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A.C. 格雷林 著 译/ 吴万伟 肖志清】
17世纪中只有三年是没有战争的：1669年到1671年。1610年是几乎没有战争的年份，除了几支庞大的军队在挺进中发生了零星的交火之外，并没有演变成普遍的冲突。1680年到1682年，公开战争局限于欧洲远东地区，俄罗斯在与奥斯曼帝国作战。但是，在这个世纪，每隔一年就有一场战争，所有欧洲大国都卷入与一个或者多个国家的战争，通常是作为联盟的成员，或者是与国内其他派别进行的内战，这些战争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因此，战争是当时的常态；战争是壁纸。战争中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十分巨大。
这个阶段的战争投入并不能通过部署的军队数量来粗略估算。17世纪中期之前，很少有超过五万人规模的军队。而今天，这个数字不过是一支现代陆军两个师的兵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主要交战方动员的兵力都让这些数字相形见绌：俄罗斯军队有1200万人，德国军队有1100万人，英国军队有890万人，法国军队840万人，奥匈帝国军队780万人，意大利军队560万人，美国军队440万人，土耳其军队280万人。这些都是规模庞大的军队。当然，不是所有军人都携带武器或在战壕里作战，那场战争的后勤要求庞大的在编人员在战线后方工作以便为前线供应物资。
凡事都是相对的：17世纪时，欧洲的人口相对来说也少得多。1600年，英国人口是400万，法国人口是2000万，整个欧洲的人口大约是7800万人。此后并没有增加很多，到了17世纪末，人口仍不到8300万人。
17世纪的冲突中军队人数相对较少的主要因素是军队后勤问题，比如装备、服装、住房、粮食、训练、运输和指挥等等。军队行动时，粮食供应和交通运输通常由沿途地方供给：这样的结果是军队像大批蝗虫般降落到城镇和乡村，不对对当地经济造成破坏，而且对当地社区机构及其农田造成损害，民众也跟着遭殃。强奸和掳掠司空见惯，在敌国领土，士兵的残暴行径罄竹难书。三十年战争的最恶劣事件就是前文描述过的1631年马格德堡劫掠。
17世纪国家军队的规模是个明确标志，代表着他们所服务的国家的命运。在1600年，西班牙整个帝国中拥有军队20万人，当时分散在从中南美洲到意大利和荷兰等众多地方。一个世纪之后，其陆军不足规模最大时的四分之一，事实上曾经一度下降了很多；有人描述说在1640年葡萄牙人叛乱时，西班牙在伊比利亚半岛本地招募1.5万人的军队都困难重重。在1600年到1700年的同一个阶段，荷兰自由省的军队从2万人增加到10万人，法国路易十四当权的高峰时期，军队规模从8万人增加到40万人；英国军队从3万人增加到9万人（它比荷兰更加依靠强大的海军），俄罗斯的军队则从3万人增加到17万人。
路易十四当政时法国军队人数激增，这是导致欧洲几乎所有军队都在这一时期大幅增加军队人数的主因。有些历史学家提到法国军力的快速增长是导致英国也成为军事强国的原因，但是更大的可能是英国内战自身的原因，因为内战中双方都有14万人的军队，这方面的影响不容小觑。来自荷兰的英国国王威廉三世在1690年战争中投入了9万人的军队。
那时，人们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组织严明，国力强大，它就能动员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参军。这是国家财政被中央政府掌握和应用的反映，除了现有人力和国民意愿之外，金融当然是关键因素之一。更高的征税效率以及因税收而增长的财富是军队规模扩大的支撑因素，当时的国际局势同样需要国家拥有更大规模的军队。政权的税收要求行政机器来管理，这台机器的本质和效率与筹建和管理庞大军队的机器就有了可比性。
另外一个大变化是战争艺术本身以及可使用的武器。1600年，唯一拥有常规陆军的国家是奥斯曼帝国。正是奥斯曼帝国的威胁让欧洲各国意识到有必要拥有组织严密的军队。渐渐地，传统的军队模式和封建制度被新组织形式取而代之。在英格兰，从中世纪开始，每个男人都得服兵役和练习射箭，但是，新世界秩序的要求使这种备战方式缺乏效率。在人口和领土迥然不同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主要由雇佣军构成，早期时他们是在夏季战争季节开始时受雇参战，到了秋季时拿报酬解散。到了17世纪，这样的做法已经被视为代价更高，效率更低；人们意识到支付整个冬天的军饷维持训练有素的军队比每年征兵和遣散士兵更划算。
