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本之争又称争国本，是明朝明神宗册立太子的问题，由于中国古代历来“太子者，国之根本”之说，所以被称为国本之争。
当时有两派分别拥护皇长子朱常洛与福王朱常洵（郑贵妃所生）争夺太子之位。
争国本的本质，就是万历要整顿官僚集团，让官僚集团真正听命于己，而官僚集团不让他整。万历争国本失败则是明朝组织路线彻底失控的开端。明亡倒计时由此开始。
明神宗朱翊钧图
对于一个政权来说，组织建设是力量源泉，组织解体是釜底抽薪。
虽然说中国历史上有422位皇帝，但是真正能做到乾刚独断，一言九鼎的却并不多。大部分的历史时期，皇帝与其说是领导国家意志，不如说是官僚集团的代言人，有的朝代，比如东汉，魏晋，两宋，甚至连开国之君都没能真正驯服官僚集团，反而对官僚集团相当程度地让步妥协了。所以，真正做到能让组织路线服从皇帝本人指挥，并实事求是地贯彻皇帝本人意志的帝王，两千年来也是屈指可数。
按照史实来看，大一统的汉人王朝中能做到上述要求的也只有，秦始皇，汉武帝，汉宣帝，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前期，唐宪宗，明太祖，明成祖，明宪宗前期，十位而已。虽然这样真正意义的“天下之主”在历史长河中不多见，但是每当这样的人出现时，他们就会通过整顿官僚集团来加强君权，并以集中在手的权力推动组织路线的建设，以高效的组织工具去推动实事进展和落实。这些都是一个王朝，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和延续的根本。
但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官僚们都是人精，他们有无数种办法绑架、扭曲、腐蚀皇帝的意志。要完成整顿官僚集团的历史重任，必须要有坚定的政治毅力和巧妙的政治手腕，非雄才大略的雄猜之主不能做到。有的皇帝压根就不想做这种事，一心只愿与官僚集团同流合污，如司马炎；有的皇帝有这样的野心，但在实践中受挫，与官僚的政治斗争，因为阻力过大，只得中途放弃，如万历。正因为如此，那些真正意义上的“帝王”才会这么稀缺。
就“争国本”事件本身而言，万历选择与官僚集团开战的题目太大导致进退失据，理论依据又不充足，导致孤立无援，以至双方相互僵持，沦为死局，最后只得放弃整顿。这是一个失败的案例。而相对的，汉宣帝在册立皇后，展开实际夺权的时候，选择的“故剑情深”的题目，就很成功。这个题目既给自己留下了进退的余地，也合情合理，容易争取大多数。从这里可以看出两者政治手腕的差距。
万历没能完成整顿官僚集团的历史重任。
在他之前，嘉靖精于权术，在赢得“大议礼”的胜利，肃清杨廷和等当权派之后，一直牢牢地把握着对官僚集团的主动权，所以虽然嘉靖本人不能算是励精图治的一代英主，但其对官僚集团的控制力还是值得称赞的。至于张居正时期，由于张本人执政手段强硬，通过考成法和内阁管理言官制，把官僚们治得服服帖帖，都得老老实实地去干活，虽然“夺情”时官僚们趁机躁动，但张居正一直都能控制住局面，并贯彻了其改革变法在基层的落实。（这里不讨论张居正变法到底是好处多是坏处多，只是说这一时期中央政策的执行力。）
明光宗朱常洛
与之前的时期相比，万历在面对官僚们时的窘迫和被动也就一目了然了。明朝中央真正失去对官僚集团的战略主动权就是从万历执政后开始的。在他之后的皇帝，也都没能完成整顿官僚，重塑威信的历史任务。这也就意味着组织路线并不能由皇帝本人直接控制和指挥，也就是中央失驭。所以明朝后来遭遇的困难也就不难理解了，如关宁军军阀化，中央对权贵征税困难等问题。毕竟一个国家的军队，物资就算再多，也需要皇帝本人通过组织手段去调用，而一旦组织不能真正服从皇帝的指挥，其实就相当于皇帝被一定程度地架空了。而在具体事务中，比如军事行动和财政收支，由于不能在一个统一的意志指挥下统一地展开行动，那到了基层必然是乱象丛生。
另一方面，失去组织控制和指挥力，中央政策的执行力也会大打折扣。这就意味着，虽然皇帝本人依然对官员握有生*大权，但在具体办事的过程中，官员们就会阳奉阴违，趋利避害，利用政策的漏洞为己谋私，同时又向老百姓转嫁政策的负担。这样的组织路线不可能让皇帝本人的意志在基层得到真正的落实，反而是事办得越多，篓子捅得越大，问题越来越多，而少数人的腰包却越来越鼓，老百姓的负担也越来越重。
基于这样的组织路线，明朝的崩溃就成了不可逆转的宿命，其最后的灭亡也就只是或早或晚的时间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