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19年12月，《关羽败走麦城》的战役结束，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确立。一个月后，曹操在洛阳离世，将他半生经营的汉室和魏国托付给太子曹丕。
曹操家族源自沛国谯县的豪族，他的父亲曹嵩曾任汉朝太尉。然而，相较于那些儒家经学世族，曹操仍被视为“赘阉遗丑”，并不属于正统的上层社会。
这样的出身决定了曹操的政治走向。如果他完全靠拢于儒家经学世族，并与他们融合，曹操的势力可能会消散，失去对他们的指挥权和建立国家的实力。
然而，如果在儒家经学世族之外培养一些政治力量，就能激发他们与儒家经学世族相互制衡的动力，曹操则可以居中调节，取得最大利益。
曹操对这个道理理应心知肚明。因此，他选择以法家思想作为治国理念，实行“揽申商之法术，改韩白之奇策”。他大力任用曹氏和夏侯氏的亲属作为统兵大将，对人才选拔要求唯才是举，“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
曹操的目标是通过具有统一标准的法家理念，制约儒家经学世族的影响，提拔自家亲属和寒门官员，以制衡那些儒家经学世族出身的官员。
在汉末乱世，曹操的政治路线可以说并非开创性，但至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选择。
然而，曹操去世后，曹丕很快修正了父亲的路线。由于曹丕缺乏数十年的军功声望，无法以强硬态度对待儒家经学世族，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必须与他们妥协让步。
因此，曹丕刚继任魏王时，在陈群的建议下颁布了九品官人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
九品官人法的初衷可能是为国家选拔人才设定标准，但从另一角度看，这项法令使得人才评选的权力集中在儒家经学世族出身的中正官手中。
这样一来，官员选拔的权力从魏王手中实际上转移到了儒家经学世族手中，陈群、司马懿等儒家经学世族大臣也开始迅速崛起。
此外，曹丕还发布命令：“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彻底终结了外戚握有政权的汉家传统。
因此，曹操的法家思想、宗室 寒门、与儒家经学世族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在曹丕时期被调整为儒家、远支宗室、儒家经学世族共享政权的格局。
虽然这种做法背离了曹操的政治路线，但对于曹丕来说，却是最为合适的选择。
公元226年，曹丕在驾崩前任命中军大将军曹真、征东大将军曹休、镇军大将军陈群、抚军大将军司马懿为辅政大臣。这四位辅政大臣中，两人是曹氏的远支宗室，而另外两人则是儒家经学世族大臣，意味着曹魏的政治格局正式定型。
曹丕的皇位由曹叡继承。当时，曹叡年仅21岁，与魏国群臣没有多少来往，因此，群臣对新皇帝了解甚少。为此，曹丕决定派侍中刘晔为代表进宫考察。
经过一天的长谈，刘晔和曹叡交流甚深。他出宫后表示：“秦始皇、汉孝武之俦，才具微不及耳。”这意味着，刘晔认为曹叡和秦皇汉武属于同一类型的人物，只是才能略逊于二者。
在汉末三国的混乱时期，这样的评价可谓相当高。事实证明，刘晔的评价并非空穴来风。
曹叡在位期间，蜀汉的诸葛丞相
二、曹叡执政时期，是曹魏国力最为强盛的阶段，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曹魏政权的先天不足也显露出来。
曹魏政权的两大支柱是远支宗室和世族大臣，这种二元对立的格局高度依赖于居中调度的雄主，而远支宗室在政务方面的表现，则极大地考验个人能力。这与贤愚不分，不论资贵都分封藩国的模式存在天壤之别。
一旦皇帝为庸才，或者远支宗室无法培养出人才，曹魏政权的政治格局就会崩溃，儒家经学世族必然会占据主导地位。
曹植对这一问题有所察觉，曾两次上书曹叡，一次提议自己进京辅助朝政，一次建议分封藩国，建立类似汉初磐石之宗的制度。
然而，这个问题，任何人提都可以，唯独曹植不能。
