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斌｜大国兴衰与国际秩序的历史演进（城邦争霸游戏）

作者简介

刘德斌，吉林大学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与国际关系理论、当代国际政治转型等。主要著作有《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国际关系史》（主编）和《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主译）等。

摘要

大国兴衰与国际秩序的历史演进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尽管近代以来国际秩序的具体形态不断发生演变，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不断发生改变，但欧洲和西方大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二战结束之后，摆脱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位的非西方大国开始登上世界舞台。冷战结束后，一批非西方大国在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乘势而起，改变了大国之间力量对比结果，促成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相比于西方大国，非西方大国不仅具有更为广阔和长远的发展优势，更有不同的历史经验和价值追求，从而为国际秩序的发展变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想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更是为超越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局，构建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了令人鼓舞的发展目标和前景。

大国兴衰与国际秩序的历史演进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国际“失序”似乎成了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主要特征，但归根结底，依然是大国兴衰持续演化，新旧大国博弈加剧的结果。然而，与近代以来西方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不同的是，非西方大国是在冷战后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情况下，逐渐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的；非西方大国大都曾经沦为西方大国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与西方大国有着不同的历史经验和价值追求；就国土面积、人口规模和资源禀赋而言，非西方大国比西方大国具有更为巨大的发展潜力。可以说，非西方大国的崛起正在改变近代以来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对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理清大国兴衰与国际秩序演进的历史线索，对于我们理解当下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值得进行深入探讨。

帝国的兴衰与前现代国际秩序

所谓“大国”，一般指的是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方面拥有强大实力，并对国际事务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大国”一词是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维也纳会议上流行开来的。关于大国的标准很难确定，利奥波德·冯·兰克于1833年提出的标准尤为“极端”，他认为一个大国“必须能够对抗所有其他国家，即使它们联合起来”。1987年，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所著的《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一书引发了对大国兴衰这一议题的热烈讨论。虽然肯尼迪在这本书中把俄罗斯和日本作为两个“特例”，但其阐释的主要对象是西方大国。冷战后，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帝国”也被一些学者纳入大国兴衰的研究视野之中，原因不仅在于帝国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持久的占支配地位的治理形式，而且在于在民族国家成为国际体系中主导的治理形式之后，帝国的“阴影”依旧挥之不去，许多大国特别是西方“列强”，依旧按照帝国的方式行事，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当然，关于帝国的定义多种多样，争议颇多。帝国一般指由一个统治集团统治，具有明显的中心—边缘结构，包括多种民族、地区、宗教和文化的共同体。帝国具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治理体系，往往依赖武力征服奠定自身势力范围，有边疆但无明确的边界。迈克尔·曼将帝国主义定义为一种集权的等级制，中心地区支配边缘地区的统治体系。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拓展出欧洲之前，帝国构成的区域秩序主导着世界历史的进程。“国际秩序”一般指的是国际行为体互动中逐步形成，并为各国际行为体所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及其结果。同国际关系领域的其他概念一样，国际秩序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将国际秩序界定为追求国际社会的基本或主要目标的行为格局。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认为，任何秩序都建立在两个因素之上：一系列明确规定了允许采取行动的界限且被各国接受的规则，以及规则受到破坏时强制各方自我克制的一种均势。但实际上，国际秩序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动，大国的兴衰对国际秩序的变革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前现代时期，帝国就是大国。由于帝国往往是在城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总体而言，前现代时期的国际秩序经历了从城邦秩序到帝国秩序的演变。

城邦是许多地区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国家形态，它是由市镇和其周围面积不大的依附区域共同构成的独立统治单位。公元前3000年前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地区出现了最早的城邦，此后城邦在地中海沿岸广泛出现，其中又以古希腊的城邦最为典型。古希腊时期，大国兴起对城邦秩序的构建发挥了巨大作用，古希腊城邦秩序是在两个最强大的城邦——雅典和斯巴达——的主导下构建的，先后形成了以斯巴达为核心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以雅典为核心的提洛同盟，两大同盟在抵御波斯人入侵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以此确保古希腊城邦秩序得以存续。然而，公元前431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则导致斯巴达与雅典共同走向衰落，漫长的战争使得双方的人口和财富大量损失，并最终导致古希腊城邦秩序发生演变。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不久，古希腊即被马其顿首领亚历山大征服，兴盛一时的城邦秩序就此终结。

随着城邦秩序的衰落，帝国成为前现代时期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国家组织形式。事实上，最早的帝国正是在城邦兼并与扩张的基础上建立的。在苏美尔等城邦建立后不久，各城邦之间便展开了激烈的战争，连续的扩张与兼并在使城邦数量不断减少的同时，也推动城邦的形态发生变化，一种政治组织形式更加复杂的国家形态——帝国由此出现。阿卡德帝国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帝国，正是在兼并了众多周围的城邦后建立起来的。相比于较为“微型”的城邦，帝国无疑在地域面积、人口和资源等方面占据明显优势，这也决定了帝国逐渐取代城邦，成为前现代时期人类最重要的政治组织形式，亚欧非大陆各个地区相继出现了强盛一时的大帝国，帝国秩序由此建立。

