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堂与江湖——宋代诗学的空间》，[日] 内山精也著，朱刚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309页，39.00元
以赛亚·伯林尝区分两类认知方式：刺猬型与狐狸型。前者思绪集中，“凡事归系于某个单一的中心识见、一个多多少少连贯密合条理明备的体系”；后者思绪发散，“追逐许多目的，而诸目的往往互无关连，甚至经常彼此矛盾”（伯林《刺猬与狐狸》，收入《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25页）。内山精也先生的宋诗研究，近乎刺猬型。三十余年间，他的论述对象自北宋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诸家延展至南宋四灵、江湖派诗人，旨趣却一脉贯通。近来其部分论文，中译后集结成册，题为《庙堂与江湖——宋代诗学的空间》刊行（朱刚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下引此书仅标页码）。内山先生的学术风貌，于此足窥崖略。
书中首篇《宋代士大夫的诗歌观》，尤为提纲挈领之作。兹先以是为核心，旁参其他篇章，勾勒著者观念架构。
内山先生自言：力图“清理出有关‘士大夫诗人’的理想范型”（第5-6页），后文又论及“脱离了士大夫的理想范型”的四灵和江湖派（34页）。准确说来，此篇所讨论的，是某种诗人范型由士大夫向非士大夫阶层流转之迹。宋代士大夫崭露头角，始于仁宗朝，推动力在“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录取名额的增多”（第3页）。进士考科目对于政见、学养、文采皆有所要求，促使“官—学—文”三位一体型的知识人大量涌现。士大夫诗人的理想范型，即是兼具官僚、学者、诗人身份的三角结构（第7页）。官僚一端指向诗作的政治、社会维度，学者一端指向诗作的学问维度，诗人一端指向诗作的艺术维度。其中官、学两端，乃士大夫有别于普通诗人的特殊处。随着士大夫诗人群历时演变，三端迭相消长。消长之由，须从“围绕士大夫的作诗环境或者说言论环境”（31页）找寻。北宋后期党争加剧，士大夫处于高压之下，作诗不便直接表露政治、社会关怀，“官”的一角退居次位。为了“在诗歌中强调其作为士大夫的姿态”（24页），只有突显“学”的一角，黄庭坚及江西诗派由是而出。南宋自秦桧死后，言路稍开，加以面对中原沦陷，爱国题材天然拥有政治正确性，诗歌系心时事之风、或说“官”的一角衰而复振，“学”的一角退居次位，诗风趋向“放达和明快”（26页），南宋三大家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由是而出。
南宋后期，四灵与江湖诗人相继而起，除个别人物如刘克庄外，他们或沉沦下僚，或终生未仕，置身士大夫文化的边缘或界外，作风因之一变，写下许多“脱离社会、非学究式的诗篇”（33页）。“官”与“学”携手隐退，只余孤零零的“文”。必须补充一句，这并不代表诗艺上的极意求工。本书第十二篇指出：消解政治、社会关怀造成题材缩减、限于近体造成表达方式单一，都降低了门槛，使得写诗人口增长，诗作通俗化（303页）。“文”的一面，在此仅体现为一点小机智而已。
首篇所述，纲维略备，但也留有未尽之义，待后续篇章深化。就细节言，第五篇在南宋三大家中，比较陆游与杨万里，认为后者少写爱国题材，青睐缺乏学问底子的晚唐体，明诏大号，凡此种种，为四灵与江湖派导夫先路。“陆游更多地倾向于留在士大夫诗人框架之内，而杨万里身上却潜藏了从这个框架逸脱出去的倾向”（112页）。对两人诗史角色之异同，辨析更为细致。就整体言，首篇未遑揭出的，尚有一重要论题：两宋民间刻书业的迅猛发展。内山先生对此研究有素，他上一部中译论文集，题目便是《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朱刚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所谓“传媒”，即指刻书业。不过上一书侧重士大夫文学，还未下移至非士大夫文学，所论不若本书全面。本书第二篇讨论苏轼两度为官杭州诗作，指出元祐时期（1089—1091）作品，常次熙宁时期（1071—1074）作品之韵，或援用后者诗语。究其原因，熙宁诗作早有坊刻本《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出售，在同时代广泛流播。苏轼可能切身体会到其影响力，故在后一任期，“自然地想起并运用起这种在他之前不存在的创作手法”（58页）。简言之，刻书业介入了士大夫诗人的创作过程。及至南宋，书商陈起编刊《江湖小集》，陆续推出江湖诗人，介入程度更深。陈氏非士人，而亲自操刀编选，并且“为了制作出畅销诗集，对著者提出的要求越来越多”（199页）。如果说士大夫和民间刻书业相遇，大体属于被动状态；那么非士大夫则与之更多即时互动。