训练军队要求纪律；纪律以及对国家或者国王的忠诚导致了军队制服的出现；事实上，军装代表了维持军队成本的节约，因为它们能够按照统一模式大批量生产。为此，武器生产也必须标准化。国家成为服装、机器、武器、粮食、马匹、马车、帐篷等众多物资的买家，从而加速了欧洲经济中商业、工业、贸易方面的变化。
军队训练、装备和管理方式变化的一个突出例子足以说明17世纪的战争局面在这方面造成的巨大差异。这个例子就是17世纪初荷兰执政官纳赛公国的莫里斯（Maurice）。他在堂兄弗里斯兰省执政官威廉·路易斯（William-Louis）帮助下对联合省的陆军进行了改革，最终帮助荷兰战胜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并使得荷兰永久性地一分为二。
莫里斯和威廉·路易斯对罗马军事方法重新发生了兴趣并颇为关注，他们将这些方法应用在自己的军队训练中。其中有些实验失败了，比如要求步兵携带盾牌。其他实验则取得了成功：像罗马人曾经做的那样，训练军队挖战壕不仅证明在战场防御中非常有用，而且在严格训练的帮助下，对军队纪律和团体精神（esprit de corps）也非常好。他们还考虑了战术和战略问题，使用大量模范士兵来讨论军队部署配置问题。他们将装备尤其是武器标准化，将步兵团的武器减少到仅仅两项：长枪和火绳枪步兵团一般分为若干军团，在冬季营地继续训练过程中参加模拟战争。
更重要的是，莫里斯和威廉·路易斯非常迅速地引入他们认为能够带来实际用途的技术革新。其中一个重要的工具就是望远镜。据说莫里斯是第一个爬上教堂塔顶通过望远镜观察敌军的指挥官。他的军队拥有第一个真正实用的定时引信，用于延迟炸弹爆炸，因而最早拥有手榴弹。他下令骑兵装备最近刚发明的马嚼子（curb-bit）以便更好地控制马匹，马嚼子的杠杆活动原理是通过同时在马头上的柄和链在马嘴的若干不同部位发挥作用的。年轻时，莫里斯受到数学家和工程师西蒙·斯蒂文（Simon Stevin）的指导，上任之后他聘用西蒙·斯蒂文设计堡垒，并请他在莱顿大学创建新的工程系，让他担任陆军军需主任。
图片来源：http://socrates.leidenuniv.nl
但是荷兰军队的技术和组织方面的领先优势并没有保持很长时间。其他国家很快跟风赶上，17世纪见证了很多进步。瑞典在火炮技术上赢得优势，路易十四当政时期的法国采用了刺刀，尤其是套在枪管外的套筒型枪刺（socket-bayonet），随着这些进步的出现，应对策略和防御工事也相应不断重新评估，其结果是促进了军事技术的更大发展。有些国家落在后面；就在18世纪的头十年，撒克逊军队仍然装备长枪。但是，战争的紧迫性并不允许很多军方人员仍然对其他军队的技术和技能进步一无所知；在危险的年代，军备竞赛一直是其典型特征之一。
欧洲这些发展的后果是当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在世界各地遭遇民众时，他们在设备、火力和军队组织上的巨大优越性使其征服变得轻而易举，即便出现同等条件的抵抗的话。这个教训很早之前就在新大陆被西班牙人学去了。
或许最伟大的战争革命就发生在海上。直到17世纪，桨船海战的进步一直非常缓慢。局限于地中海的桨船海战在古典时期就开始了，这种方式持续了几个世纪一直到1571年的勒班陀战役（Battle of Lepanto），这是最后一次桨船大战，见证了奥斯曼帝国沿着地中海北岸领土扩张的终结。
在第一个伟大探险时代，跨越大西洋和环绕世界航行的船只是效率很低的小船；在16世纪末的海上冲突中，少数几艘专门订做的战舰在散乱的商船护航下匆匆驶入海洋战场服务，上面配有一些临时性的装备。这就是1588年伟大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它在英国海岸附近被英荷联军和恶劣天气打败。海上的大部分战争都是私掠者抢劫商船引起，私掠者行为和纯粹的海盗之间并没有多少差别，虽然前者的很大部分得到官方的批准。
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英国船只的高效率，一直被归功于高超的造船工艺和女王伊丽莎白海军主力舰的设计。它们比西班牙大帆船更快捷、更灵活，与此同时却能携带更重型的火力。其模式是第一对竞速型战舰，1570年下水的“远见”号（the Foresight）和1573年下水的“无畏”号（the Dreadnought），尤其是后者。大帆船设计中独有的高前甲板和后甲板被拆除，因此有了“竞速型建造”（race-built）的描述——这样不仅在外观上而且在实际上都变成圆滑的流线型，风力阻力更小，船顶重量更轻，这样运行速度更快，也更加灵活。