在欧亚大陆西部的地中海世界，先是马其顿帝国征服希腊各城邦及波斯、埃及、小亚细亚和两河流域，建立了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马其顿帝国解体后，罗马乘时而兴，在几个世纪的时间内，罗马通过一系列对外战争，从亚平宁半岛的小邦扩张为地中海世界的超级帝国，并将地中海变为帝国的内湖。在西亚及两河流域，阿卡德帝国之后经历了频繁的帝国更替，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塞琉古帝国、安息帝国先后出现。在中亚地区，公元1世纪初，大月氏人的一支建立了幅员辽阔的贵霜帝国，为古丝绸之路的畅通与东西方文明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亚欧非大陆东部，秦汉王朝的统一与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标志着帝国形态在古老的中华大地出现并在此后长期延续，它为维护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到公元1世纪时，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汉帝国连成了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文明地带，其间各个帝国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影响，帝国秩序由此在亚欧非大陆各个地区最终确立。

此后，帝国秩序成为前现代时期亚欧非大陆占主导地位的秩序形态，而不同帝国的兴衰则推动着帝国秩序的范围与形态发生改变。大体而言，前现代时期帝国的崛起主要分为三种模式。第一，基于世俗利益进行对外扩张而建立的帝国。在这种模式下，进行对外扩张的主要动力在于掠夺土地、人口、财富等世俗利益，罗马帝国、中亚草原帝国是这种帝国崛起模式的代表。第二，帝国伴随着宗教的传播而建立。在这种模式下，帝国扩张的动力不仅包括掠夺土地、财富等世俗追求，向外传播宗教同样是帝国扩张的重要动力。阿拉伯帝国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第三，帝国也可通过相对和平的方式、通过帝国中央对周边国家、部族的吸引而建立和扩展帝国秩序。根据康灿雄（David C. Kang）的理解，明、清帝国所主导建立的帝国秩序便属于这种情况。而无论通过哪种模式崛起，帝国都拥有广阔的面积、众多的人口以及丰富的各类资源，上述特点也为帝国的强盛奠定了坚实基础。

前现代时期帝国的兴衰大致在上述三种模式下展开。在亚欧大陆西部，罗马帝国覆灭后，基督教势力与封建王权都在欧洲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欧洲也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教权和封建王权为基础的中世纪秩序。至15、16世纪，尽管在形式上具有象征意义的神圣罗马帝国仍然存在，但欧洲秩序已经呈现出教权与王权博弈、邦国林立、教派冲突、相互纷争不已的状态。在西亚地区，阿拉伯帝国在兴起后击败萨珊帝国与拜占庭帝国，并进一步扩张为地跨亚、欧、非三洲的大帝国。此后，信仰伊斯兰教的帝国成为西亚、北非和东南欧等地的主要统治者。至15、16世纪，这一广阔的伊斯兰世界内存在奥斯曼帝国、波斯萨非帝国和印度莫卧儿帝国，其中奥斯曼帝国地位最为突出，它不仅实力强大，而且深度介入欧洲大国博弈。在欧亚大陆东部，中国的王朝更替成为内部发展和演变的主要形式，至15、16世纪，明帝国成为广大东亚地区的秩序主导者。而在亚欧非大陆内部的草原地带，以游牧业为主要经济形态的草原帝国同样迭起跌落，它们与周边农业帝国之间进行着频繁的互动，这种互动或以和平交往的形式或以战争的形式存在，对历史的发展具有深刻影响。

因此，在前现代时期，亚欧非大陆居于主导地位的秩序形态经历了从城邦秩序到帝国秩序的演变，其中帝国秩序无疑具有更加突出的重要性。总结而言，前现代国际秩序具有两方面的特点。第一，前现代国际秩序是一种区域秩序，尚不存在跨区域乃至全球层面统一的秩序安排。帝国秩序并未超出自身的区域限制，治理能力和互动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帝国秩序无法超出适度的规模。在生产力有限的情况下，帝国的控制自然呈现出从中心到边缘逐渐减弱的特征，当帝国控制某地的成本超过其可能带来的收益时，帝国往往会减弱乃至放弃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汉帝国在汉武帝之后改变对匈奴的战略，明清帝国根据距离远近确定周边国家来华朝贡的次数，都体现了帝国实际控制力的有限性。而各大帝国之间的互动能力同样受制于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在前现代时期，尽管远程贸易、文明交流乃至军事征伐已在各大帝国之间不同程度展开，但普遍意义上稳定持续的互动仍不存在。不同区域的各大帝国之间也极少对彼此的决策产生足够的影响，因而无法作为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而开展相应的行为。因此，前现代国际秩序，无论是城邦秩序还是帝国秩序都带有明显的区域秩序特征，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秩序尚不存在。

