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么一位在世人看来，以“荒唐”兼“败家”出名的帝王，他正是明朝“第六任”兼“第八任”皇帝的明英宗朱祁镇。别的不说，单看这个中间暂歇性奇怪的任期，就知道在这个皇帝身上发生的事情一定不同寻常。用大众化的评价来说“打了一次败仗，做了一次俘虏，冤枉了一个好人！”。而且，特别让众人不能理解的是，这位朱祁镇，他的父辈，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继“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创下“仁宣之治”盛世局面的明宣宗朱瞻基。
“闹剧皇帝”明英宗朱祁镇
古人常讲“老子英雄儿好汉”，既然，他的父亲朱瞻基那么英明神武，怎么就偏偏把江山托付给了朱祁镇这么一个不成器的儿子呢？于是，在人们的心目中，以及为数不少的评价中，大明国力的由盛转衰，其中的罪过，几乎就完完全全“归过”于明英宗朱祁镇一人的“昏庸”和“懦弱”。那历史的真相是什么？
我认为，不可否认，明英宗朱祁镇本人有大错，但这个大错的酿成，其实，至少有一小部分，但却很占关键因素，却是他那看似从政生涯堪称“完美无敌”的“父皇”明宣宗朱瞻基给遗留下的“祸根”。这个“祸根”，正是在明宣宗时期对宦官集团的扶持，使得司礼监成为以“内相”形式存在的，可以与“内阁”相抗衡的庞大官僚机构！如若不然，纵然朱祁镇再不成器，有着满朝文武的协助和归谏，也不至于让大明的盛世江山仅仅在历经一场战事从此国运一泻千里。
明朝衰亡之祸，司礼监作为“内相”形式的崛起！
如果说“人生如戏”，那么，明英宗朱祁镇堪称大明历史上，上演“闹剧”之最的帝王。当然，他上演的“荒唐剧本”更多！细数这一“剧本”，朱祁镇的一生，当过两次皇帝，这是整个大明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朱祁镇在当这两次皇帝当中，还创下了为世诟病的“三个一”，即“打了一次败仗，做了一次俘虏，冤枉了一个好人！”这更是大明历史上抒写的“荒唐 荒唐”再" 荒唐"！简直“荒唐”不可言喻！尽管他并不是一无是处。
● 少年天子明英宗朱祁镇“荒唐帝王”养成记！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初三日，开创“仁宣致世”的一代英主，明宣宗朱瞻基意外驾崩，终年38岁。根据遗诏：
“长子皇太子祁镇，天性纯厚，仁明刚正，其嗣皇帝位，在廷文武之臣协心辅佐，务以安餋军民为本，毋作聪明，以乱旧章。凡国家重务，皆上白皇太后、皇后，然后施行。”
撑起大明盛世万代基业的重担落在一个年仅9岁的孩子——朱祁镇（1427年11月29日—1464年2月23日）身上，年号“正统”。这对朱祁镇来说，是幸，也是不幸，但还是幸，最后再看过来“其实是大不幸！”
为何这么说呢？对朱祁镇这个少不更事的孩童来说，所幸的是，皇帝帽子就这么毫无争执地扣在了他的头上；不幸的是，他还只是童稚年龄如何主持朝政？但幸运的是，他是从大明最为辉煌，堪与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相提并论的“仁宣之治”中接过江山的“接力棒”，就算个人禀赋非十分了得，只要按部就班，做个稳妥的“守成之君”基本是不成问题的，再加上他还所幸有以贤德著称，精于政务的太皇太后张氏协助操持国政，以及辅佐三朝皇帝的名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辅政，他们个个能力奇怪、忠诚度更加经得起考验。可惜遗憾的是，万幸之中还是有个与这种和谐格调并不太协调的小插曲，从小陪着朱祁镇长大的太监王振，在朱祁镇登上皇位后，也一并被升任为“私礼监掌印太监”，这为朱祁镇后来所遭遇的大不幸人生埋下最大伏笔。但当时，由于有张太后和“三杨”齐心辅政，故而王振不敢也没有机会干预朝政。
电视剧《大明风华》：少年朱祁镇与王振
在这段时期，大明江山固若金汤，皇帝朱祁镇虽小，但整个大明在这些贤德之士的辅佐下萧规曹随，一切有条不紊地继续向前推进，且颇有一番欣欣向荣之象！
可惜好景总是一瞬而过，从正统五年（1440年）开始，至朱祁镇正式亲政的正统八年（1443年），最后到正统十一年（1446年），一直帮助朱祁镇打理国政的张氏，还有“三杨”，他们相继离世，为弥补权力中心地位的空缺，太监王振终于“咸鱼翻身”，为朱祁镇信赖并重用。
尽管此时，刚刚长成人的少年天子朱祁镇胸中也有一番定国安邦的热血之志，亲政初期，也颇有励精图治的作风，但因“宦官专权”的上位，太监王振借着皇帝的宠信和手中的权势开始兴风作浪，作威作福，勾结内外官僚，肆无忌惮，他竟然趁机盗走了朱元璋所立禁止内臣干预朝政所立的铁牌，从此，大权独揽，广植党羽。同时又排除异己，陷害忠良。使大明王朝的政治格局开始滑向岌岌可危的边缘。