在曹操在世时，曹植就是曹丕的竞争对手，两人为争夺世子的地位曾爆发过激烈的斗争。曹叡看到曹植的上书，难免会怀疑，一会要进京辅政，一会要封国，你是不是仍有野心？
因此，曹叡拒绝了曹植。
曹叡的师傅高堂隆也察觉到了这个问题，建议曹叡：“宜防鹰扬之臣於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棋跱，镇抚皇畿，翼亮帝室。”同样建议曹叡重用宗室，分封藩国。
然而，曹叡可能出于历史惯性，亦或是过于自信，未听从高堂隆的建议。
从而，曹魏政权失去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时机。
如果曹叡寿命更长一些，或者远支宗室的人才不断涌现，曹魏政权或许能够维持更长时间，等到吴国和蜀国灭亡后，曹魏将拥有更为天然的合法性。
然而遗憾的是，这两个问题同时爆发。
公元223年，大将军曹仁病逝，公元228年，大司马曹休病逝，公元231年，大司马曹真病逝，公元232年，骠骑将军曹洪病逝，这些曹氏大将接连辞世，意味着曹魏在压制近亲宗室后，远支宗室也再无挑大梁的人选。
至于夏侯氏，在夏侯惇和夏侯渊去世后，便再也没有出现能够挑大梁的人才。
公元239年，年仅34岁的曹叡驾崩，皇位传给8岁的齐王曹芳，任命的辅政大臣中，一个是代表远支宗室的大将军曹爽，一个是代表儒家经学世族的元老重臣司马懿。
曹爽是大司马曹真的长子，凭借血缘关系，从小与曹叡关系密切。曹叡继位后，封曹爽为散骑侍郎、城门校尉、散骑常侍、武卫将军等官职，明显是刻意培养他的用意。
然而，曹爽存在一个问题——缺乏领兵作战的经验，毫无军功。
在汉末三国混乱的时期，将军职位不过是虚名，唯有领兵作战并立下军功，方能在军中真正树立威望，逐渐成为门生故吏遍布军中的大将军。
这样的大将军，才能真正守护曹魏江山。
而曹爽由于没有军功，因此缺乏统领曹魏全军的权力基础。
而司马懿却不同。
自公元224年，曹丕南征孙权时，留尚书仆射司马懿镇守许昌。经过数年的升迁，司马懿成为了曹魏权力中心的关键人物，成为地位尊崇的三公和大将军。他亲自领兵征战15年，门生、故吏、旧部遍布军中，这种履历远非一个简单的辅政大臣可比。
这使得司马懿不再是简单的辅政大臣，而是曹魏的支撑之柱、战无不胜的大将军，更是儒家经学世族在朝堂上的最高代表。
曹爽和司马懿的搭配延续了曹丕定下的政治格局，但雄主缺位、远支宗室的代表曹爽毫无战功，在曹魏政权的政治天平上，他们的分量显然太轻了。
因此，曹叡对曹爽和司马懿的搭配颇有感触，他嘱托道：“吾以后事属君，君与曹爽辅少子”，并让齐王曹芳抱司马懿的脖子，司马懿“顿首流涕”。
这一系列动作表明，曹叡已经察觉到曹魏政权的结构性问题，但由于时间不允许，只能将政权的兴亡寄托在司马懿的忠诚上。
对于一个乱世政权而言，这样的寄托本身就显得十分脆弱。而随后发生的事情，完全超出了曹叡的预料，曹爽和司马懿之间的斗争的激烈程度和深度，也超乎当事人的想象。
三、
根据正史的记载，曹爽被描绘为一个昏庸无能、沉湎享乐的辅政大臣，最终遭到正义大臣们的推翻。然而，这种说法可能是对曹爽的不公正描绘，甚至可能在“高平陵政变”后被人为篡改历史。
实际上，真正的曹爽是一位有理想和抱负的曹氏宗室。在成为大将军兼辅政大臣后，曹爽深刻认识到曹魏政权存在的根本问题，即政权基础薄弱、曹氏宗室孤立无援、九品官人法不合理，以及儒家经学世族在郡县中权倾朝野。
面对这一危机，曹爽决心清除弊端，拯救曹魏政权，并为汉末三国乱世找到一条出路。然而，要进行改革，必须建立一个稳定的班子。曹爽身居高位，却缺乏实质基础，如何组建一个强有力的班子呢？
答案是与曹魏明帝曹叡曾打压的“浮华党徒”深度合作，共同推动挽救曹魏的政治改革。
“浮华党徒”指的是一群出身官宦家庭、却并非儒家经学世族的年轻人，如驸马骑都尉何晏、散骑常侍夏侯玄、中书郎邓飏、尚书诸葛诞、度支郎中丁谧、黄门郎毕轨、给事中李丰等。这些年轻人初出茅庐，职务较为闲散，但却怀揣着新颖的政治思想（玄学），希望以此改变曹魏旧世界，推翻僵化的儒家经学世族，开创崭新的时代。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何晏、夏侯玄等人自发联合，通过评价人物激起舆论，不仅赢得了清高的声望，还能够影响朝廷大臣的地位，甚至左右州郡的九品选官。于是，在短短几年内，他们发展成为一个充满生机的青年政治团体。