第二，前现代时期的国际秩序演变以帝国的兴衰为主要推动力，并依靠战争的方式最终完成。帝国秩序则往往是由居于中心地位的帝国及其周边国家、部族组成，帝国是秩序的构建者，在这一广大的区域内实施强度不等的控制，帝国周边国家、部族等则要向帝国表示臣服，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帝国秩序的演变主要在两种情况下发生：一种情况是，帝国被其秩序范围之外的其他帝国击败甚至兼并，从而导致原有的帝国秩序范围缩小，甚至被并入范围更大的、以战胜国为中心的帝国秩序之中。例如，罗马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先后消灭马其顿帝国、托勒密帝国等，使后者所建立的帝国秩序被纳入以罗马为主导的帝国秩序之中。又如，阿拉伯帝国兴起后重创拜占庭帝国，使得拜占庭帝国的势力范围大幅缩小。另一种情况是，在帝国秩序之内，原本处于边缘地带的国家或部族兴起，最终取代了原有帝国的地位，进而重塑了这一地区的帝国秩序。例如，17世纪初原本臣服于明帝国的后金兴起，最终取代明帝国，在这一地区建立了以清朝为主导的帝国秩序。由此可见，帝国兴衰是这一时期国际秩序演变的直接推动力。

可以说，在整个前现代时期频繁上演着帝国兴衰的大戏，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对帝国兴衰的结果发挥着重要影响。首先，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决定帝国兴衰的关键因素。帝国往往与武力和战争密不可分，对外扩张与征服是建立帝国最常见的手段，这就要求帝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完成征服并加强对所统辖地区的控制。然而仅有武力是不够的，如果缺乏足够的经济积累、财政支撑以及必要的军事技术，强大的军事力量将无从谈起。因此，生产力发展水平在决定帝国兴衰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盛极一时的大帝国，如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及汉、唐帝国等，都拥有发达的技术水平、先进的生产力和雄厚的经济基础。但同时，军事技术成本会随时间不断增长，加之前现代时期生产力水平较为有限，因此，帝国财政将面临日益沉重的负担，成本与资源的平衡愈发难以为继，帝国自然也会衰败并被下一个帝国周期所替代。

其次，制度建设同样对帝国的兴衰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帝国秩序以军事和暴力为基础，但如果不能建立一套高效、适宜的政治制度，这样的帝国秩序将难以保持稳定。以帝国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为例，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唐帝国等往往在边疆地区实施羁縻统治，册封当地部族首领为地方长官，掌管本部族内部事务，以加强帝国中央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又如，明清帝国与周边国家及部族建立了完善的朝贡制度，不仅明确了周边国家、部族进行朝贡的日期、规模及相关礼仪，还通过朝贡制度明确了双边的权利和义务，周边国家与部族通过对明清帝国的臣服和朝贡，换取安全保障和贸易收益。俞可平在对帝国的兴衰进行研究时提出，亚述帝国、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和罗马帝国拥有先进的制度，因而能够在较长时间内延续帝国秩序；而马其顿帝国、蒙古帝国则由于没有来得及建立先进的精英选拔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整个帝国很快分崩离析，成为短命的帝国。

最后，统治者的素质以及关键决策也会对帝国兴衰产生重要影响。一些原本平平无奇的国家乃至部族勃然而兴，以及一些原本强大帝国的逐渐衰落甚至轰然倒塌，都与统治者的素质及战略决策密不可分。中国战国时期，秦国原本是地处西部边陲的落后国家，经过长期持续不断的“自强型改革”，最终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在实力上压倒其他六国并建立秦帝国。而到清帝国时期，闭关锁国政策使得清帝国日益故步自封而衰败，最终在历史发展的大潮中落伍。迈克尔·曼曾经把帝国划分成直接的统治、间接的统治、非正式帝国和霸权等四种控制形式。这样一种概括不仅涵盖了前现代帝国，而且也把现代西方大国的特性刻画出来了。西方大国虽然大都是按照民族国家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但却一度在全世界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帝国体系。王赓武称它们为“民族帝国”。

西方大国的崛起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形成与变化

帝国曾是前现代时期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政治组织形态，帝国秩序也曾经是这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秩序形态，然而近代以来，在组织形式上占据明显优势的民族国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逐渐取代帝国成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政治组织形态。又由于以西欧各国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率先成功崛起，在实力上获得了相对于传统帝国以及其他国家、部落的巨大优势，因此近代以来西方大国成为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但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大国之间的兴衰更替，仍推动着国际秩序不断演变。

西欧崛起与欧洲国际秩序的扩展。中世纪的西欧形成了以教会为核心的帝国秩序，其中存在着帝国、公国、城邦、贵族领地等多种政治组织形态。但自1500年左右，欧洲经历了空前、彻底的大变革，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催生了国家主权观念，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治组织形态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其后国际体系的主导行为体。与此同时，天主教会的宗教神权受到挑战，欧洲多元政治秩序开始发生变化。欧洲秩序的演变加剧了各国以及宗教改革后各教派间的矛盾，并最终引发了欧洲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三十年战争”。最终，参战各方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并实现停战。《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了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的原则，主权是国家的属性，具有统一性、不可分割性和独立性，中世纪教会法规和神圣罗马帝国的世界主权论遭到否定。从这里可以看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意味着民族国家在与帝国和教会的对抗中获得了胜利。此后，主权平等和独立的民族国家逐步演变成为欧洲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进而成为现代欧洲国际秩序的主要构建者。

