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昌：何以挟天子令诸侯？（天子令口袋版）

让我们一起走进许昌的历史深处。（视觉中国/图）

你厌恶《三国演义》里的曹操么？如果是的话，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概多数人的答案指向了他*尽好人吕伯奢一家的那个夜晚，而我是从这位安徽老乡使出“挟天子以令诸侯”手段后，体会到什么叫“奸诈”。

随着年岁渐长，阅读渐广，我才知道书中许多生动情节来自于作者的加工甚至虚构。说起来，挟辅汉天子，用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也不是曹操的首创，董卓早就这么干了。在群雄争霸的格局下，靠近少年天子是必要的策略，毕竟当时有皇帝的政府才是合法政府。

据《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幽州刘虞、淮南袁术都有过奉迎献帝的举动，只不过雷声大雨点小没起到效果。袁绍的谋士沮授也曾劝说他西迎献帝，以河北的邺城为都，但计策没有被袁绍采纳。等到发觉曹操的这一招很有效，袁绍后悔了，在袁曹隔着黄河南北对峙的形势下，袁绍提出把献帝迁到今天山东境内的鄄城，那里距离他的地盘比较近。时过境迁，当然被曹操拒绝。

那么，曹操为什么能够先下手呢？

为什么是“许”？

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建安元年（196年）夏天的洛阳。

从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25年）定都洛阳并改名雒阳开始，这座带有“天下之中”光环的城市作为东汉王朝都城繁盛了一百多年。但在初平二年（190年），董卓因关东诸侯军队士气旺盛，对洛阳形成威胁，逼迫年幼的汉献帝迁都长安，以靠近他河西的大本营。迁都之际，董卓不仅大开*戒，更下令将洛阳城付之一炬，一代名都遭到摧毁性破坏。

初平三年（192年）四月董卓被*，关中随即陷入混乱，献帝一直谋划逃回旧都，然而颠沛流离，直到建安元年七月初一才得以东归洛阳，但城里破得已经没法住了。一开始献帝只能住在城西故中常侍赵忠的宅子，同时派人简单修了修宫里的一些建筑，到了八月八日才搬进宫，局促可想而知。更大的问题是跟着皇帝回来的还有后宫和扈从，加上聚集在都城的官员和军队，人多粮少的矛盾立刻显现出来。

洛阳盆地是由伊河、洛河下游冲积而成的平原区，土地算是肥沃，但面积不过一千平方公里，作为帝国首都来说，京畿空间太有限了，再往外是高山大河，生活物资多要依赖外地输入。然而当时州郡各拥强兵，交通不畅，地方给朝廷的贡奉运不过来，回到洛阳后的百官连饭都没得吃了，治安更是一塌糊涂，甚至发生官员被士兵所*的恶性事件。东汉中央政府时隔六七年总算回到旧都，按理说人心思定，都不想再折腾，但从上述悲苦的形势看，迁都作为非常之举，具有合理性。

护送献帝东归的几位将领这时开始争权，有人开始考虑外援，目光瞄向东南方向。很快，兖州牧曹操受留驻京中的卫将军董承之邀，领兵入朝。

繁城镇附近的颍河（耿朔/图）

曹操这时人在哪里呢？上一年冬天曹操平定兖州，当上兖州牧，势力扩展到今天豫东的开封、淮阳一线，到了建安元年二月，曹操又击破活动在汝南郡的黄巾军，拿下许县，势力进入豫州，扩展到颍水上游，与洛阳盆地只隔了一座嵩山，成为地盘最靠近帝都的军阀之一。

董承的计划是引曹操为奥援，对抗居功自傲的韩暹，而曹操打的算盘是劝皇帝迁许，以便处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事情进展没有那么快，入洛后的曹操虽然很快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看似掌夺大权，但对于行迁都这样的非常之计仍然没有把握，毕竟他的实力在诸强中并不突出。议郎董昭建议曹操紧扣要吃饭这一点，劝后者对献帝说“京都无粮，欲车驾暂幸鲁阳，鲁阳近许，转运稍易，可无县乏之忧。”

