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俄罗斯革命史——布尔什维克的民族自决用口号（波兰布尔什维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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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5 月由基辅拉达派来晋见临时政府的一个代表团写道：“居住在乌克兰城市里的人只看见自己面前这些城市俄罗斯化的街道……他们完全忘记了，这些城市在全体乌克兰人民的汪洋大海中只不过是一些小小的孤岛而已。”罗莎·卢森堡与十月革命的纲领进行论战的小册子是在其死后发行的，书中断言乌克兰民族主义以前只不过是一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游戏”，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民族自决口号发酵而人为地膨胀起来的。

尽管她自己有清醒的头脑，还是犯下了最严重的历史性错误：过去，乌克兰农民没有提出民族要求，那是因为一般说来他们没有上升到政治层面的缘故。看来，二月革命唯一的，却又完全够重要的功绩就在于，恰恰是它终于使俄国最受压迫的阶级和民族有机会大声说话。不过，农民政治上的觉醒，无非是通过本民族母语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结果——学校、法庭和自治机构实现的，反对这一点就意味着企图要使农民回到不复存在的境地。

清醒头脑

城市和农村的民族差异通过苏维埃这类多半是城市的组织把自己痛苦地暴露出来了。处在妥协主义政党领导之下的苏维埃往往忽视当地居民的民族利益。乌克兰苏维埃力量薄弱的原因之一就在这里。里加和列维尔的苏维埃忘记了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的利益。巴库的妥协主义苏维埃忽视了讲突厥语主体民族的利益。

在国际主义的虚幻旗帜下，苏维埃经常开展反对乌克兰人或穆斯林的防卫性民族主义的斗争，从而把城市的压迫性俄罗斯化掩盖起来。这种情况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还延续了不少时间，直到边远地区的苏维埃讲农村的语言为止。经济和文化普遍落后不允许被自然条件和剥削程度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西伯利亚异族达到开始提出民族要求的水平。伏特加、国库和强制信奉东正教历来就是国家组织在这里的主要推动力。

这种被意大利人称之为法国病的而又被法国人称之为那不勒斯病的东西在西伯利亚人民中间被称之为俄罗斯病，这说明了文明的种子究竟来于何处。二月革命还没有到达此地。极地区域的猎人和养鹿人还须长期地等待那一线光明。伏尔加河流域、北高加索和中亚的民族和部落第一次被二月革命从史前状态中唤醒过来了。这些地方依然既见不到民族资产阶级，也见不到民族无产阶级。

处于农民或者牧民群众之上的是从其上层脱离出来的薄薄的知识分子中间阶层。在这些地方，直到民族自治纲领的声望提高之前，斗争一直是围绕本民族的字母、自己的教师、有时是自己的神父等问题展开的。这些受压迫最深的民族在痛苦经历中只得确信，那些有教养的国家主人不会自愿让它们站起来。落后中最落后的民族结果被迫寻找最革命的阶级作为盟友。

于是，沃恰克人、楚瓦什人、泽梁人以及达吉斯坦和突厥斯坦诸部族通过本民族年轻的知识分子中的左翼分子开始为自己开辟出走向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殖民领地，尤其是在中亚的殖民领地的作用随着中央地带的经济进步一同改变了，后者由直接和公开的掠夺（包括贸易方面的掠夺）转变为更加隐蔽的方式，把亚洲的农民变成了工业原料，主要是棉花的供应者。

把资本主义的野蛮和宗法习俗的野蛮结合在一起的层层有组织的剥削使得亚洲人民停留在极端低下的民族状态。二月体制在这里仍然是按照旧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在沙皇制度下，从巴什基尔人、布里亚特人、吉尔吉斯人以及其他游牧民族那里掠夺来的最好土地依旧掌握在被安置在当地居民中间的移民孤岛上的地主和富裕俄罗斯农民手里。

在这里，民族独立意识的觉醒首先意味着反对移民的斗争，后者建立了人为的耕地交错制度，使游牧民族陷于饥饿与灭绝境地。至于说这些外来人，他们发狂似地坚守俄国统一，也就是保证自己的掠夺成果不受侵犯，以防止亚洲人的“分离主义”。移民对土著人运动的愤恨情绪带有极其野蛮的形式。在外贝加尔，毁灭布里亚特人的准备工作在乡里的文书或者从前线回来的军士出身的三月社会革命党人的领导下，正在开足马力进行。

