，他们更要处处大做其教育事业了。

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拒绝和平与通商，我也不以为布尔什维克会干不下去。俄国将忍苦耐劳于来日，如过去数年一般。俄国人习于愁苦，西方民族没有一个及得来；他们能在我们所不能忍耐底情形下生活做工。其政府将一日甚一日的由仅仅的自卫政策而进于侵伐政策，Entente条约逼迫德国解除武装并许波兰卷人不祥的战祸，实是完全把德国赤露出让它受俄国底侵略一一一军队的和印刷品宣传的侵略。亚洲也全部开着等布尔什维克的野心来。前俄罗斯帝国底亚洲的一部几乎全都在布尔什维克很紧握的手掌中。火车直通到土耳斯担（Turkestan），照常的迅快，我曾见有从那边来的棉花装到Volga汽船上。印度和红军接触也不过是几年内的事。如果我们尚欲继续地反对布尔什维克，我不知道哪一个政府能够止住他们在十年之内取了全个亚洲去。

现在俄国政府不是帝国主义为精神的政府，要和平，不要征伐。俄国是倦于战争竭于物品了。但是如果西方列强固执欲战，俄国政府底别一精神，那是已经见有端绪的，便欲变成极有势力。于征伐和降服二者之中挑一个，将只挑征伐来代替降服了。征服亚洲光景不是难事。可是我们完全糟了。大陆上有的，将是革命内乱和经济大变。所以，用武力压碎布尔什维克主义底政策总是又愚笨且不正的政策。这政策现在已成不可能，满储着不祥了。似乎好像我们的政府已经起始觉着这危险，我们希望它的很真切，足够加强他的见解，去抗反对者。如果不然呀，此次大战便只算是将来大决裂一个引线，比较起来，仅是前哨的小接触罢了。

相信布尔什维克者以及布尔什维克的助者对于这将来的事，自是很镇静不怕的，因为他们相信终结能建立共产制度，把世界现有的罪恶一齐扫光。这话我却不能相信。我对于共产主义是信仰的，但不能信仰那种集中大权于少数人手内底共产主义。依我意见看来，公平分配权力正和公平分配物质原料一般地重要。一切的经验都指出：可长托以大权的人是很少的。如果俄国赢得了和平，则自由而得人心的政府在战时被压的自由思想将复盛行，布尔什维克主义初期的劳工控制工业或者可以再见。但如继续战争，便不得不继续“迪克推多”，那些统治者便迟早终必要用他们的特殊的政治地位获得特殊的经济地位。这事是已经有几分征兆；高位的共产主义者底生活，已比民众略为舒服安适了。不过就通体说来，俄政府委员得到这一些安适也不为不公，他们比诸西欧列强政府诸公自然工作的时间也要长些，负担也要重得多。

虽然如此，这也怕不是能长久的事。虽然现在在俄国握权的人大部是极热心的共产主义者，曾经表示愿为了他们的信仰牺牲一切。但此等人总有一天要让位给其它不甚热心忠于主义而甚能利用机会的人们，他们可就要和一般实行政治家一样，把地位当作实在利益般看待了。此辈如找得了兵队来济恶，便不难以一道命令，给统治者的贵族阶级以大薪俸和特别的私产。他们方在成功，那腐败和掠夺底机会也就继长增高地跟了来。这种的诱惑，我不信会能永久抵当得住。

