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大秦帝国》最难是将史变成文。可信者往往不可爱，可爱者往往不可信，将可信者与可爱者集合在一起，难上加难。关于春秋战国的原始史料，非常匮乏，《左传》《国语》《史记》为史家必参考之典籍，《战国策》虽名“战国”，但史家多认为不可靠，诸子典籍可窥一二，《汉书》以下之史籍可观各朝对秦的“意识形态”。文言文行文简约，要从史籍中编出故事来，不仅考验眼光、耐心，还考验想象力。原始史料少，大局又不能动，细节完全靠想象，语言要“穿越”于古今之间，难度大。后续评价多，理解秦之兴亡又需要海量的阅读，《史记》必精读，《汉书》《后汉书》《淮南子》《三国志》《隋书》《宋史》《元史》《明吏》等，即使是泛读，也需要极多的时日，另需查看历史学家对春秋战国及秦汉的研究，这一过程，也是不易。孙皓晖耗时十六年有多，写成六部十一卷的《大秦帝国》（五百多万字），这期间经历多少磨难，投入多少心力劳力，付出多少代价，旁人及常人均难以想象。
金圣叹曰，“楔子者，以物出物之谓也”。《大秦帝国》之楔子，意在设置悬念，以引出故事。生死未卜之际，最为惊心动魄。孙皓晖选取秦魏少梁之战，以秦献公为帝国转折关键人物，发现自献公而始的称霸端倪，孝公而始的发奋图强，略蠃隰即献公之前诸公事迹，尽述献公以下秦之存亡继绝，取舍果断，实有刀笔之力。孙皓晖十六年功成《大秦帝国》，欲为史称“暴秦”正名。可正名乎？且拭目以待。秦之“暴秦”声名太显，以至于任何试图肯定秦朝之“创世纪”功劳的言论，都有可能被大众斥为迎合专制。孙皓晖欲斥“暴秦”说，为原生文明辨护，此论成与不成，均为大事。民间推崇“暴秦”说，恰恰是专制思维下的民众反应。实学术界早已认可秦原生原创之功，但在民间则很难扭转“暴秦”说。除去政变等偶然性因素之外，六国亡秦实为真相，成也六国，败也六国，二世立，六国亡族卷土重来，是以六国亡秦。
《大秦帝国》之难，不仅仅在于编故事的难，更在于承担道义风险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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