鲁阳即南阳郡鲁阳县，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位于洛阳盆地的正南方，许昌在其东北方向，相距上百公里。曹操依计而行，果然说动献帝，车驾于八月二十七日离开洛阳。“幸鲁阳”只是故作姿态，虚晃一枪，实际路线是出洛阳盆地东南的轘辕关，穿越嵩山，一路往东南走，进入颍水流域，直接到许昌。等驻扎在梁国的杨奉等人有所察觉，想要在途中拦截，已为时已晚。到了十月间，曹操的部队主动北上出击，杨奉逃奔袁术，曹操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从此牢牢控制了献帝。

皇帝来了，许县也名正言顺改称“许都”。从这时起一直到公元220年曹丕称帝的二十五年间，许都就成为东汉末期的首都，这四分之一个世纪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建安时代”。

通过上述对史事的梳理，曹操的“挟天子”之举似乎进行得十分顺利，但人群的迁移可不是纸上的推演，需要一系列保障条件，也要应对各种新情况。当时的许不过是颍川郡下的一个县，突然连升几级变成都城，这在中国历史上不敢说绝无仅有，但确实罕见，如何能在短时间内使其承担起都城的角色？建安二年的曹操，手上真有足够的粮吗？生活在许都的二十多年里，从青年长成中年的献帝只是一位没有任何权力的傀儡吗？汉魏鼎革以后的许，还是重要的地方吗？

如此，就需要将人物和事件置于具体的地理空间中加以考察。重返历史现场，也许可以找到更多的答案。

“许”有什么？

2019年的冬天，我到访许昌，从京广高铁许昌东站出来，当地朋友接上我，开车一路向东，走十几公里进入许昌市东郊的张潘镇，前往我要考察的第一站：汉魏许都故城遗址。听名字就知道，这就是当年汉献帝居住的地方。

我们把车开进仿古的“汉魏许都故城遗址”大门后，基本看不到什么古迹，路两侧都是农田。公元5世纪二十年代，刘宋和北魏在此交战，许昌城被魏军摧毁，渐成废墟，历史都深埋地下了。后来再建的许昌城不在原址，而是移到偏西即现在许昌市区位置。

眼前广袤的麦地引起我的兴趣，绿毯般的冬小麦为寂寥天地增添一层亮色，大概也在一千八百多年前给突然涌入这里的人们一个清楚的信号：此地乃是沃野！

今天我们打开卫星地图，很容易观察到许昌位于伏牛山脉以东的平地上，放大一点看，地处黄淮平原的西部，是由流经这片土地的众多大小河流冲刷出的平原区，这些河流的主干是淮河中游左岸的最大支流颍河。

（梁淑怡/图）

都许之后，曹操很快接受部下建议，在许都附近实行屯田，即政府直接组织经营的一种农业集体耕作制度，保证税粮征收和军队给养，这就是《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里说的“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说明实际上曹家也没有多少余粮，必须马上着手种田。

曹操的做法是大治诸陂于颍河两岸，穿渠三百里，灌田二万顷，并且开挖了一系列人工运河。今天临颍县境内的颍河主河道历史上是古颍水之灌沟，也就是灌溉渠，而老颍河却变成了今天的泄洪道。这一变化也能反映出颍河上游有着悠久的人工干预历史。

除了合适的水土条件，种田还需要充足的劳力和农资。这从哪儿来呢？多年以后，曹操在悼念首倡屯田的枣祗时说“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这里所谓的“破黄巾”，指的是曹操击败、收编汝颍地区的黄巾军。他们从初平元年（190年）起便扎根在此，先后和几路军阀有过合作，所以不是到处打打**的流兵，而是有着稳定的根据地，本身一定程度上从事生产，这和三年前曹操收编的“青州兵”情况类似，除了上战场的士兵外，还有大量需要安置的家眷，他们本来就是农民，正好能被组织起来，这样解决了劳力问题，曹操的军队主要起到管理和安全保障作用。而得到的“资业”，应该就是农具、耕牛和种子。许下屯田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当年就“得谷百万斛”，保证了汉廷和曹军的粮食供给。

