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特·塞林格在与读者交流
1950年7月，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影响了几代美国人乃至全球读者，也让J·D·塞林格的名字永远地留在了世界文坛上。时值塞林格诞辰100周年，《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作品集中文版首次整体面世，当中涵盖了塞林格基金会授权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九故事》《弗兰妮与祖伊》《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四部作品，这也是塞林格作品简体中译本第一次在塞林格基金会的指导下结集出版。
据悉，《麦田里的守望者》沿用了已故翻译家孙仲旭的译本，而《九故事》《弗兰妮与祖伊》《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则采用了复旦大学教授、著名译者丁骏的译本，由塞林格的儿子马特·塞林格亲自指导修订。
日前，作为塞林格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一部分，译林出版社邀请了塞林格之子同时也是塞林格基金会负责人马特·塞林格先生访华，在北京、上海、苏州、南京、成都五座城市与中国作家、中国读者畅谈他的父亲。
对话
“他更愿意用作品来为自己辩解”
北青报：你第一次读《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什么感受？
马特·塞林格：我那时12岁，对我来说，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我的父亲，而不是某个著名作家。我读这本书的时候，首先感受到的是其中的幽默。那时我才12岁。那个秋天的英语课就是要学习这本书，但比较幸运的是，十年来每年都要讲这本书的英语老师选择在那一年跳过这本书。我刚开始以为这可能是因为我，但十年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害怕我指出他们分析得不对。
对我来说，霍尔顿是一个善良、敏感、充满爱心的人，但是这一切都隐藏在他的愤怒之下，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不符合他的理想。所以我马上就发现了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人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阅读这本书会有不同的感受，也得到了不同的启发，我认为这就是这本书的生命力所在，也是为什么它可以在全世界售出7000万册的原因。它所关注的东西是具有普遍性的，在人生很多不同的阶段，人们都会感到迷失、感到沮丧，这不仅仅是青春期才会出现的情况。
北青报：你会和父亲谈论他的作品吗？
马特·塞林格：其实我们很少聊他写作方面的问题，聊的就是很简单的父子话题，比如说周末的足球赛、晚上吃什么等。有时，当你成名之后，事情就会变得很奇怪，人们会随意歪曲事实，胡乱解读。而我父亲不愿意为自己辩解，他更愿意用作品来为自己辩解。因此，长期以来，这些误解不断发酵，越来越夸张。看到这些误解，我有时会觉得很可笑，有时又会觉得很生气。
“他整个人的底色还是乐观主义”
北青报：我能问一个比较俗的问题吗？在我看来，西摩是兄弟里面境界最高的，但是他为什么最后选择自*？
马特·塞林格：这绝对不是什么俗气的问题，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问题。说实话，在我父亲晚年的时候，他曾经跟我透露，他对把西摩写成自*的结局是有一点遗憾的。他觉得他当时这么写，有点像是一个年轻作家的炫技。
我父亲其实收到过很多读者的信，有些读者在信中表达过非常难忘、绝望的情绪，他们把《弗兰妮与祖伊》当成他们人生指南的书。这些信是我父亲最难回复的，但在信中表达自*倾向的人，我父亲非常关心他们，花了数十个小时在信中说服他们不要自*，努力给他们展示人生中会有多少令人兴奋的事情。我父亲像很多人一样，一直纠缠在对世界多些乐观主义精神还是多些悲观主义精神。他在智力上和思想上属于悲观主义的人，但他心胸如此宽广，以至于他整个人的底色还是乐观主义。
北青报：你父亲在创作时，有没有对哪个角色有偏好？或者说更希望塑造哪个角色？
马特·塞林格：没有，或者就算他有，他也没有跟我透露过。我阅读他的作品时，我可以看到他书中的每一个角色身上都有我父亲的某个部分，他们都是我父亲真实人格的碎片。一个作家写作的时候，他书中每一个人物都会有他身上的某一个特质，哪怕是他特质的对立面或他想象出的某种特质。所以说一个作家跟他的每个角色都是有关联的。
“他绝不是那种相信权威的人”
北青报：你父亲在家庭中是什么样的角色？
马特·塞林格：我只能说他就是我的父亲，而且我很爱他。他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对人充满同情心，他的心胸非常广阔。我觉得他就是我可能得到的最好的父亲的样子。
