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要么是事出偶然，要么是心怀不满，领导者身份往往处于底层，机缘巧合下走上造反之路。但张角与他们不同，虽然史书上没有记录张角的出身，但张角所获《太平经》有170卷，无论是从撰写人于吉那里获得原本还是求学誊抄，这都需要家庭有足够的财力。且黄巾之乱不同于其他农民起义那样活不下去揭竿而起，而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造反，传教没有受到朝廷打压，并且能与朝中中常侍结盟，这种手笔可不是小老百姓能做到的，所以张角大概率是地主阶级或士族旁支，至少他不缺钱。
可以肯定，张角的发迹源于他创立的太平道，太平道教义复杂，内容博大，总的来说是黄老之术的发扬，反对过度剥削，追求人人劳动、周济贫穷的平等社会。建宁年间，水旱肆虐，瘟疫频发，张角带着两个弟弟到灾情特别严重的冀州开始传道，以传统医术为基础配合符水，大量发放给平民，一时间声名鹊起。张角派出得力弟子到各州传教，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太平道势力遍布冀、兖、青、徐、豫、幽、荆、扬八州，在全国设立三十六个“方”，大方有一万多人，小方也有六七千人，每方设立渠帅，类似将领，以准军事组织的形式管理，信徒达数十万人。
令人不解的是，与后世白莲教不同，这么一个独立于皇权之外的庞大势力不仅没有被严厉镇压，反而被东汉政府作为善道鼓励发展。而东汉士族力量极为庞大，汉光武帝刘秀就是依靠士族力量起家，一百多年来士族蓬勃发展，触角直插郡县乡里的最基层，他们不可能对太平道一无所知，却鲜有人上报朝廷，态度玩味。而且黄巾之乱爆发后，在汝南地区，黄巾军渠帅彭拓在此地与皇甫嵩，朱儁等在此大战，此时袁绍的从兄弟袁闳在家隐居，黄巾军竟相互约定不进入他家里巷，乡亲们到袁闳家避难才得以幸免，这不得不引人深思。那么像汝南袁家这样的顶级士族，四世三公，已经站在国家权利巅峰，他们有这样的动机么？
东汉汉桓帝、汉灵帝时，宦官和士大夫之间党争日益激烈，宦官依靠皇权，将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余人，被下狱处死。在各地陆续被逮捕、*死、流徙、囚禁的士人达到六、七百名。八年后，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要求解除禁锢，灵帝不但没有听从，反而收捕并处死曹鸾。接着，灵帝又下诏书，凡是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党锢的范围扩大，波及更多的无辜者。士大夫及其子弟仕途被完全封死长达18年之久，触动了世家大族的根本利益。所以世家大族对于太平道的传教图谋应该是早有所知，甚至刻意纵容，为的就是迫使皇帝解除党锢。
当时宦官集团势大，其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中常侍之首张让的宾客与黄巾军渠帅有书信往来，甚至有宦官封谞，徐奉和黄巾马元义勾结作为内应。光和六年，即黄巾起义前一年，司徒杨赐和司徒掾刘陶曾上奏过太平道的危害，但灵帝并没有看到这份奏疏，黄巾之乱平定后，灵帝翻阅旧档案才看到了杨赐的上书，这其中能动手脚的也就只有中常侍了。宦官要依附于皇权才能得以生存，汉灵帝也一直信任宦官，那么为什么宦官要反叛汉灵帝呢？
这其中唯一的解释就是党争了。目的是剪除士族盘踞各地的势力，破坏其经济命脉，进一步的削弱士族势力，让其永世不得翻身。现在的党争其实还好，相对比较文明，像是一场拳击比赛，比较默契和守规则。而古时候的党争，就是一场生死决斗了，党争面前无黑白对错，也没有什么底线一说，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决斗。如晚唐牛李党争，明末阉党与东林党，所以在黄巾军不敌卢植时，宦官集团马上陷害卢植，让其差点被判死刑，同时还想弹劾朱儁，但被司空张温劝阻。联系到上文的党锢之祸，可见此时的党争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了。
黄巾之乱其实就是皇权，宦官集团，清流士大夫之间的权利角斗场，皇帝宁愿放任瘟疫横行，流民四起也要打击官僚士大夫，士大夫希望借黄巾之手接触党锢，重返国家权利中心，宦官则是不择手段要从物理上直接清除士大夫这个政敌，但这三方势力没有一个会让黄巾这颗棋子变成棋手。
公元184年（甲子年），张角相约信众在3月5日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兴兵反汉，可是在起义前一个月，张角一名叫做唐周的门徒告密，供出京师的内应马元义，马元义被车裂，官兵大力逮*信奉太平道信徒，株连千余人，并且下令冀州追捕张角。由于事出突然，张角被迫提前一个月在二月发难，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张宝、张梁分别为“地公将军”、“人公将军”在北方冀州一带起事。因为地方上士族不合作，宦官亲信又缺乏根基，无力组织起有效反抗，他们烧毁官府、*害吏士、四处劫掠，一个月内，全国七州二十八郡都发生战事，黄巾军势如破竹，州郡失守、吏士逃亡，震动京都。
汉灵帝无奈不得不解除党锢，是党锢之祸一直被禁锢的士人们被朝廷召回，重新予以重任，中央军权下放地方，允许各州县招募并将，镇压黄巾。当年11月，皇甫嵩攻灭的最后一股黄巾主力，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黄巾叛军就此剿灭，仅仅历时九个月。
而黄巾军主力虽然已被剿灭，然而盘踞于各方的小股黄巾军却依然活跃，跨州连郡，东汉政府难以剿灭。四年后，黄巾余部再度起义，二月，郭泰等于西河白波谷起事，攻略太原郡、河东郡等地。四月，汝南郡葛陂黄巾军再起，攻没郡县。十月，青州、徐州黄巾贼又起，攻略郡县。十一月，汉廷派遣鲍鸿进讨声势最大的葛陂黄巾，双方大战于葛陂，鲍鸿军败。为了有效镇压起义，灵帝接受太常刘焉的建议，将部分刺史改为州牧，让其拥有地方军、政之权，以便加强地方政权的实力，更易控制地方，有效进剿黄巾残部。正是因为朝廷讲权利的进一步下放，导致地方拥兵自重，地方长官的权威性已经远远超过朝廷，彻底改写了东汉格局，自此两极反转，士族的春天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