许昌博物馆展出的汉魏许都故城出土的文物——地砖。（耿朔/图）

再来说说人事。曹操集团中最能打的一群人，是老家谯县、沛县一带跟着他出来的豪强，包括曹氏和夏侯氏族人中的一批名将，而文臣谋士则属颍川籍的政治人才最为惹眼。许县正是属于颍川郡，与其南相邻的汝南郡，同为东汉洛阳以外首屈一指的大郡，宗族势力强大，奇人异士辈出，他们互为婚姻，好为朋党，热衷政治，成为其时多方争取的人才群体，这便是古籍里提到的“汝颍多奇士”。

在进入豫州之前，曹操就与颍川名士群体有接触，长期为他“居中持重”的荀彧便是颍川郡颍阴县人。由于文献阙如，我们不知道荀彧是否提供了某种基于乡土的支援，但戏志才、郭嘉、荀攸、钟繇、陈群、荀悦、杜袭、辛毗、赵俨等一大批颍川名士，确实多由荀彧向曹操推荐，有些就是荀彧的族人，而且他们大多正是在迁许之后陆续进入曹操幕府的，不能不说颍川故土具有一定的号召力。

所以说，迁许以后，曹操在许昌是比较快地站住了脚跟，反过来说，之所以下定决心都许，也应是考虑到本地力量可以争取。

立足许都以后，曹操当然明白雄踞河北的袁绍将是日后最强大的对手，但当时双方还没有撕破脸。两三年间，曹操把精力主要用于对付东边和南边的对手，尽力扩大地盘，先后进击淮南袁术、南阳张绣，徐州吕布等，甚至一度也想打荆州刘表，之后才北上与袁绍决战，许的位置距离这些地区都不远，而且居于颍河上流，顺流之下便可进入淮河，威胁寿春、合肥等江淮之间的重镇。另外，许都所处的颍河和亳县所处的涡河同处淮河中游，相互往来相当便捷，也便于曹操与老家的联系。因此，许都在当时确实很适合做曹操政治中心和军队大本营。

许昌博物馆展出的汉魏许都故城出土的文物——千秋万世瓦当。（耿朔/图）

如此看来，从许县以及颍川郡的范围来说，迁许不算太冒险，但置于稍大的地理空间，就会发现当时存在若干不稳定因素。从许都沿颍河南下，几十公里就进入汝南郡，虽然汝颍奇士并称，对待曹操集团的态度却大不相同。论数汝南大族，袁氏毫无疑问在排行榜上独占鳌头，我们马上就能想到袁绍和袁术，他们正是汝南袁氏在汉末的代表人物，虽然二人很早就离开汝南，但袁氏门生故吏遍布汝南诸县，他们虽然未必都与袁绍有直接关系，但都站到了曹操的对立面。曹操这条强龙花了一番功夫才压住地头蛇，即便如此，三年后官渡之战爆发，袁绍还派出刘备率军绕道南下，与突然发动叛乱的汝南黄巾刘辟部合兵进攻许都，这让在官渡前线的曹操着实担心了一把，派出曹仁率军平定。

随着曹操势力独大，许都再未受到过实质性的外来威胁。但是，在许都内部，反曹力量一直存在，一旦外部形势发生变化，望风而动的人便不在少数，打着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匡扶汉室”的旗号，向专权的曹操一方发起突然袭击。影响最大的是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正月，少府耿纪与太医令吉本、司直韦晃等趁夜攻打曹操留在许都的代表——丞相长史王必，虽然终被镇压，但局势一度十分紧张。