内山精也：《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
综观上述架构，若干节点，承继之迹宛然。北宋经由科举造就新型士大夫，呼应内藤湖南的“唐宋转型”说（内藤湖南：《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收入《东洋文化史研究》，林晓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103-111页），本书第九篇引之（215页）。南宋后期诗人的非士大夫化、平民化，呼应吉川幸次郎之说（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第六章第一节，收入《宋元明诗概说》，李庆等译，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138页），本书第十一篇引之（280页；其余或明或暗引吉川氏论点处甚多，参看92、99-100、221、255页）。吉川氏著作，一度流行于美国汉学家间，逐渐构造出与内藤氏不同的“（南）宋元明转型”说（譬如可参看Paul Jakov Smith, Richard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Press, 2003）。两说看似互不相下，却和谐共存于内山先生论著之中。盖因所异无非两期变化，孰为本质性的，这是一个价值判断。然而两期皆变化显著，却是一个事实。倘若悬搁价值判断，单考察事实，则两期变化，未尝无声气可通。即以文学创作而论，内藤湖南所揭示的中唐以降贵族性文学向庶民性文学转移态势（内藤湖南：《东洋文化史研究》，110页），与吉川幸次郎所揭示的南宋文学平民化走向，便若合符契。此外，内山先生抽绎宋代士大夫理想范型，归于“官—学—文”三位一体，也早由王水照先生提出（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27页）。本书意义则在于，将这些不尽相涵的观点，融贯成一套自洽系统，用以研索诗史现象，得出不少具体见解。
内藤湖南：《东洋文化史研究》
这套系统的轴心，乃是“理想范型”。“范型”一词，原文为“モデル”，对应“model”，也可译作“模型”。内山先生有意识运用这一工具，分析两宋诗人，方法颇引人注目。今就此作一讨论。
宋代诗人的理想范型，在士大夫与非士大夫之间移步换形。这两阶层之分，构成论说的基本前提。内山先生给“士大夫”所下定义，是“科举出身的官僚”（第6页），不包括“从事举业的书生和累举不第者”（219页注①）。他区别两个阶层，纯以中举与否为准。可是，方从事于举业者，身份虽为布衣，思维与知识的养成途径，却同中举入仕者并无二致。沟而外之，界限似乎太严。相比之下，史伟先生探讨南宋末年情形，分为科举士人与非科举士人两大阶层，思路似更合宜（史伟：《宋元之际士人阶层分化与诗学思想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62页，“南宋末期士人阶层分化图”）。这是“士人基于谋生方式、手段上的不同而产生的阶层分化”（同上，23页）。准备赴考者别无谋生方式，也划在科举士人范围内。另谋生计者，则必然在思维与知识上重作准备。内山先生的分法，专注于研究对象的客观境遇；史伟先生则兼顾客观境遇与主观选择，视野更加立体。
说到理想范型本身，则是一抽象建构，撷取点滴现实特征，组成自身一致的系统，或用以赛亚·伯林的话说，“一个多多少少连贯密合条理明备的体系”。它有助于研讨与表达，但使用者要时刻注意分辨其与现实之离合，以防削足适履。内山先生构建的诗人范型，在运用得当时，确能推进对现象的认识。譬如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有句：“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小川环树视为他萌生诗人自觉的瞬间。内山先生则指出：“陆游在剑门的发问自然是在他作为士大夫，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时生发的”，无碍于他“一生成为士大夫”的姿态（172、173页），解读更透入一层。无独有偶，钱锺书先生论这联句意，归纳两方面前代传统：一是李白、杜甫、黄庭坚居蜀而获诗艺滋养，二是李白、杜甫、贾岛、郑綮等诗家以骑驴见称，由此推阐：“于是入蜀道中、驴子背上的陆游就得自问一下，究竟是不是诗人的材料”（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178页），着眼点也在诗人身份之自觉。