北狩瓦剌：第一次御驾亲征，打了败仗，还做俘虏！
正统十四年（1449年），曾经为明宣宗打怕的瓦剌部落逐渐强大，首领也先在统一草原各部后，联合鞑靼部，屡次侵犯大明边境。为显示大明王朝的神威，在太监王振怂恿下，明英宗朱祁镇这个从小自深宫长大，毫无丁点作战经验，又刚好占上血气方刚年龄的皇帝，他打算御驾亲征，北狩瓦剌。
瓦拉也先率大军直犯大明边境
当时，就明英宗朱祁镇打算御驾亲征之事，一度遭到兵部尚书邝埜，以及兵部侍郎于谦的力劝：
“力言六师不宜轻出。”
另外吏部尚书王直也率群臣上疏劝谏，纵然如此，这些忠勇朝臣的苦心劝谏，怎么也比不上一个太监王振和明英宗朱祁镇从小玩大的关系铁，他就偏偏只听王振的，执意亲征。
正统十四年（1449年）7月16日，为制造空前声势，明英宗朱祁镇调用了明朝北京城附近，包括此前大明赖以成名的三大营（五千营、三军营、神机营）在内的，几乎所有的部队精锐，以及大明朝廷的一大批肱骨文臣武将如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护驾，明军调集总计25万人，号称50万大军，浩浩荡荡从北京出发，御驾亲征！这与也先仅有3万的瓦拉军形成强大恐吓之势。另外，明英宗朱祁镇在御驾亲征的同时，命其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监国。
在这次出征行军中，宦官王振被赋予了军政事务的专断大权。行军中，即使是成国公朱勇这样的大员在王振面前也得膝行而前，当户部尚书王佐请求明英宗朱祁镇回军时，王振便命他跪在草丛里一直到天黑才可以起来……总之，这次行军，皇帝看似带着庞大的文臣武将班子伴驾亲征，但他们并没有参与军政事务的实际权力，而是，一切都由宦官王振说了才算。
最初，出征大军原计划是从大同北上，与瓦剌也先部队大战于明朝边境。后来，军中得到消息知道是也先所施“诱敌深入”之计，而王振去不顾这些，当他看到也先北撤时，仍然要坚持北进，直到前军吃了败仗时，才不得不仓皇撤退。
撤退中，太监王振依然没有忘记摆谱自己的八面威风，他打算让英宗从自己的家乡蔚州“驾幸其第”，以显示自己在朝纲独揽大权，呼风唤雨的神通广大。可后来，王振又开始担忧起军队既定的撤退路线会损坏了自家田园的庄稼，于是，使得行军路线屡屡变换，从而因此使得原本就疲惫的明军将士在行军途中更加疲惫不堪，并延误了撤退的最佳时机，后来，被赶上来至宣府的瓦剌大部队追袭绞*，明军3万骑兵被“绞*殆尽”。
“土木堡之变”行军路线示意图
8月13日，明军狼狈退至土木堡（河北怀来县东南），兵部尚书邝埜一再建议明军驰入居庸关保证安全，但王振依然不准。
土木堡因地势高而缺水源，明军经过瓦剌军数日包围后，也先向明军炸和。此时的明英宗依然对王振言听计从。瓦剌军趁着饥渴难耐的明军大军移动取水的机会，设下埋伏发动总攻，就这样，明军二十万之众三分之一战死，中伤居半。太师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赢，驸马都督井源，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曹鼐，刑部右侍郎丁铉，工部右侍郎主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邓栗等五十二名随行明英宗朱祁镇远征的大明栋梁之臣皆死于混战中。明英宗护卫将军樊忠愤怒至极，抡起铁锤当场将王振砸死，后樊忠战死，明英宗索性就擒，为也先俘获。
明英宗朱祁镇被瓦拉所俘，悔不当初。
这正是轰动历史的“土木堡之变”事件的始末。也是大明王朝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
在“土木堡之变”这场战事中，明朝的大批著名文臣，以及几乎所有卓越的军事人才都白白做了太监王振的陪葬品，包括由皇帝直辖的中央军队（三大营，神机营、三千营、五千营）悉被歼灭殆尽，尤其是三大营，这支当时堪称世界最精锐的部队，拥有大规模的火器，以及最优秀的冷热配合装备的军队。
原本强盛的大明国力，和神勇无敌的大明军队，就这样在太监王振伴着明英宗默许的胡乱指挥下，仅此一役，皆实力殆尽。也使得之前强大的大明王朝由天下无之与匹敌转为军事力量的防御。特别是，他的父辈朱瞻基创下的“仁宣致世”最繁盛的大明基业也随着这场战事的吃败，从此一蹶难振，而逐步走向衰落。
北京保卫战：朱祁钰临危登基扶大统，“太上皇”归来南宫锁春秋
