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孙权称帝后，曾追封其兄孙策为长沙桓王。对此，《三国志》作者陈寿颇有微词。
陈寿认为孙策有定鼎江东之功，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崇，在义理上显得过于吝啬。
割据江东，（孙）策之基兆也，而（孙）权尊崇未至，（策）子（孙绍）止侯爵，于义俭矣。--《吴书 孙讨逆传》
客观评价，孙权赐予孙策的封号确实配不上他的功绩与地位。但事件背后，涉及到复杂的政治因素。
其一是统绪问题。
孙策是孙坚的嫡长子，孙权又以“兄终弟及”的形式上台，因此对孙策地位的安排，关乎东吴的承继统绪。
其二是孙策与江东大族的关系问题。
在征伐江东的过程中，孙策“诛戮名豪，威行邻国”，吴郡、会稽大姓屡受迫害。在此背景下，如果过分尊崇孙策，无疑会使江东大族心生疑惧，破坏孙权的统治基础。
以下从“统绪问题”与“封号隐喻”两方面，论述孙策头衔所反映的历史背景与政治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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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绪问题孙策未能被追尊为皇帝，最主要的原因便是统绪问题。
孙策“转斗千里，尽有江东之地”，论功绩，他当然配得上皇帝封号，但最终却仅得王爵。毫无疑问，这是孙权刻意打压所致。
孙策为人，明果独断，勇盖天下……转斗千里，尽有江南之地。--《傅子》
讨逆（讨逆将军孙策）继世，廓定六郡。--《江表传》
有趣的是，孙权称帝后（229）追封孙策为王，却追封孙坚为帝。
（孙权）追尊父破虏将军（孙）坚为武烈皇帝，母吴氏为武烈皇后。--《吴书 吴主传》
孙权追尊孙坚为武烈皇帝
实际孙坚终其一生，也未能建立基业；而且孙坚的活动区域，早年在淮泗地区（即徐州与扬州江北），后来在荆州与豫州，与江东联系极少。
因此从严格意义上看，孙坚对东吴政权的奠基工作没有任何直接贡献。他被追封为东吴皇帝，在法理上其实是不能服众的。
孙权追封孙坚为帝，无疑是为了强化自己的法统；但孙坚的嫡长子仅被追封为王，又显得十分荒唐。
如果按照宗法社会的继承原则，孙坚的嫡长子孙策一系，是无可争议的大宗继承人。
在意外遇害之前（200），孙策从未考虑过传位给孙权。彼时张昭等人甚至认为，孙权的弟弟孙翊，上台的几率都比孙权要大。
（孙）翊名俨，性似（孙）策。（孙）策临卒，张昭等谓策当以兵属俨。--《典略》
孙策最初的想法，是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孙绍。绍者，继承也。比如袁绍字本初，本初者，本祖初业，隐喻袁绍将要继承亡父故业。
（孙）权称尊号，追谥（孙）策曰长沙桓王，封（孙策）子（孙）绍为吴侯。--《吴书 孙讨逆传》
绍，继也。--《说文解字》
从某种意义上看，孙权的意外上台，与司马昭的上台是类似的。
司马师死时（255），其嗣子司马攸尚幼，因此权柄被司马昭代管。司马攸成年后，司马家族的继承权问题，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争议。
彼时司马攸与司马炎围绕储君之位，展开了激烈争夺。司马攸甚至一度占据优势。
初，文帝（司马昭）未定嗣，而属意舞阳侯（司马）攸。武帝（司马炎）惧不得立。--《晋书 裴秀传》
就连司马昭也不得不违心地表示：“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
（司马昭）自谓摄居相位，百年之后，大业宜归（司马）攸。每曰：“此景王（司马师）之天下也，吾何与焉。”--《晋书 武帝纪》
司马昭：此景王之天下也
这里需要注意，司马师的嗣子过继自司马昭，司马攸与司马炎甚至是一母同胞。即使如此，司马氏内部依然出现了严重的权力争斗。
景帝无子，命（司马）攸为嗣。--《晋书 齐献王传》
（王皇后）生武帝（司马炎）及辽东悼王定国、齐献王（司马）攸、城阳哀王兆、广汉殇王广德、京兆公主。--《晋书 文明皇后传》
因此，在孙策有亲生子（孙绍）的情况下，孙氏家族的统绪争夺，无疑会更加激烈。
孙绍成年后，承袭了其父的吴侯爵位。但“吴侯”的政治隐喻过于强烈，最终孙绍的吴侯头衔被孙权褫夺，改封上虞侯。
