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书展的国学馆里，一排排线装书对资深书虫依然有很大的吸引力；“七天七堂课”系列国学讲座现场，每天人气爆棚；售书处，一批首发的国学典籍丛书、大师新知读物备受欢迎。借助上海书展平台的专业筛选导读，巧工善艺的“国学出版”在不断升温，让传统文化世济其美。
在学者楼宇烈看来，当下国学出版尤为可贵的是，珍本善本不再被束之高阁或流于门面摆设，而是藉出版界与学界携手并肩的努力，推出具有传播功能的一批优质普及读物，惠及大众，彰显传统文化价值，活化中华文明血脉。
系统再造出版中华善本，让古籍活起来
记者在上海书展特设的国学馆看到，完整亮相的《中华善本百部经典再造》丛书，可谓“镇馆之宝”，引来许多读者驻足翻阅。这是国内首次有体例、有系统、有规模地把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经典以再造形式出版，并保留了元典的原貌。
《中华善本百部经典再造》丛书历时八年磨砺而成，从原来的15000本浩繁的善本中选取102种，按经、史、子、集分类，经部10种、史部10种、子部40种、集部42种。项目负责人介绍，丛书前期工作非常困难，因为善本都是一级文物，不能出库，所以每本书都经历了与众多图书馆对接时间、扫描打样、反复校对等诸多繁琐复杂的过程，还要研发防腐技术。而在版本层面，丛书选自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上海图书馆、辽宁图书馆等馆藏珍善本，全部为国家特级或一级文物，其中唐版1种、宋版38种、金版1种、蒙古版3种、元版18种、明版30种、清版11种。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古籍约19万种，其中仅保存在公共图书馆系统的就有2750万册，可列入善本的约250万册。这些年代久远、传世稀少的旧稿本、旧抄本、旧刻本，以及内容与形式俱佳的精校本、精注本、精印本，承载着历史文明，延续着民族文脉。因此，在古籍善本的征集、保存、修复、编目、影印及网络传播中，出版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和施展空间。
翻阅古籍书的过程，也是欣赏书法、篆刻、题跋、装帧、版画之美的艺术之旅，读者能通过线装本典籍的装帧技艺，直观感受中国典籍美学神韵。每天11点的上海书展“国学讲堂”活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中西书局、上海书店出版社、凤凰出版社、广陵书社、浙江古籍出版社、黄山书社等七家长三角地区古籍类出版社社长、总编还会现场坐堂为读者答疑解惑。
名家导读文史巨著，助经典传开来
除了对元典善本的保存再造，艰深的古籍也需要专家学者通俗易懂的普及。“七天七堂课”系列国学讲座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每天都会有古典文学名家围绕唐诗、宋词、诗经、古文、明清小说进行解读。
文史学者莫砺锋打响头阵，抛出“‘杜甫很忙’到底好不好？”，现场几乎连“站位”都满了，读者听得津津有味。周裕锴、陈尚君、王兆鹏等文史专家“接力”讲座，持续火爆，他们深入浅出的授课方式，让国学迷们七天过足瘾。许多家长一大早带着孩子远路赶来，席地而坐。
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国内知名出版机构，也汇聚作者资源推出一批新书在上海书展首发。比如，《资治通鉴》怎么读？书展现场，长期从事中国历史文献学与秦汉三国史研究的张大可教授，与商务印书馆合作推出白话本《资治通鉴》、文白对照本《史记》。他以“两司马文史名著”主题巧妙串联起这两部文史巨著，“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编写《史记》奠定了中国史学的独立地位，规范了史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创立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在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精品中，《史记》之树生命长青，它有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全方位浓缩了古代3000年社会变迁与人际关系；《资治通鉴》是北宋政治家司马光领衔编修的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既是国学宝典，也是人生修养，各行各业读都能从中受益。”这两套书对以往一些版本的讹误进行纠正，语言上以白话直译为主。书中，张大可用“导读”“大事提要”和卷后“点评”形式，带领读者领略经典史学著作的魅力。
关于资治通鉴，不同学者也有不同读法。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反复研读《资治通鉴》，对书中重要人物的命运沉浮、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解读，深入挖掘其中有关修身养性、治国理政、为人处世、选人用人、家风家教等方面的历史智慧和现代启示，而成《资治通鉴启示录》。
“司马光上书宋神宗：修心之要有三：仁、明、武；治国之要有三：用人、信赏、必罚。司马光说这就是《通鉴》的精髓，怎么理解呢？”书展活动现场，张国刚面向读者侃侃而谈：《资治通鉴》在总结历代兴亡中，特别强调领导者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特别重视领导者的才能、素质和品质对家国兴衰的影响。我们今天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司马光则更强调的是领导者的责任。具体来说，用人，指干部的任用；信赏、必罚，指激励约束机制。“这些手段的交集点就是用人。如何用人、识人、治理国家，构成了司马光管理体系框架，这就是中国人的学问，治国当领导的学问。”
当更多学者投身“历史普及”，国学出版也赢得了读者的追捧。《生死秦始皇》分享会结束后的签售环节，大量读者在现场排起长龙，有的学生一口气买了四五本。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感慨，学者辛德勇是为解决问题而做学问，表面上的小知识，背后有大问题与大关怀支撑着，在提出并解决了一系列常人习焉不察的“小问题”之后，秦王朝波澜壮阔又众说纷纭的兴亡大历史随之露出真容；他把一向专深的学术专著，写成让大家都能尽量读懂的形式，为历史爱好者写书，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让历史学研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出应有的社会作用”。
秦始皇巡游南方时病死沙丘，秘不发丧。胡亥得赵高、李斯之助，矫诏即位，却登基不过三年便身死国亡……这段载于《史记》、流传千年的史实，近来竟因西汉竹书《赵正书》的出土而备受质疑。北京大学教授辛德勇从解析《赵正书》的形制入手，通过对读《史记》与《赵正书》，一方面论证《史记》等传世文献的信实性，另一方面则揭示《赵正书》作为小说的性质，进而重新定义了汉代及其以前的“小说家”。全书展现以“焚书坑儒”而留下千古骂名的秦始皇，其重视儒生与儒学的一个侧面，梳理天下第一位皇帝的姓、氏与名，破解了某种程度上决定秦朝命运的宦官赵高的身份之谜。
再以《诗经》为例，这部经典再现了西周至春秋时期华夏礼乐文明的泱泱大美，今人如何读出新意？中华书局推出的《大邦之风——李山讲〈诗经〉》亮相上海书展，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山将《诗经》里藏着的中国人的过去和现在娓娓道来。
比如婚姻为什么是中国人的头等大事？“婚姻者，合二姓之好。原来周朝以武力取得政权后，如何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除了周公制礼作乐建构礼乐文明外，政治联姻使异姓为兄弟，是更广泛的政治手段。这样建立‘亲亲尊尊’的伦理统治，就可以达到附远厚别的目的。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国人重视婚姻、重视家庭的缘故。”李山在书中以大量鲜活细节解读先民生活，刷新读者对《诗经》的传统认识。比如为什么先秦时期贵族联姻有浩浩荡荡的车队？原来贵族婚姻有“一娶九女”的媵嫁制度——若是周王嫁女儿到异姓邦国如齐国去，那么周王的其他封邦，如晋或卫，也要陪送女儿。
作者：本报记者 许旸
编辑：施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