然而，他们的做法违背了既得利益者的规则，对世族大臣来说，这群年轻人的政治活动威胁了他们在朝廷的地位和家族在地方选官中的权威。曹叡也认为，这个政治团体可能是自立门户的风险。因此，世族大臣和曹叡达成共识，于公元230年罢免了何晏、夏侯玄、邓飏等人的官职，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浮华案”。
这些年轻人继承了汉末党人的传统，试图以舆论和新思想改变弊政。尽管遭受严酷打击，但他们的出现标志着儒家经学世族作为汉末党争的胜利者，在乱世取得巨大利益后，迎来了更年轻的挑战者。
在浮华党徒四散的时候，曹爽与他们的关系一直较好。因此，曹爽成为辅政大臣后，撤销了曹叡的“浮华决议”，重新任命了何晏、夏侯玄、邓飏等同志，安排他们在重要职务上发挥作用：
“以何晏、邓飏为尚书，何晏典选举，毕轨司隶校尉，李胜河南尹。”
浮华党徒们获得了处理朝廷日常事务、人事安排、监察权以及首都地区行政权的权力。
与此同时，曹爽的兄弟们也得到了晋升：
“爽弟羲为中领军，训武卫将军，彦散骑常侍侍讲，其余诸弟，皆以列侯侍从，出入禁闼，贵宠莫盛焉。”
曹爽兄弟掌握了统领禁军的权力。
人事安排完成后，曹爽和新团队开始推动改革，准备清理儒家经学世族留下的弊端，完成十年前未完成的事业。
由于历史记载的缺失，目前仅在《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中保留了夏侯玄和司马懿的一篇问答。从中可以看出，曹爽和新团队的改革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首先，九品官人法成为儒家经学世族操控选举的工具，导致官员私门政治、世族不断膨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曹爽和新团队决定改革选官制度，削弱中正官的权限，将选官权力归于吏部，以重塑中央集权。
“官才用人，国之柄也。栓衡专于台阁，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闾巷，优劣任之乡人，下之叙也。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
通过将选官权力收归吏部，儒家经学世族无法随意扩大家族势力，世代官宦的传承也失去制度依据。吏部选官不必以门第为唯一标准，更能重视能力，因此，曹爽和新团队的改革基本契合曹操的唯才是举理念。
其次，乱世导致州郡权力过于庞大，损害了朝廷权威。因此，曹爽和浮华党徒们决定取消郡级政府，由州直接管理县。
“今之长吏，皆君吏民，横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摄，唯在大校，则与州同，无为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
通过这一改革，各县实力减弱，导致州县零散无力，州无郡政府的帮助，无法组织起各县。结果是，各州无法对抗朝廷，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得到强化。
最后，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财势显赫，生活奢侈。曹爽和夏侯玄等人决定改革服饰礼制。
“禁除末俗华丽之事，使干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复有锦绮之饰，无兼采之服，纤巧之物，自上以下，至于朴素之差，示有等级而已，勿使过一二之觉。”
尽管改革服饰礼制看似无关重要，实际上它重建了朴素风气，抑制了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的地位，减缓了人民对贫富差距的不满。这可谓一举三得。
曹爽和浮华党徒的改革最终目标是重塑中央集权、抑制地方势力、分解儒家经学世族。他们致力于将曹操的路线与曹魏的实际相结合，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因此，曹爽和浮华党徒可以被视为少壮改革派，而司马懿和儒家经学世族则属于元老守旧派。曹爽与司马懿的矛盾不仅仅是权力之争，还包括“曹魏何去何从”以及“汉朝灭亡后天下何去何从”的理念之争。