民族国家之所以能在三十年战争及其后的欧洲历史中脱颖而出，并最终成为构建现代国际秩序的主要力量，其原因在于，民族国家相比于其他政治组织形态，特别是帝国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正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所述，在现代欧洲早期的发展中，民族国家是最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首先，民族国家在从社会中汲取资源方面更加有效，并能够借此建立一套高效率的行政和军事机构。与之相比，帝国对财富的汲取依赖对农民和农奴的剥削，往往只能通过领土扩张的方式增加帝国财富，尽管领土扩张经常遭到遏制或导致成本上升以致得不偿失的后果。不仅如此，帝国相较于民族国家更容易出现丧失强制能力以汲取资源的情况，此时帝国就会难以为继。因此，民族国家在资源汲取效率方面拥有相对于帝国的巨大优势，这一优势在战争时期往往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正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提到的那样，战争赋予那些能够从自己的人口中获取大量的持久的军事力量的国家以军事优势，这样的国家越来越多地是民族国家。其次，民族国家的建立强化了国家民众对本国、本民族的认同，并最终孕育出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促成了普遍意义上的民族觉醒，民众开始自觉践行对民族荣辱、国家兴衰的责任，这在赋予民族国家非凡的国内凝聚力的同时，为民族国家的兴盛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而在帝国的传统组织形式下，民族觉醒难以自动发生，帝国的公共利益和大多数居民的私人目标之间缺乏一致性，这使得帝国在凝聚力和韧性方面远逊于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所蕴含的巨大力量一方面使更多的欧洲国家建立了民族国家的组织形态，另一方面则进一步使民族国家成为推动欧洲现代秩序建立和扩展的主要力量。西欧民族国家主导构建的欧洲秩序主要表现为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和维也纳秩序。《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可视为欧洲现代国际秩序建立的标志，该和约确立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包括以国际会议的形式解决争端、条约必须得到遵守等。此外，均势逐渐成为维系欧洲现代秩序的主要制度，各国通过战争、秘密外交、结盟、“补偿”等方式，维持欧洲主要国家间实力的大致均衡，避免因一国实力过于强大而对整个秩序构成颠覆性的破坏。与此同时，随着欧洲各国实力的增长和互动能力的提高，欧洲秩序的范围也随之不断扩展，此后俄国、奥斯曼等国也被纳入欧洲秩序的范围之内。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民族国家在现代欧洲秩序建立和扩展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自民族国家建立伊始便取得了对亚欧传统帝国的实力优势。弗兰克（Gunder Frank）认为，直到公元1800年前后，世界经济仍不能称作以欧洲为中心，而是以亚洲为基础。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也认为，直到18世纪，西欧在各项技术以及制度等因素方面并未明显地超越中国、日本、印度等帝国。然而，从17、18世纪开始，英、法等西欧国家首先经历了政治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步入了现代化的快车道，东西方的“大分流”由此形成，从而取得了相对于亚非拉传统帝国的巨大实力优势。现代欧洲秩序正是在现代意义上“大国崛起”的背景下形成的。

上述事实也意味着民族国家取代帝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民族国家与帝国共同存在、交流互动，共同在欧洲国际秩序的建立和扩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欧洲秩序的主要行为体既包括英、法等民族国家，也包括奥地利（奥匈）、奥斯曼等帝国。另一方面，英、法等国也经历了民族国家与殖民帝国的双重构建。新航路开辟以来，欧洲各国掀起对外殖民扩张的浪潮，亚非拉广大地区的传统帝国、王国及部族难以抵御欧洲列强的坚船利炮，相继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欧洲各国（包括其后的美国）同样拥有了民族国家与殖民帝国两种身份。

