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进行法考期间。图片来自天津司法局官网。
35岁的盲人王慧不“盲”。
他中等个头、体态微胖;说起话来音量高，语速快;一身黑色的Polo长衫搭配墨绿色针织马甲，精气神十足。
除了方框眼镜背后那双低垂的眼睛，你不会觉得他有什么不同。
双目全盲的十年时间里，王慧依靠信息技术拥有新的“眼睛”，先后成为兰州大学历史上首位盲人学士、天津市首位通过国家法律资格证考试的视障人士。
作为视障工程师，十年信息无障碍之路中，王慧自发为视障人士普及电脑和智能手机使用知识，成立“心之光无障碍智能体验中心”接待盲友咨询，被天津的视障群体所熟知。
王慧认为，残障既不“明亮”，也不“灰暗”，但由于一些便利条件没有惠及，使得部分视障群体仍困居在“黑暗”中，他试图用无障碍信息技术撬开一道口子，助其走出“盲区”。
“不被特别强调的事”
接纳黑暗前，王慧和黑暗抗争二十年。
右眼天生失明，仅有的左眼也视物模糊，小王慧顶着1000度的镜片一路念到高中，课业繁重，左眼视力急剧下降，又换上了2000度的镜片。
三年高中读来困难异常，即使坐在第一排也无法看清黑板。
像是一场和黑暗的较劲，黑暗制造不便，他化解它。
“老师在讲台上面讲课、写板书时，我就用草稿纸根据老师的描述复写板书”，王慧说。可一遇上数学中的立体几何，又让他犯难，想象不出图形和辅助线，就只能趁着下课老师还没有擦掉黑板的时候，跑到讲台上凑近看。
后来，班里擦黑板的活计干脆全被他包揽下来。
除了更多时间精力的投入外，似乎也没有太多异常。仅仅是在班里测视力的时候，视力表摆在教室中央，学生排着队轮流等待，同龄的孩子们吵吵嚷嚷，好不热闹，只有王慧心里紧张：一旦摘了眼镜，即使是视力表上第一行最大的字符，他的左眼也看不见。
自己和其他孩子的不同被当众放大，这让王慧不适。
2003年，王慧以高出一本线30分的成绩，考入兰州大学，就读政治与行政学院国际政治专业。
妻子高建华和王慧相识于大学，印象里当年那个戴着厚重镜片的男孩异常活跃，“打辩论，参加社团联合会一个没落下”，“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左眼的残存视力，是彼时王慧日常活动的倚仗。可就是这点微弱光明，还是被剥夺了。大学三年级，视力恶化，他被诊断为青光眼晚期，原本不佳的视力到这时只剩下微弱的光感，“像隔着几层纱布”，只能勉强分清白天黑夜。
高建华有时也纳闷，为什么失明让这个人没点反应。即使是在2011年，左眼视网膜脱离，王慧被宣告彻底失明。医生面前，高建华哭得不能自已，王慧却难见情绪波动。
“从来就没用双眼看过世界，左眼也看不清，完全失明后，我倒是觉得彻底解脱了”，王慧后来说。
看不见的日子里，他用MP3录下老师的上课音频、录下高建华的口述笔记;他上网检索到语音输入法和屏幕朗读软件，借助它们花俩月一字一句敲下毕业论文。2008年，他从兰州大学顺利毕业，成为该校历史上首位盲人学士。
多年后，他的事迹在本地传开，不乏有到访的媒体想挖掘他身上那些由“失明”所带来的苦痛经历，这样一些问题摆在王慧面前时，他为难，觉得“没法回答”。自孩童时代开始，失明从不是被父母“特别强调”的事，他在普通学校和寻常孩子一起成长为普通大人，“不是什么特别的事儿”。
困居“黑暗”
倒是一场“特别”的考试，让王慧火了起来。
2019年，全国法考客观题的考场上，一场有声音的考试在司法局为王慧单独设置的机考考场进行着，王慧在读屏软件支持下，语音听题，键入答题。
此前的备考过程超过一年。阅读资料时，明眼人用眼，王慧用耳;为提高效率，他把手机读屏的速度调到每分钟600字，相当于常人语速的6倍;兼顾工作，时间紧张，王慧便凌晨四点起床听资料，到晚上理发时，妻子高建华发现，理发师的剪子还在脑门上挥动时，王慧就那么坐着睡着了。