四、
实事求是来说，曹爽和改革派的政绩相当可观，特别是在选官用人方面，正史中有一些褒奖的记载。
在《晋书·列传·第十七·傅玄传》中，对此有所记载：“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 这表明何晏在选官用人方面的表现得到了一定的肯定。
同样，《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也有注释：“玄世名知人，为中护军，拔用武官，参戟牙门，无非俊杰，多牧州典郡。立法垂教，于今皆为后式。” 这里提到夏侯玄选拔武官方面的贡献，证明了改革派在这方面的成效。
这显示了改革是相当成功的。
为了继续推动改革，曹爽和改革派必须摆脱司马懿和儒家经学世族的干扰，全面掌握朝政，并用绝对权力实施改革政策，瓦解根深蒂固的元老守旧派和盘根错节的儒家经学世族。
为了排挤司马懿和儒家经学世族，曹爽必须赢得军功，积累巨大的威望。
因此，曹爽决定征伐蜀汉。
司马懿意识到，曹爽的出兵是对他的挑战，而儒家经学世族们也明白，曹爽如果成功，将对他们百年积累的家业造成巨大威胁。因此，司马懿，作为儒家经学世族和元老派的代表，一直在劝告曹爽不要发动战争。
曹爽了解司马懿的立场，却坚持要出兵，即使面临一切压力也不动摇。
可以说，蜀汉征伐的成败将决定曹爽和司马懿、改革和守旧的胜负，以及曹魏的发展方向。
在公元244年，曹爽任命夏侯玄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诸军事，统领关陇兵马。曹爽亲自率领七万大军前往长安，准备一举消灭蜀汉，取得仅次于曹操的军功。
原本曹爽和夏侯玄的计划看似完美，蜀汉丞相诸葛亮已故，蜀汉缺乏大将，而曹魏凭借雄厚国力本可轻松击败蜀汉。然而，战争爆发后，曹爽却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后勤粮草供应不足。
“是时，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
司马懿多年镇守关中，对关陇兵马的后勤供应一直无往不利。但在曹爽亲率大军作战的时候，后勤问题却突然浮出水面。
这引发了对司马懿是否有所阻挠的怀疑。曹爽的后勤困境以及武将郭淮在战场上的不利表现，似乎给了司马懿巧妙操作的空间。
在《三国志·魏书·满田牵郭传》中有一段记载：“正始五年，伐蜀，淮督诸军为先锋。淮度势不利，辄拔军出，故不大败。”
司马懿的亲信郭淮在曹爽伐蜀的先锋中表现出奇制胜的智谋，每次战斗不利时都迅速撤军，看似保持了实力的完整。
从维护晋朝正统的角度来看，郭淮的行为是为国家保留了有生力量，是国家的大功臣。然而，站在曹魏的立场上，郭淮临阵脱逃的行为与国家军队没有本质区别。而在战前，司马懿和郭淮可能达成了某种默契，提前商定了行动计划。
除了郭淮，司马昭也以夏侯玄的副将身份参与了伐蜀。司马昭的目的是方便指挥司马懿旧部，但实际上他不仅未积极参与战斗，还频频劝告夏侯玄撤退。
在司马懿切断粮草供应、郭淮和司马昭不配合的大背景下，曹爽的伐蜀战争以失败告终。曹爽试图通过军功排挤司马懿，推动改革的梦想也破灭了。
这场伐蜀的失败成为曹爽和改革派的重大挫折，却是司马懿和元老守旧派的巨大胜利。
公元247年，曹爽调夏侯玄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诸军事，节制关陇兵马。曹爽亲自率领七万大军到达长安，准备一举消灭蜀汉，期望建立令人瞩目的军功。
然而，曹爽在征伐蜀汉的计划中暴露了严重的后勤问题。司马懿通过对后勤的阻扰，使曹爽难以顺利执行战略。同时，他利用郭淮等人的配合，使曹爽的军事计划处于被动局面。
这一失败导致了曹爽和改革派的迅速衰落，而司马懿和元老守旧派则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伐蜀战争的失败成为曹魏历史中的分水岭，改革势力的衰落标志着元老势力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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