总而言之，从1500年直到一战前这一时期，现代秩序主要体现为欧洲秩序。欧洲各国实力及相互间互动能力的增强则推动着欧洲现代秩序不断扩展。与此同时，广大亚非拉地区作为欧洲各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依附者，无法取得与欧洲各国的平等地位。因此，尽管20世纪初整个世界已在相当程度上连为一体，但整体性的秩序安排并未达成，此时的国际秩序主要表现为欧洲秩序。同时在欧洲内部，大国的兴衰推动着欧洲秩序的形态不断发生变化，在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形成初期，西班牙、荷兰等国在秩序中占据重要地位，此后随着各国实力的消长变化，到19世纪，英国、法国、普鲁士（德国）、奥地利和俄国成为欧洲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五国主导了维也纳秩序的构建和演变。经济、技术发展速度的不一致性以及经济与军事之间关系的协调性，是造成欧洲内部大国兴衰的重要原因。成功引领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成长为“日不落帝国”，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引领者变成了美国和德国，这也使得两国能够迅速后来居上，在经济实力方面赶上甚至超过英国。此外，文化因素和国家战略也在大国兴衰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就文化因素而言，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所蕴含的资本主义精神，推动了欧洲部分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就国家战略因素而言，只有能够依据“国情”和“世情”、制定出合理战略的国家，才可能实现成功崛起。德国的崛起与俾斯麦纵横捭阖实现国家统一与发展的战略密不可分，而威廉二世狂妄自大地四面出击则将德国带入深渊。美国在19、20世纪成功崛起，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能够根据现实需要制定合理的外交战略，从孤立主义、门罗主义一直到20世纪初期的现实主义政策，使美国能够以阻力最小的方式不断增强本国实力，逐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二十年危机”与凡尔赛—华盛顿秩序的失败。从1815年一直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作为欧洲秩序主要代表的维也纳秩序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内维持了欧洲大国间的总体和平。然而随着德国的统一并加速崛起，欧洲各国开始了新一轮力量的分化组合，国家间实力的失衡、对外政策的僵化、极端民族主义的恶性膨胀导致通过均势维持的和平愈发难以为继，并最终于1914年酿成了席卷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原有的欧洲秩序彻底崩溃。一战结束后，国际秩序的重建成为当务之急。

事实上，一战后需要构建的国际秩序不仅仅是欧洲秩序，而是世界秩序，这主要是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首先，随着交通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一个在地理空间上囊括全球、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为基础、欧洲民族国家为主导、欧洲外交惯例为规则的全球性国际体系初步形成，这在客观上要求对整个世界做出一定的秩序安排。其次，一战引发新一轮的大国兴衰，使得国际秩序构建的主角发生变化。一战爆发前，以英国、法国、德国（普鲁士）、俄国等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是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最强大的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在欧洲范围内展开主权平等的互动，另一方面在亚非拉地区大搞殖民扩张，因而当时国际秩序的范围主要局限于欧洲，广大亚非拉地区被排除在民族国家秩序的范围之外。一战后，除英、法等传统西欧大国外，美、日两国进一步崛起并积极参与到新的国际秩序的构建之中，这意味着新的国际秩序必然冲破欧洲的范围，走向世界。最后，一战深刻改变了西方殖民列强与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关系。一战促进了主权原则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殖民统治的合法性遭到质疑，在这种情况下，亚非拉地区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一批新的民族国家成立，它们要求取得与西方各国平等的地位，享受同样的权益，因而积极参与战后秩序的构建。

正是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战后主要西方国家开始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构建国际秩序的尝试，并试着通过普遍性的国际制度和原则、准则、规范来约束国家间关系，这一秩序构建的结果便是凡尔赛—华盛顿秩序的建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在世界范围内构建国际秩序的尝试。为维护和平，该秩序一方面成立了普遍性的国际机构——国际联盟，以处理国家间的关系问题，推进裁军事业，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另一方面通过《非战公约》等文件的签署，否定了战争的合法性，并尝试通过集体安全的手段惩罚侵略者。此外，凡尔赛—华盛顿秩序在对战败国施加严厉惩罚的同时，还尝试在欧洲和亚太地区构建新的势力平衡，前者的主要成果是《洛迦诺公约》的签署，后者则主要通过《四国条约》《九国公约》等实现。

然而，尽管凡尔赛—华盛顿秩序为维护世界和平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但并未收到良好效果；相反，仅仅二十年后，整个世界便再一次被世界大战所吞噬。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在于，凡尔赛—华盛顿秩序与大国兴衰的现实出现严重脱节。一战后，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然而美国尽管积极参与了一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过程，但最终却退回到孤立主义的状态，甚至没有加入自己首先要求建立的国际联盟。此外，战后仍具有相当实力的德、俄两国最初同样被排除在国际联盟之外，这使得国联的代表性严重不足。在缺少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国联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明显力不从心。而这一局面又因为几乎所有国家都对凡尔赛—华盛顿秩序感到不满而进一步恶化。德国等战败国因遭到严厉惩罚而心怀怨恨，法国为自身的安全问题担忧，日本和意大利的扩张野心难以得到满足，相当数量的亚非拉国家未能实现民族独立、收回国家权益的愿望，对凡尔赛—华盛顿秩序缺乏信任。正是由于新崛起的大国未能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而把持国际联盟的英、法等国又力不从心，最后终于酿成了国际关系史上有名的“二十年危机”，战火再次燃烧，殃及全世界。