“土木堡之变”事件后，由于出征瓦剌的明军几乎全军覆没，皇帝被俘，北京城正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迁都”还是“死守”？两派人马在朝堂吵得不可开交。国不可一日无君，没有皇帝的朝堂号召力决策力自然就很弱，这时候，兵部侍郎于谦站了出来，他建议拥立当时留守京城负责监国的郕王朱祁钰为帝。也就是明英宗朱祁镇的亲弟弟，明宣宗朱瞻基次子。王文也上书朱祁钰应该以江山社稷为重承继大统。
就此番建议，于谦和王文在一同请示孙太后获得通过后，正统十四年（1449年）九月，朱祁钰在北京正式称帝，是为明代宗。次年（1950年），改元景泰，史称景泰帝，而人还在瓦剌的明英宗朱祁镇则被遥尊为“太上皇”。
朱祁钰称帝后，他表现出一番英帝作为，不仅整顿朝纲，肃清王振余党，而且立即启用于谦一帮有为之臣，积极备战，面对不期而至的瓦剌军，明朝军民在景泰帝的统筹下，并与于谦等果敢之臣上下一心，齐心协力，同仇敌忾，积极打响了“北京保卫战”。尽管这一战明军打的很惨烈，因指挥得方，最终以明军大获全胜，打怕了也先，使得其仓皇败逃大漠后不敢再造次，从而彻底粉碎了瓦剌军企图夺取北京的野心，使得原本岌岌可危的大明王朝就此转危为安。
也先原本俘获明英宗是想借此作为要挟大明谈判的筹码，但此时的大明已经新帝登基，再加之也先也在与明军的对战中吃了败仗，这个以“太上皇”身份自居的明英宗在也先眼里也不再是“奇货可居”，而形同“鸡肋”，为了不得罪大明，明英宗被也先释放。
起先，对迎回明英宗一事，景泰帝朱祁钰算是顾虑满满，他不悦地表示说，我本来就不想当这个皇帝，当初你们非逼着要我当。这时候，于谦发话了，他说，皇位既然已定，就不会再更改，所以理当尽快接明英宗回来。朱祁钰见他最信任的臣子都如是说，只得说：“听你的，听你的。”于是，很快，明英宗被迎回了北京。可以说，“太上皇”朱祁镇能够重回自己的王朝，于谦的功劳功盖千秋！
郕王朱祁玉临危登基，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
关于明英宗朱祁镇和明代宗朱祁钰时隔一年后，他们二人在北京会面的情景，史书也有描述。《明史纪事本末》说，二人见面嘘寒问暖，彼此谦让了一番。而《明实录》则说：
“帝迎见于东安门，驾入南宫，文武百官行朝见礼。”
总归，不论他们二人当时会面实际的情况是彼此嘘寒问暖寒暄了一番，还是安排了文武百官行礼朝见，但不可改变的事实是，自打明英宗还朝后，为了防止明英宗复辟的事发生，朱祁钰随即将哥哥朱祁镇软禁在南宫，而且这么一锁，就是七年。史称“南宫囚禁”。
迎回朱祁镇后，朱祁玉将其囚禁于南宫。
此外，在景泰三年（1452年），朱祁钰趁机废掉原先太子，侄儿朱见深，从而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可惜，这位新任的太子命格并不好，在刚被立为太子的第二年，便不幸夭折。从此，下任储君的位子就这么一直被空着。
重登大宝：“夺门之变”帝归来，“活天冤枉”于谦义烈
景泰八年（1457年），也就是明代宗朱祁钰坐上皇位九年后，他突然身染重病卧床不起，于是，皇储的问题再次被摆上了桌面。当下的朱祁钰膝下无子，他唯一的儿子朱见济也于早年亡故，看样子，很大的可能也是只好迎曾经的废太子，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回来了，可当时，朱见深的年龄也才10岁，10岁的孩子如何亲政？这不又走回当年少年皇帝朱祁镇的老路了吗？
当朱祁钰和众朝臣们还在因这个问题不能决断的时候，以石亨、徐有贞和太监曹吉祥为首的一干人等，借着这个几乎算是顺水推舟的机会，在取得太后懿旨后，于这年的正月十七日凌晨四更，悄悄打开囚禁明英宗朱祁镇的南宫大门，将他迎了回来，并帮助他复辟重登大宝。并于正月二十一日，改元天顺。这在历史上被称之为“夺门之变”。
夺门之变，朱祁镇重新夺回皇位。
“夺门之变”发生后，景泰朝包括兵部尚书于谦在内的一批肱骨之臣，悉数被捕下狱。随即，景泰帝朱祁钰被软禁到西内永安宫，并于一个月后离奇去世。对朱祁钰的突然去世，历来史学说法不一。
朱祁钰过世后，处死于谦的奏章递到了皇帝朱祁镇面前，朱祁镇不忍，他为难地对给他建议的人说：
“于谦是有大功劳的人。”
而一心想除掉于谦的徐珵则对皇帝说：
“于谦不死，复辟师出无名。”
这组对话的言外之意就是说：如果于谦被认定为是功臣不死，那朱祁镇这次复辟登基，不就成了谋权篡位了吗？于是，帝意已决。这个挽救大明江山于将倾，力挽狂澜为大明江山续命200多年的头号功臣于谦，就此为皇帝下令处死。于谦临行前，行刑官皆为其落泪。
于谦慷慨赴死
对皇帝朱祁镇下令处死于谦一事，现在细想来，实际当时手握重兵的于谦，如果要作抵抗的话，他是完全有和皇帝对抗的实力。遗憾的是，于谦选择了从容赴死。于谦为了保得大明国土的安宁，不愿再看到事起争端，乃至于牺牲自己且在所不惜。
对于谦的“精诚报国，从容赴死”，《明史》称赞其：
“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