后来赵齐平先生更献一解，结合陆游当时由南郑前线调任成都的背景，指出这两句诗“明明是以自我嘲弄的方式表现对内调的极大不满，悲愤痛切”（赵齐平：《宋诗臆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29页），着眼点则在政治层面，与内山先生所见略同。本书取“官—学—文”三角结构考察士大夫诗人，政治、社会关怀是其一角，自然备受重视。陆游诗“好谈匡救之略”（钱锺书：《谈艺录》，三联书店，2007年，334页），这方面表现之突出，世所公认，又自然成为南宋士大夫诗人的典型。“此身合是诗人未”之问，若仅目为诗人的身份自觉，显然无法与上述形象切合；而一旦释为政治感慨，便即通体浃洽。这是内山先生别出新解的深层缘由。
钱锺书：《宋诗选注》
钱锺书：《谈艺录》
然而另一方面，本书所提炼的理想范型，与历史现象又不无凿枘。譬如在著者看来，非士大夫诗人之作“脱离社会、非学究式”，舍弃了“官”与“文”两端。事实上，不合之例随在多有，江湖派诗人戴复古便可为证。他以布衣之身，偏多“闵时忧国之作”（马金：《书石屏诗集后》）。《论诗十绝》其五云：“陶写性情为我事，留连光景等儿嬉。锦囊言语虽奇绝，不是人间有用诗。”吟咏期于“有用”，心香一瓣，常在“飘零忧国杜陵老，感寓伤时陈子昂”处（《论诗十绝》其六）。政治、社会关怀，较之士大夫诗人不稍逊色，便非内山范型所可涵盖。本书论析具体现象，也偶显此弊。譬如第五篇论南宋淮河诗，引释文珦《寄淮头家兄》，中有“故园松菊在，何必恋微官”之句。内山先生写道：“文珦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僧侣身份，担心远赴淮上的兄弟而劝他辞官归乡。若换成士大夫诗人，即便在相同的处境下，恐怕也不能写这样的诗。”（121页）非士大夫诗人的不问时事，与士大夫适成对比。然耶否耶？同篇前文引许及之使金返途作《临淮望龟山塔》：“几共浮图管送迎，今朝喜见不胜情。如何抖得红尘去，且挽清淮濯我缨。”后半用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孟子·离娄上》，又见《楚辞·渔父》）之典，流露弃官归隐意向。此为士大夫之诗，而宗旨与释文珦如出一辙。内山先生解作“因望见龟山塔……而感知淮河已近，顿时消除了紧张”（106页），反而未达一间。又如第六、七、八篇，梳理唐宋两代诗人别集演变轨迹，描述为一个自觉意识日益滋长、与民间刻书业联系日益紧密的发展过程。在北宋初期，举王禹偁自编《小畜集》、杨亿“一官一集”两例，认为：“从王禹偁对集子命名时体现出的讲究（引按：“小畜”为《周易》卦名），以及杨亿一生都不断自编自撰集等行为来看，他们的主体意识比唐代诗人明显更进一步。”（145页）但是一官一集，并非杨亿首创，南朝王筠已有之。《梁书》卷三三本传载：“（王）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为一集，自洗马、中书、中庶子、吏部佐、临海、太府各十卷”（“吏部佐”，胡旭《先唐别集叙录》疑为“吏部、左佐”之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561页），这一例早于唐代。杨亿之举，是否可理解成对唐人的踵事增华，恐亦难言。
归根结底，理想范型只是事物一部分特征的提取与放大，即便运用自若，也仅能照映出事物的某些面相。其他面相，依然暗昧不明。若欲接近“主伴交辉，理事齐现”（法藏：《华严金师子章·勒十玄第七》）之境，惟有对同一事物，多构造几种理想范型，从不同方面反复切入，交互映射。内山先生的宋代诗人范型，已然发挥了它的解释力。另辟角度，建立新范型，则是后来者的任务。
末了，有两个小问题。本书第六篇（初发表于2015年）纵论唐人别集，以万曼《唐集叙录》（中华书局，1980年）为据（130页）。此书早出，著录唐集一百零八种；其后赵荣蔚先生又有《唐五代别集叙录》（中国言实出版社，2009年）之作，著录唐五代集二百五十七种，去除少许五代别集，唐集仍多出一倍有余。倘据赵《录》立说，论点或能更趋精细。第八篇（初发表于2016年）称宋代别集在作者生前梓行，当推元丰二年（1079）前后问世的苏轼《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为首例（180页）。内山先生早持此说（《苏轼文学与传播媒介——试论同时代文学与印刷媒体的关系》，收入《传媒与真相》，281页），可是他本人后续研究，已加修正。第六篇所举庆历六年（1046）刻印的李觏《退居外集》（146页），即远在苏《集》之前，而此篇犹袭旧说。殆因本书由论文编成，各篇观点偶未统一。附笔及之，谨供参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