美苏争霸与战后国际秩序的演化。随着同盟国在战争中逐步取得优势，战后的秩序安排被提上日程，并最后建立起以雅尔塔体系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其中包括铲除德、日法西斯势力，重建欧亚政治版图；建立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的制度化机构；原则上承认被压迫民族独立的权力。为了克服凡尔赛—华盛顿秩序软弱无力的弊端，战后的秩序安排特别强调大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责任。二战加快了新一轮的大国兴衰更替，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和日本已成一片废墟，传统强国英国和法国实力遭到明显削弱，美国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强国，苏联虽然也遭到重创，但在战争中发展起强大的军事和工业生产能力。经过十四年浴血奋战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参与了战后国际秩序重建。作为战后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机构——联合国安理会奉行大国一致的原则，美、苏、中、英、法作为常任理事国拥有一票否决权，对战后世界安全的维护，承担起更为重要的责任。

但是，随着战后大国兴衰进程的持续演化，国际秩序并没有按照其设计者所期望那样如愿建立起来，而是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演化”。美苏冷战的开启使整个世界开始呈现出双重的秩序样貌。一方面，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全面对立，整个世界呈现出两个政治阵营、两套经济体系以及两大军事集团并行，相互间交流互动十分有限的局面，从这方面来说，整个世界的秩序在相当程度上被分裂为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个平行国际秩序，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将其界定为“有界限的”冷战秩序，秦亚青则称之为“半球秩序”。另一方面，覆盖全球的整体性国际秩序仍然存在，美苏两国及其盟国依然是联合国成员国，仍然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以及其他各项事务上进行着程度有限的合作。更重要的是，随着大批亚非拉新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这一国际秩序真正具有了全球意义。二战后亚非拉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掀起了民族独立的浪潮，民族国家数量大大增加，帝国时代正式宣告结束。这些新独立国家纷纷加入联合国不仅使得联合国的代表性显著增强，还使得二战后全球性的国际秩序得以超然于冷战“半球秩序”之上而存在。

美苏冷战可以被视为近代以来超级大国博弈的“巅峰对决”，双方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与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等领域开展全面竞争，互有胜负。至20世纪70～80年代，苏联的战略攻势咄咄逼人，美国则似乎陷入内外交困的被动境地，陷入了军事扩张超过其经济支撑能力的“肯尼迪陷阱”。“美国衰落论”盛行一时。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剧变发生，1991年底苏联解体，冷战似乎以美国和西方的胜利而告终结。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已有多种分析和评判。但就大国兴衰历史经验观察，则主要在于苏联囿于“计划体制”，与战后世界经济与技术发展潮流相脱离，加之体制僵化，没有改革开放的勇气，从而使一个影响力遍及世界每个角落的世界大国逐步失去了活力和动力，为大国兴衰历史进程的书写，添上了沉重的一笔。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世界的双重秩序结构开始发生某种变化。首先，多种力量的崛起及独立性增强冲击了冷战两极秩序。中国对外政策发生深刻调整，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形成；在西方阵营内部，西欧、日本实力和独立性明显增强；此外，第三世界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力图在美苏两极之间保持中立、不结盟的立场，这些都使得国际秩序逐渐聚集“多元化”的力量。其次，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逐渐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逐渐迈上发展的快车道，国家实力不断增强，与西方大国的实力差距明显缩小，这同样预示着当前以西方大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发生某种变化，尽管这种变化此时尚未成为现实。

总而言之，自16、17世纪现代国际秩序形成以来，西方大国逐渐成为现代国际秩序构建的主导力量，现代国际秩序也经历了从西欧秩序到欧洲秩序，再到世界秩序的演变。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大国兴衰仍然是秩序演变的主要动力，战争是秩序演变的主要方式。但冷战以“和平”的方式结束，也为冷战后国际秩序的变革留下了许多变数和问题。

非西方大国的崛起与国际秩序的演进

从现代意义上国际秩序形成到冷战终结，西方似乎一直主导着国际秩序演变，冷战的终结也被许多西方学者视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胜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正如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所说，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所覆盖的范围，只是整个世界的一小部分，即使随着中国、印度等国的经济改革以及苏联、东欧国家的转型，这一秩序的范围有所拓展，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国家拒绝接受这一秩序。美国在冷战之后所享受的“单极时刻”，更是随着非西方大国的崛起与新的大国博弈的展开而“随风飘逝”了，国际秩序面临一个新的历史性剧变时刻。一直强调“国际政治本质上是大国政治”的约翰·米尔斯海默，更是认为冷战后美国霸权正在不断遭遇失败，其在世界范围内构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行为只是一个“大幻想”。实际上，严格意义上讲，阿查亚和米尔斯海默所谈论的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而不是《联合国宪章》精神及其附属机构组成的“国际秩序”。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从未完全接纳中国。美国对改革开放的中国奉行的“接触”战略，目标“重塑”（reshape）中国的发展道路。当美国的*和战略家发现中国“难以被改变”之后，中美关系的“逆转”就自然发生了。