打字不是难事，打准确难。拼音输入法对明眼人而言准确率也难达100%，对依靠听音来辨字形的盲人来说更甚。为此，王慧自学五笔输入法，遇上偏旁生涩难懂，他便喊来明眼人妻子将字形画在自己手心，靠触感识记。
这一年法考，全国有11名视障人士报名参加，均获得了单独编场考试资格，并启用了司法部专为视障考生开发的考试系统。王慧名列其中，他提前30分钟便完成了作答，其后成为天津首位通过法考的视障人士。
十年前应聘盲校教师，王慧曾因盲被拒，到十年后报名法考时，获得合理便利的参考过程比结果更让他惊喜，“还以为又会是盲人前路探索的牺牲品”。他察觉，无障碍之路得到拓展，“盲区”的边界在收缩。
“如今对无障碍的呼吁，更多是从道德层面出发，但是归根结底无障碍应该是权利问题，最终可能还是一个法制问题——即如何通过法律去保障每一个人平等的权利”，参加法考，王慧在等待一个可能——在法制层面为无障碍之路添砖加瓦。
王慧在电台宣传无障碍理念。受访者供图
和黑暗相处十余年，视障群体所面临的困境王慧深有体会。
夫妇二人曾到访一位盲友家中，高建华被客厅里摆放的巨大“纸葫芦”吸引，那是一个手工艺品，状似花瓶，其妻子称，那是老伴在失明的前八年折的。老人人生中途失明，那还是电脑、手机尚未普及的年代，“听广播，出不了门，一个人闷在家里”，老人扯着一张海报纸，裁条，折叠，拼接，一张接一张，断断续续地，在黑暗里叠了八年。
盲人出一趟门并不容易，王慧每次独自出门，高建华都觉得是“大冒险”。坐公交麻烦，乘地铁麻烦，走路怕摔着。由此，不少视障群体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家中。
夫妻二人接触过各色视障人群中，不乏有人能够实现正常买菜、旅行;更有甚者在每年春节，盲友们通过触摸麻将牌的花色，可以搓上一整宿。
“视障不意味着灰暗”，王慧在无数个场合强调。但不能否认的是，一些合理的、便利条件没有普及，让相当一部分视障群体仍困居“黑暗”中。
成为“王老师”
让大家走出家门，信息技术在过去十年一直被王慧作为“撬点”。当盲人的手机和电脑安装上读屏软件时，应用内的文本、操作按钮甚至是图片样式都可以被朗读出来。
王慧最早在2008年使用类似的工具撰写论文，失明伊始，它们成为王慧的“眼睛”，帮他在“黑暗”里扒出一道口子。
2008年，借天津市残联举办盲人艺术节的契机，他向当时的残联工作人员提议道“节目我不会，我给大伙讲讲电脑知识吧”。第一个讲授班在残联支持下办起来了，报班里十几名学员，以老年人居多。
智能手机尚不普及，电脑是当时主要的上网工具。对于几乎没有使用基础的学员，识记键盘是教学第一步。“学好读屏软件就得熟记键盘键位;打字用到的汉语拼音和盲文的拼音有不小差别，大伙还得重新学拼音”，王慧回忆。
其间有学员为了学会打字，每天背3个小时的汉语拼音;用泡沫塑料制作键盘模型，记键位，练指法。
2012年开始，智能产品更新迭代，传统的按键手机退场，智能手机占据主流，相较电脑，手机成为更便捷的上网工具，王慧随之也把教学的重点转移至智能手机的操作上。
如今，熟悉王慧的人，见面都习惯喊他“王老师”。因为自发且无偿为盲人朋友讲授手机和电脑的使用知识，他成为“王老师”，在天津的视障圈内被熟知。
64岁的周发根在2012年第一次听到王慧的电脑课，课上听着王慧的声音，“他是盲人，他理解盲人”，“让盲人听着浅显易懂”，周发根觉得是王慧授课最突出的特点。他还因此跟王慧戏称，“你失明了是你的不幸，却是我们的幸运。”第三次听完王慧讲课后，他便在家里给自己配了台电脑。
2008年至今，王慧的声音遍布在天津的市、区各级残联，还有文化馆、图书馆。曾是王慧的第一批学员，孙师傅发现每次开课王慧在微信群里一喊，群里的盲友们近半数都会应，和王慧相识十年，他估计“天津各区的盲人，超过一半的都上过他的课”。
夫妻二人位于向阳路街云阳里小区的家也一度成为盲人朋友聚集地。电脑、手机不会用，智能家居连接出问题了，大伙都来求助。
王慧夫妇帮助盲友安装智能家居。受访者供图