于谦精神，感天动地，人人为之悲怆
当然，在这件事上，明英宗朱祁镇虽然复辟上位成功，却也因此留下历史千秋岁月洗刷不掉的一大污名！——冤枉了一个好人于谦！
● 朱祁镇：瑜不掩瑕，三个荒唐黑“一”点，抹掉后半生英主风采的传扬！
至此，朱祁镇在历史的评价中，因其前半生执政“打了一次败仗，做了一次俘虏，冤枉了一个好人！”这三个荒唐的黑“一”点，几乎给任何人，但凡提起，“昏庸”和“懦弱”成了给他能够贴上的头号标签。纵然最后朱祁镇经过之前“土木堡之变”以及“南宫囚禁”前后八年的人生磨砺后，总算是真正的长大了，此后，也算做了一阵子励精图治的皇帝，比如：
（1）天顺年间，朱祁镇任用李贤、王翱等贤臣；（2）先后平定“石槽之乱”。（3）释放从永乐朝就开始被囚禁的“建庶人”（建文帝幼子朱文圭）（4）恢复宣德朝胡皇后的称号。（5）去世前，做了一件大利后世的大好事，废除了自朱元璋时代开始，至前代帝王一直施行的帝王死后嫔妃的“人殉陪葬制”。
对朱祁镇二次当皇帝，在天顺年间所做的这些英明之举，《明史》也禁不住赞其举曰：
“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
但终归，瑜不掩瑕，后世人提及明英宗朱祁镇，几乎都会在第一念想到他“打了一次败仗，做了一次俘虏，冤枉了一个好人！”的这三大人生“黑历史”，至于此后关于他的一些英主风采也就懒得再回顾多少了。
正因朱祁镇在大明历史上上演的“荒唐剧本”太过雷人，这使得后世的人，几乎每当提到大明国运的衰微，就立马会想到，明英宗朱祁镇第一次做皇帝被瓦拉也先俘虏，第二次做皇帝刚上任又冤*了为大明江山续命近200年，为朱祁镇本人续命后半生的大忠臣于谦。最后，几乎一致的看法是，明宣宗朱瞻基错选了皇位继承人。
此种看法，我们虽然不能说其中没有一点道理，但是，从历史的客观来看，关键影响的部分并不尽然，而是一项来自祖上，也就是来自明英宗朱祁镇的父辈，明宣宗朱瞻基给遗留的“体制之弊”给后代终酿成的苦果，以至于原本就在未经社会历炼的优渥皇宫环境下长大的朱祁镇，又适逢少年登基，而断然难以“翻掌”。
这一被称为“体制之弊”的政治毒瘤，正是在明宣宗时期对宦官集团的扶持，使得司礼监以“内相”的形式存在，从而成为与明朝“内阁”相牵制，甚至在权力上几乎可以凌驾于内阁之上的庞大官僚机构，于是，对这一体制驾驭能力欠佳的朱瞻基后世子孙，几乎大多数都“躺枪”在“宦官专权”的阴霾下而沉醉不知归路。
● 明朝司礼监的崛起：从“票拟”与“批红”的皇帝集权，到文化太监上位
司礼监的崛起，最初源于明朝特有的“票拟”和“批红”制度，到朱瞻基时期，这两项制度的特权行使者为司礼监特增的“秉笔太监”和“掌印太监”所掌控。
第一阶段：朱元璋时代，皇帝集权下，应运而生的“票拟”和“批红”制度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自胡惟庸案后，朱元璋为了“庶几臣下绝奸权之患”，加强皇帝权威，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癸卯（十一日）“特诏天下”，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归权六部，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这便是大明政治史上赫赫有名的“废丞相，分权六部”事件。
朱元璋“废丞相，分权六部”事件。
《明太祖实录》载：
“癸卯（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十一日），大祀天地于南郊。罢中书省，升六部，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布告天下。”
朱元璋时期，皇帝集权模式。
这样一来，确实使皇帝的权利得到高度集中，也杜绝奸臣贼子弄权的机会，可美中不足的是，皇帝平日的工作量也因此加大。为了帮助皇帝应对复杂的政务，“内阁制度”应运而生。而明朝特有的“票拟”和“批红”正是为了适应内阁制的存在而产生。
◆ “拟票”
在内阁制度下，决策权由皇帝掌握，内阁只拥有议政权，六部则掌管着行政权。但凡朝廷遇到重要事务，均先由内阁商议后拟定几条意见，并以笔墨将其写在票签上，然后呈递给皇帝批准。这个过程被称为“票拟”。
◆ “批红”
根据内阁商议后，以票拟形式呈递上来的意见，皇帝只需要根据内阁的意见，行使自己的决策权，对可以通过的意见则由皇帝本人亲自拍板批示形成“朱批”。这个过程叫做“批红”。
“票拟”和“批红”制度的出现，不但优化了内阁和皇帝之间办事的流程，也对皇帝平日需要处理的繁重政务缓解不少工作量。
第二阶段：朱瞻基时代，“票拟”和“批红”制度到司礼监“文化太监”参政的延伸！