大国兴衰依然是冷战后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主要驱动力量。但冷战后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和规律有了新的变化。首先，大国兴衰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了，竞争愈加激烈。2000年～2022年，世界主要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GDP）发生了剧烈变化，印度尼西亚上升10位，俄罗斯上升了9位，印度上升7位，中国和沙特都上升了4位。中国GDP总值的跃升尤其迅速，2005年超越法国，2006年超越英国，2007年超越德国，2010年超越日本，短短5年时间从世界第6大经济体跃升至第2位，2014年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最近两年，印度GDP总值已经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日本和德国之间对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竞争难分伯仲，而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则声称印度有望在未来5年之内超越日、德，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历史上，从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俄罗斯到德国、美国及日本等诸大国的兴衰，大都经历了百年以上的历史过程。但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大国兴衰的速度加快了。德国、日本和苏联的兴衰都是在一个世纪之内发生的，美国也是在19世纪末开始崛起的，二战终结之时实力达到历史性的巅峰状态，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有人在讨论美国的衰落问题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迅速发展被视为冷战后“最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实际上，尽管20年前就有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发展和“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提出过警告，但西方学者在认定中国为“区域性大国”还是“全球性大国”方面一直存有争议，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充其量是一个“区域性的大国”或“不完备的大国”（the partial power），难以形成抗衡美国和西方的综合实力，但现在美国学界和战略界又普遍认为“中国是唯一有意愿和实力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国家”。第二，与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不同，近年来迅速崛起的大国多为非西方大国。其中既有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也有在非殖民化运动中获得独立的新兴国家；当然也有与欧洲和西方“藕断丝连”，但在百年变局之中身份认同上发生历史性变化，与西方拉开距离的“新兴国家”，如俄罗斯。中国被认为是19世纪被“排挤”出大国行列之后“唯一成功重返世界舞台中央”的世界大国。俄罗斯是在向西欧国家学习的过程中崛起的大国，但其在文化上一直被视为欧洲和西方的“异类”，冷战后俄罗斯与西方的“蜜月期”很快就结束了，21世纪俄罗斯与欧洲和西方的关系再度“势不两立”。第三，与非西方大国崛起相伴随的是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除上述“非西方”大国之外，还有一批“新兴经济体”国家在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即所谓“中等强国”，成为百年变局持续演化中不容忽视的新兴力量。如此多的“新兴国家”在同一个时代实现经济上的稳定增长，逐渐摆脱了对世界体系“中心”国家的单向依附状态，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奉行更为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特殊现象”。

对比西方大国，非西方大国的历史经验是不一样的。首先，西方大国特别是欧洲大国大都经历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洗礼”，在工业革命中赢得“先机”，先后经历了从君主制到君主立宪制或共和制的转变，并且在欧洲实现“妥协”的同时把它们的势力范围扩展到全世界；而非西方大国则大都曾经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是在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它们或者是在西方的压力之下实现了从“东方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蜕变，或者是被肢解了的“东方帝国”不同部分的重新组合，后者就是按照西方列强人为划分势力范围而组织起来的前殖民地。总之，非西方大国走上了一条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没有经历过西方意义上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以一种新的现代强国风貌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其次，西方大国是在战争中诞生的，也是在战争中崛起的，战争一度构成了欧洲大国之间“优胜劣汰”的主旋律，直至它们的优势在一战和二战之中消耗殆尽，把世界领导权拱手让于美国；而非西方大国则大多脱胎于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美苏冷战的环境中开启国家建设历程，在冷战后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入的过程中完成了经济上的跨越式发展。如果说西方大国崛起的过程验证了查尔斯·蒂利那句“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的名言，那么非西方大国的崛起则是在冷战后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实现的。它们还没有经历过西方大国之间那种残酷的战争“洗礼”，它们应该更期望维持和巩固大国之间的和平状态，以便把崛起的过程延续下去。最后，正是由于非西方大国的崛起，传统的西方大国或者说欧洲大国在大国力量对比中的相对优势正在丧失，在某些方面正在沦为中等强国，而非西方大国则在人口规模、资源禀赋和战略位置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相对优势，从而使当今世界大国与中等强国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了，也使大国总体实力的排序处于一种流动和演进之中，“大国”的定义和“兴衰”标准也就成了历史与国际关系研究新的课题。从一个更为长远的历史视野来看，非西方大国的崛起所促成的这种大国兴衰历史逻辑和规律的改变，或许正是世界历史回归正常的必然结果。正如威廉·H.麦克尼尔在他《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出版二十几年后所承认的，西方的兴起只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插曲”。

非西方大国的崛起标志着近代以来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变化。美国有学者将近代以来解读为“西方的崛起”“美国的崛起”“他者的崛起”三个阶段，是一种颇具匠心的解读，其中的精妙之处在于“他者”（The Rest）这一概念。实际上，随着西方大国的崛起并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西方人便以“我者”或者说“主人”的心态来看待这个世界了，并以欧洲的“文明标准”来规制这个世界。非西方大国的崛起不仅改变了西方和非西方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甚至让传统的欧洲大国“矮化”为中等强国，而且对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构成了尖锐的挑战，因为非西方国家特别是非西方大国正在把自己的价值追求和国际秩序观念带到国际关系中来了，这无疑为当下大国兴衰的博弈增加了新的“场域”，也使大国兴衰与国际秩序演进的关系更趋复杂化了。