史书说“自都许之后，权归曹氏，天子总己，百官备员而已。”但我们不禁要问：献帝真的只是个政治木偶吗？

汉献帝的权力

汉魏许都故城遗址内唯一称得上景点的是“毓秀台”，这是故城范围内地表仅有的明确遗存。这个人工夯筑的土台十分高大，说明牌上文字介绍说高达15米，台基占地约500平方米，放在一千八百年前当是个大工程。

“毓秀台”这个名字很文雅，但出现得较晚，目前通行的说法这是献帝都许期间登高祭天的场所。我问过河南省文物考古部门的同行，他们说这里还没做过正式的考古工作，所以祭天说还只是一种推测。

汉魏许都故城遗址内的“毓秀台”，这是故城范围内地表仅有的明确遗存，推测是汉献帝都许期间登高祭天的场所。（耿朔/图）

在后人普遍的印象里，刘协是个傀儡，当他在魏明帝青龙二年（234年）去世后，曹魏王朝送上谥号“献”和陵号“禅”，为其涂抹上带有宿命论的浓厚油彩。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刘协有着三十一年的皇帝生涯，放眼东汉一代，在位时间之长仅次于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的三十三年，很难用盖棺定论的方式淡写一生，至少要将他的漫长人生划分为不同阶段。

毓秀台上当然没有汉魏建筑，但不是空荡荡的，相反是一个完整的院落建筑，我沿着台阶路而上，穿过楼门登顶，看到一组品字形建筑，这是个小庙，正殿上面写着“天爷庙”三个字，里面供奉的主尊为帝王装束。我不认识是哪位尊神，问了边上看庙的老太太，告诉我就叫“老天爷”，在地方上很有名，庙会的时候连东边鄢陵、扶沟两县也有信众会来烧香。汉魏高台从天子祭天的地方如何成为老百姓向老天祈福的场所，这背后折射出“天”的含义的转化，也是个饶有趣味的话题。

毓秀台上的天爷庙（耿朔/图）

根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徐冲老师最近的研究，献帝的权力被记述下来的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在和合宇宙秩序方面发挥的神圣作用，二是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前者如每年立春日颁行宽缓诏书，立冬日率领公卿大臣以“八佾”之舞迎气于北郊，后者像对于内朝官制的改革，都是献帝朝廷的主动行为。这两个层面的成就，正好可以交错投影在有关毓秀台登高祭天的“遐想”中。本地父老的口耳相传，也许保留了某种历史记忆。

许都时代，像祭天这样属于天子的一些权力，曹操权势再大，地位再高，也不能夺取。礼仪性活动并非虚饰，而是宣告天命仍在汉家，号召力在当时不可谓不强。

我们看到，曹丕后来不是拿着刀子去夺权，也是用仪式。代汉建魏是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按照《三国志》的记载，禅让一幕定格在延康元年（220年）十月庚午，也就是那个月的二十九日（《资治通鉴》等文献记为“辛未”，即三十日）。禅让仪式举行的地点在哪里呢？大家翻开《三国志·魏书·文帝纪》的话，就能读到“乃为坛于繁阳”、“王升坛即阼，百官陪位。事讫，降坛，视燎成礼而反”的记载。这里说的筑坛之地“繁阳”即汉代所立的繁阳亭，属颍川郡颍阴县。繁阳亭作为汉魏鼎革的见证地，在魏朝建立后被曹丕升格为繁昌县，其意一望即知，曹魏帝业“繁荣昌盛”。

繁阳今何在？就在许都故城西南直线20公里处的漯河市临颍县繁城镇，是个很大的集镇。我们前去寻找前文提到举行禅让仪式的受禅台。这个土台隐藏在繁城镇南边的省道西侧树林里，从公路上就可以看到，虽然也是国保单位，但实际状态是个野外古迹。我们穿过树林到达台子的北边，可以看到很大的豁口，是被后代取土所毁。台子顶部很平坦，满生杂草，可以大致看出现存台基边缘呈弧形的，当初应该是一个圆形土台。