布尔什维克有完全的理论包括在第三国际说（The Third International)内，据说，共产主义可拿努力的少数人（“迪克推多制”）的手段在各处建立起来，和俄国一样。这理论又补足一句道，当一切鼓吹主义的大兵器一一尤以教育及印书馆为最大的一一尚落在资本家手内的时候，要转移多数人心是不可能的。这一辩很是有力，能够切实指出用和平手段以建立共产国家是极端的难事原是不错的。错却错在说的共产主义一一任何稳固的或要得的形式的共产主义一一能够以少数人的“迪克推多制”来建立，这一句话。在政治理论上说来，这是必须顾到所谓心理的动力（Psychological Dynamics），就是说人的目的与信仰底变换是由于外界情形的先变换来的。人既有了掌握权力底习惯，得权力实在可喜，舍不得放弃它，这是差不多人人如此的。如果握权者本就不得人心的，他还欲自已怂恿自己，以为他握权在上，实在是为公共幸福所必不可少的。然而问他确是自己真不明白，或是假借这话来欺人，他一定要牢握这权柄，非到为武力逼迫放手是不肯放手的。共产主义的少数人（如俄国的），如果一旦得到了军事的“迪克推多"，虽然起意时是不想永握大权的，却终要走到这条路上，不肯放手了。设有几个能奋斗有能耐的人，有大帝国和大军队供他们玩弄，那他们一定会找个借口说明他不得不大权独揽的缘故。而且权力最大的人，倘然是要钱的，往往又能有最多的财产。他们是迟早要出于此途的，那时，共产主义的可望的好处全都失掉了。

因为这些理由，并因温和主义的理由，我不能跟了布尔什维克的哲学走，也不能使我相信他们所说的放弃民治主义的缓慢方法，信任民众暴动。

俄国是个后进的国，还不配用平等合作底方法，这方法是西方诸国所求以代替政治上和工业上底专断权的。在俄国呢，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或者是多少免不了的。无论如何，我是不想就他们大体下批评。不过可说这种方法不是合宜于先进国底方法，如果我们的社会主义者要去看他们样，模彷他们，这可就是不必退化而退化了。如果我们的反动派人冒冒失失地迫得社会主义者去采用这种暴烈的方法，这就是不可恕的大错。我们所有一份的文化遗产和互让精神，那是我们所引以为重，亦是世界所引以为重的。俄国的生活往常本是可怖的残酷的，和我们的简直相差天渊，然大战之后，这种的恐怖和残酷竟有要变成普遍的样子。这是新来的危险。由于两方面的互让，我看英国有希望能免去这危险。但是我们且莫乐着，应知布尔什维克唱的浪漫喜剧不一定能收梢到底。他们既不是被人崇拜的天神，也不是受人驱逐的恶魔，他们只是勇敢有为的“凡人"，方用极大的智巧企图一椿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业。

（六）列宁、杜洛斯基、哥尔基

我到了莫斯科，立刻就见列宁。用英国话讲谈，列宁说英语说得很好。翻译是有一个的，不过难得用着他。列宁室内很简单，一张大书桌，墙上几幅地图，两架子书，还有一张安乐椅和二三张硬板椅，那是预备来客用的。显然可见列宁不喜奢华，甚至不喜安适。他很和气，显然是率真而全无一丝一毫排场的人。如果不认识他的人碰见了他，决不会想到他是握有大权的人，甚至决不会想到他是有一些名声的人。这样谦卑自下的人我从不曾碰到过。他很亲切地对来客看，他看时啖着一只眼，好像是賧了一只便可使他一只的透视力得到可惊地增加。他笑得很多，起初我尚觉得他的笑是出于好客和娱客的意思，但是渐渐儿我得他是狞笑。他是专断的，镇静的，不怕并独研不倦一个复合的理论。我觉得唯物的历史观是他的生命血。他在求知一个理论，并怒人误解或不赞成这理论时，好像一位大学教授，他的爱注释，也很像大学教授。我知道他蔑视许多人，他是个知识上的贵族。