在明太祖朱元璋时期，朱元璋吸取了前朝教训，为了防止宦官干政，曾经下令不允许宦官认字。后来到了明宣宗朱瞻基执政期间，虽然之前一直奉行的“票拟”和“批红”制度已经降低了皇帝的工作量，但他依然觉得皇帝的日常事务还是太过繁忙，同时也不愿很多事情都受内阁的指指点点，总之，朱瞻基觉得，这个皇帝总归还是做得不太自在。于是，朱瞻基就想到了提高宦官文化水平，使宦官帮助自己处理日常文件的法子。这样就等于是在皇帝和内阁之间架起一座交流的桥梁。
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朱瞻基正式宣布，在宫内设立专门供太监们提高文化层次的“内书堂”，并教授小太监们入堂读书接受教育。
朱瞻基时期：“内书堂”，深藏于皇宫之内的神秘机构。
对此，《明通鉴》记载：
“ 改刑部主事刘翀为翰林修撰，专授小内史书， 选内史年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读书其中。其后大学士陈山亦专是职， 遂定翰林官四人教习以为常。自此内宦始通文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明英宗朱祁镇“土木堡之变”中祸国殃民托帝下水的太监王振，也正是在这时候，由朱瞻基下旨，在民间选取的有文化的举人自愿进宫做了太监。初入宫做太监的王振“为人狡黠、善于伺察人意”，深得明宣宗喜欢，于是明宣宗便命他为东宫局郎，服侍当时还是太子的朱祁镇。当然，这也为后来朱祁镇前半生的荒唐从政生涯埋下隐患。
明宣宗朱瞻基对宦官集团创新性的文化培养，使得许多宦官都能够粗通文墨，甚至学有所成者，可以达到学识通晓古今，能够帮助皇帝拟旨援笔立就的才学造诣。后来，明宣宗朱瞻基又在司礼监设立了“秉笔太监”和“掌印太监”这两个要职，来协助自己处理日常公务。这时候，秉笔太监负责代皇帝行使“批红”的权利，“掌印太监”则代皇帝行使最终审核盖印的权利。
关于“秉笔太监”，“掌印太监”，从他们的本职工作来讲，如果秉笔太监“批红”后的意见不对，掌印太监则有权将其奏折驳回重批，从这一点来说，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权责要大于“秉笔太监”。
● 朱瞻基时代独创的“宦官参政”体系模式之利弊分析：
明朝中后期，随着司礼监权利的日益扩大，他们将宦官各衙门的权利全部归集在自己手中，如镇守太监的吊牌，同三法司录囚，提督京营，以致后来的东厂、西厂等大权皆同归属司礼监。于是，从组织形式上来讲，私礼监从明宣中朱瞻基时代开始，以致于明朝中后期，逐步形成一个以掌印太监为首，秉笔太监为辅，可以和内阁相对应的，类似于“内相”形式的庞大官僚机构。
明宣宗朱瞻基时期：司礼监成为庞大的官僚机构
对从明宣宗朱瞻基时期重用太监，打造文化太监，以至于持续演化为司礼监以“内相”的方式与现有内阁形成权力间的相互制衡来看，这种朝政体制的利弊主要表现在：
◆ 优点：既可以利用宦官为皇帝减轻工作量，又不用担心宦官会造反而使得局面一时难以控制。
在明朝看似宦官干预了政治，但明朝的宦官干政与之前汉朝宦官干政甚至可以挟天子，如“十常侍之乱”不同，正因为明朝宦官的权利完全来源于皇帝，一旦宦官失去皇帝的信任，引来*身之祸被清算也是立刻在即的事。
◆ 弊端：驾驭此种体制的皇帝必须是个十足的明君和勤政君主，否则，就等于纵容荒唐帝王的养成，一步葬送帝国大运。
明朝“宦官专权”不至危害国家命脉的前提，必须确保在任帝王是个能力十足的明君，才能对司礼监这些帮自己办事的太监拿捏得体，而不至于因太监干政之事酿成国家之祸。这对当时的朱瞻基来说，显然是可以拿捏得住这些太监的。但是这一政治体制，如果刚好遇到某个少不更事，或者堕政的皇帝，比如，甚至皇帝都懒得打理朝政，或者觉得这些宦官十分放心，自己没必要多此一举多加过问，更有甚者连一些奏折都不用自己过目，而直接完全放权于宦官集团，几乎言听计从……那么，此种朝政格局造成的后果是十分可怕的，它可以使“内阁”议政后的下情无法直达皇帝，而完全受制于司礼监“秉笔太监”和“掌印太监”的掌控。这么一来，等于是司礼监的权利几乎代替了皇权的职责，甚至大过内阁的权限而存在。
在明朝历史上，明英宗朱祁镇遇到的也正是此种情形，明英宗过于信赖王振，万事皆由其作主，才酿成了震惊大明历史，中国古代历史少有的“土木堡之变”导致皇帝本人都被敌人虏去的恶果。当然，原本处于明宣宗朱瞻基开创的“任宣致世”尚且余荫未散的大明王朝，也由此一役差点灭亡，而从此兴盛不再。
从这一点来说，大明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表面看似是因为明英宗朱祁镇的荒唐和无能所致，实则是他的父辈，一直为历史评价英明神武的明宣宗朱瞻基改变了国家先前宦官不得干政的祖训，将宦官集团直接引入国家政治体制而终致的“必然之祸”，而这种体制的弊端，仅仅不过二代便矛盾凸现。