（孙权）封（孙策）子（孙）绍为吴侯，后改封上虞侯。--《吴书 孙讨逆传》
上虞县在会稽郡，可知是孙权刻意削弱孙策子嗣与“吴地”的关联。至于吴侯爵位，则被孙权收归囊中，赐予自己的直系子孙；最终由孙登的儿子孙英（孙权之孙），继承了吴侯爵位。
（孙登）子璠、希，皆早卒，次子（孙）英，封吴侯。--《吴书 孙登传》
在陈寿看来，孙策止于王爵，孙绍止于侯爵，显系遭遇打压，无疑是孙权的政治污点。
这种尴尬局面，其中固然有孙权刻意贬抑的因素，但也是外部环境导致的必然结果。
孙权代兄摄政，法理上很不稳固。孙权改元不称帝，称帝不郊祀，又多次发动大案（暨艳案、隐蕃案、吕壹案、二宫案），打击群臣，其实都是这种自卑心理的外在表现。
是冬，群臣以（孙）权未郊祀，奏议……（孙）权曰：“郊祀当于土中（指洛阳），今非其所，于何施此？”--《江表传》
郊祀当于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
东吴的统绪遗留问题，在孙权时代并未得到彻底解决。孙亮、孙休统治期间，对此问题也搁置不表。孙皓继位后（264）以谋反为借口诛*了孙绍的嗣子孙奉，孙策一系自此绝嗣。
（孙）绍卒，子（孙）奉嗣。孙皓时，讹言谓（孙）奉当立，诛死。--《吴书 孙讨逆传》
需要注意，孙皓上台之后，对待昔日政敌鲁王孙霸的子孙，并未赶尽*绝，仅仅是流放废黜；但对毫无瓜葛的孙奉，却必欲诛之而后快。
（孙）和宠稍损，惧于废黜。鲁王（孙）霸觊觎滋甚。--《吴书 孙和传》
孙皓即位，追（孙）和、（孙）霸旧隙，削（孙）基、（孙）壹爵土，与祖母谢姬俱徙会稽乌伤县。--《吴书 孙霸传》
这无疑说明，相比于孙和与孙霸（均为孙权之子）的内部矛盾，孙策与孙权的统绪之争，才是动摇国本的根本矛盾。
长沙桓王的政治隐喻孙策的“长沙桓王”封号隐喻极多，非常值得玩味。
其中“长沙”是封地，“桓”是谥号，“王”是爵位。
（1）长沙
长沙，是孙策头衔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意义在于剥离孙策与江东地区的联系。
长沙郡隶属荆州，不仅与吴郡、会稽毫无干系，与扬州都毫无瓜葛。
注：孙策出身吴郡富春，担任会稽太守。
孙坚昔日曾出任过长沙太守，不过孙策与长沙的渊源却并不深厚。
孙坚死后（191），孙策先与母亲吴氏客居徐州广陵郡江都县，又赴扬州九江郡寿春县依附袁术（194），之后率部渡江（195），平定六郡。
时太妃（孙坚遗孀吴氏）在江都，（孙）策遣（吕）范迎之。--《吴书 吕范传》
兴平元年，（孙策）从袁术。--《吴书 孙讨逆传》
从发迹路径看，孙策与长沙毫无关联。因此长沙的封地，实际是孙权为了淡化孙策与江东地区的联系，而刻意授予。
理由很简单。孙策平定江东的手段过分血腥，与扬州大族结怨甚深。
吴郡大姓陆康，吴郡名士高岱、王晟，吴郡太守许贡，先后被孙策诛*。会稽大姓周昕、盛宪家族也相继遭到夷灭。
至于地方豪强，诸如祖郎、钱铜、邹他、严白虎之流，更是被屠戮殆尽，鸡犬无余。
注：陆康事见《后汉书》，许贡事见《江表传》，王晟、高岱、邹他、钱铜事见《吴录》，周昕、盛宪事见《会稽典录》与《檄吴将校部曲文》。文多不载。
孙策的凶悍形象给江东大族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吴亡后（280），陆逊之孙陆机曾撰写《辨亡论》。在陆机笔下，孙权的形象是“成之以德”，孙策的形象则是“基之以武”，暴戾色彩十分浓郁。
吴桓王（长沙桓王孙策）基之以武，太祖（孙权）成之以德，聪明睿达，懿度深远矣。--《辨亡论》
孙策基之以武，孙权成之以德
在此背景下，孙权如果大张旗鼓地尊奉孙策，必然会得罪江东大族。因此孙策不仅得不到皇帝的封号，甚至连封地都被刻意选在了扬州之外的长沙。
有趣的是，孙策的庙廷没有设在长沙，而是设在了吴都建业（旧称秣陵，今称南京）。
《宋书》记载，孙策庙在“朱爵桥南”。古代爵、雀互通，朱爵桥即朱雀桥，在今南京市。
孙权于建业立兄长沙桓王府于朱爵桥南。--《宋书 礼志》
另外一处佐证，便是孙权病重时，曾遣太子孙和赴长沙桓王庙中祷告；孙和的行踪，又被孙鲁班的探子所监视。可知孙策庙就在建业城中。
吴主寝疾，遣太子（孙和）祷于长沙桓王庙。--《资治通鉴》
全公主（孙鲁班）使人觇视（监视），因言太子不在（桓王）庙中。--《吴书 孙和传》
由庙廷的设置地点，可知孙策的“长沙王”只是虚置。其子孙绍不可能继承“长沙王”的爵位，更不可能赴长沙就国。
换言之，孙策的长沙王，与孙奋的“齐王”，孙霸的“鲁王”本质相同，均为遥领虚封。