受禅台现高9.3米，面积约2500平方米，据称台上原有建筑，即便这些殿宇楼阁荡然无存，也不影响我们对当年筑造受禅台工程浩大的感受。

受禅台（耿朔/图）

裴松之在为《三国志》汉魏禅代事件作注时，集中引用《献帝传》所载的“禅代众事”，也就是前后相续的一批文书，可谓内容繁缛，几有万言：汉帝提出让位给魏王，魏王辞让，魏国群臣劝进，魏王驳回，汉帝再下诏，魏王再辞让，魏国群臣劝进…… 翻来覆去，你来我往，眼花缭乱，应当是曹魏王朝保存下来的官方档案。虽然谁都知道曹丕是这场大戏的导演和主角，但套路化的情节一段也不可少，“三让”完成，皇权的转移才具有合法性。

记录建国大业的档案不仅书于典册，也刻于石板。在受禅台以北五六百米繁城镇上一条巷子里，藏着两块汉魏古碑，一东一西并列竖立在仿古建筑内，统称受禅碑。阳光倾泻殿堂，爬上斑驳碑身，我与它们迎面相遇，便是与一千八百年前的那场典礼再次相遇。

两方石碑都有三米多高，形制相同，圭形碑首，圆孔碑穿，这种造型相当古朴，魏晋以后已难觅踪迹。石碑整体保存较好，碑身沾染浓厚墨迹，如今为了防止私拓，它们被安装了贴身的围栏，就像住宅装的防盗窗，处境有些窘迫。

上尊号碑与受禅表碑（耿朔/图）

曹丕代汉以后，虽然魏的首都又回到了洛阳，但许依然是曹魏五都之一。在魏朝建立的第二年，也就是黄初二年（221年），曹丕以“汉亡于许，魏昌于许”之意，又一次把许改了名，改称为许昌，这就是今天许昌地名的最初来源。文帝、明帝都数次巡幸许昌宫，明帝太和六年（232年）在许昌宫内建造景福殿、承光殿等建筑，可见对此地还是很重视。同时，许昌还是魏国疆域南部的一个重镇，曹魏政权每次对东南用兵，基本都是以许昌作为大本营。

正始十年（249年）正月，高平陵之变，大司农桓范奔出洛阳，见到曹爽兄弟后，劝他们护送少帝去许昌。桓范之所以建议赴许，有几重考虑，一是高平陵地处洛阳南郊，往东南走可以避开司马氏的兵锋，两天两夜也就到许昌了；二是如《元和郡县志》所载“魏迁都洛阳，宫室、武库犹在许昌。”许都也是都城，有宫殿可以安置皇帝，有兵器铠甲可以武装；三是许下屯田日久，桓范本人又将大司农印绶带出，想必也不会缺粮。如此看来，假使曹爽像半个多世纪前曹操那样果断迁许，来个“辅天子以令诸侯”，在许都以天子名义下诏要求四方兵马前来勤王，以对抗司马懿，鹿死谁手恐怕真不好说。

错位的纪念

受禅碑所处的仿古建筑，历史上亦有所本。据考证，此地原本是魏文帝庙，两碑最初立在大殿前甬道两侧。但当地文保人员告诉我们，这里是“献帝庙”旧址。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改变发生在明代。著名学者、藏书家邵宝于成化二十年（1480年）中进士，授许州知州，任上尤其重视风俗教化。在邵宝看来，曹丕是乱臣贼子，败坏纲常，故而将祠庙的主人换成汉献帝，将历史倒装。我在院子一个角落里看到一块带有云龙纹雕饰的小型石碑，中间刻有“汉愍皇帝之神位”字样。“汉愍帝”便是刘协，汉魏禅代后，有一种传言刘协被*，远在成都刘备为其发丧，并送上“愍”的谥号，按照谥法“在国遭忧曰愍；在国逢难曰愍；祸乱方作曰愍；使民悲伤曰愍”，一点也不比“献”好。刘协在自己去世前十四年就得到谥号，恐怕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想必对这位以汉室宗亲身份自立的新皇帝不会有什么好感。改庙之事被《明史·邵宝传》所载，“改魏文帝庙以祠汉愍帝，不称献而称愍，从昭烈所谥也。”邵宝奉宋以来的蜀汉正统观，却不够尊重历史事实。