在明朝历史上，在宣德皇帝朱瞻基手里，原本开创的是一番堪比汉唐雄风时代固若金汤的盛世基业，遗憾的是，这种盛世，到了朱瞻基的儿子明英宗朱祁镇手里，仅仅在“土木堡之变”那场战役后，实力几乎耗尽。国家精良兵马，一干辅国有方的文臣武将被悉数剿灭，就连皇帝也做了敌人的阶下囚。
● 明英宗朱祁镇的不成器，绝非只是“个人之过”一句了事！
对于大明国运在明英宗朱祁镇手中上演的“旷世悲歌”，有人甚至发出这样的感慨？英明神武的朱瞻基怎么会有朱祁镇这样的儿子？
之于明宣宗朱瞻基来说，儿子朱祁镇把祖业没守好，原因显然是在儿子大不成器上面。没错，作为朱瞻基儿子的朱祁镇，他本身确实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可以说是，打小成天泡在帝王家太平盛世的蜜罐子里啥心都不操，平日也不想着“下基层”多加磨砺，几乎就是被宠坏的一代。可是，作为父亲的朱瞻基突发奇想，不顾祖上朱元璋一再警告“宦官不能干政”，而给他和他的后代子孙创新特置的“政治模式”，由司礼监帮助皇帝减压工作量的方式更加“害他不浅”。
朱瞻基与幼子朱祁镇
纵观历史，大家就会发现，大明自朱瞻基之后的皇帝，不但朱祁镇过分宠信太监，喜好依托太监替自己甚至决策政务之事，言听计从。比如，第一次朱祁镇任由太监王振的摆布，在土木堡一役差点国亡身灭外，第二次，又纵然睁大双眼明明知道大明第一忠臣的于谦是被冤的，还宁是在太监曹吉祥等人的建议下*了于谦。这样的情况，与其说是朱祁镇本人的荒唐，不如说是对祖上遗留下来的“宦官参政”专权合法制度的过分信赖和依赖造成。因为此后因此犯浑的，不吸取朱祁镇教训而继续宠信太监，委托，甚至完全放权给太监充当皇帝履行职责，行政治权力的一代更比一代荒谬。
“立皇帝”权宦刘瑾：连篡位的龙袍都有了
如在大明王朝的屋檐下堪称世界首富，有着“立皇帝”之称的太监刘瑾，还有权倾朝野，号称“九千岁”的权宦魏忠贤等……
号称“九千岁”的权宦魏忠贤
更有像“东厂”、“西厂”这样的太监特务机构的崛起，也是发生在朱祁镇之后……
明代宦官特务组织“东厂”的梅花令牌
“宦官专权”乱国现象自朱祁镇之后，在大明历史上，大明的皇帝们俨然中了“魔咒”般，一代更比一代烈，直到王朝的气数耗尽，无力回天，终至没落衰亡。
● 为何区区一个“司礼掌印太监”，就能将大明朝政的大水“搅浑”？
我们权且以“司礼掌印太监”这一皇帝身边特设的要职，来讲讲它在朝政格局中对大明江山的危害：
“私礼掌印太监”作为大明王朝中后期司礼监最关键的头号职位，在某些时候，比如，对一些皇帝感觉不太重要的奏折，或者遇上一些成天贪玩而不太爱打理朝政的皇帝，由它所掌控的权力是可以凌驾于皇权之上。那些由“内阁”呈递上来的奏折内容，它们在皇帝这关的审批流程便是，先由“秉笔太监”进行“批红”，批过红的奏折然后又不经过皇帝而直接转送“私礼掌印太监”进行审核盖章。这时候，“司礼掌印太监”的权责就等于凌驾于皇权之上，至少可以等同于皇权。
这么做最大的负面效应便是，只有经“司礼监”审议通过的奏章皇帝才能看得到，而司礼监这关过不去的奏章，就算奏议再好，皇帝是看不到的。可以说，这就等于“私礼掌印太监”把持了朝政的生*大权。
● 观剧《大明风华》：二次坐皇帝，朱祁镇还宠信太监，不长记性？真糊涂？
正因“司礼掌印太监”在明朝中后期朝政格局所处的“奇妙”地位，于是，这就出现了此前的热播剧《大明风华》中上演的那样，在“土木堡之变”中，明英宗朱祁镇啥都听太监王振摆布的特点。因为朱祁镇这个皇帝觉得合理的抉择性意见，只能从王振这里给出的答案作选择。朱祁镇为何会如此糊涂？因为朱祁镇信任王振对自己的衷心不二，而且他觉得人家王振好歹曾经也是举人出身，也就是文化太监，因此朱祁镇也乐意从王振这里做选择。而当时王振的官职头衔，正是“私礼掌印太监”这一在特殊情况下几乎等于同“天”的要职。于是，最后明英宗朱祁镇自己也稀里糊涂的就做了瓦拉也先的阶下囚。
王振：北京智化寺石刻像
另外，尤其令人憎恨的是，朱祁镇这个荒唐皇帝宠信太监最后荒唐到了什么地步？在“土木堡之变”中朱祁镇正是吃了宠信太监的亏，而且在后来他二度做皇帝的“夺门之变”中，朱祁镇依然不长记性，又开始为太监曹吉祥等人所摆布，而且还在太监等人的怂恿下*了忠君爱国的千古名臣于谦。
其实当时，大家也看得出，对于*于谦，实际朱祁镇并不糊涂，他也是蛮犹豫的。因为朱祁镇心里比谁都能明白于谦是好人，是大忠臣，是大功臣。毕竟“吃一堑长一智”，上次王振弄权害他落马的事他未必真的就一点记性不长。可是，曹吉祥等人不同意非要*，而刚刚从南宫被曹吉祥等人“解救”出来的囚徒皇帝，手中无权也无威，他哪敢立马得罪曹吉祥这帮人，除非还想在南宫继续关一辈子。于是，这一次，朱祁镇又听了一次包括权宦在内的那干人等的。
