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名叫兹甫,是宋桓公的嫡长子。公元前651年,宋桓公病重。按照当时的嫡长子继承制,宋桓公要立兹甫为太子,准备继位。但是,兹甫向父亲恳求,要把太子之位让贤给庶长兄目夷。目夷年纪比兹甫大,但却是宋桓公和妾室生的儿子。春秋时期,中国封邦建国,政治和社会是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在宗法制下,嫡庶有别,嫡长子继承一切。所以,宋桓公没有同意,大哥目夷也不敢继位,逃到外国去躲避弟弟兹甫的让贤。不久,宋桓公去世,兹甫继位,是为宋襄公。兹甫让贤失败,博得了谦谦君子的名声。但是,大家在心里估计都在嘀咕,宋襄公就是一个“傻帽儿”,连国君的宝座都要推让一番。
宋襄公更“傻”的事情还在后面。春秋五霸中最先称霸的齐桓公死后,天下霸主之位空缺,宋襄公就想效仿齐桓公,会合诸侯,争夺霸主地位。他觉得自己争夺霸主的理由很充分:首先,宋国是一个公国,宋襄公是公爵,是爵位最高的诸侯之一;其次,宋国延续的是商朝的血脉,宋襄公是商王后裔,血统高贵。在周朝的封邦建国体系中,宋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诸侯国。所以,宋襄公觉得自己既有资格,也有道义和责任,在齐桓公之后把天下霸主的旗帜给树立起来。
我们来看看宋襄公是怎么做的。当时,宋国称霸最大的阻力是南方的楚国。楚国势力膨胀,从汉江流域向中原地区渗透。楚国奉行的是赤裸裸的强权逻辑,依靠强大的军队侵略和威胁其他诸侯国。中原地区的不少小国都依附于楚国。宋襄公觉得楚国的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怎么能恃强凌弱呢?为了解决楚国的威胁,为了恢复中原的和平,宋襄公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召开国际会议,和平协商。于是,宋国向各国发出号召,建议各国在盂地召开诸侯大会,讨论恢复和平与国际秩序的问题。
宋襄公的大哥目夷劝谏他说:“我们宋国从实力上来讲,是一个小国。以小国之力召集诸侯,是不会有好结果的。”目夷认为,国际交往是建立在国家实力基础上的,一个小国在国际舞台上是办不成大事的。但是宋襄公认为,国际交往是建立在道德与正义的基础上的,只要有理有据,即便是小国也可以纵横天下。目夷见弟弟执意要做,提醒他说楚国人不讲信义,劝宋襄公带上军队去参会,以防有变。宋襄公反感地说:“这是一场和平的大会,况且是我倡导的,怎么能带头不守信用呢?”于是,宋襄公不带军队,充满期待地开会去了。
到了开会的那一天,诸侯们都来了。还没有进入讨论和平秩序的内容,宋襄公和楚成王就因为争当会议的盟主发生了争执。宋襄公说:“宋国爵位最高,理应由我来主持。”楚成王说:“论爵位,我是王,比你的公爵要高。”宋襄公愤怒了,他说,周朝建立时,仅仅册封楚国为子爵,楚国国君称“楚子”,所谓的“楚成王”是自封的。天下只有周天子才是王,擅自称王本身就是大逆不道!楚成王才不管什么制度、什么礼法。如果遵守礼法,按照制度行事,楚国只是江汉地区的一个小国,怎么可能和宋国争高下?楚国奉行实力原则,相信实力决定地位。正是通过恃强凌弱,楚国才能陆续吞并了周边的数十个小国,扩张到江淮和中原一带。楚成王根本不相信开会能解决纠纷。楚国人把国际会议当作另外一个斗争的舞台,早就暗地调兵埋伏在会场周围。如今,楚成王突然召出伏兵,抓住了宋襄公,带回楚国囚禁起来。所谓的国际会议,立刻不欢而散。宋襄公被楚军关押了一阵子,受到羞辱。其他诸侯觉得这样实在有违礼法,最终在鲁僖公的调停下,楚国释放了宋襄公。
经过了这次风波,宋襄公应该吸取教训了吧?外交和政治斗争是不管什么制度、道德和礼法的,一切由实力说了算。但是,宋襄公固执己见,坚持道义才是政治的根本。他决定大兴“仁义之师”,讨伐大逆不道的楚国。当时,依附楚国的郑国国君郑文公向楚国行朝礼。诸侯只有在朝见天子的时候才行朝礼。郑文公严重违规乱纪,践踏礼法,宋襄公完全看不下去,决定先教训郑文公。宋襄公要攻打郑国。大哥目夷再次劝阻他,宋襄公不听,亲自领兵进攻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救。楚国派兵反攻宋国,双方的军队在泓水相遇。泓水之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战斗打响之前,宋国的司马子鱼想劝宋襄公退兵。子鱼说:“我们宋军的兵甲不如楚军坚利,战士不如楚军强壮,我们依靠什么战胜楚军?”子鱼建议暂且退兵,将来再说。宋襄公却信心满满地说:“楚兵甲有余,仁义不足。我虽兵甲不足,但仁义有余。仁义道德,在我们这一边。如果以有道之君,避无道之臣,我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宋襄公坚持不退兵。他坚信“道义必胜”,胜利一定是属于宋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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