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百年前 成都人是如何看电影的？

《马路天使》《长相思》《上甘岭》《冰山上的来客》……3月8日晚，“百年电影金曲音乐会”在成都新明电影院举行，一帧帧影像画面、一首首影视金曲，串联起中国电影的珍贵记忆。这也是1924年创办的成都首家电影院——新明电影院焕新归来后，为市民打造的首场跨界艺术盛宴。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后，很快便进入清末的中国，进入西南内陆的四川成都。时至今日，看电影仍是不少人习以为常的文化生活方式，截至3月10日，今年国内电影票房已突破150亿元，成都则常年位居国内城市票房前五。

这也更加令人好奇：百年前的成都电影院是什么样？当时如何放映电影？观众的“观影体验”与今天相比有何不同？哪些影片最受大家欢迎？我们从新明电影院出发，穿过历史的重重帷幕，打探百年前的成都电影生活。

诞生不到十年，电影走进成都文化生活

19世纪末，法国里昂的摄影师卢米埃尔兄弟制造出能够放映电影的机器，1895年12月28日，他们在巴黎举行了第一次公开放映，这一天也标志着电影的诞生。这种全新的大众娱乐形式一经问世便迅速风靡全球，由于其以电产生光源，传入中国后被称作“电光戏”“活动电戏”等。

1904年，电影诞生还不到十年，就出现在清朝末年的成都。据原成都市文化局、成都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编撰的《成都电影志》所述，当时，春熙路西段后面新街后巷子的华昌公司上映美国“活动电戏”，票价每位5角(银元)，“看来，成都电影基本上与世界电影同步向前发展。”

青年电影学者曹真明注意到，成都早期电影的出现与晚清西学东渐风潮关系甚密，留日青年学生是将电影传入成都地区的先导者，他们组织的有偿电影放映活动尽管规模较小，却是成都电影放映业的萌芽。例如，清末成都人傅崇矩所作《成都通览》中载有一幅“电光戏”放映图，旁注文字“图书局傅樵村现在东洋习演一年，方购回川，立电光馆”；留学日本研修光学和理化的青年学生陈果，也带数架电影放映机和100多部短片回国，每晚在玉带桥街放映电影写真，如《西洋鸡蛋之变化》《日俄对马岛海面大战》等。

与电影放映同时出现的，还有对影片内容的宣传，即在报纸上对其艺术招贴画、海报、本事(影片故事内容大概介绍)作报道。例如华昌公司的“活动电戏”，就在1904年12月9日当时的《成都日报》刊登宣传广告，“美国活动电戏，本月初三日开演，售女客票、男客票，初四日愿观者来买票”，成为成都电影宣传之始；1909年5月，该报又登出陈果的“玉带桥街活动电戏改良广告”，以当时流行的传媒手段为载体，吸引观众对影片的注意。

成都电影集团产业规划发展部部长赵国甫介绍，电影进入成都后，还在茶园、戏园兼映，不仅带来了新的文化色彩，也冲击着传统的戏曲市场，以致京剧、川剧等剧团的演出不得不在剧目演出休息或戏毕时插映无声电影，以此招徕观众。例如，著名的川剧“戏窝子”悦来茶园，就在戏毕之后放映电影滑稽影片《吃寿面》《愚弄警察》等。

新明电影院“世界早期珍稀电影设备展”现场，展出了一台20世纪初的法国百代放映机，它可以通过蜡烛、煤油灯以及后来的电灯等内置光源，将电影胶片上的画面投影到前方的幕布上。“1915年以前，电影胶片都是通过放映员操作摇臂，以恒定的速率在幕布上一帧帧放映出来，形成动态画面。”赵国甫介绍，当时招聘放映员，臂力就成了重要的标准，转动摇臂的速度也有讲究，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以使观众获得最佳的观影体验。

电影配音员也颇具时代特色。“当时播放的是无声电影，需要现场播放字幕并配音。”赵国甫说，不同于今天的配音演员，当时电影配音员的主要工作是在电影放映时，用简洁适配的语言为观众解析画面内容，夹杂着方言的配音带有一种川人独有的诙谐幽默感，常常令观众忍俊不禁。

赶时髦的成都人，坐私包车看好莱坞大片

走进全新的新明电影院大厅，一座翘角飞檐的“新明大戏台”迎面而来。1921年，“新明大戏台”由吴铁生和李叔平、张镜清等人集资创立，后来张镜清、廖立夫等人又发起新明电影院，合资租用锦华馆内成都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室，将其改造为电影院，于1924年4月正式开业。

著名巴蜀文化学者袁庭栋说，这是成都历史上开设的第一家以“电影院”为名而且以放映故事片为主的电影院。初创时期，新明电影院共有1200个座位，堂厢坐男宾，两边楼厢坐女宾，后面楼厢为包厢，可以男女同坐。1936年，新明电影院迁至城守街新址，仿照上海卡乐登电影院造型修建，堂厢两侧楠木门窗镶嵌彩色玻璃，过道安装各种球形吊灯，非常时髦。