朱祁玉还在位时期，善于弄权的宦官曹吉祥。
而于谦的命，朱祁镇不能留他，当时的明代宗深卧病床不能自已不能保他，所以，除了于谦他本人自发抵抗自救外，几乎就是在这场皇权争夺战中付出牺牲的必然。而此时的于谦，也是宁可“粉身碎骨浑不怕”，也不愿刚刚被治理得有所起色的大明再起事端，于是选择了“烈火焚烧若等闲”，而“要留清白在人间”，令后世无不可钦可叹可惋！
那明英宗到底昏庸吗？说他少不更事可以，说他不吃苦头不懂得长大可以，如果说昏庸，实际并不尽然。这一点，体现在此后清算曾经谋划并一起发动“夺门之变”曹吉祥一干人等的决断态度上。
话说，在“夺门之变”二次坐稳皇位之后，明英宗朱祁镇总算长大了，他开始重用一帮以李贤为首的贤臣。这时候，曹吉祥等人仗着自己曾经帮助朱祁镇“夺门”之功，其行为变得越来越放肆和嚣张，后来就连明英宗也对此有所察觉，但是他也是顾念之前的帮助“夺门”之情而不知如何对这些人做出处理，毕竟这些人虽然小人伎俩耍尽，但好歹也算对自己有功。
于是，就此事，明英宗特叫来首辅李贤询问当年的“夺门”一事。李贤回答说：
“如果说迎接皇上大驾则可以，‘夺门’怎能作为后世榜样？天位本来是皇帝固有的，‘夺’反而说不是本来应有的了。而且当时万一失败，将把您置于何地？何况当时郕王已经病重，他病死了，群臣自然会请您复位，何必如此多事？他们又怎能借此强要升迁赏赐呢？”
听罢，明英宗朱祁镇恍然大悟，于是，此后不久，当年参与”夺门之变”的以曹吉祥为首的那些人，为明英宗朱祁镇一并剿灭。
在明宣宗朱瞻基从政时期，司礼监政治地位的崛起，看似使得皇帝本人过得自在了，但其后世贻害大于获益，而这个贻害的方面，并不只体现在明英宗朱祁镇手中导致大明江山经此“土木堡之变”一役变得日益衰微，而且，它还培养了大明一批“奇葩”皇帝的诞生，其中就包括明宣宗朱瞻基本人。
明朝中后期，司礼监代替了皇帝执行“批红”和“掌印”的权利，并与内阁之间形成相互牵制之势，这使得自朱瞻基开始包括此后的明朝皇帝，他们在应对国家政务上就不再那么日理万机，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不打理朝政，也不至于朝中秩序混乱，甚至还能有条不紊的推进。
细数大明历史上典型的“奇葩”皇帝形象
自古世人都知道，大明朝的皇帝多奇葩，游手好闲，多才多艺不乏其人。
◆ “促织皇帝”——明宣宗朱瞻基：
明宣宗朱瞻基（1399年3月16日－1435年1月31日），明朝第五位皇帝，他在位期间，任用贤臣，改革弊端，因其英名盖世，政治清明，开创了“仁宣之治”，人送他一个雅号，叫做“太平天子”。当然，他也因一个特殊的爱好，喜欢“斗蛐蛐”，于是人们又多送了他一个奇葩的名号，叫做“促织皇帝”。而且他一人爱好斗蛐蛐不说，竟然还引得整个大明的人都为他这一斗蛐蛐的奇葩爱好忙碌不堪。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朱瞻基：知道自己命不久已，依然不能放弃玩蛐蛐的雅兴。
爱好斗蛐蛐的习惯，自打小时候朱瞻基就有这一爱好，因为斗蛐蛐的事，太后怕他玩物丧志，就把斗蛐蛐的碗全部给摔了。可是这一爱好并没有随着那些碗的破碎而彻底收敛。朱瞻基在登基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发了一则“红头文件”，让各部门帮他从全国采办上等的蛐蛐来京,让工匠们帮他制造精美的蛐蛐碗。正因皇帝有这一爱好，几乎一夜之间，小小的蛐蛐身价堪比黄金，《明朝小史》记载：
“宣宗酷好斗蟋蟀，就向江南索取上品，动辄每只数十金。”
明宣宗玩蛐蛐玩得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每天下朝，他就兴致盎然地和太监大臣们围在一起斗起蛐蛐来。据说有次，蒙古军都快打到北京了，明宣宗居然还在为斗蛐蛐玩得不亦乐乎。
所幸，明宣宗朱瞻基虽然爱斗蛐蛐，但斗蛐蛐之余却不忘国政。
◆ “贪玩皇帝”——明武宗朱厚照：
明武宗朱厚照（1491年10月27日－1521年4月20日），明朝第十位皇帝。这位皇帝要说在位的政绩，倒还算有所作为，比如处事刚毅果断，应州大捷，平定安化王、宁王叛乱，大败蒙古王子，弹指间诛刘瑾，且多次赈灾向民免赋等，这都是发生在明武宗朱厚照执政期间的事。然而，这位皇帝却有一个“奇葩”爱好，他特别贪玩，而且玩得都是猛兽，也因此，使得他背上“贪玩皇帝”荒唐之名。
“贪玩皇帝”朱厚照在豹房
朱厚照生性放荡不羁，自从做了皇帝后更是玩兴大发，而且玩的都是猛兽。他命人在紫禁城外修建了一座殿院楼阁，名曰“豹房”。在“豹房”内，饲养了豹子等珍奇异兽，而且还从各地搜集美女，充当“豹房”乐妓。正因贪玩成性，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年仅三十一岁的明武宗朱厚照驾崩与豹房。