明代所刻“汉愍皇帝之神位” （耿朔/图）

在许昌，规模最大、游人最多的三国古迹，是两处纪念关羽的古建筑群，都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处是位于许昌城内，与文庙相连的春秋楼，据说是关宅所在，当年关羽曾在这里夜读《春秋》，尽心奉养甘、糜二位嫂嫂。我在雨天里拜访此地，气派的大门上高悬“关宅”匾额，走进去，楼台递进，依次抬升，如朝宫阙，坐落于最高处的是前些年修建的关圣殿；另一处是城西的关帝庙，那里有一座灞陵桥，原名八里桥，据明嘉靖《许州志》记载“八里桥在城西八里，相传为曹操饯关羽处”，被认为是关羽挑袍故事的发生地。

殿宇宏丽，神相庄严，香火旺盛，这是我参观两处关庙的直观感受，对于关老爷的崇拜在许昌深入人心。然而略作探究，我却感觉到春秋楼、灞陵桥与关羽的关系均颇可疑。根据庙内存世碑刻记载，春秋楼和灞陵桥关帝庙分别创建于元至元年间（1264—1294年）和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显然都是后世的纪念性建筑，已去三国远矣。

如前所述，汉魏许都故城并不是在今天的许昌市区，而更靠东，春秋楼的位置便处于许都的西郊，曹操为了控制关羽，断无让其居于城外的道理。而灞陵桥的位置更加可疑，关羽闻听刘备在河北袁绍处，决意投奔旧主，《三国演义》说“关公上赤兔马，手提青龙刀，率领旧日跟随人役，护送车仗，径出北门。”从许昌往河北，一路向北是正确路线，而灞陵桥却在许昌正西二十多公里，关羽一行怎么也走不到这里来。而《三国演义》接下来描述的路线也很有问题，罗贯中为关羽设计的“千里走单骑”，却先向西北走到了洛阳，然后才调转方向往东，可以说大方向都错了，不经意间让武圣人当了一回路痴，不合常理。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又翻开《三国志》和《资治通鉴》阅读有关章节，意外发现正史里在记述建安五年（200年）董承等谋泄伏诛，曹操东击刘备，获其妻子并擒关羽后，并没有明确提到把他们带到许都。实际上，曹操在建安四年（199年）十二月率军屯于官渡准备迎击袁绍，转年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却亲征刘备，在当时出人意料。关羽投降后，曹操又击破昌豨，按照《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所载，此后“公还官渡，绍卒不出。”也就是说在快速扫平徐州后，曹操立刻返回官渡前线。二月，袁绍大将颜良等人围攻白马，袁曹大战就此拉开序幕，四月，曹操亲自率军北上解白马之围，关羽在此战中阵斩颜良，解白马之围。此后不久，曹军又斩*前来救援的文丑，此役袁绍同时派出刘备，也就在这时，“关羽亡归刘备”。

如此稍加梳理史实便知，曹操从正月回到官渡到四月战于白马，一直都在前线指挥，绝无分身返回许都的可能。而关羽被曹操擒拿后，“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显然也是随军行动，故而立下军功，才能在两军对垒之际，“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因此，关羽在建安五年有没有来过许昌呢？答案是倾向否定的。罗贯中在《演义》中精彩而矛盾的情节设置，大概就是成为许昌关圣信仰的源头之水，但不是真实的历史。