新明电影院不仅是成都首家电影院，还开创了成都电影放映的若干先河。1930年，有声电影第一次在成都出现，放映地点便是在这里；成都电影院中的双人座即情侣座，也率先出现在新明电影院。新院落成后，这里主要放映美国米高梅、福斯、派拉蒙等公司的影片，例如上映泰山系列片《泰山历险记》《泰山宝库被夺》《泰山得子》，以及卓别林主演电影《摩登时代》《大独裁者》《淘金记》时，上座率都很高，影院门前停满私包车。

上世纪30年代，成都有新明、智育、昌宜、大光明四大电影院，并行或相继发展的还有蜀一、国民、蓉光、大华等。例如，智育电影院位于今总府路王府井购物商场所在地，取“启迪民智，辅助教育”末尾二字而得名，影院正门前有一方空地，树木成荫，并有圆形喷水池和“女神”“小天使”塑像，可供娱乐休憩，对观众很有吸引力。这些电影院、影剧院，推动电影以动感、直观的视觉、听觉冲击力和感染力，征服民国时期的成都观众。

不过，与今天相比，民国时期影迷的观影体验多少有些不同。电影收藏家、曾在成都安仁古镇开设电影博物馆的曹贵民藏有不少电影放映设备，以及大量电影胶片、海报、剧照、剧本、报刊等。他表示，民国时期在成都放映的电影，最初使用的电影票由竹片制作，可以回收并反复使用，直至后来纸张成本下降、铅字印刷广泛使用，纸质电影票才普及开来。

同时，即使到了有声电影时期，电影配音员这一角色也并未消失。袁庭栋说，当时放映的好莱坞影片都是原版，未曾翻译配音，所以电影院聘请精通英语之人，手持大型话筒在银幕后进行现场翻译讲解。这一工作通常由归国留学生承担，因而当时的竹枝词讥为“博士无聊说电影”。

后来，现场解说逐渐由幻灯字幕代替，为适应当时观众的心理需求，凡上演文艺性影片，重要情节的翻译均富有诗意。例如上映《魂断蓝桥》时，片中女主角误以为丈夫在前线阵亡，万念俱灰沦为舞女，后丈夫胜利归来，无颜相见，留信出走，这时幻灯字幕上便出现：“妾本秋菊，复遭风雨，而惹草沾泥，万难再傍君子，萎谢听之，勿以薄命人为念也。”每当放映至此，场内便响起热烈掌声，映后还有大学生等观众来信索要幻灯字幕译本。

中外片商竞逐蓉城，抗日宣传点亮银幕

抗战爆发后，电影院普遍遭遇困境。由于上海沦陷，关键设备无法运出，成都蜀一大戏院筹备工作面临重重困难。一些电影院尝试多元经营，如智育电影院除放映电影外，一度兼营话剧，邀请过由夏云瑚率领的上海影人剧团演出《卢沟桥之战》等剧目，大受欢迎。从1937年到1938年，抗敌公演团、华光剧社、劳军公演团等也曾租赁大光明电影院场地演出话剧。

后来，随着金陵、齐鲁、燕京等高校和一大批学者、作家、艺术家等内迁来蓉，成都逐渐成为大后方的文化教育重镇，也给电影院增加了不少新的观众和收入。《成都电影志》记载，由于沦陷区不断扩大，全国电影放映市场逐步缩小，中外片商纷纷来到成都，参与到电影市场的竞争中。

当时，美国好莱坞的米高梅、华纳、派拉蒙、哥伦比亚等8大影片公司均在成都派驻代表，参与成都电影市场的激烈竞争。其中米高梅公司摄制的彩色歌舞片《出水芙蓉》，曾在新明电影院连映一月，场场爆满。电影院大门被观众人流阻塞，车不能行，狂热的观众拼命往场内挤。为保护老少观众，影院还派人守卫，随时搀扶被挤倒的人。由于影院无法正常售票，售票员还要带上票箱进场，一排排找无票观众补票。电影开映之后，工作人员再捡起观众挤掉的鞋袜、提包、帽子、纽扣等，用箩筐装好放在出口供人认领。

这一时期，商业氛围浓厚的成都电影市场除满足娱乐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宣传抗战、鼓舞民心的作用。1938年，成都国民电影院提请兴建备案时，一大理由就是电影可起到宣传国策、训练民众的作用。

有学者指出，电影是一种特殊的大众传播媒介，在抗战时期的成都，电影放映以娱乐的本质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成为市民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又因为受到官方的高度重视，并对其进行强力推动而成为社会动员的重要手段。学者根据当时的成都报纸梳理发现，从1937年底开始，成都电影院在娱乐电影之外，逐渐增加反映日寇暴行和中国军队顽强抵抗的纪录片，其后又有大量具有抗敌宣传作用的影片，包括《保卫我们的土地》《中日空军大战》《八路军反攻平型关》《台儿庄战胜记》《八百壮士》《民族英雄》等。

抗战胜利后，这一传统仍被一些电影院延续下来。1946年7月，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遇害，激起全国人民公愤。成都蓉光大戏院负责人将场地提供给各界人士召开追悼大会，并赞助经费。(陈云鸽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余如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