我问他的一个问题便是他承认英国济情形和政治情形的特点到如何程度？我急要知道是否鼓吹暴力革命这件事是加入第三国际劳动党者所必不可少的，这一点因为别人还要正式问，所以我不直接提出这问题。他的答语不能使我满意。他认英国现在很少革命的机会，工人们尚不会厌恶巴力门政治。但是他希望这结果（革命），或可从一个劳工内阁带出来。他想，如果亨特（Mr.Honder Bon 英国劳工党首领）做了首相，一定不会做出什么重要的事来；于是己团结的劳工，他这样想并这样相信，就要转而革命了。据这理由，他愿他的助手在英国者，竭尽能力去弄得一个在巴力门的大多数；他不鼓吹不加入巴力门的竞争，但以为加入应抱一个目的，就是要使得巴力门成为显然可恶的东西。我们大半的人所见以为暴力革命在英国是不想望他来并且不一定来的理由，他不介意，而且在他看来，这不过是有产阶级人的成见罢了。我提起凡英国所可能的都不用流血得到这一句话，他听了时，他一句撇开，以为是妄想罢了。我又知道他全不知英国的心理见解。实在说罢，马格斯主义的全体倾向都是违返心理的见解，因为马格斯主义把一切政治上的事项都归到纯粹的物质原因上去。

其次我又问他，在含有如此大多数农人的国家内建立共产主义，以他想来，是否稳固。他承认这是很难的事，又笑着讲强迫农人拿出粮食来换纸币去。他看得俄国纸币之不值钱像是一桩可笑的趣事。但是他说，那是不用怀疑是确实的，一到有货物可给与农人的时候，自然一切事都会自己平定起来。要办到这一层，他想在工业中应用电气。他说，这是俄国最需要的，但需十年工夫方可以办得完成。他很高兴地（那是他们大概相同的）讲到用泥炭以生电力的大计划。自然他也看到开放封锁是根本救济法，不过他不很以为开放封锁能彻底办到或立刻办到，除非别国内有了革命。他说，布尔什维克俄国和资本家的国家间底和平一定是常常不坚固的。列国为了厌倦及相互间的不和，Entente得可引进和平，不过他觉得这和平只有短期的延长。我看出他对于和平及开放封锁这两件事的热心，不及我们这边热心多了，这是一切共产党领袖相同的。但他相信，除非经过了世界的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废除，没有一件有真价值的事可以得到。我觉得他看得和资本家的国家重复通商这一件事仅仅是价值无定的缓冲策略而已。

他说明农人中间富者与贫者的分界，政府鼓吹贫者去反抗富者，指导暴烈的行动，他说来很似津津有味的。他竞至说，加于农人方面的“迪克推多"或者要继续很久，因为农人们都求自由交易（按自由交易是指不由官买官卖）。他说，他从统计表（那是我很相信的）上晓得农人们在这两年来，吃的东西一天富足一天，这是他们从来不会享受过的。“但是他们还欲反对我们"，他说这句话时略有些不愉快的神气。我问他如何回答批评家说的他（列宁）建立在农村的，不是共产主义却是、迪克推多。这一句话，他答道那个很不是实情，但他不说出实情是什么。

我最后问他，如果和资本主义的国家重新通商这件事办成功了，是否会造成资本家势力的中心而使共产主义更难何持？以我所见到的说，愈热心于主义的共产党都很怕和外边的世界有商业上的往来，因为这件事能引进邪说的浸润，使现存的共产制度几于不能存立。我要晓得他是否也有这个感觉。他说通商后自然要生出难处来，不过比诸战争总要好些。他说，两年之前，他和他的同事都不会想到他们会在全世界的对敌中长命到现在。他以为这长命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各民族互相妒忌和利益冲突，也靠着布尔什维克宣传的力量。他说，当布尔什维克拿传单（宣传革命的传单）来挡排炮的时候，德国人会大笑他们，但是做出来的事情已经证明传单的力量要比排炮大得多。我不想他会承认劳动党和社会党曾在这件事里出过一份力。他好像不晓得英国劳工的态度确曾阻止对俄大战的可能，这态度实在是使政府不能不秘密做事，并且大声说谎否认的。

他说起Lord North cliffe的攻击很快乐，他愿意送一个宣传布尔什维克的徽章给他。他又郑重说，掠夺的控诉也许能震骇有产阶级，但是无产阶级却受到了相反的效果。