◆ “文盲皇帝” “木匠皇帝”——明熹宗朱由校 ：
明熹宗朱由校（1605年12月23日-1627年9月30日），明朝第十五位皇帝。这位皇帝不大喜欢政治，人们也因此给他起了两个名号，一个叫“文盲皇帝”，因其通晓笔墨不多，又常常喜欢不懂装懂，常常一纸草诏发布出去，弄得朝野人士啼笑皆非。当然另外一个名号却是根据他的真实技能给取的，叫做“木匠皇帝”。
这位皇帝在位期间对做木匠活有着执著的爱好，并整日沉溺如此，以至重用宦官魏忠贤，造成魏忠贤与客氏专权，导致阉党横行，残酷迫害企图改良的东林党人，大明历史上的“乙丑诏狱”与“丙寅诏狱”两大冤狱事件由此造成，进而使得国内民怨沸腾，各种社会矛盾不断被激发，从而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木匠皇帝”明熹宗朱由校
说到朱由校的木匠活，什么刀锯斧凿、丹青髹漆之类的木匠活，他皆能亲自操作娴熟，他手造的漆器、床、梳匣等，均做得精妙绝伦，且雕刻等工艺十分精湛。总之，只要他看到的东西，无论大小，工艺如何复杂，他都能自个捉摸出来，而且仿得惟妙惟肖。
据说，这位木匠皇帝朱由校曾把自己亲手制作的一些木雕品让太监拿到集市去卖，而且要价千金，就这也很快被抢空。另外，据说我们目前用的折叠床、喷泉、雪橇等都是由他亲手发明。
◆ “任性皇帝”——明神宗朱翊钧
他直接罢工不上朝三十年，国家竟然都没有灭亡！
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明朝第十三位皇帝。这位皇帝世人也给他送了个“奇葩”名字“任性皇帝”。说到这位皇帝，更感觉他是“奇葩”中的“奇葩”，因为他身为皇帝竟然三十年不上朝，但更加奇葩的是，在他手里，国家竟然没有因此而灭亡，竟然一度还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推行“一条鞭法”，进行了“万历三大征”。
明神宗为何“三十年”不上朝？
“三十年”不上朝的 “任性皇帝”明神宗朱翊钧
当然，他也不是从一开始就不上朝的。在上任的前十年，朱翊钧支持张居正在政治、经济上大刀阔斧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国家面貌哗然一新，国家实力大为改善。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一代名臣张居正病逝，朱翊钧从此开始亲政，亲政后，也算勤奋，他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可后来，因在册立太子之事上，朱翊钧与内阁之间争执了十余年，最后，干脆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了。当然，朱翊钧这么一偏执，大明王朝虽然没有直接灭在他的手上，但造成国家边防军事防务空虚等一系列的危机四伏，明神宗朱翊钧亡故仅24年后，大明王朝就此走向灭亡。
谈到大明王朝的“奇葩”皇帝，有着“奇葩”爱好的当然不止如上四位，如上，只不过是挑了其中的几位代表。
自古明朝皇帝朵奇葩
明朝的皇帝为何如此多“奇葩”，而且奇葩的竟是如此的逍遥自在？这一切，不可否认，和在明宣宗朱瞻基时期重用太监，特设学堂令太监们修习文墨，并大胆放权代皇帝“批红”和“掌印”，从而导致司礼监成为一支与内阁相抗衡的庞大官僚机构是分不开的。因为当太监们替皇帝忙活政务了，自然皇帝就开始变得游手好闲了，对于自律性差的皇帝而言，这就是国家综合实力开始走下坡路的征兆。
结语：大明王朝从明太祖朱元璋时期的迅速崛起，到第五代帝王明宣宗朱瞻基励精图治的帝国昌隆，再到第六代帝王明英宗朱祁镇“土木堡之变”一役便逆转之下的“旷世悲歌”，以及往后世代的难以“翻盘”，我们肯定朱元璋的丰功伟绩，赏识朱瞻基的雄才大略，但却难以将大明命运的衰竭根源完完全全归结到一个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登基，从而不知帝王之家“愁滋味”的朱祁镇身上。
从朱祁镇本人来说，尽管他也有很多“荒唐”的缺点让人无以接受，但“宦官专权”的国家政权体制之祸，说白了，对于明英宗朱祁镇，无非只是在为这项特设的政权架构所毒害下，而垫背的一个牺牲品而已。何况，“宦官专权”导致的国家悲剧，大明上演的并非历史的第一出。
参考文献：《明史纪事本末》、《明实录》、《明史》、《明朝小史》、《明太祖实录》、《明通鉴》
『文/淳帧通安，笔名宏罗，本文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欢迎留言、探讨，感恩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