大国兴衰的博弈与国际秩序的变革正在激烈进行之中，“世界之变”正在以“世界之乱”的形式表现出来。乌克兰危机久拖不决，不仅让欧洲陷入二战之后最大的地缘政治冲突之中，而且也撕裂了世界；“巴以冲突”让本已渐趋稳定的中东局势再增变数；美国遏制、围堵和打压中国的措施不仅加剧了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而且使几乎所有中小国家处于“选边站”的压力之下；联合国在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冷战后西方和非西方大国之间总体上的“和平”局面岌岌可危，“国际秩序”正在演变成“国际失序”，“不确定性”成为人们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变局”中经常使用的“托词”。历史地看，国际秩序转变一直与大国兴衰的变化联系在一起，与国际关系格局的形成和瓦解联系在一起。美国有学者已经把当今世界重新一分为三：新的“西方”“东方”“南方”，这是一种非常生动和简练的概括，但能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还不好说，因为他所阐释的“全球东方”和“全球南方”中的有些国家是重合的。

实际上，百年变局冲击之下国际关系的演进，有三条主线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具有相对的确定性，必将对其产生深远影响。第一，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经历了近年来中美关系“逆转”的冲击，中美之间正在寻求一种新的关系模式。尽管美国竭尽所能对中国进行种种遏制、围堵和打压，有的时候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但也难以撼动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中美长期博弈必将消耗美国的权力资源，削弱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中美两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都承认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竞争、冲突与合作的管控方式无疑将对国际秩序的发展变化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拜登政府所拼凑的“新西方”的命运。历史上的“西方”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共同体”，冷战结束之后，有关西方“衰落”和“终结”的多种观点曾经流行于一时。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退群”行为，更是给业已离心离德的西方阵营造成重创。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声称“美国回来了”。为了遏制中国和俄罗斯，构建了范围更为广泛、措施更为全面、制度化建设更为齐全的“新西方”阵营，形成了一种遏制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统一战线”。但“新西方”的命运面临严峻考验。首先，如果“气势如虹”的特朗普能够在2024年11月的美国大选中重新夺回总统宝座，势必要重新定义美国与西方盟国的关系，“新西方”能否继续存在，存在很大变数；其次，在当今世界重大国际问题上，其他西方国家的利益并非与美国完全一致，欧盟国家与中国在许多问题上可以相向而行；最后，尤为重要的是，中国所奉行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者的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正在为“四分五裂”的世界注入新的活力，不仅对非西方国家，而且对相当一部分西方国家也具有相当强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加之面对中国所能提供的资金、技术、产品和市场，任何针对中国的“集团政治”都难以“固若金汤”。

第三，“全球南方”的兴起正在巩固和扩大百年变局，而这个百年变局正在重塑近代以来的国际体系。有关“全球南方”问题，国内外学界已有诸多论述，这里不再赘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仅与全球南方国家有着天然联系，而且由于规模庞大、组织得法、资源丰厚，中国自身的发展壮大实际上就是“全球南方”的发展壮大，助推了“全球南方”的崛起。在迄今为止依然存在的“西方与非西方”的分野中，中国是最具优势的新兴大国，也是最具责任担当的世界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落实。中国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切实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秩序构建，**还先后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互利合作，更好地迎接各种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秩序构想不仅为世界摆脱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而且超越了当下国际秩序面临的挑战和困局，必将引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走向一个更为公正、和平和安全的世界，展示了令人鼓舞的前景。

结语

大国兴衰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自然现象。在现代主权国家崛起为国际体系主导力量之前，帝国的兴衰与地理环境、文明发展、人口规模、民族构成、治理结构、经济模式和税赋资源等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武力征伐能力及其战略更是在帝国兴衰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借助于意大利城邦国家先进的治理经验，现代民族国家在帝国体系的边缘地带，也就是西欧率先发展起来。对比前现代帝国，民族国家更具凝聚力，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所谓“财政改革”和“金融革命”，从而为国家的战争能力提升提供了更为宝贵的支撑；而工业革命更是为欧洲大国的迅速崛起，蚕食和颠覆古老的东方帝国，建立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奠定了稳固的物质基础。简言之，作为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现代民族国家比前现代的帝国体制更有效率，也更有生命力。非西方大国的崛起使国家的人口规模、资源禀赋与综合国力的积累在大国兴衰中开始再次发挥重要作用，从而让原来意义上的大国，特别是欧洲国家相形见绌。但实际上，冷战后所有大国的实力都在增长，大国的兴衰更多地表现为大国之间相对实力对比加速发展变化。尤为重要的是，随着近年来科学技术迭代越来越快，大国之间抢占科学技术制高点的博弈更加激烈，为大国兴衰历史逻辑的演进增加了新的变数。在这种形势下，国际体系的演进与世界体系的发展变化更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为大国兴衰与国际秩序演进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笔者只是对大国兴衰与国际秩序演进进行了简略的梳理和阐释，围绕这个问题还有许多研究需要精耕细作。希望本文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