我想，如果我遇见他时不晓得他是谁人，我绝不致猜到他是一个大人物。他的太固执和狭义的正统派社会主义使我大吃一惊。据我的想象，他的勇力都是从他的诚实、勇敢，以及不可摇动的信仰出来一一这是马格斯福音的宗教般的信仰，代替了基督教殉道者天堂的期望，只除是更少些唯我观罢了。他不大爱自由，正和屈服在狄欧可里淫威之下而一旦得权便欲报仇的教徒一样。光仅相信有一个包医百病的药方能把一切人类的病根统统治好底人，和爱自由是格格不相人的罢。如果真是如此的，我不得不反觉得西方底王权式的温和是可喜了。我到俄国时自信是共产党，但是既和这些无疑于共产义义底人接触了，我反加多了一千个疑团，不但怀疑共产主义，并怀疑到人们不惜忍受许多愁苦以坚求达到的一切信条。

杜洛斯基(Trotsky)共产党不当他是和列宁同等的，他的知识和人才（虽然不是他的品性）对我所留的印象更多。不过我见他的次数很少，也许这印象是不中肯綮的。

他这人，眼是尖利的，有军人的气概，开明的知识，和磁石一般能感动人的人才。他生得很俊秀，有美丽的蜷发，妇人见了没有一个不爱的人。他不受人反对的时候，脾气也是很好的。我看他这人（也许是我看错），好名甚于好权力一一这是艺术家和名优所好的一种名。我不禁将他和拿破仑相比较。可是我并不含有要估量他信仰共产主义坚否底意思，他对于共产主义光景一定是很忠心很坚信的。

和这两个人大相反的便是哥尔基，我在彼得格勒时和他见过一面。他卧在床，显然是心绪悲丧而且快要死了。他求我，以后对人说俄国时，不论说什么，总要注重说俄国人受了痛苦了。他是赞助现政府。如果我是俄人，我也欲如此做，并非因为俄政府一无错处，乃是因为若再换上一个一定更要不好。人都可以觉得他是爱俄国人民，很感于俄国现在苦况的难受，很觉得纯粹马格斯派信仰之无谓。我觉得所见的俄人当中，他最可爱，最可表同情。我想多听他说些他的见解，但是他说话时很困难而且又咳嗽得厉害，所以我也不便久留：我所见的知识阶级人一一可怕地受着痛苦的一个阶级一一都表示他们对于哥尔基的谢意，因为哥尔基为他们做了许多事。唯物的历史观到处应用，但对于文明的高等出产物也要留神些，才是个救济。布尔什维克说他们在艺术上出过大力，但是他们除开保存已有的艺术外，我不能发现他们做的事。我把这问问题曾对一个布尔什维克说，他听了发怒道：“我们没有时间顾到新艺术，也没有时间顾到新宗教"。俄国现在的空气不能培植艺术，这是免不得的，因为艺术是“无政府的"而又反抗秩序的。哥尔基已把一人所能做的尽力做了，去保存俄国的知识和艺术之命脉。但是他是快要死了，或者俄国这命脉也快要死了罢。

听说罗素发表了这篇《游俄之感想》以后，受了各方面非常大的反响，守旧党大高兴，他大概很懊丧，英国首相鲁意乔治在下义院宣布对俄政策引他的话为据，他的懊丧可知。Soviet Russia 周刊上有一篇文章很挖苦他，我们打算译登下期本报。罗素也在七月二十四日底 Nation 内有一段附白如下：“上星期六登出我的一篇文章底末句不意生出了一个误解，那就是俄国政府对于艺术不措意或竟有敌意。这不是如此说的。俄国政府善视艺术更甚于我国政府。我在那一句里提起底意思是说俄国人心理上的空气是很难长育艺术的，但我不曾说俄政府对于艺术家不好好看待。”

记者附识

（原载《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一九二〇年十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