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3年，一代枭雄刘备在白帝城去世。死前，刘备将儿子刘禅与整个国家托付给了丞相诸葛亮，留下了“白帝托孤”的千古佳话，也将诸葛亮和刘备的君臣之情推向了顶峰。因此诸葛亮才会在《出师表》中动情地写道：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
可以说，刘备的嘱托给了诸葛亮无穷的动力。即使让他油尽灯枯，也要实现先帝兴复汉室的梦想。
但实际上，作为一代枭雄的刘备绝不是感情用事之人。戎马一生的他自然明白，人性是最经不起考验的。即使忠诚如诸葛亮，也难保不会学习曹操那样独揽大权。毕竟曹操一开始，也是汉朝的忠臣。因此，刘备用了两种手段，保证诸葛亮不至于东泉。
首先，刘备用道德手段“绑架了”诸葛亮。在病榻前，刘备对诸葛亮说：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这句话，直接给了诸葛亮合法夺权的名义。但实际上，刘备此举是以退为进，用道德的手段，逼诸葛亮在刘备面前表态，说明自己绝不会夺权。果然，诸葛亮痛哭流涕地回答：
“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当然，光“道德绑架”也是靠不住的。因此刘备在制度上留了一个后手，将尚书令李严任命为与诸葛亮同级的辅政大臣。不仅如此，刘备还给予了李严一个巨大的权力，那就是“统内外军事”。也就是说，蜀汉的军事力量掌控在了李严手中。形成诸葛亮负责政事，李严负责军事的双头格局。
刘备还未去世时，诸葛亮的权力实际已经相当可怕，他身兼丞相、司隶校尉，而且还录尚书事。由此在建安、章武年间，无论是先主登基之前还是之后，亦无论时局如何变幻，诸葛亮都一直在实质上牢固地掌握着蜀汉中枢的最高权力。若再让诸葛亮掌握军权，那和皇帝又有何区别？因此，刘备在临终前留了一手，将军权交给李严掌管，免得诸葛亮尾大不掉。
相对于诸葛亮，出身东州派的李严资历很浅，虽然官拜尚书令，但实际权力与录尚书事的诸葛亮有云泥之别。作为一个历官不过一郡太守、初为尚书令不过数月的人物，骤然大任加身统领全国军事，实在太突兀。但是刘备却给了李严一个合理的理由，那就是防御东吴。
自吕蒙袭取荆州，*死关羽以及陆逊在夷陵大败刘备之后，东吴便成了蜀汉的主要敌人。吴人不仅囤重兵与吴蜀交接的永安，而且还在蜀汉后方的南中地区兴风作浪，导致夷汉皆叛的严重后果。夷陵之战后，刘备曾亲自驻守永安，可谓天子守国门。
因此，以防御东吴为理由提拔李严，是合情合理的。而从荆州、东州、益州三大派系平衡的角度看，李严被并列为托孤大臣，也是大家都能接受的。
虽然刘备的计策很完美，但是计划总赶不上变化。在政治斗争的领域，李严实在太嫩，竟被诸葛亮三下五除二地打败。首先，诸葛亮派邓芝结好东吴，消除了他们的威胁。由此，李严驻守永安的理由就已经不成立了。其次，诸葛亮亲征南中，李严又没有理由不交兵。一来二去，李严的兵权很快被诸葛亮剥夺干净。所谓“统内外军事”，已经名存实亡。
由此，蜀汉从双头政治，瞬间过渡为诸葛亮大权独揽。甚至刘禅自己也说：“祭由寡人，政由葛氏”。
虽然李严被诸葛亮夺了兵权，但是其对诸葛亮的掣肘和制衡，仍然不可忽视。“白帝托孤”事件发生8年后，也就是公元231年，诸葛亮发动第四次北伐。在这场战役中，诸葛亮屡战屡胜，在卤城之战中击溃了司马懿的主力，北伐形势一片大好。
但就在此时，李严却以运粮不济为由，将诸葛亮招了回来。同时，李严还对刘禅上书，说 “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 。很显然，李严想以这种小聪明的手段陷害诸葛亮，让他北上畏敌怯懦之名。
但是李严这两下子哪能和诸葛亮相比？诸葛亮回到成都后，发现军粮非常充足，很快便意识到，这是李严的诡计。但是诸葛亮早有准备，他已经留下了李严寄给自己的所有书信。前后一对，发现李严所言前后不符。在铁证面前，李严无话可说，只能乖乖地被废为庶人。
从李严在第四次北伐中的种种表现看，他似乎就是刘备预留防备诸葛亮篡权的暗桩和锦囊。在第四次北伐中，诸葛亮高歌猛进，若让他再立军功、积攒威望，很难保证他不阴谋篡权。因此李严才会伪造军令，将诸葛亮召回，使北伐之功毁于一旦。
总而言之，刘备还是太低估诸葛亮的操守，留下了李严，最终毁了北伐的大好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