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之所以能在群雄竞逐的汉末乱世里所向披靡、连战连胜，其最大的“法宝”便是他“挟天子以讨不臣”的战略。这一点就连曹操的对手都佩服他。不过， “挟天子以讨不臣”只是曹操对外战略中“硬”的一手。他还有“软”的一手，可谓运用得炉火纯青、出神入化。那就是他“借天子以纳人心”的战略。
东汉末年，汉室天子虽已权势衰落，但它的正统名分还在，汉室王朝四百余年的积威之势还在。想当年一代枭雄王莽诡计多端，谋权篡位，最后落了个身死族灭的下场；而横绝一世的董卓，不也照样不得善终吗？汉室的正统和法统，绝非那些割据一方的诸侯所能比拟的。所以，各地名门世族都以汉室旗帜为自己立身行道的根本。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即使是皇甫嵩、朱儁、张温等战功累累的名将能臣，其才能都在董卓之上，但汉廷一纸天子的诏便能让他们“趋之若鹜而不敢滞留”。况且似袁绍、袁术、曹操、刘表等后起之秀，其资源才略远不及那些名将。
曹操喜迎汉献帝刘协，抢占先机，定都许县，把东汉小朝廷初揽入手。但他彼时只被汉献帝授予司空之职，屈居于太尉杨彪、司徒赵温之下。曹操也不得不顾及名门望族的看法，不好公开利用自己司空府的旗号收买人心。而且，司空府这个旗号的含金量实在有些低，朝野间很少人能瞧得上。
建安六年（公元201年）曹操以司空府的名义去征辟河内青年名士司马懿，司马懿就敢称病不起；到了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升任丞相、独揽大权，这时候再去征辟司马懿，他就乖乖地来了。
曹操尚未独揽朝纲之前，他只能通过汉献帝的首席重臣荀彧所掌控下的尚书台，运用天子的名义来大张旗鼓地招揽人才、收纳人心。他是如何一步步做到的呢？
第一，汉献帝拱居于许都，这本身就是一个“吸引力之源”。
曲阜孔氏一族的代表孔融、西凉武人集团中的“拥汉派”代表段煨、原幽州名士之首田畴等人，都在汉室大旗的感召下不远千里地投靠过来。哪怕他们到了许都后会与曹操貌合神离，但至少他们不会依附在各个地方割据势力上与曹操为敌。
第二，以天子诏的形式征辟他所需要的各类人才。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左右，《三国志•魏书•华歆传》里记载：太祖（指曹操）在官渡，表天子征（华）歆。曹操借汉帝之手征召华歆的目的，显然是不想让他为江东孙氏效力，以此削弱江东孙氏的力量。而华歆也是听到诏令，立马前往，连孙策也不敢公然挽留。
另一位著名鸿儒王朗，身为东海郡王氏一脉的代表，也是一样，“太祖表征之，（王）朗自曲阿展转江海，积年乃至”（摘自《三国志•魏书•王朗传》）。曹操的这一做法，连孔融也非常赞同。正是在曹操的努力下，华歆、王朗都渐渐倒向了他的阵营。
由汉入魏的历程中，华歆、王朗便成了汉魏禅让的有力推手。魏国开基建业，华歆晋位太尉，王朗荣升司徒，成为曹氏政权中的中坚力量。
第三，以天子玺书的形式给予各地诸侯及其部下封爵赏官，以分化和瓦解对手内部势力。
官渡之战期间，刘表派遣自己府中的从事中郎韩嵩前往许都以观虚实。韩嵩临行之前便明言在先：嵩使京师，天子假嵩一官，则天子之臣，而将军（指刘表）之故吏耳。在君为君，则嵩守天子之命，义不得复为将军死也。（摘自《三国志•蜀书•刘表传》）果然，他一到许都，便被曹操借天子之诏拜为侍中之官，兼任零陵郡太守，并返回襄阳盛称汉廷、曹操的恩德，劝说刘表弃兵归顺。刘表迫于天子名义，反倒拿韩嵩无可奈何。而吕布为了获得正统的名号，也曾经派遣陈登到许都替自己谋求“徐州牧”的官爵。
第四，以天子名义，近攻而远交往。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初迎献帝于许县，意欲铲除近在肘腋的吕布和袁术，为断绝他们的外援，他以天子诏，命朔方的劲敌袁绍为大将军，满足他的虚骄之心，令他一时不好南下支援吕布、袁术。同时，他抽过身来，又以诏命公布天下，说吕布、袁术为逆贼，完全孤立他们，然后一一荡平。
综上所述，曹操就是靠着这个 “借天子而纳人心”的战略一步一步榨干了汉廷的法统力量，直至最终实现“汉魏禅让”的大业，把最后一批汉室的遗忠遗老也都收为己用，创造了继王莽建新之后又一改朝换代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