向阳路街区云阳里小区居委会也注意到了王慧，居委会主任张博介绍，“我们希望能在整个街域内为他提供一定帮助”，去年6月，居委会搬迁后，将原活动室作为授课场地无偿给王慧夫妇使用。该社区居民以老年人居多，张博也表示，“我们希望借助王慧老师的专业特长，给老年人普及智能手机使用知识，把他们的生活也带动起来”。
这间活动室现在成为王慧夫妇接待盲友咨询、普及信息无障碍技术的主要场所。
室内所有的设备都为残障群体配备，夫妻二人在地板上铺上橙黄色的盲道，自费买来音响、扫地机、空调伴侣等智能设备并一一沿墙铺设开。这些智能家居最早是在王慧家里被运用上，语音控制的功能让他可以独立洗衣、磨豆浆，甚至下厨做些简单的菜式，生活无虞。
“像开空调这些看起来很容易的操作，对明眼人来说很简单，但是对视障群体来说往往不容易实现”。王慧在去年挂牌成立“心之光智能体验中心”，把同样的智能家居搬到这里，让到访的视障朋友体验。
走出家门
1月初，“心之光无障碍智能体验中心”，一间10平米的办公室里，王慧和妻子高建华，以及张心语母女俩，四人围绕一张方桌而坐。
张母说，因病失明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因活动范围受限，张心语很少出门。张母想到了王慧，她带着女儿找到这里，在王慧面前坐定。
现场，王慧向张心语抛出数个问题大多被张母代为回答，女孩拉扯着手里的皮手套，鲜有回应。房间里不时陷入沉默。
仅有的几句答语中，张心语吐字缓慢，需要母亲的提示下才能完整作答。王慧认为，数十年来的封闭环境，极大程度上限制了张心语的思维和交流。妻子高建华也察觉，失明让女孩失去信心了。
此间不是没有做过尝试，父亲曾经领着张心语外出，女儿在前，父亲紧跟其后，一不留神，张心语被车撞折了脚。一家人小心翼翼，再不敢轻易让张心语出门。
从残联领回的盲杖就此搁置在家里，蒙了尘。
王慧在“心之光无障碍智能体验中心”。受访者供图
在张心语家中，没有配备无线网络，她也从不使用智能手机，大部分时候张心语使用家中一台插卡式音响收听广播。
过去十年，处在信息的“盲区”中，盲女张心语的生活陷入停滞。
十年信息无障碍之路，王慧不止一次见到过张心语的“影子”。
“他们只需要一些合理的便利”，王慧记得那位叠“纸葫芦”的盲友，信息的便利惠及之后，折纸早已经被遗忘在客厅一隅，经常听到的是老人的集体出游和朋友圈的“打油诗”。
“视障群体既不灰暗，也不明亮，应该是透明色”。消除明眼人的刻板“盲区”和视障群体的信息“盲区”，也是他愿意向媒体一遍一遍讲述自己故事的原因。
“当一位视障朋友或者是其他类型的残障朋友出现在法庭上，他的身份可能是律师、也可能是检察官抑或是法官，大家不再觉得惊奇，而是发自内心的认同并尊重他们的身份，像看普通人的眼光一样看待他们，到那个时候，可能真的就抹平了残障与健全之间的鸿沟”。
对王慧而言，愿景实现的第一步，首先是盲人能够走出家门。但无障碍之路很漫长，目前看来，过去十年来自己推动信息无障碍努力远远不够。
其中出行的障碍同样无处不在，甚至可能是一个微不起眼的步伐。
就例如当下，在办公室里，临到离开时，张心语母亲在出行方式的选择上又犯了难。
从体验中心所在的南开区回到河北区的家，母女俩乘坐公交车至少一个小时以上，当王慧明确提示小区门口就有地铁可搭乘时，这位母亲还是想要寻找可直达的公交。
王慧不解，他追问。
原来母女二人在来时乘坐地铁，站内线路换乘时遇上电动扶梯，升降的台阶捉摸不定，让携盲女出行的张母胆战心惊。
王慧把自己出行时应对电动扶梯的经验告知母女俩，“总是避开也不是办法”。
张心语挽着母亲的手离开了。
按照王慧的计划，只需要两三个月的针对性学习，张心语就能学会智能手机的基础操作。不出意料的话，当惯常的户外活动提上日程时，他知道，其中也会有张心语的身影。
(文中张心语、周发根为化名。)
文|新京报记者魏芙蓉
编辑|胡杰 校对 | 李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