正在开足马力进行

移民地区的剥削者和暴徒自己怀有从现在起尽可能长久保留旧秩序的意图，并把它诉诸立宪会议的主权：在这些人当中找到了自己最可靠支柱的临时政府也给他们添加这种空谈。另一方面，被压迫民族享有特权的上层人士越来越频繁地提到立宪会议的名字。穆斯林宗教人士把谢里亚特注44的绿色旗帜高举到已经觉醒了的北高加索山地民族和部落的头上，在下层反抗将他们置于困难境地的所有场合，甚至他们也坚持把问题拖延到“立宪会议”。

这话是全国各地保守主义和反动派的口号，是贪图私利和特权的口号。诉诸立宪会议就意味着拖延和赢得时间，拖延就意味着聚集力量和扼*革命。然而，领导权落到宗教界人士和封建显贵手里的情况仅仅发生在最初阶段，也仅仅是在落后民族，几乎仅仅是在穆斯林那里。一般说来，农村中的民族运动本来就是由乡村教师、乡里的文书、下级官吏和军官，部分是由商人领导的。

最稳重和最可靠的人士与俄罗斯或者俄罗斯化的知识分子一道，已经在边区城市里组成了另外一个阶层。这是一个更年轻的、与所出生的农村有紧密联系的、没有找到通往资本家王位门径的阶层，它天生要充当民族的政治代表，部分地还要充当本地农民群众社会利益的政治代表。边远地区的妥协主义者依据民族要求的路线敌视俄罗斯的妥协主义者，不过他们属于同一种基本类型，甚至多半拥有相同的名称。

乌克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工党成员、格鲁吉亚和拉脱维亚的孟什维克、立陶宛的“劳动派分子”与他们的大俄罗斯同名党团成员一样，都力图把革命保持在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之内。可是本地资产阶级的极端衰弱使得这些地方的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没有实现联合，而是单独掌握国家政权。在土地问题和工人问题方面被迫比中央政权走得更远的边区妥协主义者占了许多便宜，他们是作为联合的临时政府的对头出现在军队和全国的。

即使所有这一切还不足以造成俄罗斯妥协主义者与边区妥协主义者命运的区别，那么也足以决定他们兴旺和衰落速度的区别。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工党不仅带领小小的格鲁吉亚的赤贫农民跟自己走，而且迫切希望领导全俄国的“革命民主派”运动，在这方面并非没有取得一定的成功。在革命初期几个月期间，格鲁吉亚知识分子上层不是把格鲁吉亚当作民族祖国来对待，而是把它当作吉伦特省，一个其使命就是为全国提供领袖的得天独厚的南方省份。

身为著名的格鲁吉亚孟什维克之一的奇亨克利在莫斯科国务会议上夸耀说，即使在沙皇统治时期，格鲁吉亚人无论幸运与否都会这样说：“唯一的祖国——就是俄罗斯。”一个月过后，同是这位奇亨克利在民主会议上问道：“谈到格鲁吉亚民族，该说些什么呢？这整个民族都在为伟大的俄国革命效力。”的确是这样，格鲁吉亚妥协主义者像犹太妥协主义者一样，每当需要抑制和阻挠某些区域的民族要求的时候，总是为大俄罗斯官僚制度“效力”。

不过，只有在格鲁吉亚的社会民主工党成员还保有把革命限制在资产阶级民主范围之内的希望时，事情才是这样延续的。随着在布尔什维主义指导下群众获胜的危险变得清晰起来，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工党成员削弱了自己与俄罗斯妥协主义者的联系，同时与格鲁吉亚本土的反动分子更紧密地联合起来了。到苏维埃胜利之际，反对统一的俄国格鲁吉亚人变成了分离主义的宣扬者，并且向外高加索其他民族露出发黄的沙文主义利齿。

发黄的沙文主义利齿

在边远地区，发育不太充分的社会矛盾其实不可避免地会披上民族伪装，这通常能充分说明，为什么十月革命在大多数被压迫民族中间必定比在俄国中央地区会遇到更大的阻力。但是民族斗争自身无情地动摇了二月体制，从而为在中央地区的革命创造了足够有利的政治外围。在民族对抗与阶级矛盾同时出现之际，前者就会显得特别激烈。

拉脱维亚农民与德国贵族之间自古以来的仇恨在战争初期促使成千上万的拉脱维亚劳动者走上了当志愿兵的道路。由拉脱维亚农村雇工和农民组成的轻步兵团是前线最优秀的部队之一。但是在5月，它们已经在为苏维埃政权而行动起来。

民族主义结果只是成了未成熟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外壳。同样的进程也发生在爱沙尼亚。在白俄罗斯，有波兰或波兰化地主，城市和村镇有犹太人，还有俄罗斯人官吏，那里受两三倍压迫的农民在附近前线的影响下，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经把民族和社会的愤恨纳入了布尔什维主义轨道。在选举立宪会议时，绝大多数白俄罗斯农民把票投给了布尔什维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