注：齐国在青州，鲁国在豫州，彼时均属曹魏。鲁国旧属徐州，光武时改属豫州，见《续汉书 郡国志》。
往深一些说，孙奋与孙霸是一字王，孙策是二字王，地位明显受到贬抑。
（2）桓谥
孙策的谥号是“桓”，按谥法：辟土服远曰桓，即开疆拓土之意。
桓本是美谥，但在东汉末年则不然。
汉桓帝与汉灵帝，彼时是昏君的代名词。蜀汉的刘备“叹息痛恨于桓灵”；东吴的陆凯则表示“汉之桓灵，大失民心”。
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出师表》
昔汉之桓、灵，亲近宦竖，大失民心。--《吴书 陆凯传》
先帝在时，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甚至连董卓都认为“桓帝无功德”，因此将其“威宗”的庙号褫夺。
二月辛酉，葬孝桓皇帝于宣陵，庙曰威宗。--《后汉书 灵帝纪》
是岁，有司奏，和、安、顺、桓四帝无功德，不宜称宗……皆请除尊号。--《后汉书 献帝纪》
在此背景下，“桓”的正面色彩也便遭到极大削弱。
同时代得到“桓”谥之人，还有张飞。可以侧面佐证这个谥号的特殊色彩。
（刘禅）追谥（张飞）飞曰桓侯。--《蜀书 张飞传》
实际以孙策的勋业和事迹考量，“武”或者“庄”是更加合适的谥号。辟土斥境曰武，屡征*伐曰庄。
但孙权刻意把“武”授予了孙坚，追封孙坚为武烈皇帝，因此断绝了孙策成为“武王”的机会。
（3）王爵
汉制，有王侯二等爵，“非刘不王，非功不侯”。实际执行时并未严格遵循此原则，再加上王莽、曹操等人的改制运动，导致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一度得到恢复。
汉兴，外戚与定天下，侯者二人。故誓曰：“非刘氏不王，若有亡（无）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汉书 外戚恩泽侯表》
汉制中的王，又分为同姓王和异姓王。在东吴政权中，孙策无疑是同姓王。
在同时代的诸多王爵中，曹操是汉廷魏王，孙权是魏廷吴王。二人都是异姓王，却得到魏、吴的美号。
从史源角度看，先秦时代的魏国雄于三晋；吴国则是泰伯、仲雍的后裔——论辈分，二人是周文王的伯父，地位尊贵，政治隐喻浓厚。
吴王与晋定公争长。吴王（夫差）曰：“于周室我为长。”晋定公曰：“于姬姓我为伯。”--《史记 吴太伯世家》
相比之下，长沙不过是偏僻小郡。
秦汉之交，长沙王吴芮由于实力最弱，侥幸躲过了刘邦对异姓王的清洗。
昔高祖定天下，功臣异姓而王者八国……唯吴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传号五世，以无嗣绝。--《汉书 吴芮传》
西汉中叶，长沙王刘发“以其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彼时的长沙被称作“卑湿贫国”，其不发达程度是可以想见的。
（刘发）以其母微无宠，故王（统治）卑湿贫国。--《汉书 景十三王传》
两相比对，可以清楚看到：
汉末三国的异姓王，分别得到“魏王”与“吴王”的尊贵头衔；孙策以同姓王之尊，却仅得到“长沙王”，而且还是虚封遥领。其背后含义，不言自明。
小结孙策的长沙桓王封号，既反映出特殊的时代背景，又反映出东吴的政治空气。
孙策诛戮江东英豪，与吴、会大姓的关系十分紧张；因此他的封地被安排在荆州长沙，这无疑是为了淡化他与江东的联系。
同时，孙权以小宗身份上位，对待孙策一系，便不得不多加提防。在此背景下，孙策仅得王爵；至于其子孙绍，则被进一步降格为侯爵。
在谥号选择上，孙权亦有所保留。“武”谥被赐给孙坚，至于孙策，仅仅得到“桓王”谥号。桓虽为美谥，但在东汉末年“桓帝失德”的历史背景下，无疑显得意味深长。
其实东吴的统绪问题，困扰了孙权终生，因此他对孙策的态度也显得十分复杂，既有尊重之情，又有排斥之心。
孙绍始为“吴侯”，后为“上虞侯”。这一爵位变化，可以充分反映出孙权的矛盾心理。
及至孙皓，昭穆疏远，心理负担减轻，孙绍之子孙奉也因此遇害。东吴的统绪问题，终于被后世之君以暴力手段终结。
孙氏兄弟一母同胞，也曾有过相亲相敬的美好时光；但在权力与私欲的作用下，孙权对孙策“尊崇未至”，孙权后裔则诛灭孙策后裔。同室操戈，乃至于此，徒令后世读者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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