当然，你读过《麦田里的守望者》就会知道，我父亲是对世界有批判性的人。像霍尔顿一样，他对世界充满意见，希望世界变成更好的世界，希望所有人成为更好的人。他绝对不是那种相信权威的人，或者他自己也不是权威，他是一个很谦虚的人。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他认为每个人应该自己寻找问题的答案，所以当他给我建议时会比较委婉或比较克制。他有时候会通过他自己的经历，或隐隐约约用一些相关性的故事来表达，他非常不愿意直接跟人说你应该怎样做或你不应该怎样做。
虽然他不愿意直接给出什么建议，但是我们可以随时随地问他任何问题，不管是多严肃、多深刻的问题，他都会全心地把他知道的所有内容告诉我，有时我问他一个问题，他会花半小时回答我，我听时会偶尔觉得“好了、够了”。
北青报：他和其他家人的关系如何？
马特·塞林格：他总是很直接地承认，他不是什么完美丈夫，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至于我的姐姐，她在我们家庭中长大的经历可能跟我不太一样。她把她的经历写出来，她的那部分看法我自己是不赞同的，但是我也相信她有权对我们家、对我父亲有任何的看法。可能她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从我父亲、母亲身上得到需要的东西，她对此是有所不满、有所憎恶的。
我可能比较幸运，我从我父母身上都得到了我需要的东西。当然我相信，我姐姐至今也是爱我父亲的。而且我相信，对于我姐姐写在书中的内容，她现在有些后悔这么写，但是她有权对我父亲有任何想法。
“你读到的塞林格离真实很远”
北青报：作为塞林格的儿子是什么样的体验？
马特·塞林格：能成为我父亲的儿子，对我来说是一种荣幸，这跟他是不是名人毫无关系，我完全不在乎我父亲是不是名人。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很关心他人、很聪明、思想很深刻、很热爱学习、很热爱分享他思想的人。
北青报：在公众面前谈论父亲的感觉如何？
马特·塞林格：其实我很少在公众面前谈论塞林格。因为今年是我父亲诞辰100周年，我开始在公众面前谈起他，我其实并不喜欢这样，因为他自己从来不在公众面前说什么，真正了解他的人，包含我在内，可能只有三四个人，我们也不在公众面前说关于他的事情。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过的一样，人们从书里、媒体上、维基百科中或传记里读到的他，离真实的塞林格非常遥远，那些文字充满不真实的东西。而我不去说点什么，我不去给大家展示离真实塞林格更近的塞林格，那是很遗憾的。
观察
“隐居”但并不神秘
3月23日、24日这个周末，在北京，很多年轻读者因为塞林格聚在一起。因为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之后完全隐居，他的人生变成一场谜题。
3月23日，在大悦城晓岛阅读空间，塞林格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现场挤满了人，活动以史航的提问“你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开场。在大家印象里，这位作家当真是“非常神秘”的。而塞林格的儿子马特·塞林格说，父亲之所以选择隐居，是因为他是一个真正想要过纯粹生活的人，而他在现实生活中也有格外可亲的一面。
“对我来说，他真的一点儿也不神秘。对于他的许多朋友、家人、邻居来说，他也不神秘。隐士，只是媒体从一开始就贴在他身上的标签，因为他们不了解他。”活动现场，马特·塞林格说：“我父亲也是一个友善、慷慨的人，他在邻居需要帮助的时候会伸出援手，有时候我自己的朋友也会到我家来玩，这些朋友还会带自己的父母来，因为这些父母总是对我父亲感到好奇。而我父亲对他们也非常友善、大方。有时候，那些想省事的媒体会直接给他贴上一个标签，说他是隐士，将他边缘化，而不去深入了解他。”
远离人群让他变坚固
3月24日，在清华大学新水利馆，作家格非、李洱、飞氘与马特·塞林格展开了深入对谈。这场对话的关键议题之一是作家的隐居。作家格非讲到自己曾有一段时间每天下午独自去圆明园散步，坐在水边看鸭子。
“我在想，为什么这样的景象让我特别着迷，我很快想起来，是塞林格在小说里写到中央公园的鸭子。”他所说的独自一人的状态，或许和塞林格的隐居生活有些相似。在格非看来，作为一个作家，塞林格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真的去隐居了。“他没有在获得成功以后，就去过他所批判的充满了陈词滥调、虚伪、装腔作势的生活。他远离人群，然后使得这样一种理念，让作家塞林格经得起推敲，让他变得坚固。”
在清华的活动现场，马特·塞林格再次谈到他父亲的隐居，以及他父亲身处的美国文学世界，“很多作家，他们对自身很看重，一起去参加鸡尾酒会、玩扑克。这个‘文学圈’与媒体的反映不太一样，当时社会已经变成非常看重名声、非常看重名人效应的社会。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文学圈，让我父亲选择了拒绝，选择去过隐居的生活。但他的这种拒绝在很多人看来，简直是当面甩了一个巴掌。正是因为这些媒体和作家感觉被塞林格拒绝了，所以他们尽力地用各种方式去批评我父亲的选择。其实我父亲感兴趣的是更深刻、更有意义的东西。他想离开，想拒绝城市里带来的那种干扰，期望在一个平静的、安静的、美妙的环境里去写作，他想要做的是进行深刻的思考和学习，而他也真的做到了。”
文/本报记者 张知依
统筹/满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