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们很少讨论一个军事帝国的内部结构性问题，但在一起浏览了从罗马到拜占庭的漫长历史后，对这个问题做一个简单的阐述就变得有其必要了。事实上，不管是一个帝国的总体大战略，还是局部战役的指挥，其预先设定的决策指挥，从中枢到下层的架构都是极其重要的，这决定了信息和资源将会被以什么模式分析、处理和决策。一个精干凝聚的中枢可以将每一份资源和力量充分的发挥出来，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一个混乱迟钝的中枢则会让大好局面也变得不可收拾，更不要说励精图治、锐意进取了。因此这一期我们将会拿公元6~8世纪的中国隋唐帝国与拜占庭帝国做对比，从而更好的认识这个问题。
权威-信仰结构的重要作用
我们以和拜占庭帝国同时代的唐帝国作为一个典型例子，很多人都会记得之前我们提到过中国历史中的一个很清晰的规律：中国历史中的军事对抗在9世纪之前往往表现为东西两大集团之间的军事斗争，西部的集团在绝大多数时间都取得了胜利。这是由关陇的天然地理优势在潜移默化中决定的。以此对照就会发现，安史叛军的军事地缘态势根本不好，他们并没有如高欢那样控制山西，其从根据地幽州地区到其生命线河北地区，再到南部的桥头堡洛阳地区，全线处于唐帝国的侧击兵锋之下，整体格局也就是好于连幽州也没有拿到的刘黑闼而已。可是战局却让很多人大跌眼镜，从哥舒翰的灵宝之败，到官军溃败的相州之战，明明占有着关中、河陇、巴蜀、江南、荆襄、岭南等地区的唐帝国在国力军力占有巨大优势，却打的无比窝囊和艰难，这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就在于此时唐帝国的政治中枢已经溃烂了。这背后的原因可以说是结构性的，相当复杂。
一个帝国要想维持其稳固绝非易事，强秦统一天下后不几年就倾覆，大隋帝国也在风光无限时，转眼分崩离析并被取而代之，可见仅仅是拥有了一些外在的军事或者经济力量也是远远不够的，一个内生的“权威-信仰”结构是帝国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主轴。换句话说，只有让看似一盘散沙的几千万百姓从上到下、从军到民，都在心里有一道槛一杆秤，自觉的维护统治秩序，比如说都欣赏和认同颜真卿、岳飞、文天祥这样的节义代表，都痛恨秦桧或者安禄山，都自发的认为帝国统治者最多是被奸臣蛊惑，希望仍然在前方，那么一个帝国的统治才可以用相对低成本的模式运行。反之如果都是如五代十国时期那样，每个人都是有奶就是娘，没有孝道、不重师长、不尊礼法、降叛无常，那么整个国家就会连基本的统一都难以做到，礼崩乐坏下也就只能沉沦于黑暗的泥沼。
可这样的权威-信仰体系的建立却又相当不易，每个人固然在读史书时会愤恨于乱臣贼子，可事情轮到自己头上时恐怕也会免不了反问一句：为什么我要自觉认同刘家、李家或者朱家的正统地位？难道不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难道我不应该一朝拿到军权就可取而代之么？
说回到唐帝国的时代，很多人没注意到其和宋朝的区别之一，就是唐代的中国还没有从汉帝国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垮塌中完全恢复过来，唐朝所谓的儒道佛三教共同繁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其实就是社会思想还处于混乱而已。而这三种思想体系都不足以解决重构“权威-信仰”结构的问题。佛教因为是外来宗教，首先被胡人所认同，并随着鲜卑等异族兴盛，但佛教显然是不适合作为与统治秩序伴生的意识形态主轴，而道教作为本土宗教虽然做着顽强的抗争，但其教义与文化较为混乱和孱弱，能忽悠住的上层知识阶层不断萎缩，而儒学自从汉代那个高峰过后，此时缺乏新的理论创新和整合，也处于低谷。综合看起来确实谁也无力真正帮助帝国重塑起稳固的信仰结构。而这种缺乏结构性支撑的帝国其实远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稳如泰山，其很多举措人人都可以看出不合理，但却是不得不为之。
于是我们发现，从创立八柱国为代表的军事贵族体系的西魏，一直延续到初唐为止，出兵时的统帅基本都是皇家宗室，不管是隋炀帝杨广还是唐太宗李世民，在做皇帝之前都曾独当一面率领重兵集团，这其实就是帝国统治缺乏合法性的情况下不得不借助于血缘来维持稳定性。
而从唐帝国初期过后，因为帝国的扩大以及结构仍未有效建立，从李世民到李隆基，全都不得不采取帝王权术来维系帝国，换句话说就是以阴谋和权力的运作为主轴，而这种结构注定是不稳定的。这在历史中首先就是表现为层出不穷的宫廷政变，玄武门之变就不用说了，还有像景龙元年，太子李重俊政变、李隆基和太平公主诛韦氏一族的政变、李隆基*太平公主的政变等，简直是让人眼花缭乱。而另一个表现同样可观：从李渊朝开始，唐朝太子几乎就没有能顺利登基的，李建成、李承乾、李瑛等等各代太子几乎就没有能顺利继位的，或死或贬，像那趁着安史之乱才终于争到皇位的李亨，之前做太子时不知道被打压的有多惨。这同样是因为权威-信仰结构的残缺，导致作为未来皇帝的太子和现任皇帝必然的出现了权力合法性的冲突，结果就是皇权的不稳定，皇帝不得不保持对皇族亲属集团的持续打压。可这样就使得缺少皇族支撑的皇权为了限制士族官僚阶层的权力，只能以帝王权术让他们陷于内部的残酷争斗，如李隆基几十年不停的贬斥屠戮其功臣，顶着明君的帽子也不断和武则天一样任用酷吏，而在安史乱后随着这种信仰结构的进一步坍塌，皇权最终还得借重宦官集团（本质属于皇帝家奴）的力量来进一步压制外部的文人集团和军人集团，如以宦官统领禁军，以宦官去巡查各地和监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