这在1588年与无敌舰队的作战行动中发挥了作用，英国战舰能够首先攻破西班牙舰队。一位研究海军的历史学家写道“远远胜过它们”，英国战舰追击被驱散的船只进入北海，因为它们试图沿着英伦三岛北部海岸逃跑。在那里，他们遭遇了严重的暴风雨，这使得西班牙很多战舰被吹至苏格兰和爱尔兰海岸。
这些创新连同17世纪大帆船向快速战舰的设计转变是国家的海上利益扩张的必然伴生物。但是，真正改变海战面貌的因素出现在17世纪后半叶——英国和荷兰之间的三场战争。发生在1652年和1654年的战争完全是在海上进行的，它由若干重大战役组成，这些战役向双方都展示了他们需要完全根据目的专门建造的舰队，上面的水手要经过专门的训练。从那以后再没有雇佣或者强迫商船为军队服务的情形了。
在英国，一支稳定的海军军官队伍建立起来。大型战舰不断建造出来，虽然仅仅能够在夏季月份作战，但因为效率非常高以至于小船已经从战线上消失了。海军的后勤保障要求比陆军的要求更高，人员、设备和粮草都不能等海军已经到了海上的时候再供应，因此必须组建高效的、以陆地为基地的基础设施以确保海军一旦启航就能充分运行。
第一次英荷战争，图片来源：www.rijksmuseum.nl
这场变化的后果影响深远。在英国，上个世纪已经建立起来的木工业、造船业、帆布、钉子、齿轮制造、橡树林的保护和管理以及其他方面，如今有了更大规模的发展。从17世纪中叶开始英国一直维持了庞大的海军，而应对海军需要而繁荣起来的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清单长得很。在共和国时期（1649年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后英国进入的时期——译注）海军在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的管理之下，在王朝复辟后，海军是在塞缪尔·皮普斯（Samuel Pepys）的管理之下。到了这个世纪的最后十年，荷兰舰队被纳入在国王威廉三世领导下的皇家海军，英国海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队。
从1688年英国革命直到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敌对状态不断出现，其中皇家海军发挥了核心作用。预示冲突本质的是这个事实：当国王威廉三世来到英国继承王位时，带来了100艘战舰和400艘运输舰组成的舰队，上面载着1.1万名步兵和4000名骑着马的骑兵。几天后，路易十四宣布对英国作战以支持詹姆斯二世的主张，随后发生了一系列的海战，4年后英国在拉乌格战役（the Battle of La Hougue）中取得最终的胜利。英吉利海峡两岸两国海军的对抗因此决定了接下来这个世纪以及以后的世界走向。
17世纪接连不断的战争状态促使了陆军和海军的发展，就这一情形而言，两大因素是至关重要的：除西班牙之外的欧洲主要国家的财富增加以及国家官僚体系的权力和效率不断提高。后者因为筹措资金为军队作战提供支持而成为必要，而战争中的后勤供应改善了国家机构的工作效率，它们必须应对涉及到的复杂问题。
指出这一点有其特殊意义：它显示了现代国家机构的出现是由军事紧急情况促成的，或者至少这些在现代国家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战争和紧急状况对卷入其中的个人提出了发挥创造力的要求，这不仅直接明显地体现在与武器和战术相关的方面，而且还体现在战争前线大后方看似非常遥远的作战指挥室和工场车间等领域。现代行政制度的形成源于军事发展的观点是由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在研究1560-1650年的瑞典时首次提出的；虽然尚有争议，但笔者仍然有充足的理由推荐这一观点，这是理解现代世界观如何形成的另一原理。这是一个不仅涉及到官僚体系而且涉及到它所服务的政治秩序的问题。
本文选自A. C.格雷林 著 吴万伟 肖志清 译《天才时代：17世纪的乱世与现代世界观的创立》（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12月15日），第18章《战争与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